家庭复原力问卷的编制
卜 彤 刘惠军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天津 300070)
摘 要 编制适用于中国家庭的家庭复原力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首先基于开放式调查和理论框架，编制家庭复原力的预试问卷。选取418名成年被试进行问卷测试，结果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403名成年被试完成该问卷和五项效标的测查，结果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四周后，选取6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重测以检验重测信度。获得的家庭复原力问卷包括20个条目，分为坚毅性、和睦性、开放性、支持性四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4因素模型，拟合度较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评估工具。
关键词 家庭复原力; 信度; 效度; 心理问卷
1 问题提出
在心理学领域，复原力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源时表现出的良好适应过程，即从困难的经历中恢复的能力(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10)。这是在个体层面的复原力定义，可以称为个体复原力(individual resilience)。家庭复原力(family resilience)是从个体复原力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在开展个体复原力研究之初，家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背景因素。然而，当研究深入到个体复原力在逆境中的作用机制时，研究者发现，应对逆境的过程并不是个体发挥其优势单打独斗的过程，而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适应过程，由此家庭复原力获得研究者关注(Henry, Morris, & Harrist,2015)。
对家庭复原力有三种解释，首先McCubbin等人(1996)认为它是一种家庭特质，这种特质能够帮助家庭抵抗变故带来的破坏，适应危机环境，甚至是从逆境和危机中成长。Hawley和DeHann(1996)认为家庭复原力是一种方法路径，使人能够适应当下和即将出现的情境，成功应对压力。他们认为复原力好的家庭面对压力情境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积极的应对。Patterson(2002)将家庭复原力定义为适应性过程，在面对困境时，家庭能利用这种过程来适应、恢复功能。
（1）2016年4月机组停机定修期间，将水冷塔液位调节阀6前后管道和水冷塔底部出水管道更换为DN100管径管道，管道最大水流量约为以前的1.5倍，预冷系统管路改造图如图2所示。
对家庭复原力的不同理解构建出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形成了不同的评估工具。目前家庭复原力评估量表有三：(1)Sixbey(2005)编制的家庭复原力评估量表(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 FRAS)，包含6个维度，即家庭交流与问题解决、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保持积极态度、家庭的连结性、家庭信仰、赋予逆境意义的能力，共计54个条目。樊颖维等(2017)在癌症患者家庭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 (2) McCubbin等人 (1996)编制的家庭再生和适应指数量表，包括7个分量表，分别是家庭压力源量表、家庭压力指数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亲属和朋友支持量表、家庭坚韧性指数、家庭悲痛量表、家庭应对一致感量表。刘洋等(2014)对其中的家庭坚韧性指数(Family Hardiness Index, FHI)进行修订，并在脑瘫患儿父母的调查中获得较好的信效度。(3)Orthner等(2004)提出了用于测量家庭复原力的五项“家庭能力指标”(Family Strength Index, FSI)包括：经济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的能力和意愿、家庭凝聚力及社会支持，以及一项免受风险维度。综合来看这三个量表包含的维度有很大差别，不同研究者对家庭复原力有不同的理解，通过量表给出的操作定义也难以达成一致。为此，本研究着力于澄清家庭复原力概念，开发更有效、更契合我国文化的评估工具。
我们认同McCubbin的观点，将家庭复原力看作是家庭的一种特质，它体现在家庭信念、互动方式、情感交流和问题解决过程中。无数个生活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家庭面临危机和挑战时，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的首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乐观心态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这种积极的信念构成了家庭复原力的基石; 其次，家庭的力量来自团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所以家庭复原力应该包含家庭的和谐性或凝聚力，然而和谐性和凝聚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往往是经过家庭成员之间日常的沟通、关怀和情感交流而产生；再次，家庭或家庭成员面对危机和挑战时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智状态，这种开放的心智模式既体现在对问题和困难的接纳包容态度上，也体现在对外部社会关系的开放状态上(如对外诉说或求助，而不是“不能告诉外人”)，这种开放的心智模式会将问题解决的空间大大扩展，机会和新的可能性也会在其间产生。最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行为(一起讨论、彼此出主意想办法、相互陪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复原力存在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家庭的这些积极品质应该是家庭复原力的核心要素，这些品质要素既融汇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通过压力或困难情境应对得以体现。基于以上思路，我们在问卷编制过程中，将压力(患病、遭遇困难)和日常两种情境下的家庭信念、互动方式、情感交流和问题解决过程结合在一起编制问卷题项，透过不同家庭在这些题项上表现出的品质特征来评估家庭复原力的水平。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养老、抚育后代、重症疾病治疗与康复、残障人养育和救助、家庭成员失业等等，每一种压力和困难情境，都需要整个家庭的通力协作、有力支撑。开展家庭复原力研究，探索促进家庭抵御压力和逆境的条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为止，仅见“昆北”有此类过腔。如去声字“受”的唱调（《荆钗记·男祭》【折桂令】“致受磨折”，755）。对于去声字，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两节型过腔理解，但“受”字在昆曲中通常又多作上声字。若按上声字解，该字的字腔是，其中音是昆曲运用借音造势依字行腔法，向前字“致”借来作为“受”的腔头乐音，由此构成的就是完全符合上声字高—低—高调值的字腔音势。其后的乐汇，即为“受”的过腔。其中是第一个主调性过腔，是第二个主调性过腔，是第三个主调性过腔。这个过腔是由同一种音乐材料组成的“主调+主调+主调”多节型过腔。
为提高算法的准确率,实验采用更改学习率的方式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由于初始的随机权重和最优值差距较大,实验初期由较大学习率开始训练,并在训练过程中不断下调学习率大小,使神经网络的权重更新更为精细。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题目编制
首先采用质性访谈方法针对如下问题征集影响家庭应对压力的因素，“在你家遇到重大困难时，是什么帮助你们渡过了难关？”。所征集到的答案涉及家庭信念、家庭互动方式、情感交流、问题解决过程、社会支持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上述五个方面编写问卷项目。为了保持与西方家庭复原力理论相通，我们以Walsh的理论为框架，参考家庭坚韧性指数(FHI)、家庭复原力评估量表(FRAS)、家庭复原力量表(戴艳, 2008)、家庭功能量表(FAD)，补充了部分题项。最后经过课题组讨论，获得77题的试测问卷。
问卷题目在不同年龄，不同学历被试中征询意见，同时进行开放性题目的问答“还有什么是可以帮助您的家庭渡过难关，而这里我们没有描述或者讨论到的呢？有哪些题目您认为存在混淆、重复，或者不知如何作答呢？”。根据反馈结果对原有问卷题目再一次进行修改、增添、合并、删除，最终获得80个条目，使用Likert 5级量表评分，1～5分分别对应“非常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非常符合”。
2.2 被试
为建立问卷结构，筛选问卷题目，对18岁以上成年被试进行问卷初测，共发放问卷473份，回收有效问卷418份，其中大学生116人，社区居民302人。为验证问卷结构效度及效标关联效度，复测问卷共发放468份，回收有效问卷403份，其中大学生126人，社区居民277人。为检验问卷的重测信度，对某高校学生62人进行问卷重测，时间间隔为一个月。问卷被试来自天津、青岛等城市，年龄跨度为18～79岁，问卷人口学统计信息详见表1。
政府应加大对库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加快对库区水域渡口、渡船、航道及相关安全设施的建设和更新改造，提升库区航运设施硬件条件。进一步提高船舶大型化、多样化和现代化水平。未来可以发展大型货船、旅游观光船、气垫船、水上飞机等多用途船舶，发展天然气、电动船，混合动力船等绿色燃料船舶，为航运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表1 被试人口学统计信息
2.3 研究工具
2.3.1 家庭坚韧性量表(Family Hardiness Index, FHI)
女性在月经前反复出现一系列精神、行为及体质等方面的症状，月经来潮后症状消失的一类病症，称为“经前综合征”，本病在精神、情绪障碍方面更为突出，平素容易紧张，这一部分女性在分娩后发生抑郁的可能性也较大。
该量表由McCubbin等(1996)编制，刘洋等(2014)对于其进行了修订。中文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包括责任、控制、挑战三个维度。家庭坚韧性指的是能在家庭发生危机时起到抵抗与调节作用的因子和力量，本研究中将其作为效标使用。
同时，计算船长综合了理论允许最大值与原《办法》限定的最大船长，在其区间内差额选值计算，得到对应的允许最大船宽，结果见表4。
2.3.2 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D-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问卷测试结束后进行有效问卷筛查，之后将结果录入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分析，旋转方法为正交旋转，最大方差法。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AMOS 22.0验证模型拟合程度。
2.3.3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体功能分量表(FAD-GF)
Epstein等(1985)编制，李荣风等(2013)对其进行了修订，本研究使用“总的功能”分量表，从总体上评定家庭功能，包含12个条目，信效度良好。家庭功能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其中包含应付和处理各种家庭突发事件的功能(李建明, 郭霞,2008)，与家庭复原力有相通之处，故本研究中也用作效标使用。
2.3.4 幸福感指数(Index of Well-Being)
2) 根结线虫的分离。选择烟草根结线虫病发病严重的连作烟地，取有大量根结的发病烤烟根系，用水轻轻冲洗干净，将病根剪成约5 cm小段，在1%的次氯酸钠溶液漂洗约4 min，挑取烟根上表面组织，利用200目与500目线虫筛冲洗并收集线虫卵放入直径8 cm的小培养皿内，加入少量无菌水，在25℃恒温箱中孵化3～4 d，收集2龄幼虫，并加入无菌水将其配制成浓度500头/mL的悬浮液备用。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我们将家庭复原力归纳为四个部分：
2.3.5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Radloff(1977)编制，适用评价抑郁心境状态。20 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各种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繁程度。章婕等(2010)验证了 CES-D中文版的信度与效度, 并建立全国不同年龄的常模。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高复原力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有更少的负性体验，表现为更高的幸福感和更低的抑郁，本研究中将幸福感指数及CES-D作为效标，探究家庭复原力问卷的效标效度。
2.4 问卷施测
问卷发放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发放方式。线上发放的被试可以选择扫描识别二维码，通过问卷星进行电子问卷的填写，完成后可获得现金红包。线下主要是在校园、社区、车站等场合进行现场填写纸质问卷。填写完成后，可获得礼品一份。线上共获得问卷314份，有效问卷270份。线下共获得问卷627份，有效问卷551份。
2.5 统计处理
由Connor和Davidson(2003)编制，用来评估个体的心理韧性。共25个项目，包含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感和精神信仰5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9，重测信度为0.87。张建新等(2007)对其进行了修订，获得坚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本研究中作为效标使用。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首先对初测数据进行项目分析，计算极端分组的决断值(CR) ，采用27%分组法，对问卷总分进行高低分组，对两组t 值不显著的题项删除，删除第4、7、11、22、37、47六道题目。对项目进行同质性检验，求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删除与总分相关系数低于0.4的题项，应删除第2、3、4、5等22个题项。删除共同性低于0.2(此时因素载荷小于0.45)的题项，共同性与因素负荷量越高表示项目间的同质性越高，一般认为共同性低于0.2，表示题项与共同因素关系不密切(吴明隆,2010)，应删除2、3、4等31个题项。综合项目分析的结果，最终保留问卷的4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初测数据(n =418)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的取样适当性进行检验，KMO值为0.92，Bartlett球度检验χ2值为16518.90,p <0.001，说明各题项之间存在共享因素，可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主成分、正交旋转法抽取因素。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素抽取的基本原则，辅之以总解释率确定因素数目。题目删除标准为:(1)共同度小于0.30; (2)最高载荷小于0.45; (3)同时在两个公因子上载荷超过0.45。经过数次探索，最终剩余20个题项，分布在4个显著因素上，此时KMO值为0.93，总解释率57.01%。各项目在相应因素的载荷处于0.45～0.80之间。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摘要
Campbell等(1976)编制，用于测查被试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共计9个项目(戴晓阳,2015)。
五是预先谋划，完善防御预案体系。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无缝覆盖”的要求，编制县、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划定危险区域，确定预警指标，明确预警形式和发布程序，落实人员转移方案。
因素一，坚毅性，包括6个项目，主要体现家庭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勇于面对、不屈不挠的态度和积极的效能感。
因素二，和睦性，包括6个项目，主要体现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彼此尊重关爱，注重情感交流。
因素三，开放性，包括4个项目，主要体现家庭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积极乐观，不断寻求学习与改变。
采用Cronbach’sα 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通过对全部821份数据进行分析，问卷的α系数分别为：问卷总体0.94，坚毅性0.81，和睦性0.87，开放性0.78，支持性0.81。通常认为α系数>0.7可以接受; α系数>0.8则信度良好(吴明隆,2010)，本问卷总体α系数为0.94，表示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播种一周左右后检查玉米幼苗情况，检查是否有土壤固化并影响幼苗的出苗。如果没有外部干扰因素，仍然没有出苗地点。当然，苗木应针对一定范围的秧苗。当玉米苗期生长至3叶期时，应进行疏伐和育苗。疏苗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壮苗，去除病害苗和弱苗，保持苗木均匀。为了保证玉米的高产，应根据玉米幼苗的生长来控制密度。当然，这种密度控制应以玉米品种和土壤肥力为基础。
在此过程中，技术要点如下：（1）对适应新能源的电网规划进行建模分析；（2）对电网损耗进行动态计算；（3）对新能源的出力场景进行计算分析。
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四个因素的项目分布合理，而且每个项目在相应因素上的载荷较高; 四因素累计解释了57.01%的变异。
3.3 问卷效度分析
3.3.1 结构效度分析
为验证家庭复原力问卷的结构，我们采用复测数据(n =403)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运用AMOS 22.0对403个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437.45,df =164，χ2/df =2.67，RMSEA =0.06，CFI =0.91，GFI =0.90，NFI =0.92，RFI =0.91，IFI =0.95，TLI =0.94，RMR =0.31，各拟合指数达到可接受的范围，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提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3.2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分别将家庭复原力的总分及各维度分与家庭坚韧性、家庭功能、心理弹性、幸福感及抑郁得分做相关分析，结果参见表3。可知家庭复原力问卷得分与家庭坚韧性、总体家庭功能、个体韧性(CD-RISC)以及幸福感指数显著正相关，与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得分(CES-D)显著负相关。
表3 家庭复原力问卷与各效标之间的相关
注：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FAD-GF为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的功能分量表。
3.4 信度分析
3.4.1 内部一致性信度
因素四，支持性，包括4个项目，主要体现面对困难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互相帮助。
3.4.2 重测信度
问卷总分重测系数为0.80，各维度重测系数分别为：坚毅性0.58，和睦性0.69，开放性0.66，支持性0.59,p <0.05，相关显著。问卷总分重测信度大于0.7，重测信度佳(吴明隆,2010)，问卷跨时间的稳定性良好。
3.5 性别差异检验
对男性和女性的家庭复原力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分与各维度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均不显著(p >0.05)，详见表4。
过年的时候我听迟羽她妈说，她辞了之前导游的工作，去做了滑翔伞教练。这并不意外，她换过的户外工作不计其数。谁知这次老太太不干了，拉着我和我妈鼻涕一把泪一把，哭诉这可怎么办，这工作太危险了，在天上飞可怎么了得。
表4 家庭复原力问卷的性别差异检验(M ±SD )
4 讨论
4.1 问卷测量学指标的分析
本研究结合我国文化特点和国外研究成果编制了家庭复原力问卷，并对其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本研究所编制问卷的各项测量指标均达到测量学标准，问卷信效度良好。
问卷总的Cronbach’sα 系数大于0.9，四个因子中除开放性为0.78外，各项的α系数均大于0.8，具有良好的同质性信度。家庭复原力是家庭拥有的抗逆能力，是一种对问题情境较为稳定的应对方式，虽然大的应激事件可能会让家庭产生一定的变化，但其重测信度应该是一个较高的相关值，本研究的重测信度为0.80，具有良好的跨时间稳定性。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看，四因素的家庭复原力模型拟合良好，GFI 、AGFI 、NFI 、CFI 和IFI 均大于0.9，RMSEA 小于0.08，模型拟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吴明隆, 2009)。
4.2 问卷内容的本土文化契合性分析
本研究探索出家庭复原力结构包含四个维度，坚毅性、和睦性、开放性、支持性。这四个维度符合我国的文化特点。坚毅性指的是家庭在面对困境时会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坚持不懈，具备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在应对逆境的过程中能获得自身的成长，这与传统文化中要求自强自立的家风不谋而合。和睦性维度中主要包含两个范畴，亲密与沟通。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即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和睦、亲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能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在古人的家训中，曾特别强调沟通的重要，“朝夕群居，不能无相失。相失之后，有一人能先与之话言，则彼此酬复，如平时矣”(袁采, 1995),家庭中出现摩擦在所难免，良好的沟通能消除争执、嫌隙，让身处逆境者获得更明确的支持。开放性维度更多体现在家庭与外界的互动和对新事物、新变化的接纳程度。《管子》中说：“和子孙，属亲属，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即和睦子孙家庭，保持与亲戚之间的亲密关系，以义来处理与亲戚之间的关系，是治家的准则与常规(宋希仁, 2002)。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当家庭遇到困难时，会更多地获得来自亲朋的帮助。另外，在此维度上得分高的家庭会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容易接受新事物，面对危机会进行调整。支持性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家庭的新内涵，改变了原有一家之主，一人之言的权威，家庭成员相互协商，彼此信赖，相互包容，共同解决问题。
4.3 问卷与西方家庭复原力内容的相容性分析
将本研究获得的家庭复原力结构与西方学者提出的结构进行比较，可以看到许多互通之处。坚毅性维度与McCubbin提出的“坚韧性”“在逆境中成长”，Kim提出的“信心”以及Patterson提出的“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保持一致(Kim,1998;McCubbin & McCubbin,1988; Patterson,2002)。和睦性与Patterson提出的“保持清晰的家庭界线”“沟通能力”，以及Walsh提出的“凝聚感”“开放的情感表达”相一致(Patterson,2002; Walsh,2002)。 开放性对应Walsh提出的“积极展望” “灵活性” “经济及社会支持” (Walsh, 2002)。支持性维度整体对应Patterson提出的“家庭维持系统”(Patterson,2002)。国外家庭复原力框架中常提及的宗教信仰及来自社区、国家的支持两方面内容在本问卷中未涉及。
4.4 问卷的有效性分析
根据效标效度的分析可知，家庭复原力与个体韧性及家庭功能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赵西西, 孙霞, 王雪芳, 毛洁, 芦静,2016;Li,Zhao, Zhang, Lou, & Cao, 2016)。有学者认为，家庭复原力的概念既可以看作是个体家庭成员的复原力，也可以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复原力(纪文晓,2015)。复原力强的个体具有更强的问题解决能力，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危机对家庭的影响，使家庭具有更强的复原力(Cheshire, Barlow, & Powell,2010)。家庭功能则是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强调家庭成员或社会的需要，一般由生态系统中定义的家庭完成(Henry, Morris, & Harrist,2015)。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看，家庭成员是家庭系统的组成成分。功能好的家庭在面对危机时能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支持力量，能更快地做出调整，适应变化，重新达到平衡。家庭坚韧指数(FHI)广泛用于家庭复原力的测量(刘洋等,2014; McCubbin & McCubbin,1996; Wiedebusch, Mccubbin, & Muthny,2007)，本研究以此作为效标，发现本问卷与FHI具有显著正相关。家庭坚韧性的概念虽属于家庭复原力理论的范畴，但其意义更偏向家庭信念与沟通，没有考虑社会支持的维度。
本研究运用新开发的家庭复原力问卷考察了家庭复原力与主观幸福感和抑郁分数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复原力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与抑郁状态负相关。这些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许颖, 林丹华,2015; Chang, Neo, & Fung, 2015)，家庭复原力高的家庭，在面对困境时会更从容，他们能迅速找到问题并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消极情绪体验会显著减少，有些家庭甚至在此过程中会变得更加团结强大，那么家庭成员自然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以及更少的抑郁。
对于问卷的性别检验未出现显著差异，由于测量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变量，应是一个不以填写成员差异而改变的变量，因此性别差异的不显著是符合预期的，这一点也与其他研究保持一致(樊颖维,米雪, 张立力,2017)。
4.5 局限性
本研究对家庭复原力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获得了在结构上与西方学者不一致的模型。我们选择18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年龄与职业角色的局限，适用性更加广泛。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学习中获得知识并且得到发展是新课改倡导的教学理念，然而由于学生在情感、认知以及知识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这就使得总有一些学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由于一些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比较强，因此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主动地位，这就使得其他学生相对的被动.教师要设计一些教学活动，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参与，充分发挥学生各自的特长和优势.
然而由于条件所限，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没有探讨可能存在的城乡差异。其次，家庭复原力概念的存在前提是危机或困境，由于本研究对象为普通民众，许多家庭并没有经历过重大危机，因此,在作答时会以“假设”情境为参照，这样难免会出现理想化的情况。在未来研究中应在特殊群体中对问卷进行修订。同时，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的是个体感知到的家庭复原力，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确定不同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
4.6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家庭复原力问卷结构包含四个因素：坚毅性、和睦性、开放性、支持性。第二，本研究编制的中国家庭复原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评估工具。
1.2.2 核密度估计法(KDE) 核密度估计法(KDE)是基于密度的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核密度方程的几何意义为：密度分布在每个xi点中心处最高，向外不断降低，当距离中心达到一定阈值范围(窗口的边缘)处密度为0.运用该原理对每一个样本点进行计算，将相同位置处的密度进行叠加，得到点要素在整个区域的分布密度[24].网格中心处的核密度为窗口范围内的密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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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BU Tong; LIU Huiju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China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that could measure family resilience in China.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amily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FRQ)was demonstrated. First, we developed a group of questions based on open-ended investigation and previ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cond, A sample of 418 adult participants was investigated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n a different group of 403 participant saccomplished 6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FRQ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analysis. 4 weeks after CFA, we conducted a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alysis among 63 adult students. As a result, The FRQ has 20 items, and 4 factors were extracted: perseverance, harmony, openness and support. The result of CFA suggested that the 4-factor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 Above all, The FRQ has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application in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family resilience; reliability; validity; psychometrics
分类号 B84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抑郁症患者的微观社会生态系统及社会干预研究”(15BSH065)。
通讯作者: 刘惠军，E-mail: lhjun88@163.com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3.006
标签：家庭复原力论文; 信度论文; 效度论文; 心理问卷论文;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