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为我们提供的新视野——意大利国际马克思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意大利论文,研讨会论文,新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7月10日至13日，在意大利贝格蒙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国际马克思研究专家研讨会，会议由该大学经济学系里卡多·贝勒菲尔教授(Riccardo Bellofiore)主持。参加会议的核心成员是形成于1992年的一个来自于意大利、荷兰、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马克思研究小组。小组成员由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组成，意在相互启发、共同探讨。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MEGA2)提供的新资料为基础，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基本上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今年的参会人员由历史考证版编辑人员、经济学家、哲学家三个部分组成。现将本次会议发言的主要内容做一概括性介绍。
一、历史考证版《资本论》出版提供的新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德国柏林的罗夫·海克尔(Rolf Hecker)博士和热吉娜·柔斯(Regina Roth)博士分别向会议提交了MECA2版中《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展现的新视野的会议论文。
海克尔博士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出版带来的新视野”。论文指出， MEGA2第二部分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三卷的全部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回答考茨基(Karl Kautsky)于1926年提出的问题，即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排、编辑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旨意。要回答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判断，就必须按照原样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的所有手稿。80年以后，这一出版全部手稿的任务终于即将完成。论文就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所作的编排、编辑与马克思手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柔斯的发言题目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出版带来的新视野”。她在发言中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基本情况和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当时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期待着《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而恩格斯也希望通过激发人们对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而加强劳工运动内部和外部左翼力量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希望通过《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发表树立马克思自己的里程碑，提高马克思的科学声誉。马克思留下的是没有完成的手稿，马克思自己生前就说过，这些手稿，除了他本人，谁也没有办法整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只是正在研究的资料，而并非是对研究结果的阐述。
面对这些手稿，恩格斯为自己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了两个目标：(1)让马克思自己表达自己("Marx in Marx's words")；(2)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文本，使问题的讨论明白、可信。然而随着恩格斯工作的进展，手稿的不完整性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其他问题还包括纠正计算错误、核对引文甚至翻译、删除重复表达、补充讨论缺豁、修改过时内容（因为从马克思手稿的写作至恩格斯的整理工作，这中间已经过去了20年）等等。柔斯认为这是编辑整理工作为什么持续1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为了可读性的目的，恩格斯在他的编辑工作中作了一些显著的修改，包括改变了一些概念和术语，而没有处处对这些修改进行具体的说明。在很多地方，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已有的提示加上一些小标题，但有时这样的小标题是恩格斯独自加上的。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成为对马克思研究手稿的第一手解读。通过MEGA2出版的《资本论》所有手稿，人们可以看到在恩格斯编辑的文本和原手稿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对马克思进行重新解读的很大空间，它仍然有待于人们的具体研究。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重新解读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这一重新解读概念有所不同，它完全是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读。海克尔和柔斯提交的论文和发言，通过比较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与马克思手稿之间的区别，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
二、新视野中的《资本论》：经济学家的解读
意大利巴瑞(Bari)大学的罗伯特·菲勒倪(Roberto Finelli)博士在他题为“商品的辩证法及其体现”的发言中阐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MEGA2编辑、出版以来，在德国学术界存在着的关于《资本论》中一些关键性术语尤其是《资本论》起点概念和辩证法的争论。他指出，一些人认为只是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非常清晰地具有对概念的辩证表达方式，马克思后来就逐渐遮蔽或者放弃了这样的表达方法。这些参与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们主要讨论的辩证法概念有具体／抽象、研究 (research)／说明(exposition)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他在发言中说，MEGA2的出版，向人们提供了直接阅读原始资料的机会，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中一些传统问题的讨论重新被激发起来。在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提下，这些讨论以MEGA2出版的新资料为基础，更加具有科学性、学术性。他分别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德和东德为背景，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价值形式、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他认为虽然争论的双方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致，他在发言中对这些取得共识的观点进行了归纳。
从价值形式方面来看：(1)价值形式和价值交换程序的分析体现了概念遵循其内在规律和趋势而发展的模式。这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在逻辑必然性揭示了事物本身固有的、非经验的发展趋势。这一方法既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黑格尔）、也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事物本身具有必然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细胞就成为核心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2)无论是价值形式或者是价值运动规律都不能够还原为经验事实。这样的模式不需要直接的经验（他的这一认识可能有悖于我们对马克思方法的常识性理解，而更加接近黑格尔的思路。孰是孰非，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话题）。(3)一旦我们以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作为起点概念，我们就有了潜在的商品简单流通的整个模式和现实自身的必然性。
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来看：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铁板一块的观点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接受。(1)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商品生产，而不是简单商品生产。(2)关于逻辑和历史的关系，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理论逻辑是现实历史进程的一般表达；而马克思的观点是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能够使人们理解它们的历史和历史意义（发言者强调这一认识没有任何谴责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或者恩格斯背叛马克思的意图）。
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来看：学者们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黑格尔叛逆者；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新面对黑格尔。侧重于前一个阶段，由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离甚至对立；侧重于后一个阶段，由于辩证方法则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继承关系。对此，发言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并不是很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他把黑格尔哲学理解为一种精神主义(Spiritualism)或者绝对意识（如费希特），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他对黑格尔的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来没有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疑问，而且没有看到，对黑格尔的这种解释早已被当代黑格尔研究所放弃。为了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人们不应该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出发，而应该从对黑格尔的批判性研究开始。
美国蒙特(Mount Holyoke)学院的弗里德·莫斯勒(Fred Moseley)教授在题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发展”的发言中说：他在近期不同的文章中讨论了马克思的理论基于基本的量化承诺(quantitative premise)，即总量剩余价值的存在逻辑上先于其分配（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利息、地租），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上先于分配。这一关键性判断在所有《资本论》手稿中反复出现，尤其在1861-1863年手稿的《资本论》第三卷和1864-1865年的手稿中出现次数最多。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之间的区别与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基本抽象——总资本和竞争是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关系到抽象的总资本的主要因素，其他影响总资本的主要因素有资本的流通和“资本与利润”，涉及到抽象的竞争问题是“税收及其来源”。
莫斯勒指出：当我们讨论利润和利润率时，我们已经假设了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影响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是可以计算的，这是假设前提。
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要点在于揭示剩余价值实现的个别形式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 （剩余劳动），因为个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具有各自独立的方式，为了揭示实现剩余价值个别形式背后的真正源泉即剩余劳动，马克思的理论显然是必要的。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马莎·坎贝尔(Martha Campbell)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商业资本和利息资本(interest bearing capital)”的发言。她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的流通形式和商品形式的解释涉及到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利息。由于它们属于流通领域，因此它们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为资本主义的开端奠定了条件。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给定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而且不能够构建它们，因为资本主义的到来与其操作原则是不协调的。因此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些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误解了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部分涵义。
坎贝尔教授在其结论中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致力于讨论商业资本和利息资本，其目的无疑是确立它们的利润与劳动价值理论是协调的。这填补了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发现的缺豁，他们对利润作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将利润看着是超出补偿成本的部分和复合利息(compound interest)。货币资本(money dealing capital)概念是马克思用于排除利息资本(interest bearing capital)概念的方法，后者与这里的问题没有关系。相反，成熟的利息资本形式是信用体系。一旦我们将货币资本作为一个理论上的阶段来认识，它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将资本主义的特征明显地突出了出来，由此形成了非常犀利的观点：(1)虽然工业资本已经说明工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程序与流通程序是统一的，但是它们并不明显。尤其是，利润事先就包含在统一的商品中，商品在交换之前就包含着观念上的价值。马克思因此坚持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2)流通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存在着商业资本，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此就认为，金银财富是通过高利贷积累起来的。(3)通过对货币资本作为中介手段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垄断利益，这还不是他对货币资本的最后认识。
意大利贝格蒙大学的理卡多·贝勒菲尔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蒸发了的幽灵，资本和活劳动概念”的发言稿，他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的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抽象劳动的意义、剥削概念、货币和价值的结合，这四个方面是四五十年以来被人们广泛讨论的问题。贝勒菲尔尝试着对这些同样的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认识。
贝勒菲尔教授指出，一种非常广泛的观点是人们认为我们不能够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获得个别价格(individual prices)概念，而且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价值与货币的结合，它基于黑格尔的方法（因为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近年来，人们进一步认为，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后福特主义（工作的终结）、全球化（市场和金融的统治）、新经济（抽象劳动的消失）等等，使人们告别了马克思。贝勒菲尔认为自己的观点与此完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宏观社会基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基于总体性和真正的抽象概念；当代资本主义离开抽象劳动和总生产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贝勒菲尔认为自己的观点虽然是强调劳动价值论是合理论证剥削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exploitation)，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形式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与人们通常对马克思的指责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对马克思文本本身的解读与那种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尝试是不同的。他就解读与重建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提交了“迷失在翻译中”的幻灯片讲稿。该讲稿列举了几个基本概念的翻译问题，这些概念由于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解释，而在翻译上带来麻烦。例如：生产的同一性和流通、货币作为一种商品、劳动、物化(Materiatur)、交换等概念。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基尔特·荛腾(Geert Reuten)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的利润率转移：方法论、理论和哲学上的困境——评《资本论》第三卷和1864-1865年、1875和1878年手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分将剩余价值率转化为一般利润率，这一文本与1864-1865年马克思手稿是相矛盾的，而恩格斯编辑第三卷是以这一手稿为基础的，同样它与2003年MEGA2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1870年手稿也是相矛盾的。荛腾由此谈到了自己通过阅读MEGA2获得的几个新发现：(1)转移问题的方法论困境与手稿没有直接的关联，是一种由于在不同水平进行抽象导致困惑产生的错误。(2)这是一个理论困境，马克思假设平均剩余价值率，在1864-1865年手稿第二部分中的大多数地方都持这个观点。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这一手稿的第一部分和以后的手稿中。 (3)同意MEGA2编辑的观点，1864-1865年手稿是一个研究手稿，马克思没有打算将其在结果中陈述。(4)马克思本人对自己在这一手稿中所作出的推论感到失望，因此他不可能在1866-1867年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最后稿中坚持这一手稿中的转移程序。因此，根据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将导致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误读，至少从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来看是如此。荛腾在结论中指出，一般利润率的转移问题是一个方法论上将不同水平层次上的抽象进行混淆的错误，它的核心问题是将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但是它们实际上处于不同的抽象水平，尽管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的量是相等的。对此，人们只能够猜测，为什么一个精通方法论的作者例如马克思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使是在初稿中。荛腾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旦思想走上了某种轨道（例如1861- 1863年手稿），就很难重新完全地改变自己的路线了。马克思在1864-1865年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手稿是一个初稿，不是成文稿，人们经过对文本的研究可以毫无疑问地对此作出推论。荛腾指出，自己的所有研究结论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与其他几位发言者的发言一样，荛腾的发言也引来了不同声音的批评，最为突出的批评是认为这样的转移问题并不只是局限于1864-1865年手稿，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并没有放弃这样的方法。
三、新视野中的《资本论》：哲学家的解读
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托尼·斯密(Tony Smith)教授在其题为“机器、生产率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考察”的发言中指出，今天人们对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动力的辩护是一个比对其权利形式(formal rights)或者分配效率进行辩护更加意识形态化的辩护。我们所熟悉的这一辩护观点认为，合理而恰当的公共政策以及竞争动力机制将导致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新产品和社会服务的繁荣现象；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将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包括广泛的社会同情和社会宽容。斯密教授说他的发言将以马克思1861-1863年初稿中“机器”这一章为基础，对这一非常强势的观点作出回答。
斯密认为，这一手稿从研究的广泛性和修辞学方面来说一点都不比《资本论》差，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线索，创造性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马克思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资本决定因素开始，一步步深入到更加复杂和具体的决定因素。“机器”是这一程序中的一步。斯密认为根据手稿对“机器”的讨论我们或许得不出什么结论，因为这其中缺乏环节。他本人对此提出了四个论点，它们能够由辩证体系必然地推导出来，并附加上四个相应的问题，然后考察手稿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他将这些考察分为八个步骤。
(1)扬弃前面的决定因素：在辩证体系中，每一个新的阶段否定——即超越——前一个阶段。对此必须说明这一新的阶段是如何克服前一个阶段的结果的；(2)新的决定因素：新一阶段的决定因素必须解决前一阶段的不足，这是由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的超越能够发生的合理理由；(3)修正、放弃或者强化上一个陈述：对前一阶段的有意义的陈述必须进行重新审视，它们必须在新的决定因素之前被重新考虑、修正、甚至放弃；(4)向下一个体系转移的动机：有必要显示重建的体系是否接近，或者现阶段的因素能够导致“辩证否定”，或者它是否足以推动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5)预期到来的阶段：任何给定的抽象阶段，都可以合理地期待下一个阶段的内容；(6)历史解释：对给定阶段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历史性解释；(7)比较和对比替代理论：对现理论与竞争性理论进行对比和比较；(8)现实本质：对给定阶段的决定性因素的现实本质进行讨论。
斯密在进行了有步骤的辩证逻辑体系分析以后，他回到马克思对现实事物本质的分析：机器的发展和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总是受到限制并且被扭曲，克服这种扭曲有待于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决裂。斯密借助于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的统治下，过去的劳动（机器受其支配）自发地以独立于当下的活劳动的方式向前迈步，它支配活劳动，而不是受活劳动所支配，金属人征服有血肉的人。从社会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独立只是表面现象，客观物质将昨天制造机器的人和今天使用机器的人联系起来。但是那种面对“金属人”完全无助的感觉却是最真实不过的。斯密最后指出，未来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应该基于此类或任何类似的辩证模式，我们所能够说的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资本的本体论陈述是虚假的，具有巨大的意义。
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的克历斯托夫·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教授作了题为“《资本论》的灵魂：前提、颠倒、矛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进行准备的手稿中使用了“小前提”(subsumption)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前期手稿中比在出版稿中具有更加显著的位置，现在历史考证版为我们提供的1861-1863年手稿（MEGA2,II/3，即所谓的《资本论》第二手稿）和新发现的1863-1864年手稿（MEGA2,II/4.1，即所谓的《资本论》第三手稿）“直接生产程序的结果”(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duction Process)这一章节，证实了这个已知的事实。这一章是第一卷中重要的一章，但是在第一卷正式出版时，它被去掉了（它被历史考证版作为单独的一章放在后面，MEGA2,II/5，第619页）。这一章缺失的结果是在已发表的版本中，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章中（MEGA2 II/5，第415页），只是提及了一下形式的和现实的“小前提”。
阿瑟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强调1861-1863年手稿说明“小前提”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概念。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表明马克思的体系受着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影响。当 MEGA2(II/1)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所谓的《资本论》第一手稿）提供给我们时，这一影响是如此明显，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如果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辩证方法，那么这一方法的成功是因为《资本论》只是吸取了它的灵魂。正如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本体论重新进行颠倒，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也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都遇到了用头站立的东西。例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观念的和现实的逻辑前提“subsumption”的讨论，重新审核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克雷顿(Creighton)大学的帕催克·梅瑞(Patrick Murry)教授在题为“‘直接生产程序的结果’在《资本论》中的位置”的发言中指出，“直接生产程序的结果”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手稿，马克思本来想把它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和向第二卷的过渡。这一章于1933年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然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翻译和发表，MEGA2版于1988年(MEGA2,II,4.1)发表了这一手稿。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结果”这一部分并且将其发表于《资本论》第一卷，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艾尔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1976年英文版的介绍中说到：“为什么这一原来计划中的第七部分被去掉了呢？我们根据1863-1866年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进程来判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那一问题不可能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其他学者同样提出，当准备送去印刷时，这一生动的部分却被从《资本论》第一卷中抽了出来，这难以让人理解。
梅瑞指出，我们通过阅读“直接生产程序的结果”这一章，可以有这样一些认识，马克思在第一部分反复强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商品才成为普遍的财富形式。”（MEGA2,II,4.1，第951页）既然《资本论》开始于这样的假设：即商品是财富的普遍形式，而且马克思的争论没有这样的假设就不能进行，我们看到马克思从《资本论》的开端就假设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其结论却是多方面的，并且是深刻的：(1)《资本论》从一开始就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一般“商品生产”的观念是一个神话。(2)既然价值规律只能够形成于一般商品流通中，价值规律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3)这暗示了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价值，从而摆脱了蒲鲁东主义、左翼李嘉图主义以及或许至少包括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这意味着，价值，而不仅仅简单地是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目的。马克思不仅仅关注的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是要用一种新的社会财富形式取代价值。(4)如果一个市场社会，即在那里财富一般都采取商品的形式，那么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哈耶克和杜沃金(Dworkin)，关于市场社会由于没有强制性的集体目的，因而是惟一可能的自由社会的观点，就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市场社会必须适应资本的目的：进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意大利帕多瓦(Padova)大学的马斯米兰诺·托姆巴(Massimiliano Tomba)博士作了题为“从《资本论》的历史到《资本论》中的历史”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将简单 (individual)商品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mode)的基本形式。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拒绝用某种事物取代存在(being)来作为逻辑开端，他的逻辑起点将存在作为“非确定的直接性”。任何一种逻辑，从以元逻辑为基础的发展线索来说，不能够证明非同一性的发展轨迹，黑格尔的第一个原则是用存在取代感性的唯物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马克思的表达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鸿沟，这一鸿沟不能够通过将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分开的方法得到填补。马克思既不是从价值概念开始，也不是从商品概念开始，马克思从具体的商品开始。在马克思这里的客观性不是抽象的逻辑形式，而是具体的人类生产行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客观性理解为实践，这是说将商品理解为以具体的社会形式所体现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对商品这一概念不是通过元(meta)历史方式，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因素来把握的。
托姆巴还在他的发言中以资本发展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指出，由于机器的更新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还没有使用更新了的机器、绝对剩余价值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保持自己的优势。而对于那些没有使用更新了的机器的地方只有通过强化绝对剩余价值，即增加劳动时间来应对竞争。相对剩余价值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是相对的，它的实现是相对于绝对剩余价值而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拥有革新技术的资本家来说，要获得至少部分潜在地是属于他的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剩余价值由高绝对剩余价值向高相对剩余价值的转移来实现。因此，只有当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交换价值的自然属性，他才能够解释机器不仅不创造价值，同样机器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而是通过雇用操作机器的工人而产生的。当一种技术更新被社会广泛采纳时，从社会剩余价值中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机会就会减少。在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时，在那些工人反抗力很低的地方，同时能够获取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托姆巴指出，亚洲一些国家的童工和18小时的日工作时间，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特征，而是目前社会剩余价值水平的体现。对此，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世界市场条件下，是面对高相对剩余的压力下存在着的高绝对剩余价值。
托姆巴认为，如果我们假设并认可所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互作用的方式，那么北方和南方，或者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者换一种说法，核心、中间、边缘，或者发达资本主义和落后资本主义等等称谓，将失去它们表面的意义。没有必要再从什么发展趋势和保守倾向来理解问题，各种剥削形式都能够在历史和现实的多元综合情景中得到理解，它们在今天的现实中相互作用。
围绕着托姆巴的发言，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设备（死劳动）含量高，而剩余价值率（利润率）降低，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相反的情况而剩余价值率高的现象。笔者在向托姆巴的提问中谈到了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一方面是绝对剩余价值得到强化，另一方面是随着科技进步、机器增加等不变资本含量的提高，剩余价值率（利润率）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缓解吗？对于这个问题，发言人和学者们给出了多种回答。
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麦克·哈里希(Michael Heinrich)提交了题为“重建或解构(R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冲突和历史考证版提供的新视野”的论文。论文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作为一场学生运动的结果，在西德掀起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广泛讨论。在这一讨论中，传统观点受到质疑，同时人们提出了不同的“重建”尝试，MEGA2的编辑出版在东德也带来了同样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发展程序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抽象劳动、价值、货币和货币商品(money-commodity)，货币和资本。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价值理论中的货币问题往往被忽略，而且货币的资本特征被低估。
哈里希在论文中强调，MEGA2从不同方面，有助于人们对通常理解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进行重新认识。这不仅是针对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例如人们通常对《资本论》抱有这样的信念，认为《资本论》三卷本是一部几乎已经完成的著作，至少它是作为一个日益发展进程的结果），同时也是针对那些批判传统信念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对某些已经存在着、但是没有被发掘的东西进行重建）。哈里希认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进行认识，是一个比面对既成的工作和重建一个假设具有某些东西被遮蔽的工作，更加具有建构性的任务。作为建构，这样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揭示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真理，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在任何水平意义上都是充满了疑惑和困境的过程，我们的建构（当然不是以一种任意的方式）和我们的认识、论点都必须紧紧地以文本为基础，但是我们认识的结果却不应该完全受着这些有时是不一致的、矛盾的文本所局限，即被MEGA2所呈现的东西所局限。
以上介绍的只是“意大利国际马克思研讨会”的主要话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MEGA2的编辑出版由于为人们提供了经过考证的真实、原始资料，在一定程度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讨论由传统的更加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转向当代的更加学术化的话题。这样的转变发生在德国、俄罗斯，甚至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而且这样的转变不仅仅发生在哲学领域，也发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如果我们联系到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本身，那么带来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考证的真实、原始资料的出版，在很多情况下，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当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完成的、成熟的真理来进行学习、宣传和所谓的研究时，MEGA2的资料却告诉人们，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还只是正在研究之中的话题。MEGA2在传递这一信息的同时也展示了马克思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精神，因此我们应该说MEGA2在动摇人们对既成真理的依赖心态的同时，也为人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事业预留了更大的有待于人们自己继续去思考、去开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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