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的世纪：解放与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哲学告别人类中心论是本世纪动荡不安的精神文化运动的主导线索，它从思维方式、世界观特性和价值体系三方面带来了当代人学观念的彻底变革。这一变革遵循着互为经纬的两个方向：其一是通过对人类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引导当代思想走出直接面对“解放的焦虑”所产生的精神紧张；其二是通过对意识形态之“蔽”的消解揭露一切人类中心论的观念蒙蔽，并由此破除各种类型的“解放的神话”。西方思想正是从这两个方向上在本世纪的精神张力中达到了人学的当代自觉。在未来的世纪里，哲学作为当代人学的自觉，应该从“解放的焦虑”面对人的抗争，通过辩证法的实践精神的回归，重建人类理性信念。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普遍关注或思索激起了我们时代真正的哲学激情。不仅众多学派和学术思潮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指出一种关于人的解释的重要观点，而且由现实涌现出的各种人学问题，如文化冲突、民族矛盾、环境污染、世界战争、强权政治和信仰缺失等，也不断地呼唤人们关注人和人的实存本身并对人的概念重做诠释。这是一个人学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在热烈的人道主义背后隐藏着片面性病症的世纪。“发育不全的部分性思维限制了人的自我理解”〔1〕，导致了世纪末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灾难性流行。无论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在同样的困境中呼唤一种能够整体把握当代人的概念的健全人学的诞生。这是世纪之交最激发人们进行思考的事件。我们只有检讨本世纪哲学作为一种人学的“自觉”所走过的路，才能够真正回答在一个人学的世纪里哲学何为，并由此辨明新世纪哲学思想的方向。
哲学告别人类中心论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由于人类知识兴趣日益转向人自身和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由于哲学作为体系形而上学的崩溃和隐蔽其中的人的概念的嬗变，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种思想的对立不仅无助于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或加大了危机的程度。考察这种现象产生的根由，似乎不难发现，这是因为“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2〕--这预示着二千多年来西方世界用来指导人们的伦理和文化生活的基本人论假定的丧失，从实质上看，即是欧洲自柏拉图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最终覆灭。我们看到，正是在它带来的巨大震荡中，本世纪哲学开始从各个方向上试图消解和摆脱那些在传统上与人的统一体或整体相关联的虚妄假定和前提，俾使哲学走上一条“自觉”思考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并由此达到“人学”“自觉”的道路。
毫无疑问，人类中心主义的覆灭决不只是本世纪发生的事情。当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中世纪神学所信奉的“地球中心说”的时候，作为宇宙论形态的古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覆灭就已经发生。近代西方哲学的进程，可以说是凭藉科学理性和“我思主体”来诠释认知中的人性，将其提升到作为世界构造的“实体统一性”，并由此重建人类中心主义的进程。而进入到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全面地转向针对近代认识论形态的人类中心论，并进而针对一切人类中心论进行清理或批判。这一时期出现的三种绝然不同的观点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最终覆灭：第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应坚决捍卫之（Robert Nozick，Corliss Lamont等）；第二种观点认为， 人不能被规定为某种“本质”或“实体”，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性设想为某种“实体统一性”是虚妄的，现在应该用建基于“自我超越”、“自我选择”和“自我筹划”的存在论来超越之，（如尼采、萨特、布洛赫等）这种观点试图用存在论的人类中心论来代替认识论的人类中心论；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现状（无论是对它的坚决捍卫还是超越）说明了它的崩溃，近代乃至现代生活的弊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效应。我们看到，20世纪哲学的所有争执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观点。如果说对人类中心主义信念的捍卫只是为了重温已经消失的人道主义美梦，那么人类中心主义在经过了它的宇宙论危机、认识论重建和存在论的短暂“复兴”之后，到本世纪50年代实际上已正式宣告了这种梦想的破灭。人类中心主义的覆灭是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大事，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表现为，它在理解人和更新人的概念并实际地面对人类境况时带来的革命。
这是一场关于人的观念的哲学革命。它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突破了各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的域限，而进至一全新的境界。这意味着西方人学观念的脱胎换骨的改变。主要表现为：
⑴从实体主义到非实体主义。从基本的思维逻辑看，对人性问题的实体主义阐释构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它通过把人性诠释为作为“统一体”或“整体”的“实体”（如理念、心灵、我思主体等），并把它看作是与人的现实世界分离、反过来构成现实世界之本质的“先验”因素，来论证人的理性、逻辑、知识和实存本身的优先地位。这样，“实体”原本作为“人性外投”的“思辨构造”，现在成为解释一切、评估一切的基础或核心。在这样一种思想的迂回设计中，人实际上成为一切的中心并到处围绕自身旋转。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大都遵循着实体主义的这种人论假定，并最终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哲学形而上学思辨的核心。现代反人类中心论的最初的矛头所向就是对这种实体主义的人论假定的摧毁，在上世纪末，尼采（用透视主义的认识理论）、弗洛伊德（通过取消自我实体的真实性）和马克思（用实践观点取代实体观念）就已经揭开了这一序幕。经过本世纪上半叶的语言转向、文化批判和现象学运动，已演变为一场声势浩荡的非实体主义的思想潮流。从实体主义到非实体主义的嬗变，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标识着人类中心论的彻底瓦解。同时，与此相关的，“人不再被看成是自在地存在着并且可以被它自身所认识的一种单纯的实体”〔3〕。 在重新思考人存在和他的世界这一问题上，现代非实体主义哲学由于破除了人类中心论的限制，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场人学世界观的变革：即从主体性观念到非主体性观念的变革。
⑵从主体性到非主体性。从世界观的意义上看，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将人看成“同属两个世界的公民”〔4〕， 并在一种不言而喻的“主次关系”中将一者归结为另一者。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它假定了人或人性作为主体或主体性的中心位置，当然这种假定往往采取了某种隐蔽乃至歪曲的形式，以致人们很难看得清楚。当代美国学者奥特加·加塞特在反思微卡尔以来的主体性观念时曾预言：“假如这个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应该予以取代的话；假如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会使它成为无效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5〕对此F·R ·多尔迈以《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他断言“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6〕，认为这由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 他列举了一批“先进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阿多诺、阿尔都塞、福科、德里达、哈贝马斯等〔7〕。多尔迈的论述表明， 现代哲学对主体性观念的批评，“预定了对近代人类中心论的正式控诉的程度”〔8〕，这将是一场全面的世界观革命。我们认为， 从主体性到非主体性的嬗变，同时也指明了现代人学价值论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揭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蒙蔽之后，传统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以往人们信奉的人类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自我中心的人道主义必将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所取代。
⑶从人道主义到反人道主义。自从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跨世纪“请柬”赢得广泛的回应，传统人道主义的没落就是无可避免的了。人道主义曾经作为一个伟大的价值系统代表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全新的探索，它以理性的力量进逼专制的黑暗，冲决宗教的禁锢，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理智启蒙。然而，这种理性的进军是由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性观念相互推进的，在价值论上完全依附于人类中心论来诠释人的超越本性，人被定义为与自然分离的理性主体，并在追求对其环境的控制中成为存在的主宰。由此建立的一种价值论体系，在科学技术的稳步发展的帮助下，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传统人道主义关于人与环境、人和理性的一系列观念正好落入这样一种“占有性”的主体幻觉之中：人在追求成为主体的不懈努力中，走向对人类理性力量的盲目崇拜，它所导致的理性僭越和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必将严重威胁事物和人的存在，这不仅是人类主体意识由理性而来的自欺，而且它本身也由占有性的自大而表现为对世界的“片面”的控制。人道主义制造了自己的“他者”，变成为现代世界的宗教。当人们还在为人道主义的美梦所陶醉的时候，种种隐患已汇聚为一场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危机。在尼采的“请柬”中早就一再地指出了这个愈益明显的转折：人道主义的消失将比上帝的死亡成为更为激烈、更为深远的转变，人在杀死了上帝之后并不能品尝到他的胜利，而是置身于灭亡的旋涡之中〔9〕。 这种洞见在福科的《物之序》和德里达的《人之终结》中得到酣畅淋漓的阐扬。而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更进一步提出“人不是存在的主宰者，而是存在的看护者”的观点。20世纪西方哲学家在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反省和清理的时候，走向对传统人道主义的价值论体系的摧毁。当代反人道主义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激烈的或温和的，彻底的或保守的，其根本宗旨是要进行一场人学价值观念的革命，矛头直接指向传统的人的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上述情况足以表明，哲学在告别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在告别一些由来已久的东西。实体主义、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分别从思维方式、世界观特性和价值体系诸方面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在理解人和人的世界问题上的特有本质：它在假定了人的统一体或整体的实体本质的同时，又把人诠释为总是处于心与物、灵与肉、思维与存在、理性与感性等构成的矛盾处境中；人被解释为一个纠缠于物性存在的精神本质，它唯有通过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洞察一切，并将自己建立为主体；由此，人成为一切的中心，成为存在的主宰。这样一种人学观，实质上是人的主-奴概念的扩大化，它不仅在理解人类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时得出一种统治与奴役的观点，而且在理解人的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人的认知理性与其他理智形式的关系问题时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它由人类中心论的解释网络造成了传统哲学在“认识你自己”这一主题上的观念蒙蔽。事实上，本世纪哲学经历的人学观念的上述变化，就是要通过澄清种种虚假观念的蒙蔽以回复人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对实体主义-主体性-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念的整体做进一步的追问，不难发现，其实质乃是一种理性僭妄的“解放神话”。因此，哲学揖别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激起全面人学观念变革的思想转向，必然动摇传统人学观念的总体性构架。这意味着“解放神话”的破除。
解放的神话和焦虑
从逻辑上看，追求人类的至高无上性或类的解放，是一切人类中心说的共同目标。“解放的神话”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学体系中是极根本和无处不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它表现为人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主宰的“主-奴”辩证法。当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变革充分证明人类的理性力量，作为“解放神话”的“主-奴”辩证法便越出了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维度，进入到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复杂领域，它成为近代以来哲学用来诠释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理性信念：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理性对感情生命欲望的排拒。“解放神话”在这里充满了一种统治的冲动，其实质乃是一种“统治--奴役”的形而上学。实体主义作为一种“分裂争胜”〔10〕的思维方式，主体性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体主义”〔11〕，是制造“解放神话”的两个支柱。而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存在的最高主宰”的价值体系〔12〕则将这种“解放神话”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进程。
然而，“解放神话”对人的至高无上性的推崇和对人类解放的最终承诺，更多地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策略设计：“统治与奴役”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滥用，带来了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毁灭性暴力；人类中心论的观念体系直接成为欧洲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来源，导致了对非欧洲文明的殖民地掠夺。事实上，自启蒙运动以来，“解放神话”无论在科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人们的审美、道德和文化生活领域，都实际地参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对“解放神话”的破除和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揭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往往不可分割地构成了当代哲学对传统人学观念及其实践后果的全面清算。因此，哲学“告别”人类中心论，作为在思维方式、世界观特性和价值体系等方面经历的系统性人学观念的转变，必然从总体上以“解放神话”的幻灭呈现出来。本世纪特有的焦虑就表现在这里。这是一种当“解放”被破除了遮蔽其上的“神话”色彩之后必然出现的焦虑：它包含有双重意义，一是对“解放”“神话”的“实际后果”的焦虑；一是对解放理想能否实现的焦虑。真实地面对人类解放的双重焦虑，而不是沉湎于解放神话的虚幻设计，昭示了一条使得哲学成为“自觉”形态的人学的道路。这里，对人类理性之“偏”的“矫正”和对意识形态之“蔽”的“解除”，成为当代哲学破除解放的神话、面对解放的焦虑并最终告别人类中心论的特有方式，它本身已是行进在这条人学自觉的道路上。
应该看到，解放的焦虑急切地呼唤人类理性信念的重建，这是“焦虑”避免沦为“绝望”并最终转变为“信心”的根本〔13〕。20世纪的思想历程证明：告别人类中心论的人学传统，破除解放的神话，绝不只是一、两句口号能完成的；它实质上是一场对人类理性的全面而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目标在于通过“揭示”和“矫正”人类理性之“偏”来重建我们时代的理性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思想至少从三个方面上贯彻着这样一个主题。它们分别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三种“偏失”：⑴对非理性的绝对排拒；⑵对自然的浅薄的傲慢；⑶对不同理性形式共存的偏见〔14〕。
人类理性自有它先于理性、先于逻辑、先于科学的渊源，这就是人的情感、意志、体验和本能构成的非理性领域。人类理性之“偏”首先表现为对其非理性渊源的排拒，这既是出于维护理性的纯洁性和至上性的需要，也是出于论证由它构成的人类中心论的观念体系的需要。然而，人类理性对非理性的绝对排拒必然斩断理性的生活世界的根基，使理性演变为抽象的“神”，进而使得由理性的进步带来的“解放”成为君临一切的“神话”。这种片面的理性主义激起了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派在战前的流行，就已向人们指明，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领域原本就是非理性的。现代人种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一再地指出了人类理性的具体性、历史性、相对性和非理性的本源。沿着这条思路，当代哲学试图重建人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伽达默尔对人类的艺术经验的研究，海德格尔对人类诗意栖居的追问，福科对“癫狂史”的考古发掘，都旨在消解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以便让人类理性回到人类生命的真实本源。福科的名著《癫狂与文明》的副标题是“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它提出的问题今天仍具有震聋发聩的意义：“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有没有胜利可言？理性在这一征服中有没有可能转化为非理性的强暴和专制？”〔15〕
事实上，理性对非理性的绝对排拒，已经使得理性在其专横发展中导向疯狂，它不但制造了籍“正义”之名实施的人与人之间的迫害、流放和血腥屠杀〔16〕，而且还制造了以“进步”作旗帜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掠夺性开发。“解放神话”的隐秘本质就在这里，这是一种“敌视”人和自然的理性信念，而且对感情生命欲望的排拒与对自然的浅薄的傲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理性主义未能谨慎对待自己的辉煌胜利，使得以理性为骄傲的人道主义满足于炫耀其技术之威力。人类理性对自然的浅薄的傲慢，构成了当今世界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对人类理性这一偏失的揭示导致了当代思想对启蒙运动的重新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战后合作发表的著作《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我们读到：“启蒙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通过割裂自然来终止自然制约的每一次尝试，只不过是加强了这种奴役。这便是欧洲文明的进程。”〔17〕该论著作出这一诊断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指控作为解放神话的“主-奴辩证法”，而是要从理性上找到启蒙之自我毁灭的源泉以及可能的矫正方法：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既然“自然的奴役正是来自对自然的征服”，那么人类必须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理性成就，“通过承认自己在支配自然的同时也在退入自然”，理性便可“抛弃主宰自然的要求，而使其隶属自然”。〔18〕这种对在自然问题上的人类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表明当代思想正在寻找已经失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敲响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的“警钟”。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保护主义则从加强人类理性的反省和人类道德的自律的角度倡导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守护。当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利科、梅劳·庞蒂、德里达等人，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体性和自我中心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试图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确定，在我们这个世纪成为激发人学自觉的直接动力。这条道上集结着来自哲学人类学、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科学社会学以及自我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观点。
然而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人类理性对自然的浅薄的傲慢还在于理性本身受到近代以来科学主义模式的宰制。理性沦为单纯的“算计”，着魔于“制造”和“控制”，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技术“座架”〔19〕。科学理性的独霸统治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而且导致了对其他理性形式的野蛮干涉，由此形成了人类理性对不同理性形式同时并存的偏见。海德格尔据此看到这种导致技术崇拜的单一理性模式的危险性：“一切东西被共同洗刷成千篇一律的无差距的东西。”〔20〕这是一种沉重的忧患。当代思想家们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形式的理性崇拜或文化权威都将再次把我们投入传统的历史幻觉中：人从彼岸幻影中崇拜自己的本质。因此，彻底消解技术筹划的科学理性必须在一种多元理性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中完成。海德格尔在后期的思考中通过对具有隐喻性质的中国道家思想的认同尝试纠正欧洲近代以来的理性偏失。德里达主张拆解欧洲语言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构成了统治与奴役的形而上学（即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语音学根据，德里达的拆解旨在使人类理性超出生态学和聚居地的限制。同样，罗蒂从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上倡导后哲学文化，试图将哲学从“知识基础”的科学主义模式中解救出来，“骑上文学的--历史的--人类的--政治的旋转木马”〔21〕。这些思考可以归属于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理性诸形式应不存偏见地和谐共存，任何一种理性形式都不能单独地充当人类的救星。这不单意味着不同地域文化所产生的不同理性形式可以互鉴互补，而且意味着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和艺术理性应平等共处、相互融合、共同建构人类的理性信念。人类的理性只有走出固步自封的独断偏执，才会真正地唤起这种伟大的文化觉醒。
这是当代思想的闪光之处。应该看到，揭示和矫正人类理性之“偏”不论在何种层次上展开，都是当今人类面对愈益突出的“解放的焦虑”所作出的真诚回答。它标志着曾经支撑“解放神话”的理性信念的失落。耐人寻味的是，西方人已经按照“理性动物”的定义生活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他们才突然发现这个被当作人的“代名词”的理性早已落入各种严重的“偏失”之中。当代思想的这种警醒赋予自身以重振乾坤的使命。暂且不论它所提示的重建人类理性信念的各种“策略”是否会导致新的理性“偏失”，但从其昭示的理性对非理性本源的自觉、人对自然和环境的隶属与守护，以及它试图唤起的人类理性的文化觉醒看，当代思想对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无疑是在展示西方人学观念的当代自觉。然而我们的疑虑是，人类理性之“偏”既然早已发生，为何要在它演变为当今文化与社会的严重危机之后才得到哲学家的揭示与纠正？难道哲学思想真的如黑格尔所言类似密发纳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时才起飞吗？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人们对理性之“偏”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观念蒙蔽无疑是始作俑者。事实上，人类理性之“偏”往往以意识形态之“蔽”呈现自身。而对意识形态之“蔽”的解除和对人类理性之“偏”的揭示又是一个二位一体的互动过程。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策略设计也会转化为人们的理性信念，如“解放神话”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对人类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必然伴随着对意识形态之“蔽”的解除。甚至可以说，没有意识形态的去“蔽”，人类理性之“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这在西方人学观念的当代自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人类理性的三种偏失只有靠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蒙蔽的解除，才能得到有效的揭示与矫正。20世纪的思想发展中，哲学揖别人类中心论的诸多表现，是此明证。阿尔都塞在《列宁与哲学》一书中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角度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哥白尼，我们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由于马克思，我们知道了人类主体--经济的、政治的或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与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黑格尔相反，历史甚至是没有‘中心’的，除非在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中。”〔22〕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中心主义的覆灭，或哲学告别人类中心论会激起当代人学观念的全面变革。另一方面，人类中心论意识及其“解放神话”作为意识形态之虚假观念的破除，如果不从人类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中得到具体的贯彻，它只能同它的近代先驱一样沦为一种思想的“口号”。这在我们的分析中是不难看到的。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解放神话”解体和幻灭，和“解放的焦虑”的急切呼吁，构成了西方当代人学自觉的经纬；它们各自从意识形态的“去蔽”和人类理性的“纠偏”，呼唤当代思想走出“主体性思想的黄昏”，克服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的片面病症，通过回复人的生活世界的本源和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通过人类理性的文化觉醒，使理性、自然和文化重新回归于人。
在人学的世纪里哲学何为
20世纪西方哲学在告别人类中心论和重建人类理性信念的主导方向上迎来了西方人学的当代自觉，但人的现实回归仍然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人类理性之“偏”和意识形态之“蔽”将带着沉重的后果进入21世纪。当代思想注定了要肩负起这个思想的十字架。“解放神话”的幻灭和“解放的焦虑”的呼唤仍将构成新世纪人学观念的思想经纬。哲学在经历了本世纪人学观念的当代自觉之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人学的世纪。于是，当我们以各种方式展望21世纪之际，一个疑问便跃然而出：在一个人学的世纪里哲学何为？
我们确实到了应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本世纪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的清理虽然内含着某种建设性的意图，但总体上仍然是在从事一种破坏性的思想工作。它的基本格局是，几乎每一学派或是每一思想家都是从传统人论中的某一片面性出发实施消解和摧毁。这样就导致由于缺乏对当代人的概念的整体把握而落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魔圈。对实体主义的反拨使思想陷入游踪无定的“消解游戏”。反人道主义走向了对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片面拒斥。哲学似乎除了参与毁坏一座金碧辉煌的“神殿”之外别无所为。于是，当代思想在不堪人学自觉的探索之累的重负下，出现了取消主义的消极对抗。“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乃至“语言的终结”被无限的放大。西方人学的当代自觉无疑伴随着某种致命的片面性病症。古茨塔夫·勒内·豪克对此写道：“片面性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态，它应该被强有力地拒绝。人的‘范围’有诸多的环节。在‘完整的’人的范围内只把某个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23〕有鉴于此，我们主张从“解放的焦虑”面对人的抗争，通过辩证法的实践精神的回归，重建人类理性信念。由此哲学在人学的世纪将大有可为。这里，我们并无意于将“人的抗争”从人类解放的“链条”中分解下来，而是希望不避当代人学对“解放神话”的摧毁，重新延续人类理性的“脉动”。
那么，哲学在人学的世纪里究竟何为呢？毫无疑问，对各种形式的理性之“偏”的揭示与“矫正”，对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之“蔽”的破除，仍然是哲学批判的任务。这种批判将吸取本世纪哲学探索的前车之鉴，走出语言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狭隘限制，而辅之以实践批判的广阔视野。如此，当能避免批判过于玄远、流于偏执。同时，由于契入了“实践”的视角，批判将切实地反映人类出于知识的困惑、存在的困惑和意义的困惑所展开的生命本源的抗争。人始终渴望着人自身，这决定了人是一个抗争的本性，在解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之后。人的抗争不再是一个自我折磨的主体性征服。人对自然的控制与隶属，人类理性对其非理性的限制与宽容、人类文化的和谐共存，自有其辩证的尺度。人的抗争正是要通过对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各种现实关系的辩证调停回归到人本身。因此，当“解放的神话”被破除之后，当代哲学作为人学自觉将在新的世纪里成为表达人的抗争的世界观理论。哲学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但其内核必定是一种作为实践思维方式的辩证法，至少当代人类实践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固有张力要求如此。或者，正如伽达默尔在他90寿诞时所彻悟到的那样，“也许哲学根本不像……以往所有哲学所说的那样，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24〕，但作为对20世纪的片面性的克服，哲学将会在对人的抗争的所有领域的辩证思考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13〕〔23〕古茨塔夫·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页。
〔2〕〔3〕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9、281页。
〔4〕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页。
〔5〕〔6〕〔7〕〔8〕〔11〕〔18〕〔21〕〔22〕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1、1、13～50、29、1、320～321、31页。
〔9〕福科：《物之序》，纽约，1973年，第385页。
〔10〕《场与有》第1辑，东方出版社，第69页。
〔12〕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信札》。
〔14〕潘叔明：《人道主义之累》，载《福建论坛》1989年第1 期。
〔15〕〔16〕福科：《癫狂与文明》，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 13页。
〔17〕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第1 ～13页。
〔19〕〔20〕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技术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7、214～215页。
〔24〕郑涌：《也许哲学并不如我们所说》，载《读书》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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