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论：中国环境史的误判及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境史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后迅速席卷全球，并于90年代传入中国。此后，中国环境史在学术思潮与环境问题的交相推动之下不断取得长足发展，至2010年已然成为史学界的一大显学。二十多年来，学界在环境史的定义、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理论难题已然得到澄清。但学界对环境史研究还存有一定的认识偏差，以衰败论盛行最为典型。关于衰败论，国内学者关注较多，但似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环境史范畴中的衰败论，是指学界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即认定环境持续衰退，生态系统呈现线性的不间断地恶化，而引起环境蜕变的主要推手是人类。休斯(J.Donald Hughes)曾指出，衰败论是指一种套路化的叙述倾向，即认为“合理有益的环境状况因人类的活动而逐步恶化”①。侯甬坚则称之为“环境破坏论”，认为其剑锋所指，已经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核心的观点则是人类开发活动在资源与地理环境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②。钞晓鸿曾深入剖析的“生态失衡”一词也是衰败论者常用的概念③。 在衰败论观念的支配之下，学界对远古的环境极为向往，对农业时代以来的环境心存疑虑，对工业化以来的环境强烈鞭挞，对未来的环境则忧心忡忡。涉足环境史领域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衰败论的情结。我们翻检文献便会发现，批判文明产生以来的人对自然之改变，几乎是所有环境史论著的核心诉求。或者说，多数环境史学者——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大多认定，一部环境史就是一部环境的破坏史。在社会层面，“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已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可自然层面却与之大异其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是振聋发聩的主旋律。 衰败论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恕不能在此面面俱到述之。笔者试从资源状况、技术效应、思想激荡等几个方面入手，大略梳理其主要表现。 一、资源衰竭论 关于环境史的研究旨趣，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探究。如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环境史“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间的界面”，关注“人类与自然的某一部分间双向的互动”④。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二层次即社会经济与环境间之互动⑤。刘翠溶曾为环境史划定了十组研究命题，除了水、森林等资源位列其中外，更进一步指出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一环⑥。王利华指出，环境史“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⑦。正如赵珍所指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发生互动，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⑧他们的阐释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突出了资源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资源是指“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而经济则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⑨。人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推动生产的发展。所以，改变自然并非人类发展的主要目标，但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资源的利用，获取资源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然。同样的，自然界的变动——不管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的——也往往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而是通过改变资源的状况，进而影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资源是将人类与自然环境衔接起来的一环，关注人与自然的互动，势必绕不过资源问题，故而“资源—经济”模式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取向。在这一取向之下，环境史致力于探究资源状况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彼此因应过程。 资源问题始终是环境史学者关注的重要命题，学界已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整体的格调却是悲观的。常见的观点是认定资源从古至今在不断减少且将趋于枯竭，人类的生产生活将面临难以突破的资源瓶颈。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对森林资源的论述，多数结论是：社会发展导致森林被大量砍伐，荒漠化加重，水土流失加剧。 就森林植被的变化而言，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林业史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观点惊人的一致，即自远古至晚近时期，森林覆盖率呈直线下降态势，林木日渐稀少，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侯仁之先生早在1979年即撰写了一份学术报告，指出了我国历史时期植被破坏的严重后果⑩。史念海先生曾对黄河中游的森林植被变化脉络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证，用功甚勤，核心的结论便是森林随着农牧业的发展而不断萎缩(11)。虽然史先生对森林变化颇多悲情意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森林一直在变化：“历史时期有些地区曾经是森林或草原，而今已成为宜农的所在，那就没有重新恢复森林或草原的必要。”(12)但不少学者向往未经人力干预的远古植被状况，渲染森林衰败论。关于森林植被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研究的区域各不相同，罗列材料也因关注地域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大多是无序的人为开发与盲目的农业发展导致了植被的破坏(13)。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注意到了森林植被的变迁并非线性恶化，而是时有起伏。如谭其骧先生即曾分析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八百年的原因，认为与中古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有关，虽然颇有争议，但较之一般论述仍有振聋发聩之功(14)。王利华在关注中古历史时，也对农牧进退与饮食文化及植被变化等问题有独到研究(15)。不过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谭、王二位所认定的整体趋势仍是森林的衰败。 笔者无意否定森林植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也无意否定森林植被在历史时期不断减少的历史事实。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转变思维习惯与叙述模式，对森林的研究将会变得呆板、肤浅，随意抽取一篇专门的论文，不经阅读即已洞晓其核心命题，岂不可悲! 森林崇拜已然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们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必须讴歌远古的茂密森林，悲叹文明发生以后的森林减少，鞭挞人类的发展历程。倘若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的现状已然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们试着换个角度来思考森林的相关问题。森林的密度是否越大越好？或者说森林是否不加任何人力干预最好？不少学者认为，采集薪柴对森林有百弊无一利。史念海认为：“以树木当柴烧，说起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琐事，可是日积月累，永无止期，森林地区即使再为广大，也禁不住这样消耗的。”(16)龚胜生指出：“如把建筑对森林的破坏比做‘鲸吞’，那么樵采对森林的破坏可称‘蚕食’。鲸吞虽然是巨量的，但为时短；而蚕食则不仅具有巨量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彻底性等特征。”(17)所论不无道理，但大多未注意到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适度开发对森林自身是有好处的。没有丝毫人力干预的森林迟早会有自然力进行干预，即自发燃烧，因为其处于能量的高度密集状态，有强烈的宣泄趋势，直接的结果就是自发的森林大火。适度开采的结果，使得迅猛的大规模燃烧，转化成了温和的驱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分散燃烧。正如斯蒂芬·派因(Stephen J.Pyne)所说，火是一种独特的生态学因素，“它指导进化，塑造生物区系，并使物质世界和生物世界相联”(18)。 森林中的物质与能量主要存在于树干的木质中，多数动物不能利用木质，树木的年龄又非常长，所以森林中物质与能量的流动与周转速度较为缓慢，森林土壤也并不肥沃。最富有生气的可能还是热带的稀树草原，草本植物茎叶很快为食草动物采食，食草动物又很快被食肉动物捕食，植物残余躯体与动物的尸体、粪便很快回馈到土壤中，进而长出新的草本植物，生生不息，物能循环速度非常快。而刀耕火种的合理性就在于人为地加快林地的生命节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资，同时又能很好地保护周边的环境。尹绍亭即指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19)同样的，暖温带、中温带平原地区的民族开垦农田，也是对其所处环境的积极适应。一味崇拜不加人力干预的森林，等于彻底否定人类一万年来的文明发展成就。 森林究竟对气候有什么样的影响还应作更多的研究，笔者对森林采伐导致短期气候变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即使森林没有变化，气候依旧会变化。把复杂的变化归结到单一的原因上去，这样的解释未必合理(20)。 同森林相类似，学者们在探讨其他资源问题时面临同样的定式思维和雷同化叙述模式，比如水资源、能源、动物资源等。正如侯甬坚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由森林植被变迁研究所引发的中国环境变迁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些资源的分析模式与森林资源非常相似(21)。限于篇幅，兹不再赘述。笔者以为，与片面地渲染资源走向枯竭相比，环境史更可取的研究理路是将资源与人置于同一生态系统中，深入细致地梳理人与资源间发生的种种关联，讲述两者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探究资源如何全方位地渗透进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人们的生产生活又如何作用于资源。李根蟠先生指出：“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22)忽视了时代的差异而将两者等同，所得出的论断多半失之武断。 二、技术异化论 在环境史研究中，技术也是极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人在与周边环境打交道时，要获取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源，要维系和保护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借助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没有技术，人类不能一步步地改造自然并创立辉煌的文明。王利华提出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生命护卫系统”令人印象深刻，前者是“考察人们如何为了谋取生活资料不断与自然交往”，后者则是考察“人类如何应对来自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的、人为的或人与自然交相作用所造成的灾祸”(23)。不管是生命支持还是生命护卫，技术都是人类凭依的极重要的手段，人类操控技术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影响。伊懋可早在1990年即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构想。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环境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以技术为中心，进而探讨人与环境之纠葛，这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取向(24)。李根蟠也特别注重技术在环境史研究架构中的地位，他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可视为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核心。而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技术体系，正是人类经济活动中应对自然环境的产物。”(25) 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古代的农垦与水利工程已然如此，而近代以来蒸汽机、内燃机等各种技术更是如此。技术之积极的影响与消极的影响并存，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评判系统是不适宜的，学界亦早有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人指出，“科学的福祉通过技术的应用而展现，但科学的技术应用却可以产生好的或坏的后果”，技术在自然、人与知识三个维度上分别具有反自然性、反目的性与不确定性，从而也就有可能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而这消极影响即可称之为“技术的异化”(26)。技术是全方位的，它系统地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影响环境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多面的，对环境的影响也就具有了多面性，既可以产生消极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技术又是流动不居的，不同时期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27)。 虽然人们一再重申技术的多面性，但在环境史学者的笔下，对技术的探究依旧是单线条的衰败论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学者们往往认定技术的利用大多是消极地损害了环境，而且环境的损害是难以复原的。虽然环境史学者无意否定所有的技术，而是只关注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技术，但其牵涉的范围已然囊括了人类绝大部分重要的技术成果。 就现有的成果来看，专门深入探讨技术问题的环境史论著还不多见。笔者下面讨论的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领域中关注还比较少的一项技术——汽车。它在未来的研究中极有可能会成为技术异化的标志性符号，笔者稍作分析，希望能防患于未然，使未来环境史视野下的汽车研究能够更全面更立体，而非单线条的批判。 近20年来，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兴起，多位世界史学者向国内学界引介该项研究成果(28)。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也正在蓬勃兴起的过程之中。随着交通拥堵问题和PM2.5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汽车问题必将受到城市环境史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倘若我们将其他学科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纳入环境史的大旗之下的话，则会发现对汽车批判的声音早就出现了。 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即对汽车泛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除了当代人们都注意到的尾气污染外，他还分析了以下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1)公路、停车场修筑占用了大量的空间，加剧了城市的恶性膨胀；(2)汽车体量庞大，在任何时间都相当于空载，运行导致了大量的能量白白耗费掉；(3)汽车增加了通勤时间，使得人们的居住区与工作区出现了大尺度的空间错位，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上；(4)汽车成了“钢铁之墙”“玻璃之墙”与“速度之墙”，增强了人们的隔离感和疏远感，对人际关系和人们的固有心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5)汽车连带的钢铁、石油产业对环境的重大影响等。基于以上观点，瑞吉斯特持较激进的反对汽车观点，在其生态城市理念中，提倡的是摆脱汽车，认定最好的交通就是最少的交通(29)。麦克尼尔(J.R.McNeil)也对汽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也指出汽车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物资与能量对环境影响巨大，而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含铅汽油对环境的污染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此外，他还指出汽车占地面积巨大以及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与交通事故等问题(30)。 国内学者王蒲生也在十多年前就对汽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着重讨论了交通拥堵、车祸频发、环境污染、社会公正与政策应对等问题(31)。 在汽车文化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当代社会，普通大众对汽车情有独钟，而学界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两者反差极为明显。作为理性的思考者，对汽车与环境的关系还当做进一步的思考，非黑即白的评价绝非公允之论。 我们有必要指出两个问题：其一，汽车的发明与推广对环境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就全世界而言，汽车的使用使得城市交通从对大型役畜的过分依赖中解脱了出来。据学者研究，1920年之前，全世界为了饲养役畜需要占用大量的农田来种植饲料。而役畜在城市的街道上要排泄大量的粪便，同时不断有役畜倒毙在街道上，这些都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极为不利。马的粪便腐化过程会产生大量甲烷，温室效应远比二氧化碳强大。马车同样导致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并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而汽车的大量使用，在一开始大大改善了环境(32)。就美国而言，还有汽车替代火车的过程，同样对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早期的铁路枕木没有杂酚油等防腐材料的保护，会迅速腐烂，几年就要大规模更换一次，火车车厢主要用木材制成，而蒸汽机车的锅炉还要吞噬大量的优质木柴，这些都给森林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而汽车的使用，显然将森林从火车的铁蹄之下解放了出来(33)。 其二，我们在思考当代汽车问题时，往往将希望寄托在了电动汽车上或太阳能汽车上，而没有深入思考后两者对环境的影响是否一定比传统汽车小。目前业界声势最大的是混合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相当一部分由电来提供，在主流的观点看来，电是清洁环保的。可是，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大部分电能仍来自火力发电厂，则电动车仍然是以燃烧化石能源为代价的，只不过燃烧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远方进行而已。此外，用电还增加了能源的转化次数，燃油汽车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进而再转化为机械能。而用电则先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再转化为机械能，进而转化为电能，接着转化为化学能，再转化为电能，最后变成机械能。每多一次能量的转化，就会多浪费相当比例的能量。最终电动车的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可能远低于直接在内燃机中燃烧化石能源的效率。 另外，太阳能同样不足以降低汽车对环境的影响。最有前途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显然是发电，但太阳能电池板相比植物体有几个明显的缺陷。首先，它不能自我复制，必须不断地人工更新，这个过程消耗的能量无法像植物那样直接从太阳能来补偿。其次，太阳能电池板不可能像植物那样覆盖整个地球来全面摄取太阳能。最后，人类也无法像植物那么“有耐心”用数千万年乃至上亿年时间来储藏太阳能。 总之，20世纪以来，汽车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也催生了一系列的弊病。城市环境史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时，应当客观、公正、全面地予以评述，避免片面地予以否定的倾向。 除了汽车外，对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研究也很典型。虽然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水利工程的积极作用，但魏特夫(Karl A.Wittfoger)已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进行了消极的解读(34)，而其他学者也多有分析其环境层面的消极作用者。比如伊懋可认为，水利工程推动下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继续发展了，而维系水利工程“这一壮举所付出的长期机会成本是极高的”(35)。当学者们关注当代的水利工程时，更是一面倒的反对意见(36)。一如对汽车的分析一样，如果环境史学者面对技术问题时只是就弊病立论，而忽视了其多面性，则对环境史的长远发展显然也是非常有害的。类似的问题，在对铁犁、牛耕、采矿、蒸汽机等技术进行检讨时也都有所表现，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三、思想蜕变论 环境思想本来就是环境史关注的重要对象。唐纳德·休斯认为环境史包括三个层面，而环境思想居其一，并将其界定为“包括自然研究、生态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休斯认为不关注环境思想，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与周边环境间发生的种种故事(37)。伊懋可在其早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即非常重视环境思想，而其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更是用三章的篇幅集中梳理了中国人的环境理念问题，分别讨论了“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以及“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38)。刘翠溶认为，通过研究风俗习惯、价值、法律、政治、制度、组织等问题来把握人们的环境观念与态度，是环境史的重要领域(39)。王利华则特别提出“生态认知系统”的理念，并在多篇文章中加以阐释，指出人类对各种自然事物和生态现象的感知和认识，是环境史极重要的关注领域，他还进一步对生态认知方式进行了界定。除了理论探索外，王利华还积极在实证研究中加以运用，在其关于竹子的专题研究中，就相关生态认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40)。麦克尼尔在探究20世纪环境史问题时，也专列一章探究了思想与政治问题，特别关注了各种宗教思想与政治思想中的环境理念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41)。 怀旧复古是全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结，把遥远的过去想象为黄金时代，寄托人们美好的社会理想，而社会会不断衰颓，终至堕入万丈深渊而不能自拔。以往这种情愫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迷恋过去的社会，但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又使得人们转而怀念过去的环境。人们又往往把过去的环境想象得美轮美奂，并认为环境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上述情形便是笔者曾经论述过的从社会复古主义到环境复古主义的转变(42)。与环境复古主义相伴随的，便是思想蜕变论的盛行。 环境史中的思想蜕变论，指的是人们的环境思想由敬畏、善待自然和天人合一的较高境界不断蜕变，最终降至蔑视、蹂躏自然和天人对抗的极低水平。这样的理念与环境复古主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思想蜕变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讴歌传统农业时代的核心理念，批判工业时代的核心理念，认为自传统时代步入工业时代，人们对环境的思想与态度出现了蜕变。相关论述在农史学界表现最为突出，以富兰克林·H·金(F.H.King)在20世纪初对东亚农业的考察为起点，继而瓦格纳(W.Wagner)又深入考察中国农业，他们都认定变废为宝与物质的循环利用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显著特质，这使其成为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体系(43)。复经老一辈农史学者的持续探索，相关观念在国内颇受欢迎，渐成主流思想。在反思当代农业问题时，学者们大都缅怀过往的农作方式与理念，批判当代农作生产理念。国外亦复如此。麦克尼尔引用诸多研究成果分析了20世纪全球土壤的变化，并深入解构了所谓的绿色革命，此外还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对环境所造成的冲击。有学者探究了传统农业与机械化农业的能量消耗比，指出传统的比较方法是机械化农业只计入人力的消耗而不计入农机、化肥、农药等能量的消耗，若将所有的消耗都计入，则20世纪80年代的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传统农业的1/10(44)。 第二个层面是认定传统时代的环境思想也存在着后不如初的蜕变。李约瑟最早提出了中国人具有“有机统一的自然观”，并指出其主要特点为强调关系、整体、和谐，这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为早期科学思想的萌生、发展创造了条件(45)。国内学者对早期的自然思想的评价也较高，尤为突出的是对三才理论的辨析。所谓三才，即天、地、人，而三才理论的核心即三者的和谐与统筹发展。李根蟠先生认为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早期中国人“将天上、地下与人间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的整体”，与“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与操纵”的机械的自然论有着本质的不同(46)。王利华也曾对三才理论在古人环境理念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阐释，认为其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综合考量自然和社会诸多因素，是古代社会建设的重要纲领(47)。近年来，以古代环境保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相关论著非常多，而探究先秦至秦汉环保理念的文章最为突出，在不少学者的笔下，这一时期显然是中国环境思想的黄金时代，在整个古代环境思想的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48)。这与其他领域的先秦秦汉与后世研究的论著数量比重大异其趣，个中深意耐人寻味。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多数学者抱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古代环境思想也有流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资源与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环境思想也在不断蜕变。 两个层面的研究都自有其独特价值，但也都有其弊病。大多是抓住了某一方面的特质，而未留意其多面性。笔者大致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传统时代的环境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后，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正如桑保罗所说，中国历史上的自然观一直有两大主要的潮流：一是认为人与自然间有着不间断的交互作用与影响过程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观念；一是人为自然与人的行为各行其是并无密切联系的“天人之分”观(49)。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学说固然流传甚广，而荀子的“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人相分理念同样深入人心。万物有灵、万物有情、物类相感等崇拜自然、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情感固然常见，而“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之类的抗拒自然、利用自然乃至征服自然的理念同样不乏众多的拥趸者(50)。我们将古人的环境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失之偏颇了。 其次，学者探究历史现象时，大多喜欢围绕着“变化”来做文章，而忽视了“不变”的一面。麦克尼尔坦言，“历史学家主要对变化有兴趣”，在探究环境史时往往“对无数持续不变的例子略而不计”(51)。对环境思想的研究亦是如此。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不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打上了深刻的先秦烙印，正如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打上了深刻的古希腊时期与圣经时代烙印一样。虽然学术思想有先秦诸子—汉代儒学—六朝玄学—理学—心学的演进流程，但人们研习的经典与主要的话语体系、认知方式有很多是相通的。天人合一也好，天人相分也罢，明清时期的环境思想与先秦时代是一脉相承的，但环境状况的迥异差别不是思维方式不同所致，实与千百年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笔者曾提出过环境史研究需引入“准静态”的视角，并指出这是一个“动中有静，静中又有动”的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不承认变化，只是认为变化缓慢且幅度很小，呈现近似停滞的状态。这样的视角在研究中国的环境思想史时显然也是适用的(52)。 再次，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思想史问题时，在史料的取舍和辨析上需要特别小心。伊懋可即指出，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便是研究利用的主要素材是书面文献，因这一特征，而环境史可以触及考古学与史前史所无能为力的“人的心智”，包括观念、意象、政策、目的，此为环境史的独特魅力所在(53)。伊懋可在研究中国古代环境思想时已经辩证地评析了环境思想的朝野分化(54)，但史料本身也值得进一步思考，王利华即注意到了古人在认识和对待自然上存在着严重的“知行不一”(55)。在探究思想问题时，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分析”理念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所言非所思，所写非所想”的问题。隐恶扬善是所有文本制作者的核心诉求，而文本记载中关涉到自身或与其有密切关系者的话，这样的诉求更为明显。所以我们对史料要有更多的辩证评析，要有穿透史料去发现更真实历史的眼光与能力。尽信史料不如无史料，思想史如此，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亦如此。 四、衰败论的根源与应对 (一)环保主义思潮的影响 环境史的兴起，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环保主义思潮更是其发轫的重要基石。对当代环境问题的认真反思与环保理念的积极倡导，都为环境史学界掀起批判工业文明浪潮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休斯指出，美国环境史的开创者们“即便不全是，但绝大多数都是环保主义者，正是这一情况使得他们在其研究和撰述中特别重视这一点”(56)。梅雪芹在多篇文章中谈及中国环境史学者特别是她自己的环保主义情结，她指出：“环境史的叙述凸现了生态灾难或环境问题，从而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含有重估人类行为的重大寓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人们更好地关心被叙述的对象。环境史的叙述因对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考量以及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评价，而具有了正当性和意义。”(57)环境史学者的论著往往“弥漫着相当浓重的自然主义情感，这些情感是被有意凸显的”，学者也往往认为“激发大众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热情，无疑是我们的职责”(58)。 应该说，环保理念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人与自然之关系，但是环保主义若固化为学者的意识形态，则可能为环境史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在过于强大的环保意识推动之下，环境史将可能被简单地界定为环境保护与环境破坏的历史，而尤以后者为甚。学者们在反思工业时代的环境问题时，往往将探究的触角延伸到了传统时代。伊懋可即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渊源有自，并非起于近代，而是有着至少长达三千年的历程，而这可能是“慢慢进行的灾难”，“不可阻挡地导致生命支持体系之衰弱或甚至破坏”(59)。其他中国环境史学者亦大都自觉不自觉地抱有这样的理念，将中国环境史梳理成了一部环境的破坏史。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思潮是20世纪中后期才兴起于美国的，而中国的环保意识可能是到世纪末才成熟起来的。套用21世纪的思想理念去理解古代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可能会与古人的实际理念与行为模式发生较大的隔膜乃至错位。古代也好，现代也罢，人与自然的互动涉及诸多方面，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彼此因应绝非保护与破坏这么简单。 要规避衰败论，就要尽力冲破环保迷思。我们需要全方位审视人与自然间纷繁复杂的联系，注意到保护与破坏之外，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需要我们去讲述，还有更多深奥的道理需要我们去剖析。钞晓鸿即提倡更客观地审视环境问题，他认为：“虽然环境史学界当前关注于或认可历史上环境出现的问题，但从学理来讲，它研究人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并不以环境是否出现问题为指归。”(60)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环境变化本身的复杂性。蓝勇即认为应当避免刻板的理解，历史上的环境变迁问题“绝不是呈现古代生态环境比近现代更好的直线发展趋势，人类较大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往往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十分复杂的影响，环境变迁并非直线发展”(61)。侯甬坚亦指出，与其用“环境破坏”的提法，不如用更中性的“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各种主动和被动的反应与响应”等表述为好，“基于历史开发作用下的环境变化展现的是多方向性，除了环境恶化、退化的情形外，还有环境改善、环境修复、环境优化等内容，对此绝对不能再予以忽略”(62)。 (二)过分关注变态环境 笔者曾撰文仔细分析环境的状态问题，认为大致可以分两种：一为常态环境，二为变态环境。常态环境是指“长时间持续稳定存在的环境状况，人类置身其中受到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选择相应的生计方式来应对”；而变态环境指“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而持续时间却有限的环境状况，人类生产、生活会受到剧烈的冲击从而产生巨大的变化”(63)。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常态环境与变态环境都很重要，也都有作精细的研究的必要。但正如前引麦克尼尔所说，历史学者对变化更感兴趣。在环境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都是围绕变态环境展开的。所以绝大部分的环境史可以称之为环境变迁史。关注剧烈的环境变动之下人类社会的反响与应对，或者是关注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急剧的环境变动。常态环境下的人与自然间的故事，学界梳理得还很少。 某种程度上说，衰败论的盛行也与学界过分关注变态环境有关。如在变态环境的研究中，疾病医疗史的研究非常典型。但我们注意到，学者们的关注点往往放在了突发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传染病上，而不是放在了普通的疾病上。我们注意到，经典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集中在了传染病上。如威廉·H.麦克尼尔(前引麦克尼尔的父亲)探究了传染病的大致概况，并思考了其在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64)。曹树基、李玉尚等人对鼠疫在中国大流行的研究也很独到，而鼠疫灭亡了明朝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65)。此外，余新忠对清代江南传染病流行的研究，梁其姿对麻风病的研究也较为典型(66)。过分关注传染病，极容易产生时间越晚近，传染病越严重的错觉，从而增强人们的衰败论意识。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究竟是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大，还是那些常规的疾病对人的影响更大？酷烈的瘟疫流行会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而司空见惯的常规疾病则难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人类的认知常规是，印象深刻的事情会误导我们的评判，而认定其发生的频率与影响范围都超过其本来的情况。比如坐飞机发生意外的概率是否高于坐汽车，比如康奈尔大学的自杀率是否高过其他大学等问题，人们的判断往往与事实相悖(67)。就历史上的疾病而言，非传染病的影响不容忽视。于赓哲对唐代疾病医疗的研究就较为突出，唐与吐蕃战争中高原疾病的影响，唐代的疾病医疗观念等研究都发人深省(68)。若干学者对唐代风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唐代政治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理解(69)。其他学者对非传染病与医学、疾病观等问题的研究也较常见(70)。笔者近期在做县域微观环境史研究，以河北武安为例，历史上发病率极高的食管癌、克汀病、心脑血管病都是深刻影响民众健康、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的疾病，若不探究这些疾病，就不能真正理解武安县域内人与自然互动的丰富内涵。所以笔者以为，关注常规疾病意义极为重大。 与疾病相类似，探究其他层面的环境史问题，也应更多关注常态环境。变态是短暂的，而常态则长久持续，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看，常态环境更为巨大。如果跳出“变”字的束缚，更多地探究“常”，衰败论将不攻自破。 (三)不恰当的量化分析 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学者多喜欢在研究中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环境史学者往往会统计历史上的环境变化资料并作量化分析，由此来探究环境变迁的速度和幅度。但往往被学者们选择性忽视的是，某时代文献遗存数量与距其所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晚近，文献保存越完备，关于环境变化的记载也就越丰富；越是古老，文献存留下来的越少，关于环境变化的记载也就越匮乏。文献规模如此悬殊，能据以分析某一现象前后发生频率的差异吗？倘就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进行统计，就会发现，时间越晚近，环境变化得越猛烈；而时间越古老，环境变化得越细微。但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学者们在作统计分析时，样本的选取就是不合理的。合理的统计结果应当是，统计对象数量极为丰富，样本的选择完全随机，这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跳出简单的量化分析模式，就会发现用数字说明的历史不一定就是更精准可靠的，环境状况并非呈线性恶化趋势(71)。 (四)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的余波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环境史学者在决定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处境。为了弥补传统史学人类长袖独舞的不足，学者们将自然重新引入历史，并加大对其关照的力度；同时又将人类放回到芸芸众生之中，强调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多数环境史学者具有较明显的环境决定论(或者称之为自然决定论)色彩。但是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的影响时，却又极力渲染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极为巨大，这又重新回到了文化决定论的立场上(72)。 看似环境史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但因其对环境衰败问题的过于执著，实际上却将环境史推到了程度更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因为强调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时，无疑将环境视作了人类掌中的玩物。我们忽视了环境本身就是流动不居的，有其自身的演进机制，即便没有人类的作用，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宇宙化生、天体运行、海陆分布、气候变化等大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没有人类，自然世界照样会发生沧桑巨变。 另外，自从生命诞生以来，所有的生命都在一刻不停地努力改变世界。如果没有生命，土壤结构、大气成分、物能流动等就不是现在这样的样子。改变环境并非人类的专利。 更重要的是，与化学中的反应平衡及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一样，生态平衡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平衡总在被不断地打破和重建：一个旧的平衡被打破，很快又会调适到新的平衡；又接着被打破，再重建。不存在一个最理想的固化的平衡状态，生态平衡总是在变动。换言之，大自然自身对外来作用的调适功能十分强大，认为环境一遭遇人类的干预就会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是环境史学者多虑了。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当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其影响所及主要在于人类自身的存续与长远发展，所谓生态崩溃等论调并不可取。 要之，真正放下人类高高在上的架子，平心静气探究人类与自然之互动，采取生命中心主义而非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为所谓的决定论所左右，才能规避衰败论的论调(73)。 (五)其他领域历史学者之误解 衰败论的盛行，还与其他领域的历史学者之误解有关。他们多认为环境史只有两个层面：环境变迁史与环境保护史。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又提出两点疑问：历史地理学已经在环境变迁研究方面推出了大量的成果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那么环境史是否也只能朝着“环境破坏论”的方向前进？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只有环境破坏，那么环境史是否就是环境破坏史呢? 从非环境史学者对环境史的态度不同来分，又可将他们区分为两种类型，相应地对环境史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第一种类型是持重怀疑派，他们对环境史的理念、方法与核心诉求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不停地围绕上述两点对环境史进行质疑。在他们不断的发问之下，环境史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停止环境史研究，要么真的将大部分的研究指向环境变迁与环境破坏，不然他们就得陷入无休止的解释与辩护。废止环境史当然不可行，那么就只能大力开展环境变迁史与环境破坏史的研究了，这是心理学上所谓鸟笼效应的威力所在(74)。第二种类型是积极参与派，他们注意到环境史近年来成为了学术热点，持续升温，于是也积极投身于环境史研究，这为环境史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在他们固有的认识推动之下，也使得他们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更多地锁定在了环境的变迁与环境的保护或破坏上。所以其他领域学者的强力涌入与大力鼓吹，也增强了衰败论的影响。环境史学界还需要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整合各种理念，增强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对话与研究，如此方能真正关注到人与自然关系之纷繁复杂的面相，突破衰败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反思衰败论，还应注意环境史对未来的评判问题。历史学的学术诉求在于探究人类的过往，为当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预测未来从来都不是其职责，更非其长项。可新型的环境史学却是所有历史学科分支中最热衷于预测未来的，这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要之，衰败论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误判，主要表现在资源衰竭、技术异化、思想蜕变三个方面，而其主要原因则是环保主义、过多关注变态环境、量化统计、决定论、其他学者的误解等。纠正衰败论的论述倾向，主要应针对上述几个方面对症下药。正如李根蟠先生所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反对‘反自然’的倾向，又要防止‘反文明’的倾向。前者是当前主要危险，但对后者也不能掉以轻心。”(75)关注并反思衰败论，是为了将环境史研究从“反文明”的危险边缘拉回正途。 当然，衰败论盛行只是环境史发展到特定阶段而出现的现象，美国环境史学界也不例外。高国荣即指出：“自然往往被认为与文化对立”，“受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90年代之前的环境史研究存在明显的道德伦理诉求，美化过去、批判现在和怀疑将来的悲观倾向也不罕见。”(76)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理念不断丰富，衰败论也渐趋弱化。我们相信，中国环境史也将会有相同的发展历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研究偏差就可以置之不理。笔者无意否认环境史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但为了引起读者对衰败论的重视，行文中刻意突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或有矫枉过正之嫌，还请读者见谅。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117页。 ②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破坏论”一词，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外在的物质环境(主要是资源)之退化。在笔者看来，技术、思想可与资源等量齐观，但前两者无法被后者囊括其中，所以还是倾向于采用“衰败论”这样的说法。 ③钞晓鸿：《深化环境史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④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8页。 ⑤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eds.,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93. ⑥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⑦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⑧赵珍：《环境史研究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2版。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21、682页。 ⑩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32-313页。 (12)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13)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参见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陈加良：《论六盘山的古森林及其历史启迪》，《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的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郭声波、吴理清：《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江汉论坛》2011年第8期；马忠良、宋朝枢、张清华：《中国森林的变迁》，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翟旺、张守道：《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翟旺、米文精：《五台山区森林与生态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余不尽举，关于森林变迁的研究状况已有学者进行了系统梳理，可参见张连伟：《中国古代森林变迁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14)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另见谭其骧：《长水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谭氏观点有不同意见者亦颇多，可参见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王涌泉、徐福龄：《王景治河辨》，《人民黄河》1979年第2期；辛德勇：《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文史》2012年第1期。邹逸麟则曾撰文数篇为其师辩护，兹不一一列举。 (15)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6)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03页。 (17)龚胜生：《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龚胜生在分析北京城的燃料供应状况时沿袭了这一观点，见《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其他研究燃料问题的学者也大多持有相近似的观点，兹不一一列举。 (18)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8页。 (19)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例如黄秉维即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写多篇论文，指出森林对于调节降水和河流水量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参见黄秉维：《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地理知识》1981年第1期；《森林对环境作用的几个问题》，《中国水利》1982年第4期；《再谈森林的作用》，《地理知识》1982年第2-4期。还有其他学者也有相关论述，兹不再一一列举。 (21)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22)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3)王利华：《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3页。该文原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24)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An Agenda of Ideas,Asian Studies Review,vol.14,no.2,1990. (25)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6)朱蓓、肖军：《技术异化与环境变迁：概念、关系及对策》，《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12期。 (27)胡鞍钢：《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变化与环境变迁——中国现代环境变迁(1952-1990)》，《环境科学进展》1993年第5期。 (28)参见高国荣：《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毛达：《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侯深：《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9)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修订版)，王如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3-216页。 (30)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7-318页、61-62页。 (31)王蒲生：《轿车交通批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32)M.G.Lay,Ways of the World:A History of the World’s Roads and the Vehicles That Used The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1-133.依据前引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另参见史蒂文·列维特、斯蒂芬·都伯纳：《超爆魔鬼经济学》，曾贤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1-14页。 (33)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6-317页。 (34)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5)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36)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2-195页。 (37)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38)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459页。 (39)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0)参见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3页；《“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41)参见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32-364页。 (42)参见拙作：《论环境复古主义》，《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 (43)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44)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据该书给出的数据，传统农业下，一个农民消耗1卡人力约可获得10卡能量；机械化农业下，一个农民消耗1卡人力可获得6000卡能量。看似后者为前者的600倍，实则若将非人力的能耗也计入，则机械化农业消耗10卡的总能量才获得1卡的能量，其效率只有前者的1/10。 (4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言》，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8年。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自然观的详细评述，可参见郭枝：《李约瑟论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46)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转引自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页。李氏对三才理论极为重视，除了上引文章外，另有多篇文章进行了探究，恕不一一列举。 (47)王利华：《“三才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8)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朱松美：《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陈朝云：《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吴晓军：《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罗桂环：《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何艳杰：《商代居址环境保护研究》，《殷都学刊》2003年第4期；崔德卿：《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李金玉：《周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李文琴：《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基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49)桑保罗：《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921-922页。 (50)当然，两种倾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生。参见曲爱香：《孔孟荀的天人观及其生态伦理》，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1)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页。 (52)参见赵九州：《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53)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11页。 (54)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8-459页。 (55)王利华：《从环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设的“知”与“行”》，《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7日，理论版。 (56)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40页，第39页。另外，该书对环保主义还有深入分析，可参见第113-114页。 (57)梅雪芹：《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另可参见梅雪芹：《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余不尽举。 (58)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页；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页。 (59)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页。 (60)钞晓鸿：《深化环境史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61)蓝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2)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63)赵九州：《环境史的“环境”问题》，《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1期。 (64)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65)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66)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余新忠：《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册，1999年6月，第399-438页。 (67)参见罗伯特·弗兰克：《牛奶可乐经济学》，闾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68)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9)张惟慎：《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安家琪：《唐代“风疾”考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 (70)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现状梳理，可参见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71)对过分注重量化分析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分析，可参见拙文：《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论环境复古主义》，《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 (72)关于决定论的论著可参见李学智：《唯物史观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陈东明：《论自然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6年；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余不尽举。 (73)关于生命中心主义，参见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利华所著其他多篇文章中也有相关论述，不再一一列举。 (74)所谓鸟笼效应，又称鸟笼逻辑，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某人若在家中显眼的地方挂上一只空鸟笼，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在两种选择中进行取舍：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放进鸟笼里。不然，他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解释和说明中。这反映的是人们的惯性思维，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在1907年提出。关于鸟笼效应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刘佰龙：《心理学与社交策略》，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第114-116页。 (75)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76)高国荣：《近二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