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工会复兴的趋势和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前景论文,趋势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并出版了《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该书开篇是他撰写的题为《全球工会复兴的趋势和前景》的文章。该文分析了当前世界各国工会处境困难的原因，归纳了各国工会奋力复兴的几种战略或趋势，认为工会将继续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工会运动的兴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工会运动的“黄金时代”。劳资谈判达成的协议使每一个经合组织国家工会的力量和影响都超过了战前工会人士的想象。1950年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工会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并且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社会伙伴。虽然大规模生产部门以外许多工人被排斥在劳资协议商定的高工资和稳定就业的合同之外，但工会运用其战后获得的影响力促使通过社会福利立法给全社会带来福祉。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震荡破坏了战后的劳资协议，经合组织国家逐渐陷入结构性经济危机，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如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北欧各国和日本）仍旧确认工会的重要性，其劳动关系的特点是集中协调工资谈判，工作现场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工会就劳工问题在工厂、经济部门和全国各级都有话语权并形成有活力的机制。“自由市场经济体”（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没有这种集中协调工资谈判和社会伙伴关系的体制，其劳动关系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工资谈判“分散化”、扩大经理特权从而削弱了工会运动。
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工会在过去25年中急剧削弱的重要标志是会员率下降。1983年至2006年，美国的会员率自20%降至13%，而且私有部门的会员率只有7.9%。澳大利亚的会员率从1980年的50%降至2005年的22.4%，尽管1983年至1996年间是工党执政。英国的会员率自1979年的55%降至2004年的28.8%，尽管1997年以来一直是工党执政。
协调型市场经济体的工会虽然所处经济和政治环境较好，也在改组过程中。奥地利根据其立法框架，集体合同覆盖面仍高达99%，但劳动力市场的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大企业向小企业转移，会员率自1980年的52%降至2005年的33%。荷兰“三方协商一致”模式("Poldei" model)的劳动关系保证集体合同仍能覆盖84%的工人，但会员率从1978年的36%降至2004年的22%。瑞典的集体谈判由高度集中的全国一级改为产业一级，这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工会力量，但因实行“工会主管社会福利”的根特制度(Ghen Tayetem)，由工会管理失业福利事业以及公共部门就业水平高，其会员率自1980年至2006年基本保持在78%左右。德国虽然许多雇主不再进行全国一级集中协调的工资谈判，企业委员会又遭削弱，而且劳动立法中又引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劳动关系中许多变动是同受“国家扶助”的工会协商后作出的，所以德国工会仍保持其影响力。不过会员率也从1980年的34%降至2004年的25%。
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工会的经济和政治处境都比过去严峻。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的灵活生产使工会传统的核心基本群众——从事大规模生产的蓝领男工人人数急剧减少。现在经合组织各国工会运动的基地是公有部门，而它又在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名义下遭到压缩，公有部门的工会因此受到挑战。私有部门工会的难题是这个部门的劳动者由不断增加的过去被认为是“不可组织起来”的工人组成：非全日制工人或签订灵活的个人劳动合同的合同工；在日益增多的中小型企业干活的工人；在劳动力中比重日增的女工；在不断发展的服务部门干活的工人。更为不利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工会将不得不在一个敌视它的政治氛围中组织这些工人。
贫困国家的工会从来没有过黄金岁月，不过在70年代全球南方迅速发展工业以前，其中许多国家已建立了工会。拉丁美洲的工会在独裁统治和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环境中发展。其中保持自主的工会高度政治化，它们联合公民社会的其他主体要求民主权利并建立全国性福利制度。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工会运动位居战略地位重要的关键部门，规模小能量大。非洲工会领导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并在工会未被镇压或未受执政党支配的国家站在反专制压迫斗争的前列。亚洲太平洋区域转型中经济体的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国家专制主义。独立地代表工人的运动历来时断时续地发展并且孱弱，政治经济影响有限。但韩国是一个例外。在整个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会工作者被解雇、受歧视，甚至遭监禁。
发展中和转型中经济体工会的成长和发展不仅受到政治干预，也遇到经济障碍。大量过剩劳动力形成下调工资水平的强大压力；一般没有建立起对失业和商业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冲击能起缓冲作用的覆盖面广的社会福利制度；广泛的非正规经济部门提供了大量替补劳动力，削弱了罢工的有效性；非正式经济在法律界限以外活动，进步的劳动立法力不能及。发展中世界的工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主导其经济及政治处境的债务负担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执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拉丁美洲1982年的债务危机是将出口替代型经济改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的转折点。继拉丁美洲8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不断向外来的竞争开放，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实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结构调整计划”、裁减公有经济部门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从多方面“遏制”了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改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斗争。
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的会员率及集体谈判制度各不相同，但凡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国家，其会员率无不下降。
工会的复兴
世界各国的工会虽在其传统关注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等领域正在失去影响力并同时正在失去促进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和公正地进行再分配的能力，但它们奋力适应新的环境，近年来出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联合社会运动结成联盟。这种战略的根基在南方，那里的工会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合作反对殖民统治及随后的专制政权。它在基层同各种社团、政治活动分子、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围绕某些具体要求如工资、劳动标准、结社自由、公民权利、公平贸易等开展运动。它有助于开阔工会的视野，使之从专注于狭隘的工作现场问题转向广泛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广大的“被剥夺的大多数”的问题。南非工会是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联盟的基本力量。巴西工会在实现民主政治和促成卢拉2002年当选总统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工会同学生团体及宗教团体结盟在1987年推翻专制政权实现了民主。随之而来的是这三国的工会会员大增，劳动者权益切实改善，这显示了在危机和变革中结成联盟的威力。但在实现共同目标后三国的宏大联盟都告瓦解。韩国工会在取得斗争胜利后不到十年便遭受公众的敌视，认为它只狭隘地关心会员利益。卢拉当选总统后，巴西既未阻止对集体谈判去监管化的进程，又未对涉及劳工利益的问题大刀阔斧地实行人们长期企求的改革，致使联盟瓦解。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的国家政策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并破坏联盟在80年代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而工会则在全国和地方各级均表现出疏远社会群众的“精英主义”倾向。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私有化计划和其他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是工会联合社会运动结成联盟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近年来世界各国工会同其他社会团体一起将斗争矛头指向上述计划和措施，凡是斗争取得胜利的地方工会复兴也取得进展。在乌拉圭，工会牵头广泛组织居民社区，推动举行2004年10月全民公决，制止了对水的私有化，这次胜利壮大了工会的力量，提高了工会的社会地位。2002年印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将国有电力公司私有化并下令将公司所属各发电厂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工会联合各界社会团体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2004年12月印尼宪法法院否定了2002年的法律，制止了私有化。这一系列胜利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拥有充分的实力组织有效的联盟反对不得民心的政策。同社会运动联盟给工会复兴提供了巨大潜力，它可以扩大工会合法性的基础并广开获取支援的来源。但这不表明每一次运动不论成功与否，在它结束后这种联盟还能持续下去。
二、加强组织工作。70年代末以来美国工会着重采取这一战略。它与同社会团体结盟战略的区别在于，这是由工会领导而不是以联盟为基础的组织活动，是将为现有会员服务的工会资源用于发展新会员。它强调工会在工作现场的维权作用以吸引工人加入工会并重视积极分子和基层的组织工作技巧。它在不同地点因地制宜地提出能够动员工人的要求以争取再建工会的社会运动基础。1989年美国劳联—产联设立组织学院培训数百名组织员，1995年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主席斯温尼当选为劳联—产联主席后将吸收新会员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拨出30%的经费专作此用并督促所属全国工会也照此办理。这一战略引起英、澳、新西兰、南非和德国工会的极大兴趣，英、澳两国工会也成立类似的学院。但这一战略收效有限，美国私有经济部门的会员率持续下降，在大力推行这一战略的1995年至2002年间下降了16.5%。但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木工联合兄弟会以及其他一些工会拨出大量经费开展组织并见成效，这两个工会以及货车司机兄弟会等共7个工会（代表劳联—产联35%的会员）坚持这一战略，于2005年退出劳联—产联（木工联合兄弟会于2001年退出）另组“变革谋胜利”总工会。这是一个以加强组织工作为行动纲领的总工会。
这一战略的内在弱点是重视发展组织轻视为会员服务，以致未能扭转工会衰落的颓势。它适用于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工会复兴，因这类国家集体谈判的覆盖面同会员率密切相关。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会自90年代以来受益于这些国家存在的社会契约，工会主要依靠在政治上动员工人和在工厂的工人委员会选举中赢得选票来壮大自己，因而组织工人加入工会相对而言是次要的。
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比重大、从业人员多，他们历来受工会排斥或很少有人参加工会，在这里发展组织的战略对工会复兴起关键作用。经济全球化使非正规经济工人人数迅速增长。拉丁美洲90年代早期每10个新增就业岗位中有9个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印度有3亿多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占全国劳动力的90%；印尼1995年有41%的工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到1999年增至46%。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不受劳动立法的保护，也得不到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这些家务劳动者、无固定雇主的临时工、街头小贩以及单干自雇的手艺工匠或许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多数，但极难组织起来。组织工作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突破是检验工会能否适应当今世界工人需要的试金石。南非工会大会(COSATU)采取多种措施并于1998年发动“秋季攻势”组织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但收效不大。比较成功的是组织这个部门中的妇女劳动者，如印度的“自雇妇女协会”和南非的“自雇妇女工会”。加纳工会大会则在组织这个部门的男女劳动者加入工会方面取得一些成功。
三、合并与改组。会员减少导致会费收入减少，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不给工会津贴，这些国家工会入不敷出的财务问题引起一阵工会合并浪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工会所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促使工会必须改革不适应新情况的结构和变更相互间的界限，这都迫使工会进行合并与改组。合并对工会运动自身产生两方面影响。(1)会员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工会，削弱了总工会的政治影响。传统上由总工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中发表工会的意见，现在政府往往就有关问题直接同大的工会接触。此外，总工会越来越难于吸纳小工会加入进来。因它越来越多地受少数几个大工会的控制，小工会加入进来发言权不大，受惠不多。(2)有些合并后的新工会建立的新体制更好地反映了其会员构成的多样性和多种需求。1993年英国三个公共服务业工会合并成立的公共服务部门工会在章程中规定了平等的原则：妇女、黑人、男女同性恋者及残疾会员各有自己半自治的“自我组织群体”，每个“群体”各有自己的委员会、代表会议、必需的资源和一名主管全国事务的干部。章程还规定各“群体”可在工会的章程及政策范围内自主决定工作重点及各项工作安排。2001年，德国几个工会合并成立德国最大的单个工会联合服务工会并采用了类似的进步政策。但迄今的情况表明：合并无助于工会吸收新会员和阻止会员流失，联合服务工会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大工会的会员都减少了。不过合并和改组仍是工会复兴的一项重要战略：它能提供更多资源以加强组织工作；掌握更多信息以提高集体谈判的成效；汇聚各方资源扩大政治影响力。
四、加强国际团结。工会运动与生俱来含有国际主义元素。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创建于1864年，国际主义的希望在冷战中遭窒息，全球资本时代出现了一种“新”国际主义。2001年劳联—产联主席斯温尼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谈到“一种新国际主义的分娩剧痛”时说，“在全球经济中，工人环保主义者、宗教领袖以及学生聚集在一起要求工人权益和人权，要求保护消费者和环境”。近年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是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国际工会组织，于2006年11月同有天主教会背景的世界劳工联合会合并后更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它继承了国际自由工联的基本路线。——译者注）积极活动，争取迟滞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扩散。
一项拥有巨大潜力的战略是国际自由工联大力推进的攻势：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推行“社会条款”和核心劳动标准，即在贸易协定中加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条款。这场运动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会运动之间旷日持久的分歧，后者中的一些国家认为核心劳动标准是发达经济体保护其工作岗位的手段，而国际自由工联在组织体制上就决定了它是偏袒欧洲和北美工会的。不论这种指责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发达的北方工会同南方工会之间在力量资源和观点上的不同表明在国际层面上实现改革存在许多内在的困难。
五、政治是影响工会复兴的因素。鉴于政府是制定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的主角，这就决定了工会必须对政党和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会而言，会员流失和集体谈判实力的削弱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削弱。过去10年来，工会同传统上为其利益服务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削弱了。1993年以来英国工会同工党的关系一直在恶化，工党为吸引选票而疏远工会并因此在大选中获胜，使工党政府得以将英国改变成为一个低工资，经济“去管制化”以吸引外资的国家，它的政府为雇主的集体谈判“分散化”、不承认工会并实行灵活的个人劳动合同用工制等种种行为效劳。英国工会内部正在争论是减少对工党的政治捐献（工会捐献占工党收入一半以上）还是完全断绝同工党的组织关系。德国工会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党而且禁止工会直接向政党捐款，但工会会员是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忠实选民，历来指望社民党的政策能反映他们的关切。施罗德执政时（1998年至2005年），不顾工会的反对坚持改革社会福利，表明社民党不再认为工会是自己必不可少的政治盟友。1979年美国劳联—产联同民主党签订的“全国协议”虽保证了它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占有几个席位，而且它不断向政治行动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但基本上未能对民主党的纲领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不满劳联—产联仍坚持对政治行动的投入是导致它的对立面“变革谋胜利”总工会组建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总工会权力和集体谈判高度集中的国家，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特别突出。这类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工会利用政治危机同政府和资方签订社会契约，使工会复兴取得重大进展。90年代初意大利发生金融危机，政党体系瓦解，工会运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孱弱，但三个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意大利劳工联盟）彼此摒弃前嫌改革内部，同政府合作解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紧急问题，结果建立了政府主导下工会和政府两方为主的三方合作制定政策的体制。
尽管工会不得不忍痛执行经由社会契约制定的许多政策，三个总工会之间的联盟有时显得脆弱，意大利仍不失为政治可以成为工会复兴的手段的突出例子。
结论
工会的前途是什么？给工会带来黄金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特别是福特主义模式的制造业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早已不存在。经济的结构性改组破坏了工会传统的核心群众基础，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会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中的非全日制工和临时工不断增多，灵活的用工安排以及强劲扩张的服务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使非正规经济的增长超过正规经济的增长，同时国际金融机构又强使各国推行直到可预见的将来一直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的经济政策。各种社会制度的政府全都紧缩现已成为工会主要基地的公有部门，并以加强本国竞争力为名放松对私有部门遵守劳动法规的监管。会员的急剧减少，集体谈判覆盖面的缩小，以及在工厂车间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削弱，降低了“二战”以后几十年来工会一直具有的信心，人们对工会运动的前途担忧。
有的学者给工会写好了墓志铭；有的学者预测工会将成为企业主的小伙伴或成为劳动力市场众多工人团体中的一种；有的学者认为工会将在下一轮复苏中迅猛崛起，进入工会运动大发展和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工会在所有的国家都植根于其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中，它在维护自己成员的既得权益和促进社会正义及政治民主方面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导致工会衰落的各种力量不会奇迹般地消失。工会运动的历史是一个生存和不断适应的过程，它今天进行的各种试验不仅表明其面临的危机之严峻，也验证了它将来复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