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制理论的批判与展望_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机制理论的批判与展望_国际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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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20 多年之后的今天,学者们对在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控制国家行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依然充满着兴趣。尽管“机制”这一术语失去了原本的某些魅力,但是确定机制分析研究课题的实质性问题——不管是否以“机制”或“制度”的名义——仍是美欧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重点。国际机制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曾经被忽视、蔑视和漠视,它刚刚问世,就有人对它的解释力提出质疑,很多人认为国际机制的研究是一种过时的时尚(Passing Fad), 但事实证明它不是所谓的“时髦”或昙花一现,而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国际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形成冲击,引起他们持续的浓厚兴趣,并表现出非凡的整合能力。

国际机制理论是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证中成长起来的,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髓,对国际关系提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但是,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历程只有短短20年,它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的整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基本概念上还没有取得明确的界定。分析国际机制理论本身的局限是理论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将从整体的角度剖析国际机制理论的局限性,并对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前景予以展望。

一、国际机制理论的局限性

国际机制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机制概念的模糊和随意性

1982年,在美国召开了以国际机制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对国际机制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并通过了克莱斯纳提出的定义:“机制可定义为整套明示或暗含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的期望围绕之,在一个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汇聚。”该定义是迄今最为权威的定义,但决非尽善尽美,对其的批评依然很多,主要集中在其中各组成部分的区分与相互关系上。批评者认为,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的异同关系无法区别,有损于概念的科学性。奥兰·扬指出,该定义有如下不足:(1 )它只是罗列出从概念上难以区分而在现实世界中又经常重合的机制要素;(2)在分析现实的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令人沮丧的弹性; (3)定义“单薄”,在应用时不能避免模糊性。 (注: Oran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s",Waorld Politics,1986,Vol.39,pp.104~122.)简言之,该定义强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而缺乏现实操作性的考虑。

基欧汉(Keohane)认为, “机制是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 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 (注: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 4.)基欧汉在1993年的文章中指出,国际机制的定义应“正式”,它是行为者认可和遵守的明确的规则。(注:Volker Rittberger,Regime Theory andInternational Reletions,pp.26~29.)该定义强调机制的动态操作性,但避开讨论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而以规则一词概括之,似乎显得简单化和模糊化。

这些对国际机制概念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和随意的特征,从而为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设置了根本性障碍。但是,克服概念随意性和模糊性的希望正在于理论的发展。

2.国际机制理论体系的不完善

与国际机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论流派的分歧相关,国际机制理论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国际机制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应用性理论,但其应用体系也缺乏全面的架构,对国际机制效用性的探讨起步未久。国际机制理论属于一种边缘性理论,是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架构。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国际机制理论显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国际机制理论显然继承了边缘理论的优势,体系的不完善性也可以成为推动理论进步的动力。

3.国际机制理论对国内因素的相对忽视

理性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强调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者,国家追求权力和利益,因此倾向于把国家看做主要行为整体,对国内因素相对忽视。这种忽视在建构理论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弥补。这种倾向受到罗伯特·考克斯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考克斯把对国内因素的忽视作为机制理论的重要不足之处。(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Regimes,p.203)在考克斯看来,美国的霸权之重要,不仅仅是由于霸权的存在,还在于美国本身。鲁杰(John Ruggie)、 吉尔平(RobertGalpin)等都注意到了美国国内政策与战后国际机制多元化的并行发展。他们还注意到不同国家建立或维持国际机制的意愿不同,这都源于其国内因素。有的学者如伯利(Slaughter Burley)指出,由自由民主国家组织的机制相对其他机制更有活力。 (注:Slaughter

Burley,"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Duanl Agend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Vol.87,pp.205~239.)从总体上看,国际机制理论对国内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够,限制了机制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

4.国际机制理论的美欧属性

国际机制的概念及其对国际合作的设定都反映了美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这也许是世界政治的现实结果,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霸权的联系。在美国学术界推动国际机制理论发展的同时,英国社会理论学派兴起,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学术界增加了对国际机制理论的关注,从而形成以欧美为中心的解释霸权或话语霸权,使国际机制理论不免带有“美欧属性”。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可谓是英美的“产业”,而美国学术界更是国际机制理论的发源地。西方(美欧)长期垄断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和国际机制的制定权,迄今为止的国际机制在建构中仍然难以超越这些机制规则所奠定的思想框架,国际机制的理论概念继续反映着这种现实,在当前,西方实力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的因素;西方仍然安排着国际机制的建构趋向,体现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愿望和利益需求;而且,西方仍然是国际机制的主要实践者。这种属性体现了国际机制理论应用和文化根基上的狭隘,并维护着美欧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5.理性主义机制理论利益倾向的偏狭性

理性主义机制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理性主义机制理论为维持和保护现存的霸权结构服务,维护着现存世界秩序。机制分析主流学者的现实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国际问题的合作提供政策建议,而是试图稳定现存的分配结构,而该结构并不公正。在考克斯看来,现行国际机制加强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是不公正分配的结果。战后的国际机制是美国控制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按照考克斯的看法,战后时代的霸权秩序植根于19世纪的社会冲突中,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发展逐步建立了它们的霸权机制。在霸权秩序理论中,权力与冲突的概念占有突出的地位。行为模式依赖特定的权力分配。在解释问题时,考克斯采用了与新现实主义相近的更广义的“霸权概念”,将霸权秩序定义为“历史结构”。他强调历史结构并不机械地决定行为体的行为,但是一个稳定的聚拢力量,塑造了“行为发生的习惯、压力、期望和限制和情境”。考克斯将霸权作为分析对象,强调霸权秩序通过机制对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在国际政治中,霸权秩序体现在国际机制和组织上,考克斯得出结论:在利益倾向上,理性主义机制理论是为“世界体系的大国管理服务的”;(注: Robett Cox,"SocialForces ,State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New York:Columi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4~248.)在价值倾向上,理性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对现存国际制度道义地位缺乏系统性反映,考克斯认为战后的国际机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注:Andreas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Regimes,p.205.)这种观点受到理性主义机制理论主将基欧汉的质疑。基欧汉的观点相对平和得多,尽管他承认这些机制从道义上说没有多少积极后果,但认为没有这些国际机制,人类的期望更加暗淡。(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p.57.)在这个问题上两派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6.国际机制理论应用的难点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际机制倾向于独立发挥作用,但不能摆脱大国的制约。基欧汉指出,国际机制主要是由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强大的国家所塑造的, 并主要反映了大国的利益。 (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p.65.)大国拥有国际关系的控制权, 占据着国际机制制定的主导权,这与国际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欲求是相斥的。国际机制对国家主权形成一定的制约,这是一种自然结果。但大国主导的现实却使维护主权不惜牺牲或破坏国际机制成为弱小国家的首要任务,从而在国际机制与国家主权之间造成相斥矛盾的事实。而且,国际机制在各个问题领域的密度不一,缺乏总体的规划和平衡,从而在机制理论的认识和适用上造成难点。这种理论应用的困境是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程度和国际关系不平等性的现实造成的,在目前阶段还缺乏解决的思路。

7.国际机制理论的美国问题

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美国重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324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美国的理论创新,建构主义的成长也离不开美国学术界的贡献。所以,要完整而准确地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探讨美国问题。所谓“美国问题”,应该包括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国际影响、美国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的探讨等方面的内容。美国是国际机制理论的起源地,是机制理论的“重镇”,而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是美国政治—文化价值反映的事实表明了“美国问题”地位之重要。其一,美国是当今国际机制的主导者和主要制定者。当前的国际机制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运转机制,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利益分享所必须遵循的规章、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也包括正常运转的机制如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国际金融货币机制、国际石油产供销机制、海洋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机制、外交人员的保护机制等。整个国际社会的运转机制,一方面反映了客观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与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关。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定有形和无形的法规、行为规则和制度安排,力图操纵现存的国际组织,按照美国的意愿和利益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冷战后美国更加紧监督执行或组建、参与国际机制,如核不扩散机制、全面禁试条约、导弹技术控制会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注: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24页。)其二, 美国是当今国际机制理论最重要的诠释者,掌握国际机制理论的解释霸权。其三,美国霸权是否衰落?这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并对国际机制理论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不能否认,美国霸权在当前国际机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依然是主导当前国际机制的霸权国。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的霸权衰落是不完全的衰落(Incomplete Decline)。(注:Robe 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27.)从旧观念来看,美国衰落了,不再是霸权国。换一个角度看,则是另一番情景。按购买力平价(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衰落派最大的反对者斯特兰奇教授指出,当今世界结构权力的四个相关联而独立作用的基本来源是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注:Strange,State and Marker,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p.29.)从该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与衰落派不同的画面。 美国不会自动放弃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因为现存的具操作性的国际机制对美国基本是有利的,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可以弥补美国实力的缺陷,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从理论上讲,当前的国际机制体系与美国霸权是相互促进的。世纪之交,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机制之争”趋于激烈。美国一方面全力维护对其有利的现有国际机制,保证既得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毒品走私、维护生态平衡等领域加紧制定新的国际机制。未来的国际机制体系和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有赖于美国霸权的变化前景。

我们指出国际机制理论存在不足,目的是为了该理论体系的完善及其实践效用的加强。在指出国际机制理论不足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正被接受为当前较为现实的规范模式;在越来越带有相互依赖特点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在解决共同问题和达成互补性目标时,国际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际机制正在全球范围向规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国际机制理论正在重新成为并将长期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

二、国际机制理论发展面临的机遇

冷战的结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期,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遇到新的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理论大师霍尔斯蒂(Holsti)指出,良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密切关注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对可靠知识的需求”。(注:K.Holsti," Mirror,Mirror on the Wall,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9,Vol.33.No 3,p.261.)当前,国际关系进入转型时期,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的需求空前加强。而且,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辈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直接挑战现存的主流派(理性主义)理论,对国际机制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这些背景既对当前的国际机制理论提出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国际关系进入转型时期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转型时期的到来。全球化进程驶上快车道,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体系架构即将出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让位于世界政治,(注: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非常出色的见解,参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章,第25~44页。)跨国问题、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关心的一个中心议题,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并正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全球化使得处理问题的思维与运作方式与过去明显不同,“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模式在减少,双赢式的非零和博弈原则越来越成为主流。而且,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作用增强,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也日益成为可操作性的经常性行为规范,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中较为现实的规范模式。

国际关系的转型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即论述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它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继承,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国际关系的转型时期对国际机制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架构成为迫切的需要和发展的目标。当前的国际机制体系是全球性机制与地区性机制并存的局面,在重要的问题上,如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等,地区性机制的作用往往要大于全球性机制。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问题、国际犯罪问题等,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区域性国际机制是不能圆满解决的,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成为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内在的需求。了解和研究国际机制理论也随之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必然的趋向。而且,在构建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观念和对权力的认识发生变化,实力因素的作用相对下降,理性因素的作用有所上升,相互依赖的国际现实使得追求相对平等和理性的国际机制体系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期望。国际关系的转型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与超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信息技术革命对国际机制的影响

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机制形成与发展的原动力。作为当前科技革命的先锋,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促使国际机制原则、规则的规范化,从而对国际机制及其理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使得国际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各国合作范围将不断扩大。一国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即为多国和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资源共享将成为各国发展的原动力。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这些问题的影响已超出了一国范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采取协调行动,才能求得解决。基欧汉指出,按照市场失败的理论,机制的信息功能最为重要。机制向成员提供信息,从而降低了达成协议的风险。信息交流的增加,使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更为容易。国际机制降低了不确定性,从而促成合作。就像国际法一样,它使人类行为与可预测性的模式一致,从而在手段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理性关系。 (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pp.91~97.)

其次,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促进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加强。这种趋势有正反两种作用:促进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导致现存国际机制的过时或崩溃。其一,相互依赖增加,则政策空间的密度越大,各种问题相互联系,机制将促进规范,如建立谈判程序等。相互依赖密度高将产生复杂的联系,要求就一系列问题形成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的全面框架。这样对机制的要求增加了。它导致对国际机制更大的需求,以及更广泛机制的出现。这就形成了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的联系: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对机制需求的增加。 (注: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 Ins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p.108~117.)其二,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相互依赖的基础,互利成为基本可以满足的需求。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协商合作的全球性或领域性(“问题领域”)机制,以克服或弥补原有机制存在的不足。过去的机制框架显然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建立公正、合理为各方所接受的国际机制可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并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

再次,信息技术革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一国对信息扩散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国家的传统权力也随之削弱。原有的平衡和均势将被打破,新的力量对比将会出现,从而引起国际机制的变迁。而且,国家在信息技术可获得性方面存在着不对称分布,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变化和发展。

总之,信息技术革命对现存的国际机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背景、范围和渠道,也对现存国际机制提出了挑战,提供了变迁的方向和途径。

3.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自己的全球战略部署,从而形成了跨世纪的国际战略。与以前的战略部署相比,该战略更突出了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和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体系的意图。

美国认定,2015年前不受任何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面临着非对称性威胁(即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电子黑客的威胁)。所以美国以世界稳定的促进者和破坏者作为划分世界力量的标准,以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作为推行融合战略的主要手段,以使世界逐步全部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以美国与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双边关系为内圈,以不同领域内的多边合作机制为外圈的制度化的国际体系为目标,力求美国在现有和它倡导建立的多边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注:宋以敏:《美国关于安全战略、世界力量划分和对外政策的新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第4~6页。 )美国跨世纪战略布局大体成型于1997年,产生了《4 年防务评估》和《国家安全报告》,启动北约东扩、强化美日同盟、提升美中关系等外交实践,基本确立了发挥世界“领导作用”、长期保持“一超”地位的跨世纪外交战略总目标。从战略思想上,美国要继续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继续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突出维持和增进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在地区安排上,美国立足本土和美洲大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出击,构筑两洋战略机制:以欧洲为第一战略重点,把北约作为“确保欧洲成为21世纪和平的堡垒”,重建新的大西洋联盟,确保欧洲的霸主地位;提高亚洲的战略地位,积极参与解决地区问题,确保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并乘机谋取经济实惠;继续实施东遏两伊、西和阿以的中东战略,确保在中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在军事上,提出“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在经济上,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加快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构想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在政治上,力图构造由美国领导的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提高人权外交的地位,意识形态色彩更加突出。显然,美国意图在现有国际机制体系中,利用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注: 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ch/ApriI1999,P.48.)肯尼思·沃尔兹指出,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愿望,能够结束美国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呢?(注: kenneth Waltz,"East-West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载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西方关系——学者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美国力图以自己为核心分头组织“大西洋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启动“两洋战略”机制,身处两端,游刃有余。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维持美国的既得利益、确保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显然是其主要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对国际机制的态度是:维持对美国有利的国际机制;改造对美国既有利又有弊的国际机制,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机制,则弃置不用或打破;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以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同中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显然是这一战略部署实施的一步棋。1998年和1999年,美国撇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全机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伊拉克和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显然也是这一战略部署的必然结果。这两场战争标志着美国跨世纪战略部署的初步实施。它挑战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对现有的国际机制理论也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和应用机遇,对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也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4.多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既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原有的各种理论流派或复苏或提出新的观点,而新理论亦是辈出。多元化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为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与整合提供了绝好的机遇。特别是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包括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学等理论分支)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给国际机制理论提供了新鲜血液。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揭示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权力利益的相互关系,指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偏见与狭隘。它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理性主义理论)注重对权力、利益、结盟、威慑、均势等的研究,反映了冷战的需要。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时代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探讨长期被忽视或压抑的问题。它强调对国际关系文本含义结构以及国家所处社会结构的研究,将文化、规范、认同等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用以解释国际行为及其后果。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前国际机制理论所忽视或未曾取得理论突破的。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挑战着现存的国际机制理论,其研究方法、途径、内容和课题都对国际机制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性、区域性国际机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理论的应用性得到更多的重视,国际机制理论也因之有着可喜的发展前景。

三、国际机制理论发展的前瞻

从7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论证激烈;从80年代开始,建构主义发起对理性主义理论的批判。理论的撞击迸发智慧的火花。作为论证结果的国际机制理论逐渐走上理论体系建构之路,成为当代最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国际机制理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前文所述的美欧属性,西方掌握着国际机制理论的“话语霸权”。中国宣布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熟悉现行的国际机制及其理论体系成为必要。然而,综合观之,中国对国际机制理论的了解尚处在起步阶段。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国内重要刊物《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登过近20篇探讨国际机制实践与理论的文章,大多还属于引介或批评的层次,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建构的高度。加强国际机制理论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国际机制理论上提出基于中国现实的看法也应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国际机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边缘性。该理论是理论论战的产物,随着各派理论的发展,该理论将会取得新的发展。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趋势为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传统理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联姻是国际机制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实趋向。各种理论范式都在强调和突出一个或几个研究视角,不可能全部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诸多理论范式并存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要首肯一种理论范式,而应综合利用不同理论的可取之处。我们相信,在促进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的理论进步上,不只存在一种有希望的道路。在未来的理论整合中,任何现有的机制理论流派的精髓都将是新的国际机制理论的组成部分。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方向将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融会贯通,传统理性主义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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