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赋诸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宋赋诸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07.22
治文学史者，一般都不太看得起宋赋，特别是看不起宋代律赋。如李调元《赋话》卷五云：“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赋学则不逮唐人，良由清切有馀而藻缋不足耳。故意致平浅，远逊唐人。”又云：“《秋声》、《赤壁》，宋赋之最擅名者，其原出于《阿房》、《华山》诸篇，而奇变远不之逮，殊觉剽而不留，陈后山所谓一片之文押几个韵尔。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相继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盖以文为赋，则去风雅日远也。”今人马步高先生的《赋史》也说宋赋“思想性较唐赋是显著的降低了”，“艺术水平较唐赋和魏晋南北朝赋也降低了”。
说宋赋作得来与唐和唐以前赋不同是对的，但说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降低了，恐怕未必符合实际。宋人王铚《四六话序》云：“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於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继以滕、郑、吴处厚、刘辉，工致纤悉备具，发露天地之藏，造化殆无余巧。其
栝声律，此可谓诗赋之集大成者。亦由仁宗之世，太平闲暇，天下安静之久，故文章与时高下。盖自唐天宝远讫於天圣，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间，师友渊源，讲贯磨
，口传心授，至是始克大成者，盖四百年於斯矣，岂易得哉！岂一人一日之力哉！”“归於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能说思想降低了吗？“工致纤悉备具，发露天地之藏，造化殆无余巧”，能说艺术性降低了吗？不止宋人如是说，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四云：“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巨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气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後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清康熙《历代赋汇序》亦云：“至於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这都说明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两汉、六朝、隋唐。
赋是诗的变体，界于诗文之间，但更接近于文，故历代古文选集和文章总集皆收辞赋。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赋》云：“分赋为四体：一曰古体，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吴讷所说的古体指六朝以前的赋体，包括楚辞（骚体）、两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唐宋的文赋实由汉代的抒情小赋演变而成，唐宋律赋实由六朝骈赋演变而成。宋赋可说诸体（骚体赋、汉代大赋、骈赋、文赋）皆备，并均有佳作，赋之为用，宋人实超过前人。文学史家论宋赋，主要是论宋代文赋，因其论述已多，本文限于篇幅，故不具论。本文侧重论前人论述较少的宋代骚体赋、汉式大赋，而重点论述为人看不起的宋代律赋。
楚辞是战国时楚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体，因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又称骚体。《文心雕龙·辨骚》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高飞）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祝融《古赋辨体》以“《离骚》为词赋祖”。吴讷《文章辨体·楚辞》亦云：“风雅既亡，乃有楚狂《凤兮》、孺子《沧浪》之歌，发乎情，止乎礼义，与诗人六义不甚相远。但其辞稍变诗之本体，而以兮字为读，则夫楚声固已萌孽于此矣。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屈原、宋玉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华美的词藻，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文人仿屈、宋楚词而作的骚体甚夥。
宋代的骚体赋也不少，最早的应算朱昂的《隋河辞》。《宋史·朱昂传》云：“尝作《隋河辞》谓濬决之病民，游观之伤财，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隋不兴役费财，以害其民，则安得有今日之利哉！”可惜《宋史》本传只录了他的《广闲情赋》，而此文已失传。
欧阳修作有《啄木辞》和《哭女师辞》，前首寓意较深，颂啄木鸟力去害虫（“虫不尽兮啄不息”）；后一首是为八岁小女夭折而作的行文很短（全文仅116字）、抒情色采很浓的哀词：“暮入门兮迎我笑， 朝出门兮牵我衣。戏我怀兮走而驰，旦不觉夜兮不知四时。忽然不见兮一日千思，日难度兮何长，夜不寐兮何迟。暮入门兮何望，朝出门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难追，髡两毛兮秀双眉，不可见兮如酒醒睡觉，追惟梦醉之时。八年几日兮百岁难期，于汝有顷刻之爱兮，使我有终身之悲。”全词以生前的朝挽暮迎与死后的朝出何之、暮入何望作对比，以生前的日戏于怀和死后的一日千思作对比，特别是以倾刻之爱换得的是终生之悲作对比，“遗哀遣卷，殆骨肉之情不能忘。”（刘埙《隐居通议》卷五评）确实充分抒发了失去爱女的悲伤之情。
苏轼的《伤春词》虽是代吕文甫丧其妻安氏而作，但其感人似乎可与欧阳修的《哭女师辞》媲美：“佳人与岁皆逝兮，岁既复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独安适而愈远。昼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
晁补之才气飘逸，为文温润典雅，凌厉奇卓，尤精楚辞，作有《望涡流辞》、《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返迷辞》、《冰玉堂辞》、《漫浪阁辞》、《遐观楼辞》、《山坡陀辞》等。17岁作《七述》，描写杭州形胜，苏轼为之阁笔。他还把《楚辞》、《离骚》以后的仿作，编为《续楚辞》20卷、《变离骚》20卷，使“缘其辞者存其义，乘其流者反其源。”（《离骚新序上》）南宋朱熹也编有《楚辞后语》等骚体选本。由此可见宋人对骚体赋的重视。
汉代大赋的特点是大，“尚事实”，重铺陈排比。就其构思宏伟、辞藻华丽、文采飞扬、状景摩物、穷妍极态、铺陈排比、气势磅礴而言，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巨大进步，是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脱离的重要标帜。但正如明人胡应麟《诗薮》卷一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为尚，赋以夸张庞巨为工。”清程廷祚《骚赋论》云：“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庙；赋能体万物之情，而比兴之义缺焉。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刘熙载《艺概》云：“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但大量的类事排比，词藻堆积，反而冲淡了文学应有的抒情色彩。
宋代汉式大赋亦不少，如《宋史·赵邻几传》云：“赵邻几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家世为农。邻几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宋史·艺文志七》载：“赵邻几《禹别九州赋》三卷。”王禹偁《著作佐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常）墓碣铭》：“公举进士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声振场屋。”《玉壶清话》卷七云：“钱熙，泉南才雅之士。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动辄万余言，这是典型的汉式大赋。
汉赋几乎通篇是摩写，只是曲终寓讽，以数句议论点明主旨。宋人好议论，宋初丁谓的《大蒐赋》已表现出这一特点。此赋前半写天子打猎的盛况：“视军众寡，度地本末。高表四立，坦荡中豁。限田防而兰织，志辕门而旌揭。青龙白虎（皆旗名），拥护乎行在之所；左罕右毕（罕、毕皆捕兽工具），分囗乎侍卫之列。风萧萧而野鸣，云阴阴而昼结。麋鹿狼狈以投林，狐狸踉跄而迁穴”；“由是司马举职，群吏咸秩，各有司存，皆给名物。备囗驾而六龙集，开武库而五兵出。辂车金玉，旗章日月，戟牙刺举，旄头雪密。画蚩尤（古代部落酋长）于旆颠，匣干将（古剑名）于剑室。騠駃妥贴以负轭，骕骦徘徊而转轶。召佽飞（汉武官名，掌弋射）以前导，命玄武而殿卒。（龟蛇合称，《礼记·曲礼上》：前朱鸟而后玄武。）目光罗列，神惊经栉。师敕战法，帅董戎律。始建旗以誓众，亦斩牲而戒失”；“上乃乘七驺，拥六军，白旄方下于北极，黄纛已搴于应门。服章天地，车驾风云。日随月侍，岳走川奔。列缺（天门）收声而听跸，丰隆（云神）鼓力以扶轮。队仗乎八百诸侯，殿呼乎七十二君。”全赋笔力恢宏，描写生动，善于镕铸古语，对仗既工稳而又灵活，与汉赋的铺陈几无区别。后半近占二分之一的篇幅都是议论，认为大阅之制，合于古礼，称颂宋太宗的大蒐 “动必法度，举皆故常。缉牺、轩之绝绪，新姬、孔之旧章。郊焉而五帝肃肃，享焉而百神洋洋”。读起来不但不觉得繁冗，而且因其言之成理，理直则气壮，反而增添了文章的气势。
苏辙说：“余《黄楼赋》，学《两都》也，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苏籀《栾城遗言》）赋云：“东望则连山参差，与水皆驰。群石倾奔，绝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纷披。鱼鳖颠沛，没人所嬉。声崩震雷，城堞为危。南望则戏马之台，巨佛之峰，岿乎特起。下窥城中，楼观翱翔，嵬峨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骈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则山断为玦，伤心极目。麦熟禾秀，离离满隰。飞鸿群往，白鸟孤没。横烟澹澹，俯见落日。北望则泗水湠漫，古汴入焉，汇为涛渊，蛟龙所蟠。古木蔽空，乌鸟号呼。贾客连樯，联络城隅。送夕阳之西尽，导明月之东出。金钲涌於青嶂，阴氛为之辟易。窥人寰而直上，委余彩於沙碛。激飞楹而入户，使人体寒而战栗。息汹汹於群动，听川流之荡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饮千石，遗弃忧患，超然自得。”象这样东西南北的铺陈描写，也是典型的汉式大赋写法。吴祖修《示汉荀玉文舒文旭初觏文》云：“眼处生心自一奇，遗山此语古今师。《滕王阁》句《黄楼赋》，不到登临妙不知。”
唐宋科举，考试诗赋，又出现了一种既讲俪偶，又限制音韵的律赋。律赋就是骈赋，只是限制更严，一般限以八韵。康熙《四朝诗选序》：“熙宁专主经义而罢诗赋，元祐初复诗赋，至绍圣而又罢之，极后又复与经义并行。”可见除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外，宋代都以诗赋取士，至少兼试诗赋。律赋历来为文学史家所不取，认为它限制太严，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如吴讷《文章辨体·赋》云：“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马步高《赋史》说：“这时律赋好的更少，也不作专门论述了。”似乎完全不值一谈。
其实不可一概而论。唐宋以诗赋取士，宋人为入仕计，不得不从小练习诗赋，名篇佳作，代不乏人，不可完全否定。宋初孙何《论诗赋取士》云：“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振；述朴素之学，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韵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倾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日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赡，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言赋家者流。”康熙《四朝诗选序》云：“若夫宋之取士，始以诗赋。……士於其时，以其余力兼习有韵之言，专之则易美，兼之则难工。”余性初《万宝诗山序》：“宋以词赋科取士，故有省监之诗，而文人才子业于是者，未免淘金拣玉以用其心。词语之华，篇章之粹，真希世之宝也。”
对于王安石废除诗赋考试，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初，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就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元祐初恢复诗赋考试，苏轼在《复改科赋》中又说：“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沈作喆《寓简》卷五云：“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皇朝文鉴·律赋》亦云：“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词赋取人。方其假物喻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恶之，以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於赋。”
律赋并非全是试院仓猝所为，宋人文集往往存律赋甚多，既有试前习作，也有为官后所作。叶适同书又云：“诸律赋皆场屋之伎，於理道材品，非有所关。惟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见，故当时相传，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句。而欧、苏二赋，非举场所作；盖欲知昔时格律宽暇，人各以意为之，不拘碍也。”这里就指出了王、范二赋为举场所为，仍可以表现自己的观点（“有以自见”）；欧、苏二赋，非举场所为，更不拘格。
文学如带有枷锁跳舞，限制越严，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正如律诗限制很严，但仍出现了大量的名作一样，律赋限制虽严，但也不乏情辞并茂的名篇。《山堂肆考》卷一二九云：“宋真庙朝徐奭作《铸鼎象物赋》，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齐作《置器赋》，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辞理致擢为第一。仁庙朝吕臻作《富民之要在於节俭赋》，有‘国用既省，民财乃丰’之句，上方崇俭，亦擢第一。”；李调元《赋话》卷五：“宋初人之律赋最夥者田（锡）、王（禹偁）、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五公。黄州（王禹偁）一往清沘，而谏议（田锡）较琢炼，文正（仲淹）游行自得，而潞公（文彦博）尤谨严。”又云：“田锡《晓莺赋》云：‘关关枝上，带花露之清香；喋喋风前，入月帘之静影。’文彦博《雁字赋》云：‘水宿近蒹葭露下，垂露势全；云飞经
桥边，题桥象著。’范仲淹《天骥呈才赋》云：‘首登华厩，嘶风休忆於穷途；高骋康衢，逐日巨思於长坂。’唯此数公，犹有唐人遗意。”
田锡作赋甚夥，《咸平集》30卷中有赋5卷，其《春色赋》、 《晓莺赋》、《春云赋》、《雁阵赋》皆“传诵人口”。田锡以“叶落南翔，云飞水宿”为韵的《雁阵赋》开篇云：“绝寒霜早，阴山顺飞。有翔禽兮北起，常遵渚以南归。一一汇征，若隈行之甚整；嗷嗷类聚，比部曲以相依。当乎朔野九秋，湘天万里，风萧萧兮吹白草，雁嗈嗈兮向寒水。单于台下，繁笳之哀韵催来；勾践城边，两槊之幽音惊起。”《赋话》卷五评云：“如此起法，恰好是雁阵先声。”又评其“羽翼自高，不让于汉家飞将；烟霞远没，疑沉于胡土孤军”，谓“兴会淋漓，音节嘹亮，妍辞腻旨，不让唐人”。
王曾是真宗朝的宰相。《宋景文公笔记》卷上：“莒公（宋庠）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欧阳修《归田录》卷下云：“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廪，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青箱杂记》卷一云：“王沂公《有物混成赋》曰：‘不缩不盈，赋象宁穷於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於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於此赋。”《邵氏闻见录》卷七：“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
范仲淹现存赋38篇，有36篇为律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云：“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倘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於此赋矣。公又为《水车赋》，其末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於旱岁，岁不旱则无所施，则公之用舍进退亦见於此赋矣。盖公在宝元、康定间，遇边鄙震耸，则骤加进擢；及后晏静，则置而不用，斯亦与水车何异？”李调元除称《天骥呈才赋》“犹有唐人遗意”外，对《金在镕赋》也评价很高，《赋话》卷五云：“文正生平实不负此四语。此等题须正寓夹写，考江都本旨，言上之化下如良冶之铸金，文正借题抒写，跃冶求试之意居多，而正意只一点便过，所谓以我驭题，不为题缚者也”；“宋范仲淹《临川羡鱼赋》中幅云：‘惜矣空拳，眷乎颁首。止疚怀而肆目，自朵颐而爽口。几悔恨于疱无，徒讽咏于南有。心乎爱矣，愧疏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愧速冯河之咎。’虚处传神，句句欲活，唐人无以过之，而前后尚嫌平懈”；“宋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一段云：‘於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到此境界，勿以为平易而忽之”；“仲淹《天道益谦赋》云：‘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信，万灵何遁？’取材老易，俪语颇工”；“范希文仲淹少时作《壑赋》，其警句云：‘陶家瓮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盖亲尝世味，故得之妙处。”王、范之赋均表明，律赋也无妨于言志抒情。
文彦博现存赋19篇，其中17篇皆为律赋。除被李调元称为“犹有唐人遗意”的《雁字赋》外，对其以“鸿在于陆，为世仪表”为韵的《鸿渐於陆赋》和以“明识经旨，能若神矣”为韵的《经神赋》也评价甚高。《赋话》卷五云：“宋文彦博《鸿渐於陆赋》云：‘翻迅羽以嗈嗈，弋人何慕；冲层峰而翩若，阳鸟攸居。’运成语如自己出。又‘将候雁以同宾，羽融既就；与时龙而共起，燕雀焉知？’则自然合拍，并忘其成语矣”；“文彦博《经神赋》结处云：‘盛德昭然，遗芬若此，神兮神兮，与百神而有殊，吾亦祷之久矣。’恰好作结，不露押韵痕迹，亦是神来之笔。”
典型的律赋是北宋前期的律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的律赋已多具有散文化倾向。《赋话》卷五云：“欧公佳处乃似笺表中语，难免於陈无己以古为俳之诮。故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又云：“唐人篇幅谨严，字有字限。宋初作者，步武前贤，犹不敢失尺寸。田司谏、文潞公其尤雅者也。嗣后好为恢廊，争事冗长，剽而不留，转觉一览易尽矣。揆厥正宗，终当以唐赋为则。”
苏轼现存律赋6篇，以“神圣功用， 无捷於酒”为韵的《浊醪有妙理赋》云：“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於卧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麹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故我内全其天，外寓於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黄彻《
溪诗话》卷八不满其“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一联，认为是“复立分别，则是浊醪无妙理矣，岂非万斛汹涌，不暇点检故欤！”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反驳道：“仆谓我也，或以为奴仆，误矣。”看来姚宽所说更符合苏轼原意。李调元《赋话》卷三特别欣赏“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一联，认为“穷通皆宜，才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通物之变，民用无倦”为韵的《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云：“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无。将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区？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以“王用三法，断民得中”为韵的《三法求民情赋》云：“刑德济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后世不此务，百姓无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乱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丧邦甚速；倘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惭。”以“先圣之贵，廉也如此”为韵的《六事廉为本赋》云：“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李调元《赋话》卷五评此三赋云：“以策论手段施之贴括，纵横排奡，仍以议论胜人，然才气豪上，而率易处亦多，鲜有通篇完善者。……寓议论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寓议论于排偶之中”这是宋代不少律赋的共同特点。
赵孟攽《第一山人文集序》批评南宋律赋说：“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於世者，不得不由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於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狃於科举之习者，则曰钜公如欧、苏，大儒如程、朱，皆以是显，士舍此将焉学？是不然，欧、苏、程、朱，其进以是矣，其名世传后，岂在是哉？”纤靡新巧的南宋赋确实不如北宋律赋的浑厚雄丽，兴会淋漓。
汉代大赋以学为赋，袁枚讥汉代大赋可“当类书”读，虽然刻薄，但也切中其弊。宋人更是以学为赋，甚至有以赋的形式写作类书者，如吴淑《事类赋》、徐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
徐赋价值不大，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37所云：“此赋尚存，凡一百五十韵，一万五千言，属对虽工，而无当于义理，其徵引亦多舛误。”这是以汉代大赋的形式作类书。
吴淑是宋初的大学问家，他曾参预三部大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编纂，“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之上”。（《宋史》本传）其《进注事类赋状》云：“臣先进所著一字题赋百首，退惟芜累，方积兢忧，遽奉训词，俾加注释。伏以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今综而成赋，则焕焉可观。然而所征既繁，必资笺注。仰圣谟之所及，在陋学以何称。今并於逐句之下，以事解释，随所称引，本於何书，庶令学者知其所自。又集类之体，要在易知，聊存解释，不复备举，必不可去，亦具存之。”可见此书本来就属“类书之作”，凡一百篇，皆以一字为题，如《地赋》、《海赋》、《江赋》、《河赋》、《金赋》、《玉赋》、《歌赋》、《舞赋》、《衣赋》、《冠赋》、《舟赋》、《车赋》之类。与徐赋不同，每篇篇幅不长，是以骈赋形式作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卷135云：“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 自徐坚《初学记》始。镕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淑本徐铉之婿，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正因为此书较有价值，故中华书局还出过此书的校点本。
宋赋与宋诗、宋词、宋文一样，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宋初丁谓《大蒐赋序》云：“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汉朝，后之学者多规范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读，袭徵引，言语陈熟，无有己出。观《子虚》、《长扬》之作，皆远取傍索灵奇瑰怪之物，以壮大其体势。撮其辞彩，笔力恢然，飞动今古，而出入天地者无几。然皆人君败度之事，又于典正颇远。今国家大蒐，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故作《大蒐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以取其丽则。奇言逸辞，皆得之于心，相如、子云（扬雄）之语，无一似近者。彼以好乐而讽之，此以勤礼而颂之，宜乎与二子不类。”丁谓这则短序既充分肯定了汉赋的艺术成就，又批评汉代大赋描写的内容有失典正，所赋“皆人君败度之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模仿，尖锐批评后世文人多模仿（规范）汉代大赋，同其句读，袭其典故，语言陈旧，意无己出。他强调创新，主张作品的内容、言辞都要得之于心，他自称他的《大蒐赋》与相如、扬雄之赋皆不同，内容皆本于周代礼制，参考历代制度沿革，取其美好的法度（“丽则”）；言辞皆得于心，无一近似相如、扬雄之语。张咏《声赋序》云：“《声赋》之作，岂拘模限韵，春虫秋雷之为事也？盖取诸声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补，不愧空言尔。”北宋中叶刘攽的《鸿庆宫三圣殿赋序》、《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也对历代赋的层层相因、有失雅正表示不满，后文云：“古人之赋，辞约而旨畅；今人之赋，理弱而文壮。……必若明敦厚之术，闲淫丽之途，首必合乎雅颂，道必通乎典谟，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赋力避前朝赋之陈熟，题材较前代更广泛，并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如张咏《声赋》、狄遵度《凿二江赋》、崔伯易《感山赋》、苏轼《屈原庙赋》，而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邵雍的《洛阳怀古赋》、王回的《爱人赋》，都以议论见长，这大概也是后人不太喜欢宋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