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理论：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7－6301（1999）04－296－10
中图分类号：K921文献标识码：A
区域发展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中的区域结构均呈现出了显著的核心——边缘的结构模式特征，为解释这种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在经济地理学和新兴的区域科学领域，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区域发展研究迅速兴起，并出现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但自7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传统的区域结构模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打破，核心区的衰落和一些边缘区的兴起以及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构成了一系列新的地理景观和地理格局。工业化和区域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对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众多新的区域发展理论正处在形成之中，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由此导致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和交流，使区域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本文拟在回顾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总结评述70年代末期以来区域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展望其研究与发展的趋势。
1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回顾
通常，区域发展是指区域福利的增加。二次战后，伴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成熟和完善，在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中，传统工业区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强，核心——边缘地理结构的形成和强化使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空间格局。加快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经济学领域中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经济地理学迅速从传统的微观区位分析转向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区域发展研究。从研究的理论视角看，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增长的长期轨迹，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中区域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在理论观点上可区分为以下5个方面。
1.1 发展阶段理论
早期的发展阶段理论大多属于产业结构变动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应用。1930年，克拉克（C.Clark）和费雪（A.G.B.Fisher ）在国家层面上统计观察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因此认为部门结构相对重要性的变动会带动经济增长。1949年，胡佛（E.M.Hoover）及费雪（J.Fisher）提出了区域发展需经历5个阶段的观点，即自给自足经济阶段、 乡村工业崛起经济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 服务业输出阶段。1960年，罗斯托（Rostow,W.W.）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提出了经济增长需经历5个阶段的观点，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 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后来，罗斯托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6 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60年代中期，伴随着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中空间向度的导入，弗里德曼（J.Friedmann ）基于核心——边缘模式提出了具有空间特征的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大体需要经历 4个阶段：地方中心比较独立，没有等级体系的均衡分布结构阶段、大核心出现极化作用加强的核心——边缘结构阶段、强有力的外围副中心出现经济腹地再分配的多核心结构阶段、城镇体系形成的等级体系结构阶段[1]。
1.2 均衡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而均衡既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是其对经济发展所持的基本观点，因而均衡增长理论实际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单纯从供给出发，认为区域的长期增长来源于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固定规模报酬和市场机制运营不存在主要障碍的假设下，由于要素报酬率的区域差异，劳动力将由低工资区域流向高工资区域，资本则从高工资区域流向低工资区域，因而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将使区域发展的差异不会持久，最终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缩小，区域之间将趋于均衡增长或者说趋于收敛。6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基于一些发达国家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化所做的统计分析和据此提出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增长之间的“倒U型”相关假说，是均衡增长理论中最富有影响的观点[2]。
1.3 不均衡增长理论
与新古典均衡增长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则提出了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 佩鲁（Perroux ）的增长极理论、 缪尔达尔（Myrdal ）和卡尔多（Kaldor ）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 赫希曼（A. O.Hirschman）的联系理论均强调，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因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只能将区域差异保持在一定限度而不足以促进区域收敛。因此，不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总的发展水平低，市场力量的自然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将增加国内和国际不平等”[3]， 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周密的经济政策，如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以启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培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然后利用市场力量实现这些地区的积累增长。
1.4 区域增长的一般理论模式
早期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式为输出基础理论，该理论偏重于输出的乘数增殖效应，强调基本经济部门和区域间的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70年代，希伯特（H.Sicbert ）为探讨区域增长的内部决定因素和外部决定因素，将国家层面的分析方法导入区域层面的分析，整合了新古典理论的供给因素和凯恩斯理论的需求因素，融入了输出基础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以一组假说和19个方程式建立了一个一般性、总体性的区域发展理论模型。但由于希伯特的模型没有导入空间因素，又没有给出方程式中的具体函数关系，因而并未提出新的区域发展理论。为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1973年，理察德森（H.W.Richardson）提出了融合空间向度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式[4 ]。该模式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合并了区域不均衡增长和经由区域间要素移动所导致的均衡增长两种增长过程，认为区域不均衡增长主要是通过集聚经济、区位偏好以及不同形式的集聚变量（如区域资本存量的变异系数、中心城市人口潜力、中心城市的规模等级）等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区域均衡增长则主要是通过区域间工资率的差异、资本报酬率的差异以及区域资本存量等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从而，区域经济增长是在集中和分散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但集聚经济往往被看作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关键因素，却忽视了集聚不经济对区域均衡增长的影响。
1.5 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非常流行。如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哈维（Harvey ）、 马塞（Massey）、斯密斯（Smith）等， 均应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看待区域增长。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不是收敛的也不是发散的，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过程，由于资本积累的危机不时会打破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并寻求新的空间、技术和社会方向，因而在理论上，某一时期资本主义区域经济的发展趋于收敛，而另一个时期则趋于分散。
2 70年代末期以来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7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福特生产体制的危机普遍造成了西方国家核心区的衰退和逆工业化、逆城市化过程，而基于弹性生产、地处边缘的一系列新产业区则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此新形势下，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领域迅速兴起了关于生产体制是否已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的性质的争论。作为这场争论的产物，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领域又重新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与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强调宏观层面的研究相比，新区域发展理论更侧重于特定区域本身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开始由经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转向各区域内部的特定问题，如核心区的经济振兴、新产业区的形成、地方环境和创新能力的培育等。同时，由于环境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迅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兴领域。在理论方法上，一方面，受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和缪尔达尔和卡尔多循环因果积累模型的影响，新的区域发展理论非常强调区域发展的特定技术、制度和社会基础，强调“结构主义方法”和区域发展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受古典经济学复兴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兴起的影响，新的区域发展理论又非常强调马歇尔集聚经济和交易费用、学习创新在区域增长中的作用。概括起来，与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相比，新区域发展理论在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新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发展、地方环境和学习创新、新贸易理论和地理经济学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2.1 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
受经济地理学“结构主义”方法和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影响，在对区域发展决定和主导因素的认识上，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实施的区域管制日益受到新区域发展理论的推崇和重视。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代表斯考特（A.J.Scott ）和斯托波（M.Storper）指出， 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模式及其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三种相互独立的理论工具：管制理论、制度和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有机综合[5]。 在福特制大批量生产时期，区域管制作为介于宏观管制和微观管制的一种管制领域，它兼顾了宏观管制和微观管制的双重特点。在宏观方向上，受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和立法的影响，区域管制的重点是经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经济关系，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和地区经济开发立法，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防止经济核心区的过密发展，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在微观方向上，对垄断和公用事业的管制以及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则是管制的重点，政府和企业之间以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为主要特征，政府是典型的管制型政府或福利型政府。70年代末期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弹性生产体制的兴起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无论是在宏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微观经济方面，放松管制、调整管制手段和管制领域，成为区域管制的主要趋势。在管制的手段上，市场制度的作用受到社会的重新推崇，以前那种面向垄断以价格管制、发放许可证为主的直接管制方式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怀疑和批评，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的间接管制成为实施区域管制的主要手段。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提高国家和区域的竞争能力成为政府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与放松管制的思潮相适应，以前的管制型政府或福利型政府逐步向发展型政府或企业家型政府转变，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激励政策，通过建立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促进新技术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创新以及“新产业区”的发展，也是区域经济管制思想和手段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区域管制的实施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基础。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被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制度经济学就以其独特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进程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并对区域发展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所阐释的区域不平衡增长，长期成为经济地理学解释区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的经典工具。而70年代末期以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在承袭制度学派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与新古典经济的综合，因而更加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和地理学的重视。新制度经济学以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为工具，打开了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黑箱”，重新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制度的供给、需求和变迁，进一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逻辑。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人们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制度，以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效率的基石，而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迅速增加。如果说技术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就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通过交易成本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绩效[6]。在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时期， 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组织形式就是垂直一体化，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集体讨价还价，以白领、蓝领明确划分的劳动关系以及凯恩斯福利国家主义的法律政策体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地理特征便是具有较大生产和消费能力的核心区的出现、区域系统的核心——边缘模式的形成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运输成本、集聚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解释这种地理特征的重要理论工具。在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时期，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快速变化，生产的水平和垂直分化以及不同规模企业间的网络联系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有效制度形式，与这种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是以学习创新为基础的竞争和以合作为基础的劳动关系以及以民族竞争优势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这种生产组织的地理特征是“核心—边缘”结构的破裂、核心区的衰退、大量“新产业区”的出现以及逆城市化、逆工业化的发展，空间交易成本、学习、创新、社会资本、网络、路径依赖等，则是解释这种地理特征的主要工具。因此，新的区域发展理论认为，任何生产组织的形成及其地理结构均根植于其特定的技术——制度环境中，并随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受“数量化”运动的洗礼而强调建立抽象化的一般法则，那么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地理学、新区域科学则开始全面转向区域发展的特定技术和制度环境的分析，70、80年代经济地理学界新马克思主义的盛行和80年代中期以来“新产业区”理论和“区域学习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均有力推动了区域发展研究视角的这种转变。
2.2 新产业区理论
8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基于意大利Emilio—Romagna 区内成熟型产业成功发展的现象，提出了“弹性专业化”的概念[7]。之后， 其它学者在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基于中小企业合作联系网络的弹性专业化可成功与大宗生产竞争。与此同时，斯考特等人在美国和西欧的一些案例研究中，强调生产系统的垂直分化可导致新产业集聚的出现[8] 。由此，伴随着生产体制是否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争论和对欧洲、北美一些经济成功区域的案例研究，“新产业区”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一般认为，新产业区是弹性生产系统或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的集聚，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本地社会文化环境。后来，一些学者试图将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将其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众多新兴的、以专业化为特点的就业增长地区。目前，关于新产业区的讨论仍集中在新产业区的定义、识别指标和形成与发展的结构特点方面。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是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前者是发展企业和区域的新的制度性手段，能减少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是地理上接近和集聚所创造的一种文化力，它能够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减少交易费用。但严格基于这两个标准，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新产业区。基于韩国发展最快的两个产业区的经验，韩国著名地理学家朴杉沃教授等提出[9]， 应将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认为新产业区是“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的劳动分散、生产网络和根植性（不管这种根植性是本地还是外来的）”，并总结有关研究文献，将新产业区形成的一般特点归纳为4 个并存：弹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性网络与全球性网络保存、当地根植性与非当地根植性并存，小企业与大企业并存[10]。我国经济地理学家王缉慈教授等则基于对北京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的研究，认为用网络和根植性两个主要标准识别新产业区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建立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展新产业区内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网络，是产业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11]。
2.3 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二次大战以来，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跨国公司及其活动的迅速增加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极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地理上分散活动的功能一体化，给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区域经济本地网络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之间的联系与冲突问题[12]。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与投资地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目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不仅难于同地方网络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而且会同地方网络相冲突，对地方网络造成破坏和冲击，对投资地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构成损害；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时代，有效利用外资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加强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联系，又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战略关键。因此，如何协同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的关系，调节全球化和当地化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矛盾，增强区域竞争力，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课题。
2.4 地方环境与学习创新
伴随着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在经济形态上，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兴起；另一方面，在区域形态上，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本身是倾向于地方性的，知识的区域集聚促成了一些“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和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在经历了70～80年代后福特主义的争论之后，90年代以来，开始重点研究知识在创造、保持产业和区域竞争力中的作用以及区位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地理集聚与地方环境、区位与学习创新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地理集聚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主要法则。80年代以前，对空间集聚的解释大都源于马歇尔（Marshall）的集聚经济传统：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以及技术扩散的收益。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表达，既地理集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降低参与地方交换企业的成本或收益，能够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交易费用。这种静态的解释虽对传统工业的地理集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这种基于地方交易效率和交易密度的解释似乎是假说性的，因为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地理上集聚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空间集聚同企业间的地方化贸易联系以及及时生产系统（JIT）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和演化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化，新经济地理学在关于新产业区研究和后福特主义的争论中，逐渐将动态的学习创新过程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初步形成了区位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的研究框架[13,14]。
在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企业、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不仅源于其静态的相对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动态创新的能力，而区域的动态创新能力是与特定的地方环境及其该环境下的学习创新过程密不可分的。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与其说是为了从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中获益，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地方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这种地方环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等经济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如果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编码的知识，另一类是不能编码只能“干中学”的知识，则前一类主要包括know—what和know—why 等信息方面的知识，后一类则主要包括know—how和know—who 等方面的意会知识 （tacitknowledge）。由于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学习过程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意会知识只能通过“干中学”进行生产，因而学习过程对地方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同时，由于知识作为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其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而作为生产要素，知识又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和消费不只是单个企业或机构的行为，它依赖于特定的创新环境，个人、企业、组织在特定的创新环境下集聚，通过地理接近和便利的学习以实现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知识的积累，这种相互联结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环境和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约束其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各行为主体伴随竞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解决方法的能力。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地方环境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如Putnam将其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torper 将其称为“非贸易相互依赖的纽带”（nexus of untraded
interdepen- dence ）， Amin 和Thrift 将其称为“制度氛围”（institutionalthickness），Markusen 将其称作“粘性空间”（sticky places inslippery space）等，但均强调了地方环境对地理集聚的特殊重要作用。
2.5 新贸易理论与地理经济学
区域发展理论一直与区域之间的贸易问题紧密相关。传统的区域发展和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俄林等的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其前提假设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恒常，它无法解释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贸易和专业化现象。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及其与区位理论结合所形成的地理经济学，则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出发，通过专业化和贸易型式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 历史相关（history matters ）和循环积累（cumulative causation），通过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了产业内贸易、专业化、产业地理集聚和区域核心——边缘结构的成因以及发展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提出了增强产业和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贸易政策[15]。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16,17]，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国际贸易既是由比较优势驱动的，也是由收益递增和外部经济驱动的，这些外部经济更多的体现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而不是体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因此，要理解贸易，就必须理解导致地方和区域生产集中的过程。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克鲁格曼将外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间的相互作用作为解释区域产业集聚和区域核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关键，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模拟出随着运输成本的由大到小，生产的地理分布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过程。克鲁格曼强调，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巨大的与市场规模效应相联系的“金融上的外部经济”，是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的主要成因，专业化区域的经济形态是由偶然性、路径依赖以及历史与偶然事件所设置的初始条件决定的，由于区域优势的循环积累和收益递增的“锁定”效应（locked in）， 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但专业化区域对于随机“冲击”的脆弱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2.6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80年代以来，人类对地球文明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环境运动的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丰富和修正了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在地理学和区域科学领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的结合迅速促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崛起。与传统区域发展研究相比，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经济、生态目标之间的均衡，也更强调发展过程的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虽然地理学要素以人地关系和区域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但由于区域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人参与的复杂巨系统，其长期演进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人类对区域发展的内部机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无知，因此研究对象从区域经济增长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极大增加了区域发展研究的难度。因而，虽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发展价值观与哲学范式、发展因素与机理、动态过程与测度指标、规划与调控等理论和方法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系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至今还处于创立和形成时期。
3 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普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区域发展理论作为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仍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90年代以来所体现的研究特点看，多种理论方法的融合和更加详尽的经验案例研究将是区域发展理论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
在理论方法的融合上，一方面，伴随着制度与文化因素的引入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发展，人们将会更加重视区域经济的特定制度结构对企业联系框架和企业间网络、知识的循环、组织行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市场的行政管理与区域管制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动态区域发展理论的形成。尽管制度因素本身复杂多样，地理学对制度因素的处理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新马克思主义）而非新制度学派的新古典方法，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发展的制度分析中还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但近年来新古典主义方法在区域发展尤其是新产业区研究中所得到的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已体现出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融合趋势；另一方面，为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和区域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如K.Morgan等提出了“学习区域”（learning region）概念， 试图将网络、技术和制度创新、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milieu）联系在一起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 18] ， P.Cooke 等提出创新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RSI）的概念，试图以动态演化的观点将新区域科学中的制度、文化、组织等因素和新马克思主义、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 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19]；D.J.Jin和R.R.Stough 等则使用“学习能力”（learningcapability）的概念，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期产业组织和国际竞争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个体和组织学习、交易学习、 网络学习、 空间学习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学习基础设施的要求[20]；Maskell等人提出了“地方化能力”（localized capabilities）概念，并将其区分为四种要素：制度禀赋、已有结构、自然资源和区域的知识及技能，以建立区域学习创新与地方环境的有机联系[21] ； R.Matin 和P. Sunley 则使用内生区域增长（endegenous
regionaldevelopment）和本土化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的概念， 试图将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等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克鲁格曼的地理经济学同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构筑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机制[22]。这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说明，在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这一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议程下，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科学之间出现了某些更深更广泛的融合趋势，尽管这些不同的理论方法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要实现真正的融合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但通过这些不同理论方法的碰撞和交流，新的区域发展理论必将会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科学的理论需要获得案例研究的经验支持。80年代以来，在区域发展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文章，用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区域或国家的发展不能与其根植的地方化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分开，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已有的证据也大多偏向于高技术产业和经济成功的区域，对低、中技术产业和经济欠成功区域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至今，理论界对在什么时期和什么样的环境下地方化的合作与竞争才有利于学习还知之甚少，对地理集聚的成因、区域发展一般机制和长期轨迹还充满着争论，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过程还缺乏了解。因此，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化，必须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案例研究为基础。由于以往的案例研究多集中在资本主义工业国中的经济成功区域，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比较少，因而，在区域发展根植于其特定的制度文化与社会基础和全球化——地方化相互作用的研究框架下，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转型国家的案例研究可望得到加强。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较为特殊的制度变迁历史，又处于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为区域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国际上难得的经验案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和发展、国家知识和技术创新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和农村工业区的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动、外资的大规模导入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外向化发展、经济转型与政府管制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冲突等，均亟待运用新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预见，通过对中国案例的系统研究，中国学术界可望为区域发展理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1999—10；修订日期：1999—11
标签：新贸易理论论文; 地理论文; 经济地理论文; 地理科学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经济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