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
——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吴光辉，熊 娟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
关键词： 《对策则》；学问吟味；科举学
作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1]科举制度影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处在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从而在12—19世纪期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注] ① 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一书中，最新研究可以参考刘海峰：《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迄今为止，围绕日本“科举学”的研究，学术界或采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献为依据，来梳理日本仿行科举制度、直接选拔人才的历史；[注] ② 有关日本古代科举制文献史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 年，第 277-278 页；《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 年，第 65-102 页；《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唐史论丛》第 6 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又见刘海峰：《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或借助日本学者的研究，挖掘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实施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即1792年江户幕府在官办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导入“学问吟味”(GAKUMONGINMI，学问测试)的定期考试制度。[注] ③ 有关这一时期日本科举学的研究，参见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科举考试与日本》，《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等。
事实上，围绕平安时代的日本“科举学”研究，可以依据日本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养老律令》(718)之《职制律》《学令》《医疾令》等所谓的“律令”来加以考察，据此可推翻历史上日本不曾推行科举制度的“定论”。[2]不过，就江户时代的所谓“学问吟味”即“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而言，尽管目前的学术研究可以直接落实到考试科目、评价基准乃至录取人数，[3]但却始终无法论证这一考试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必然”的关联性。就此而言，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该考试的“及第者”——远山景晋(1764—1837)撰写的《对策则》(1796)这部考试参考书，来把握江户时代日本武士是如何应对“学问吟味”，且构筑起犹如“科举考试”一样的学问观念或者知识架构的过程，从而可以站在一个更具“广域”的视角来审视与把握该书的“文献学”价值乃至其在“东亚科举文化圈”的深远意义。
一、《对策则》的成书缘由
《对策则》是一部为应对江户幕府官办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考试，依据对朱子学的理解而提供参考答案、阐释作答技巧的手抄本考试参考书。《对策则》的作者远山景晋，是日本江户时期德川幕府的旗本(家臣)永井直令第四子，后被明知远山氏的远山景好收为养子。宽政六年(1794)，远山参加第二次昌平坂学问所举行的“学问吟味”考试，以甲科笔头及第，而后被提拔为幕府臣僚，先后担任长崎奉行、作事奉行、勘定奉行等一系列官职，并作为使臣巡查北方虾夷(现日本东北、北陆、北海道地区)、九州长崎与对马等地区。在这一时期，远山作为幕府虾夷地区的行政长官接待过俄罗斯使节的长崎之行(1804)，还作为幕府代表与来自朝鲜的“通信使”易地聘礼(1811)，是一位活跃在江户幕府外交领域的杰出官吏。
与远山景晋一样，这一时期的狂歌师、通俗小说家大田南畝(1749—1823)也参加了“学问吟味”的考试，并撰写出版了考试参考书《甲寅延试稿》。不过，《对策则》因内容翔实、剖析到位、立场突出，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武士阶层中广为流传，故而被世人尊为“考试宝典”。
该书在一开始的“题言”部分，介绍了远山被录取为“学问吟味”甲科笔头的经过以及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业绩。在“附言”部分他告诫大家，即便是通过了科场考试亦绝对不可自以为是，不可把“试学之式”视为绝对“正解”，不可忘却各人所存谬误之所在。换言之，为学者须持以精进之态度，注重学问之真知，不可忽略“为己之道”。[注] 这一观念体现了该考试注重人才品德、强调学问之道的内涵。就此而言，这一观念与朱子主张的“实践科举观”存在一致之处。参见李兵：《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黄强：《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全明：《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 不仅如此，“附言”还提到了“学问吟味”的考试不只是一场“举业之事”，同时还涉及“学问流派之事”“礼之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必须确立学问的正统。远山特别指出，考试者必须排斥“徂徕之学”——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创立的古学派，重视“程朱之说乃是试场提倡”的学问。他之所以批判“徂徕之学”，提倡“程朱之说”，目的在于强调应当以朱子的注释为正统，突出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GLONASS L1OC信号采用短时相关结合FFT算法实现捕获，捕获的结构图如图5所示。该捕获结构采用N个短时相关支路来实现时域的并行，图中虚线所示。
日本历史上是否曾实施过“科举考试”？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讨论。事实证明，日本的平安时代不仅积极引进唐朝律令，制定了开科取士的制度，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内实施选拔考试，录取了一批贵族子弟进入官僚机构。那么，作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日本幕府下属的昌平坂学问所是如何推行考试，采取了什么样的程式，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下面，我们将就这一问题展开阐述。
首先，我们应当关注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的初衷。事实上，当时的江户幕府尤为需要“人才”。根据美国学者罗纳德·P.多尔的研究，“18世纪中叶以来，各藩所发布的公布设立藩校，或者改变教育政策、使之更为明确化的布令”之中，“人才”一词成为时代流行语而被不断提起。[4]这一时期的日本地方藩校，或是接受来自中国的阳明学，或是兴起古学、国学或洋学一类的学问，成为江户时代新学问的滥觞。但日本幕府却没有像地方藩校一样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正如18世纪中期朝鲜通信使书记官申维翰(1681—1752)在纪行文《海游录》之中的评述：“日本没有根据科举制度录用人才之法，官吏无论大小皆是世袭制，所以奇才俊物不能出世得以自鸣。民间人士之间，抱恨而去世者，多为此类。”[5]幕府之所以设立昌平坂学问所，是为了培养幕臣；之所以推行“学问吟味”的考试制度，是为了选拔人才。一言蔽之，也就是为了满足幕府巩固自身统治、充实自身机构之需要。
其次，《对策则》一书何以会出现？对此，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来加以解读。
其次，这一时期的幕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来自西方的冲击。承前所述，远山在通过“学问吟味”考试之后被授予幕府要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或在极北之地的虾夷，或在极南之地的长崎、对马，皆处在日本对外交涉的最前线。这一时期，西方与日本开始直接接触。远山景晋曾担任幕府代表，与俄罗斯特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Nikolai Petrovich Rezanov，1764—1807)进行会晤，这一事件成为之后“文化露寇”事件的开端。[注] 所谓“文化露寇”，指的是1806—1807年，即日本“文化”年间，雷扎诺夫面对日本拒绝开国通商的局面，下令俄罗斯(日本称之为“露国”)军队攻击北海道择捉岛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日本与俄罗斯早期进行接触交流的重要事件。 远山与朝鲜通信使之间的交涉往来，亦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带来了中国、东南亚乃至西方的最新信息。就此而言，远山景晋所处的江户时代中期正是日本开始真正接触西方学问或世界观念、被纳入 “世界史”的现代体系的时期，也是西方的冲击在日本逐渐呈现的一个时期。
再次，如何保障选拔人才的正确性，也成为幕府推行这一考试的最大考量。宽政二年(1790)，幕府权臣松平定信推行宽政改革，提出了“宽政异学之禁”，要求昌平坂学问所禁止教授非朱子学的学问，并制定了“圣堂学规”与职制规定，将昌平坂学问所自林家掌控下的“私塾”转变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构。不言而喻，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来自地方藩学乃至西方学问的冲击，以实现幕府统一政令下的人才培养与思想教化。因此，自地方选拔了柴野栗山、尾藤二洲等一批学者到幕府担任臣僚之后，幕府就在昌平坂学问所开设了“学问吟味”的学术性考试。通过远山景晋的《对策则》，我们可以最为直接地认识到朱子学已成为学问所推行“学问吟味”考试的指导思想，成为日本德川幕府正官学、斥异学、贬胡言、立清流、传正统的一大工具，也是其培养第一流儒者、第一线外交家的重要渠道。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一考试才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
总而言之，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表面上看似一本为了考试及第而提示应试技巧、提供作答样本的小册子，实质上却涉及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江户幕府的人才选拔、作为官学的朱子学与地方学问之间的冲突等一系列宏大背景。尽管这一考试制度不过是近代日本改革的宏大叙事下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它却完全承袭了明代以来科举考试的精髓——以朱子学为典范来推行考试。这反映出来自东方的传统学问——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代是如何借助政治体制而得以贯彻的过程，同时也间接体现了与“科举文化圈”彼此呼应的“朱子学文化圈”是如何得以树立起来的历史事实。[注] 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施行的“学问吟味”的考试制度本质上不同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亦不同于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所施行的科举考试。他们尤为突出这一考试所具备的“教化”功能，并将之视为近代日本的教育原型。参见辻本雅史：《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媒体》，张崑将、田世民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22-225页。但不管是设置的目标还是考试的程式，皆不可否认这一考试制度与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不仅如此，日本学者的考察亦大多将科举考试限定在单一性的人才选拔，忽略了科举考试所具备的集选拔、教化、传承等为一体的全方位的功能。参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二、多重视野下的“学问吟味”的批评与思索
《对策则》一书的第1—10条，针对应试科目，即“讲义、经文、对问、纪事、论”等考试科目提供了示范性的文章。首先，远山将“讲义之式”落实在了“小学”，并对中国古代典籍《论语》《诗经》《礼记》《贞观政要》《左传》《史记》等逐一进行讲解。在提到《论语》“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时，远山按照“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程序进行了示范性的诠释；在提到“对问”的考核方式时，他选择《左传》为例进行了讲解；在提到“纪事”时，他选择了日本的经典文献——《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等进行讲解；在提到“论”时，他以“贾谊”为例进行了讲解。由此可见，《对策则》是以“学问吟味”的考试科目为准，逐一地提示范文、点明答题技巧，并结合中国与日本的古代经典，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应试指导。
首先，就历史传承的角度而言，与中国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以大众化的社会阶层为对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江户时代幕府施行的“学问吟味”是以隶属于幕府的旗本、御家人及其子弟为对象的学术性考试。与“学问吟味”同步推行的，是“素读吟味”的定期考试。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不过，“素读吟味”并不是吟诵中国古典，而是以7—14岁的幕府臣僚的子弟为对象，以测试生员的学习水平与基本素质为目的举行的一年一次的口述考试。而“学问吟味”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性考试，其实质是以考究学问为核心的选拔性考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奖励正统学问、扩充幕府臣僚。“学问吟味”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确立下来，首先源自宽政二年松平定信进行的“宽政改革”。1792年，幕府设立昌平校，延请朱子学者，举行朱子学讲义，至1794年举行第二次“学问吟味”(实质上为第一次)，自此一直延续到庆应四年(1868)，先后累计实施了19次。依照日本学者桥本昭彦的研究，这一时期通过“学问吟味”考试的人员如表1所示：[6]
行政因素主要是国家与地方财政部门在金融、税制、土地、住宅等领域实行的宏观市场调控政策，是关于城市建设和运输、治安、社会保障制度和限制等方面的执行标准。是参照政治的稳定性，通过两国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行政和政治因素两种状态机来反应，对比它们对商品房价格产生的影响，也能比较清晰地得出政策因素对于商业地产市场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
表1 江户时代“学问吟味”合格人数一览表
注：[ ]内数字为旗本人数，斜体为姓名、职衔已知者人数。空栏表示不详
由此可见，参与“学问吟味”的考试者大多是幕府臣僚及其子弟。他们通过考试之后，并不直接被授予官职，还需要接受所谓“番入”(BANIRI)，即针对考试及第者的品行、学问、武艺、父辈的任职等为内容的录用考核，而后才可被录用为“吏僚”。[7]就此而言，日本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与唐朝“叙位任官”的科举制度不同，更为接近于以奖励学问、推动教育为目的。当然，录用者中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以嘉永六年(1853)乙科及第的中村正直(1832—1891)为例，考试合格之后他被录用为“儒者”，担任昌平坂学问所教谕，而后经幕府委派率队赴英国留学，归国之后即成为“明六社”——明治六年(1873)成立的以文明开化为目标的启蒙学术团体成员之一，并翻译了《西国立志编》这部被誉为国民道德教科书的西方经典。[8]通过这样的考核方式，江户时代的学问知识获得“均质化”的推广与普及。[9]
[5]李進煕：《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講談社，1992年，第274頁。
其次，就科举程式的角度而言，昌平坂学问所采取日本前所未有的考试程序，代表了江户时代日本选拔人才程式的新发展。 “学问吟味”的考试者必须经历一段在昌平坂学问所的准备时期，即参加作为校内考试的“春秋试”——“大试业”。根据天保十二年至十三年(1841—1842)的学政改革，该考试被确定为春、秋两次分科进行。“春秋试”的出题内容、出题方式完全模仿“学问吟味”，对优秀者予以奖励，授予官版书籍。
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考试程序与科目，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基本保持一致。“学问吟味”分为“初试”与“本试”：“初试”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到“本试”；“本试”分为“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分别考试经义、历史、作文。前者持续一天，后者持续四天。由此可见，“学问吟味”基本上承袭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江户时代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学问吟味”笔试技巧的书籍，也就是“辩书”——《学问所御试辩书并御达书》。所谓“辩书”，就是以经书的一章为考试内容，要求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来加以阐述。具体而言，“章意”是阐述章节大意，“字训”是就出现的字句展开训诂解读，“解义”是详细解读原文，“余论”是引用其他章节或书籍来加以穿插论述。这样一种固有的答题方式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带有规范性的功能。[注] 事实上，幕府在导入“学问吟味”之际，就在昌平坂学问所以“辩书”或历史的“对问”方式举行过一场说明会，尝试进行规范式的解释。参见橋本昭彦：《江戸時代の評価における統制論と開発論の相克——武士階級の試験制度を中心に》，《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紀要》第34集，2005年，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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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日本“学问吟味”的考试参考，《对策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处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它的存在意义与真正价值？笔者认为，应当站在文献学的立场对其重新加以探讨。
再次，就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江户幕府实施的“学问吟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的前夜，成为日本接续近代官吏录用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学问吟味”究竟发挥出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站在整个东亚的思想史或者说朱子学比较的视角来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需要站在“世界史”的视角来重新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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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东亚的朱子学比较的视角来看，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实施的教育，是以武士为对象，以朱子学的经典为教材，以“学问吟味”的考试结果为评价基准的官办教育。因此，朱子学被称为“官学”，成为幕府落实学问所——藩校——乡学——手习塾(寺子屋)的系统学校构想、[10]引导国民教育、推动伦理道德建设的一大工具。但是，幕府末期，这种教育方式却受到一批开明武士的强烈批判。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话》(1855)中批判江户时代推行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学问观”，武士皆以立身处世为目的；[11]后世的部分学者亦批判这样的教育方式犹如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注重考试者的训练或实践，提倡应当将重点放在考察“有德之人”的品行与行动。[12]由此可见，在这批学者的眼中，“学问吟味”在贯彻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学问教育、以科举考试为蓝本的考试程式的同时，亦不免成为阻挡日本接受西方学问、走向西方化的一大“阻碍”。
因为相关理论已证明l0范数上的最优化问题为NP-hard问题，进而该问题可转化为l1范数上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求解稀疏表示系数存在一定误差，如果θ≥0，使得不等式|Bα-φ(y)||2≤θ成立，则可以找到δ≥0，使得不等式|BTBα-BTφ(y)||2≤δ成立（已知定理）。最终式⑵可转化为：
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所谓“朱子学”为什么会成为日本近代的“绊脚石”？或者“科举制度”为什么会成为西方人乃至日本人所批判的中国文化的“三大祸害”？[13]不言而喻，这样的批判大多是站在西方学问的立场，站在把西方的文明史观作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大前提下而展开的。事实上，朱子学的思想突出“大义名分”的观念，构筑起了日本前近代“尊王”思想的前奏；[14]朱子学的教育方式不断深入到日本的民间阶层，构筑起了日本接受西方学问的文化基础乃至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15]换言之，尽管日本不曾实施完全中国化的科举制度，但是“学问吟味”在人才理念、教育方式、考试科目、评价基准等方面皆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真正地发挥出引导教育、培养人才、选拔能吏的考试功能，故而可以站在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的立场下来加以重新评价。
三、重新评价《对策则》的文献学意义
在试卷评阅方式、评阅基准、综合判定等方面，“学问吟味”也充分学习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在评阅试卷之际，为了防止科场舞弊等不良行为，“学问吟味”采取科举考试式的“糊名”制度，隐匿考试者的姓名；为了防止考官通过字迹来辨认考生，由读卷官诵读来进行阅卷；在确立评阅客观基准的同时，还设置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下下等九个品阶来进行评价。最后，则是采取各位儒者即评阅人一道参与会议的方式，综合衡量考试者的各个科目，予以最终的综合评价。不言而喻，这一综合判定的方式亦参考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判定形式，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番入”(即选拔臣僚官吏的阶段性考试)奠定了基础。
(4)胴体由预冷池依次滑出，由后区相关实验责任人对每组胴体进行分割，要求每组分割的产品种类相同，价格相同。并且要求对实验鸡只的分割安排工作要做到专人专职。即相同的工作必须同一个人做，比如：链条割翅割腿、大胸分级修剪、剔骨切块等。同时，专人对所有的实验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统计不同只重对产品出成和综合售价的影响。
何谓“文献学”？这一概念来自希腊语的“philologia”，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16]但是，审视这一概念的传承与演绎，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史，可以发现这一学问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日本学者近藤恒一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将古典纯粹作为“文献”来加以解读，而是认为阅读古典乃是与作者直接交流、寻求“对话”的一种方式，[17]由此树立起自身的逻各斯(logos)即语言，从而得以完善自身的人格。也就是说，文献学的最大意义绝不在于文献本身，而是在于作为主体的阅读者与文献的撰写者之间的“对话”。换言之，探究《对策则》的文献学意义，并不只是探究这一小册子阐述的日本武士是如何准备“学问吟味”的考试，如何构筑起以“辩书”为核心的解答范式。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日本如何借助中国古典来阐述日本自身的问题，是如何展开与中国学问之间的对话从而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或理性判断的问题。这也是本文试图阐释的《对策则》作为文献学材料的“对话”意义。
首先，这一“对话”的意义体现在“文明母体与变异体”的“对话”之中。作为“文明母体”，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地位与价值，正如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1827—1916)所言：“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18]作为中国文化的“变异体”，尽管日本在传承中国文化之际采取了有所选择的态度，但却始终保持大方向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对策则》一书所印证的，正是日本借助中国文化这一“母体”展开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同时通过援引日本自身的文化经典而将其文化思想纳入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之下。尤其是《对策则》中关于日本古典《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一类的引用与诠释，无不借助了朱子学的理论与思想。换言之，日本文化即便是作为“变异体”，也依旧遵循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大义名分”，成为中华母体文化的一大延续。
其次，这一“对话”的意义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对话机制之中。何谓“中心与边缘”？这一范畴在阐述中国与日本的历史之际，经常被表述为“东亚”古代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为边缘，近代之后以日本为中心、中国为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定位确立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定或许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最为关键的是之后的推导，即依照“中心与边缘”的框架设定是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和平、平等、双赢的理念。在这样的逻辑框架设定之下，只会产生对抗、对立乃至征服的逻辑。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如今围绕科举文化圈的研究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学者论证了科举制度尤其是以“学问吟味”为标志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 在日本的演绎与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在事实面前对日本接受中国科举制度予以否定和批判。[19]作为实证性的文献资料，《对策则》有效地论证了一点，即日本施行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学问吟味”的考试形式，具有与科举考试一样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考试内容，设置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考试科目，亦制定了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对合格者加以提拔录用的选拔制度。换言之，《对策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回味与反思具有“东亚”传统、体现“东亚”文明的“科举文化圈”。
再次，这一“对话”的意义实质上亦体现在中国与日本作为各自“文化实体”之间的对话。站在“东亚朱子学文化圈”或者说“东亚科举文化圈”的立场，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文化圈内部的问题。依照中国人的思维或逻辑，或许我们会期待一个“和而不同，是为大同”的文化格局。也就是说，《对策则》所彰显出来的“对话”意义，最终会落实到日本或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之中。审视迄今为止的日本文化道路，正如“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这一系列标语所示，日本矢志追求的“和魂”始终不变，但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才”却经历了自“汉才”到“洋才”再到“美才”的转换，而且日本始终未能实现最为根本的“和魂和才”的立场。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接受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把中国学问批判为阻碍历史进程的落后思想，并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反的野蛮、落后、愚昧的形象。[20]科举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亦被视为中国的“一大祸害”。事实上，即便是日本自身，大概也不会否定江户时代“学问吟味”的积极作用与有效价值。[注] 正如日本学者辻本雅史所指出的，最为深层地理解西方的思想与学问的人，尤其是以明治时期的名流为代表的一批人，实质上就是最为了解传统日本学问——儒学的一批人。参见辻本雅史：《哲学(思想)としての儒教：日本の近世儒学研究素描》，《大谷大学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第14号，1996年，第54-55頁。 换言之，若是站在彼此各自为文化实体的立场来加以思索的话，《对策则》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以朱子学为基础、科举考试为形式、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异文化间的真正对话。
不言而喻，作为文献学的重要资料，《对策则》的历史意义绝不只是如此。如果从“对话”这一范畴来加以理解，反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部小册子的重要意义与历史价值。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实施、如何选才的问题，由此而认识到作为东亚文化之一的日本文化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从科举学的文献研究拓展到跨文化学的研究，从而站在跨文化学的视角进一步认识“科举文化圈”的宏观价值，认识到作为世界之一隅的“东亚”在推动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际曾经做出的贡献。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1]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8页。
实施医院科研经费支出的内部控制，必须加强各管理系统整合，实现信息共享。科研经费管理系统，应与材料管控平台、固定资产管理平台、日常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进行整合，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以提高科研管理的水准和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2][15]辻本雅史：《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媒体》，张崑将、田世民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25-227、225页。
[3]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学》，東京：創元社，1943年，第104-105頁。
[4]Ronald Philip Dore：《江戸時代の教育》，松居広道訳，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第40頁。
据此，在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上采取“法定刑标准说”是较为合理的。也就是说，应当以某种罪行所对应的法定刑高低为标准来划定其属于轻罪还是重罪。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就是通过设置某种法定的刑期(或刑罚)标准来进行划分，低于这一标准的为轻罪，高于这一标准的为重罪。
[6]橋本昭彦：《江戸幕府学問吟味受験者の学習歴：天保改革期以降を中心と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第32巻，1989年。
[7]石井耕：《御家人と昌平坂学問所·学問吟味》，《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第140号，2009年。
[8]肖朗：《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注释：
[9]中村春作：《江戸儒教と近代の「知」》，東京：ぺりかん社，2002年，第113-116頁。
[10]辻本雅史：《近世における政治と教育：儒学思想との関連》，《教育学研究》第58巻，1999年。
CNKI中近10年来的白花前胡研究文献分载于74种期刊中，文献量≧2篇的期刊有21种(表3)，累计文献量为57篇，为期刊总文献量的50.89%。其中核心期刊有27种(表4)，涉及医药类期刊18种，如《时珍国医国药》《中药材》等，农业类期刊有7种，如《北方园艺》《种子》等，生物类期刊1种为《西北植物学报》，食品类期刊1种为《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
[11]橋本昭彦：《江戸幕府の学問吟味——武士階級の功利的学問観の形成に及ぼした試験制度の影響》，《教育学研究》第51巻，1984年。
[12]横山尚幸：《江戸時代の儒者の科挙観——室鳩巣の人材登用論をめぐって—》，《国立教育研究所研究集録》第29巻，1994年。
[13]刘海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4]朱坤容：《幕末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以水户学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
[16]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7]近藤恒一：《ルネサンス論の試み》，東京：創文社，1985年，第124頁。
[18]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1896,pp.42-43.
互联网金融在现阶段发展的并不完善，不具备商业银行的不良资金拨备、存款准备金等防范措施，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某货币基金的债券价值逐渐下跌，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人们的投资恐慌，货币基金在两天内就流失了一半以上的资金，最终因为流动资金的不足造成该货币基金的停止发售。现阶段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消费时逐渐使用支付宝或者蚂蚁花呗，这样可以实现在当月支付下月偿还，这使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该平台维持业务可能是通过垫付资金来实现的，如果使用的大部分用户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还款，这样一定会重创平台的流动性，进而产生流动性风险。
[19]吴光辉、张凌云：《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临床病理教学，针对病理专科医生设立的专业，往往集中在相对较大的医学院校，学生规模小，符合C型慕课“非大规模”和“非为给因地理和经济原因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现有学习课程的机会”[4]的特点。
[20]吴光辉：《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4-132页。
Trans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Japan ’s “Imperial Examination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Taisakusoku in the Edo Period
WU Guang-hui，XIONG J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Circle in East Asia, Japan implemented the Chinese-styl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select talent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enforced the system for talent selec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known as “Gakumon Ginmi” in the Edo period. The book Taisakusoku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Kagekuni Toyama is the most direct piece of evidence of the “Edo-style Imperial Examination”. Whether it is the aim of selecting talent, the procedure of the examination, or the appointment after admission, this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China'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sakusoku, which had the function of “dialogue” in Classical Philology, can not only prove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Circle in East Asia”, but also provide the literatur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ward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Keywords :Taisakusoku, Gakumon Ginmi, imperial examination studies
中图分类号： D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3-0-08
收稿日期： 2019-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日本学者想象与建构中国形象的研究”(15BWW022)
作者简介： 吴光辉，男，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熊娟，女，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蔡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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