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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范式之省察
自从伯恩斯坦宣布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时把晚年恩格斯引为同类以来，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一直是人们反复解读的对象。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业已取得的进展是明显的。但是，尽管人们一再作出新的解释，对这些解释所适用的范式也即深层的思想框架问题却依然少有全面的省察。具体而言，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范式就是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观。围绕恩格斯是不是一位经济技术决定论者，是不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933年，美国学者悉尼·胡克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写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说道：“没有一个作者能够使他自己不遭到蓄意的误解”。“几乎每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都曾因为其拥有信徒而付出了代价；不同的人对他就有不同的理解”。（S·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第5、9页，重庆出版社，1989）这一在现代解释学中得到了发展的命题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身上，确实十分贴切。在马恩健在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就已经产生了，马克思说过，恩格斯多次借用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恩相继逝世后，解释的多样化倾向得到了发展。举其要者而言，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从科学与伦理或价值分开的角度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面。伯恩斯坦也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未曾包括伦理要求、道德理想，但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因而提出需要有一门伦理学来补充，从中开了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之端绪。但是，在伯恩斯坦那里，“科学”与“伦理”、“价值”仍是不相关联的，遂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之说。考茨基等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对立，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解释传统：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传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门与价值理想无关的客观科学，在这种解释传统看来，历史是一个受严格因果决定的过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人本主义传统则把马克思主义划归西方人道主义哲学范畴，认为马克思主义留给人类的遗产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它包含着“乌托邦”幻想对伦理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渴望（对两大解释传统的分析，可参看郁建兴的两篇论文：《论马克思的哲学观》，《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上述两大解释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联系本文论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论者贬抑或高扬恩格斯晚年思想，正是在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晚年恩格斯或被认为坚持经济技术决定立场受到贬抑，或被认为放弃了唯物史观而受到高扬。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则对此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因此，提出关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范式的转换，实即提出了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解释传统的任务。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价值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相表里的。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历史实践的实际发展提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价值理想，并论证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力量、手段、方式、途径等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都终结在仅就价值合理性立论提出“世界应该如何”问题的乌托邦传统之中，那么马恩超出乌托邦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从历史必然性立论展开世界的“应然”何以可能的问题。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观革命带来了价值观革命。
不仅如此，马恩实现的历史观革命同样是一场价值观革命。马恩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为了寻找外在于人的价值活动的历史因素，或者发现外在于人的价值活动的历史规律。在他们看来，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是本质同一的，因此他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对人的活动历史的研究，发现已有的人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的局限性，从而为人类寻找出路。具体地说，马恩的新历史观证明，资本主义远非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还要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联系到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论”，马恩对人类历史研究之价值观意义更加显著。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历史的“至善”，马恩则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看作是史前史的结束和人自身历史的真正开始。）在这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即是对停留于现存事物框架、结构之内的实证主义立场的超越。
马恩既反空想主义、人本主义（历史观）又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立场表明，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是内在统一的。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观出发，我们来究考一下恩格斯晚年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
二、 恩格斯论俄国革命
在恩格斯晚年丰富的思想中，我们选取了这样三个论题：（一）恩格斯论俄国革命；（二）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三）恩格斯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关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争论，大都源自于这三个问题。英国学者D·麦克莱伦在他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写道：“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思想的最有影响的解释者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般说来，恩格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推进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向显然都与马克思思想原来的主要倾向不一致。第一，恩格斯首先走上一条路，沿着这条路，势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它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第二，恩格斯不得不对在议会民主中从事着日益成功的活动的所谓革命政党—一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采取妥协的态度”。（D·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麦克莱伦的话大致上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晚年用人道主义尺度代替了历史尺度，恩格斯在晚年则没有这样做（参看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至于恩格斯逝世前5个月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在中国的命运，本身就反映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因而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考辨。
先看第一个问题：恩格斯对俄国等落后国家社会跳越问题的论述。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晚年提出过关于东方社会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在这一著名设想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俄国的农村公社中去，使之成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无疑，这一设想体现了马克思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如果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都是既定的，都必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马克思的这一工作根本无此必要。但是，强调历史发展的价值选择性，马克思是否因此而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或者说，用人道主义尺度取代了历史尺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在这样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近代特定条件下，东方国家有可能跳越“卡夫丁峡谷”。这是以“世界历史”思想为前提的；而“世界历史”正是由大工业才得以开创的。因而这一设想的具体含义是：由于西欧国家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在这里，跳越是为了免遭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但是跳越是有限定条件的，如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完成，如对资本主义成就的运用，等等，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恰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历史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的范例。
那么，恩格斯呢？他是不是一个主张社会“单线式发展”的“严格决定论者”？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在俄国等落后国家能否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一问题上，恩格斯的回答与马克思的一样，认为是可能的。事实上，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恩格斯甚至早于马克思提出了俄国的公社所有制形式有可能转变为它的高级形式的设想。恩格斯在写于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就已表述过俄国农村公社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有可能转变成它的高级形式的观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俄国社会的跳越设想）。直到1894年，当恩格斯讲到一切落后国家都有可能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缩短发展道路时，他还指出：“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可见，恩格斯是主张社会发展可以有跳越、有选择的。设若他是一个机械的决定论者，他对俄国公社发展前景的可能性问题化费那么多的心血就无法理解了。
其次，马克思在肯定俄国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除了强调它需要限定条件外，还一再强调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第436页）能否实现，取决于现实条件。他一再说明，俄国社会的跳越可能是因为有村社的存在，而村社在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摧残下能否存在到革命胜利，是一个问题。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晚年恩格斯的某些论述正是基于村社已经崩溃的事实作出的。因此，这里并不存在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事实，恰恰相反，恩格斯的某些新论述，正是马克思思想的合逻辑发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恩格斯在晚年对落后国家跳越问题到底作出了哪些新论述？
1894年，恩格斯写下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较为详细地阐释了他和马克思在70年代提出的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基本观点，以及他对19世纪末俄国社会发展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一篇对跳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所作的总结性文章。其中恩格斯写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为此，恩格斯重申：“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相比较而言，70年代末的马克思比较强调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走一条不同于西欧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用了两个假设：“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到那些铁面无私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可见，强烈的价值理性，加上当时的客观条件（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俄国革命高涨时期），使马克思侧重于论述跳越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否认“农村公社的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0页）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到了90年代，这后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村社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已成为了事实。在这个时候，恩格斯批评仍醉心于村社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强调落后国家社会跳越的困难和需要条件，这是完全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如果说，70年代马恩关于落后国家社会跳越的设想体现了他们把历史观研究向价值论提升的努力。那么，恩格斯在9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新论述，则再度体现出了他们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恩格斯晚年论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留下的是又一个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范例。
三、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晚年多次论及历史唯物主义。他于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他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的杰作。而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他更进一步发挥了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过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就这两本书而言，前者的写作在某种程序上是执行亡友的遗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并且在很多地方参考了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的批语。书中观点与马克思观点的一致性是无可怀疑的。后者对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关系的论述已成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文献。比如他关于“历史”的定义：“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指出了社会历史与人的活动的同一性。比如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在这里，价值选择怎样构成历史发展因果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得到了说明。凡此等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辩证的、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恩格斯。所谓“历史自动论者”、“经济技术决定论者”之类，完全是某些论者强加于恩格斯的不实恶名。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晚年的恩格斯，在多封书信中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形而上学的经济决定论者。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是一种较为流行的倾向，无论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保尔·巴尔特）批评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一些党员（如“青年派”，甚至还有弗·梅林这样著名的老党员）信奉、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对于这种“惊人的混乱”，恩格斯予以了严厉的驳斥，并且全面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从上可见，恩格斯展开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地论述了历史发展过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真实内涵，从而既唯物又辩证地、既遵循科学原则又遵循价值原则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观。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作自我批评道：
“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同样的自我批评还可见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同上书，第726页）
这就是说，在与论敌论战时，特殊的写作背景常常使马恩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能因此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说，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恩针对厚重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传统，强调意识形态的客观现实基础，提出过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的命题。如果把这一命题绝对化，那就变成了“错误”。作为一个修正，恩格斯于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个概念。社会领域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就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述。
当然，从恩格期对形而上学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同样不能得出他因此放弃了唯物史观的观点。与一些论者把晚年恩格斯指为经济决定论者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经济决定论，放弃了经济因素的“最后原因”论。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所作的论述就是这种解释的典型：
“‘最后原因’包含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
“当然不应当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任何时候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这一事实。从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可以引证无数的章句来反对这样的假设。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程度，不是在于是否承认思想意识的诸因素，而是在于把对于历史的多大程度的影响、什么样的重要性归于它们”。
“经济发展今天已经达到的水平容许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因此，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得愈来愈间接了，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就愈来愈小了。”（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51、52－53、57页，三联书店，1973）
伯恩斯坦把意识形态因素看成独立的历史因素，并把它说成是晚年恩格斯的观点。这无疑是对晚年恩格斯思想的又一种曲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因素真是所谓的‘独立的推动力量’，那整个的唯物史观就会付诸东流”。（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的学说》第2卷第649页，商务印书馆，1988。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伯恩斯坦所构想出来的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根本就不存在）伯恩斯坦的错误根源仍在于从科学与价值、伦理分开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实现科学与价值、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对于这些论者来说，确实是一味难以下咽的苦药。
四、恩格斯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
恩格斯晚年结合时代发生的新变化，较多地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他于1895年3月6日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思想观点。在《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自1848年以来欧洲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轻易胜利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德国1866年以来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胜利，证明了普选权是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使得资产阶级害怕选举、害怕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起义。恩格斯写道：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
而多数人的觉悟则待于长期坚韧的教育，以普选权为核心的斗争策略，将有助于多数人的转变和提高。
简单地说，恩格斯在《导言》中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式杀伤武器的使用、军事技术的改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和性质（“多数人的革命”）等方面论述了调整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策略的主要内容就是普选权的运用。对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的思想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点非常接近，恩格斯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1898年9月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说：“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指《共产党宣言》对现代社会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引者注）。”“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伯恩斯坦言论》第72、74页，三联书店，1973）诺曼·莱文则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中认为，恩格斯应对第二国际的渐进主义政策直接负责。“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之说即出自此。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一方面，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新策略的论述，直接动因来自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离开历史环境把这一新论述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翻案，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是辩证法的观点。在这里我们赞赏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都不是普遍规律。”（参见洪韵珊：《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第12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作为革命斗争的策略，和平过渡也好，暴力革命也好，都取决于主客观条件，没有普遍规律。如恩格斯自己所说：“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9页）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恩格斯晚年始终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他说：
“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还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2－323页）
“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页）
恩格斯的话既证明了我们关于斗争策略服从于斗争目标，不存着什么普遍规律的理解，也体现了他对革命目标的重视。卢森堡说得好：“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131页，三联书店，1981）至于说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是从恩格斯那里来的，恩格斯似乎预先就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要记住这样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0页）
五、结语：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
通过对晚年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新策略的思想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晚年恩格斯不是什么“经济技术决定论者”，也不是什么放弃了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相反，他结合主客观条件、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修正、充实、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外的一些论者之所以对恩格斯晚年思想作出这样那样的错误阐释，除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列宁曾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分析过这些原因），仅就理论发展自身来看，源自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从这样的思维模式出发，提不出结合人类历史实践实际发展的价值理想，或者内蕴了价值理想的科学学说。当然，也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全面、正确的理解。因此，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我们进行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进而也是我们进行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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