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五十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七”回归在望，许多人都在关心香港文学的前景。香港文学五十年发展的历程，显示出她无可取代的特色。人们有理由相信，“九七”回归之后，香港文学仍将向前发展，更加绚丽多彩。
长期以来，香港文学一向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弃婴”，不受读者重视，更不获文学研究专家的青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看法有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香港只有一个写蒋家王朝野史演义（《金陵春梦》）的作家唐人；也不再认为，香港文学都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的天下。那里还有一大批严肃文学作品。最近由香港市政局主办的“首届香港文学节”，向人们展示了香港文学五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使人们认识到香港不仅有文学，而且还有不少文学精品。香港文学的成就在总体上虽然比不上大陆、台湾，但它有其他地区无法取代的特色。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开放城市、经济交流的中心。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各种东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化流派纷纷涌入，使香港成为了望世界文化的窗口。对此，余光中曾形象地写道：“摊开香港的地图，就看见地形是一个半岛加许多小岛。正好象征香港文学，一面来自大陆的母亲，一面却伸向蓝汪汪的海洋。香港文学在上承中国文学的古今传统之余，更旁采西洋文化和30年来的台湾文学。”这段话形象生动地道出了香港文学开放性的特征。还在1956年，香港就倡导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并以《文学新潮》杂志等传媒影响台湾文坛。在香港，传统的文学思潮不占主导地位，人们更多地用世界性的眼光，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优劣进行比较。香港的文学是多元的、绚丽多彩的。这里有通俗小说，如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亦舒的言情小说，也有刘以鬯、西西、也斯的现代小说，羁魂、王良和、秀实、犁青、蓝海文、张诗剑的新诗，董桥、罗孚、梁锡华、黄国彬的散文，曹聚仁、司马长风、黄维梁、黄继持、卢玮銮等人的文学评论。近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在大陆也非常流行。
香港作家队伍复杂，流动性大。由于各种原因和情况，相当一部分作家不是长期固定在香港生活和写作。其中因赴国外进修、攻读学位或任教，出了又进的作家有也斯、彦火、小思、古苍梧等。进了又出的作家有余光中、钟玲、梁锡华等。出了不进的作家有叶维廉，李立明等。出出进进的作家更多，如郑树森、刘绍铭、余思牧等。最近几年移居欧美的作家有胡菊人、倪匡、亦舒等人。移民后又回来的作家有羁魂等人。香港作家的身份特殊到难以准确辩认（比如，在香港住了11年的余光中算不算香港作家，就曾引起争议），正是香港文坛的一大特色。
香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大陆文学的延伸。还在20年代，老式作家徐枕亚就为香港杂志写小说。新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也是香港文坛的一员，为文学期刊撰稿。抗战期间，茅盾、萧红、戴望舒大批作家南下，在那里写出了他们有影响的的作品。虽然他们写的作品香港本土色彩很少或几乎没有，但毕竟为香港文学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四十年代到港的作家更多，如邵荃麟、夏衍、袁水拍、聂绀弩、徐迟等。其中黄谷柳的《虾球传》是最具香港特色的著名作品。
解放后，大批左翼文人返回内地，而一批右翼文人来到香港。这时的香港文学开始形成与内地迥然不同的特色，但它在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变迁方面，和中国现代文学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在政治态度上，香港作家长期以来有左、右之别。其中叶灵凤、唐人、何达、张向天、吴羊璧、彦火、罗隼、曾敏之、高旅等人被认为是左翼作家。丁淼、赵滋蕃、黄天石、何家骅、赵聪、燕归来，徐讦等人是右翼作家。更多的是中间派，像以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曹聚仁就是其中的代表。
香港是商业社会，衡量人的价值不是看你有多少学问，出了多少本书，而是看你的荷包是否鼓胀。在商风劲吹的情况下，严肃文学创作受到极大的压抑。再加上英国政府长期来对华文学缺乏支持（近两年略有改变），致使华文文学自生自灭。这不免会使作家的地位低下，所谓“爬格子动物”一说，便出自香港文人之口。作家们创作主要是为了“娱乐他人”，写些言情、武侠小说，也容易卖钱。由于作家们著书多半为稻梁谋，故很难产生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香港的稿酬比台湾低，严肃文学作家无法靠稿费生存。他们大都把创作当作业余爱好。除亦舒等少数人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这里是号称“创作最自由”的地区，政府不管你左倾还是右倾，但并非绝对自由。别的不说，没有金钱做基础便失去了出版自由。这就难怪许多香港作家的作品，不是全部在台湾露脸（如西西的著作），就是拿到大陆出版。在香港能自费出版的作家并不多。目前，香港政府成立了“艺术发展局”，不少作家纷纷向该局申请补助出版作品，有的书稿压了二三十年，可见香港作家出书之难，并不像有些人想象那样做一位香港作家是那样潇洒和幸福。
“九七”回归在望，时间屈指可数。许多人都关心香港文学的前景。有人预言，包括香港文学在内的香港文化“九七”后不再单独存在。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对的。五星红旗升米字旗降后的香港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等于香港文学就不再将单独存在，就会等同深圳式的“特区文学”。“九七”后，香港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与大陆政治制度不同。文学形式也会有异，那里的文学仍会保持多元发展的特色。香港作为联系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中心的地区，是其它任何一个地方所无法取代的，因此文坛无须悲观。“九七”后“香港文学”仍将向前发展，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照样有新的内容等待着他们研究。
在香港文学节期间，来自高雄中山大学的余光中教授作了一个题为《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的演讲。他以亲身体会说：在台湾，面对台独势力的挤压，“做一位中国作家是选择，可能不很愉快。而在香港，做一位中国作家是必然”。至于愉快与否，胜任与否，一方面要看香港的环境，一方面要靠香港作家自己的努力。据我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观察，大部分香港作家都以乐观的态度迎接香港的回归，都为做一位中国作家而自豪，都相信未来的特区政府会比港英当局更重视香港文学，一定会给他们更多的创作自由。未来的香港文学——与红梅接枝的紫荆之花，一定会开放得更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