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发展的协调性与非均衡性之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与非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理论分析框架
9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1978年至今）的青年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成为青年研究的一大热点。由单光鼐、陆建华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在掌握80年代至90代初期中国青年发展的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中国青年发展的理论，即“偏离与吸纳理论”。199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100多个市（县）对10000多名青年所做的《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就青年在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劳动就业、价值观、教育与成才、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座谈访谈，并得出了“1994年我国青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协调的发展趋势，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的结论。与此同时，上海、北京等一些地方团委对本地青年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也做了调查与研究。1996年中国青少年究中心再次对全国6省（直辖市）、40多个市（县）的6000多名青年做了《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而对青年在某一方面的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则更是数不胜数。
对90年代以来有关青年发展（包括总体的和某一方面的发展）状况的调查数据做一深层次的分析，我们发现：青年发展过程中的偏离现象虽然仍然存在，但与80年代不同，青年的偏离并不构成青年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相反，90年代的青年更主要地是表现出与业已更新了的社会主文化的一种“亲和”。在社会的不断青年化和青年的不断社会化过程中，青年与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状态。青年激进行为的退场与社会对青年指责之声的相对减少并存。青年发展的这一客观状况启示我们，应当从新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发展。
如何从新的视角来构建新的青年发展理论呢？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郑杭生的“社会转型度”理论和单少杰、韩东晖的“整体性和非均衡性”理论。
“社会转型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度”是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可具体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问题，可以从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加以描述和分析。
“整体性和非均衡性”理论则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整体性发展”，但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则是“非均衡发展”。
上述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均可被用作描述和分析青年发展的理论框架。但从笔者所掌握的大量实证材料来看，运用“协调性”和“非均衡性”（或不平衡性）这一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发展，似乎比只简单地借用“非均衡性”这一概念来描述和分析青年的发展更加切合实际。
同理，青年发展的“非均衡性”也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青年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这是宏观层次的非均衡性；二是青年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发展间的非均衡性。这是中观层次的非均衡性；三是青年发展的各子系统内部不同要素或子子系统之间的非均衡性。这是微观层次的非均衡性。
二 青年发展的协调性之实证分析
1.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分析
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可从两者在发展速度、深度和向度等3个方面的协调来分加以分析
就速度来说，1978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即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三阶段）是中国社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以前两个阶段（即1840年—1949年的第一阶段和1949年—1978年的第二阶段）的社会发展速度。正如郑杭生教授所指出：可以说，十多年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以前两个阶段约140年的总和。
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协调，这一时期的青年发展具有最快的速度。首先，青年在经济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2年25岁以下青年的年平均收入体力劳动者为799.2元，事业单位脑力劳动者为755.9元。到1995年，工龄在4年以下青年的年平均工资企业为5031元，机关为4994元。即使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其增长速度仍然是相当的快。其次，青年在社会方面，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5—35岁青年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1982年为0.71%，1987年为1.86%，1996年为3.10%。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62.62%。相反，青年中文盲的比例则从1982年的17.05%下降到1996年的4.40%。
就深度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深层。转型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人们的深层价值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社会的深度发展相协调，这一时期的青年发展具有相当高的深度。首先，青年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城乡结构看，1982年15—35岁青年人口中城市人口占22.52%，农村人口占77.48%。到1993年，青年人口中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30.70%，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则下降到69.30%。从产业结构看，1982年青年人口的三项产业结构分布为：第一产业76.34%，第二产业16.14%，第三产业7.52%，到1996年，青年人口的三项产业结构分布为第一产业67.88%，第二产业16.80%，第三产业15.32%。其次，青年的深层价值观念和人格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价值观的内容变化看，主要表现为从过去那种只重集体和社会、轻视个人的价值观向既重个人又重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观转变。笔者于1993年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青年中持“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态度的只占17%，而持“集体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态度的比例则高达63.6%。从价值观形式变化看，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从青年的人格结构看，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构成当代青年人格结构的4要素中，不仅有优良的传统人格因子、落后的或负向的传统人格因子及其实惠因子，而且还有现代人格因子。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自信、创新、竞争、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社会实现等人格特质为标志的现代人格因子倍受青年青睐，其因子的综合得分均值为4.21分（最高分为5分），在青年喜欢的人格因子排名中位居第二，并与排名第一的优良传统人格因子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两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R为0.455(P<0.001)。这表明：青年的人格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人格特质结构，转换成了由传统人格特质与现代人格特质相混合的多元结构。
就向度而言，中国社会选择的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重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既不同于第一时期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第二时期的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为其重要内容的发展道路。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向度相协调，这一时期的青年发展方向明显地是取向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主要表现为青年的思想道德、人格和价值取向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协调一致的。青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个体—集体价值兼顾观、竞争观、效率观、独立性、平权意识、进取意识等，为社会转型时期商品市场、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必备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条件。
2.青年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青年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揭示的是青年发展的“广度”。这种协调性或广度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观察：
首先，从发展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亚群体青年之间的发展具有相对协调性。笔者对90年代青年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青年之间的价值取向已变得越来越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现在难以观察到。他们之间现存的各种差异往往只是量的差异，即赞成与反对的程度不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这也表明：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发展在其主体上具有“广度”。它是所有青年亚群体的发展，而不仅仅只是部分青年亚群体的发展。
其次，从发展内容的角度来看，青年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大体协调的。伴随青年的经济发展，如收入快速增长，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就业质量、婚姻家庭生活质量、精神文化消费水平和质量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与此同时，以青年志愿者行为标志的青社会参与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一事实表明：青年发展在其内容上具有“广度”。它是青年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只是青年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发展。
3.青年发展子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子系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例如，在青年价值观发展子系统内部，不同的子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具有相对协调性，青年道德价值观的变动，与青年政治价值观、日常生活价值观的变动趋势是大体协调一致的。
三 青年发展的非均衡性之实证分析
1.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分析
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有两种表现：一是青年的发展“超前”于社会的发展；一是青年的发展“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青年发展的“超前性”首先表现为，青年的经济发展需求或发展预期，高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从我们在90年代对青年所做的调查来看，青年的收入预期是他们实际收入的2倍。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那些收入已经是青年平均收入的2倍的高收入青年群体中，同样存在这一趋势。然而，就目前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讲，要完全满足青年的这一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青年的教育发展预期高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90年代的调查显示：86.97%城市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当高级人才。青年人自己想上大学的愿望也非常强烈。但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远远不可能满足青年的这一发展要求。再次，青年的职业发展需求也具有超前性。想在收入高、条件好的地区或单位（公司）就业的青年人数，远远超过上述地区或单位（公司）的实际需求人数，此外，青年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娱乐发展需求在某些方面也超前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青年发展的“滞后性”首先表现为，青年经济活动人口的文化素质、劳动技术和技能滞后于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其次，青年的道德发展，尤其是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次，青年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程度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青年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
青年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观察：一是不同发展内容之间发展的非均衡性。
不同发展主体之间发展的非均衡性首先表现为，不同发展主体之间“发展机会”的非均衡性。这在不同地区的青年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不平衡性，结果导致了不同地区青年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具有巨大的差异。例如，从人均GNP来看，最高的上海为15204元，而最低的贵州公为1553元，最大最小差异系数为9.79(1996)。从文盲率看，最高的西藏为40%，而最低的北京仅为6.38%，最大最小差异系数为6.27（《中国统计年鉴》1996）。从每十万人中受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数看，最高的北京为13352人，而最低的西藏仅为785人，最大最小差异系数17.0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其次，不同发展主体之间的“发展结果”也具有非均衡性。从1992年职业青年的月收入看，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青年的月收入明显高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广西。月收入在400元以上的高收入青年群体在职业青年中所占比例：北京、上海、广东分别为7.6%、11.6和14.8%，而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广西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5%、0%、6%和1.4%。15—35岁青年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北京为19.77%，上海为13.49%，而贵州和西藏的这一比例仅为2.48%和0.8%。
不同发展内容之间发展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青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非均衡性。即青年的社会发展（包括道德发展、教育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等）在总体上滞后于青年的经济发展。
3.青年发展子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子系统之间发展的非均衡性
这一层面的非均衡性在青年的道德发展子系统内部表现的非常明显。青年道德行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道德认知的发展。199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年最厌恶的社会现象排名表上“贪污腐败”排名第一，表现出对社会现象持强烈的不满与厌恶态度，但在行为取向上，青年又表现出对“贪污腐败”的相当宽容与接纳。当我们对城市青年问及“如果行贿能解决您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会行贿？”时，青年中回答“肯定不会”(12.59%)和“不会”(12.2%)的仅占24.9%。而青年中回答“肯定会”(18.82%)和“依情况而定”(34.79%)。这两项的比例之和则高达53.61%。此外，还有21.6%的青年对此持模糊态度，回答“说不清”。199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的《青年思想道德文化状况调查》也实证了青年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发展之间的非均衡性。例如，97.39%的青年认定“交通路口闯红灯”是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但当其交通路口没有警察在时，高达44.84%的青年闯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