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关系推动族际整合 ：新加坡互嵌型社区建设研究

陈 宇

摘要 ：公共住房通常被用作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来解决社会问题，以住房推动族际间融合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进行族际整合的重要政策，通过族群配额的公共住房计划来达成族际整合和社会关系重构。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便围绕着住房政策、语言政策、社会结构各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将政府干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调适族际间关系和建构国家认同，建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认同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建构互嵌型的社区在多族群的族际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互嵌型的社区多民族社区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上解构了各族群之间相互隔离的关系，各族群被重新整合进互嵌型社区之中，进而发展成新型“邻里关系”，加速了各个族群在互嵌型社会空间内不断交流交往融合。除此之外，新加坡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结构分层等社会问题，互嵌型“社区空间”在调适族际关系、改善各族际间的关系的同时，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关键词 ：新加坡 民族国家 互嵌社区 邻里关系 族际整合

新加坡的前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曾在《从第三世界到世界第一：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的“回忆录”写道：“有书教你如何建房子、如何修理引擎、如何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本关于如何教你将从来自中国、英国印度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集中到建立一个国家的书。”[注] 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2页。 毫无疑问，在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与原生型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有较大差异，族际间整合、建构各民族可接受的体制框架、建立信任和接受等都成为新加坡建国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公共住房为媒介推动“族际间关系”向“邻里间关系”的转变，以“社区空间”的转变推动“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对现代民族国家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进行族际整合、建构互嵌型社区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新加坡国土较小、人口较少、族际关系简单、社会结构简单，构建互嵌型社区结构进而实现族际整合和社会结构变迁较大型国家要相对简单，其路径经验对我国建设新型互嵌型社区和社会结构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社区空间、族际接触与族际整合

在大多数的移民国家中，具有文化差异性的少数族群通常受到传统、文化、经济、社会等影响而倾向于抱团聚居在城市之中。少数族群居住空间不断在聚居空间的选择中造成族际间居住空间分离，多民族的城市在地里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呈现出“马赛克”式相互隔离的特征，而族际间聚落空间分离的结果将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的理论中所认为的，“适当空间”的产生旨在重现某些期望的社会关系，国家政府和住房机构通常以政策为手段对住房的供应和需求提供干预行为，并且对社会空间产生直接影响，加强少数族群的居住空间、社会空间的融合。[注]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公共住房的政策手段可以巧妙地使用配额系统进行分配，进而分散少数族群的居住空间聚居。

运用Microsoft Excel统计处理数据、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结合SPSS 21.0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的Duncan多重比较法，分别对不同时间对照和增温处理下美国薄荷的各项生理指标进行分析，比较不同时间各指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性。数据在进行方差分析前，均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运用Oringin 9.1软件绘图。

(一)社会空间隔离与族际间关系

长期以来，在现代移民国家中各移民族群通常由个人自由选择并由某民族或种族为主体自然形成的聚居区形成本族群的聚居区。[注] 来仪：《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学术界》2015年第10期。 经过长时段的发展演化，族群聚居形成具有民族自身属性的社会空间，族群的社区空间与社会空间是现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各族群非随机聚居在城市的社区空间中，容易相互形成族际边界显明、族群隔离、特征明显的“飞地”，因为缺少了解，族群之间的社交互动减少，容易导致族际边界凸显造成不信任、社会排斥甚至是分离。[注] Ceri Peach,“Good Segregation, Bad Segregation，”Planning Perspectives , vol.11, no.4, 1996, pp.379-398.

族际间的聚居空间的相互隔离有三种普遍解释：一是文化解释(Cultural)，强调当地主要族群和少数族群之间的文化差距和文化距离是聚居空间隔离的根源，文化解释认为聚居空间隔离源于族群间的行为和喜好而聚居；二是市场解释(Market)，强调住房市场的族裔间分化导致族际间聚居空间隔离，并通过社会传播加强了族裔间邻里关系的变化，作为“看门人”的政府机构和市场在“市场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结构解释(Structural)，结构解释倾向于强调移民作为外来者往往无法选择，不得不进入到本族群聚居空间内居住。文化、市场和结构在塑造族群聚居空间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市场解释的族际间聚居空间隔离应该解释为劳动力市场排斥或从属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分层和聚居空间的分层结构相同，而市场排斥又有可能是文化排斥所导致。[注] Roger Andersson, “Socio-spatial Dynamics: Ethnic Divisions of Mobility and Housing in Post-Palme Sweden，”Urban Studies ,vol.35, no.3, 1998, pp.397-428.

施工技术是保障工程质量的重要内容，按照设计工艺流程、应用先进技术手段，在明确施工质量基础上，可提高工程的安全系数与质量系数。就施工工艺流程而言，首先应在材料、设备运输进场之后，处理基础岩施工缝，继而对闸坝浇筑施工位置进行测量标记，搭建混凝土浇筑模板，将钢筋模板进行绑扎以及焊接。此后采取止水手段按照预埋件，对仓面位置进行全面清理，在保障模板安设位置准确之后，进行混凝土的配比、搅拌、运输、浇筑，此后进行振捣作业，待到浇筑时间到达之后，验收混凝土工程质量，观察其是否存在裂缝。

族际间居住空间的隔离导致社会空间的隔离会产生多重不良后果，不良后果会导致族际间隔阂增加、关系紧张甚至酿成冲突。不良后果主要存在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空间隔离会营造出少数族群不利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弱势族群的生活机会，从而系统性地损害了少数族群成员的社会经济福祉。二是族际的社会空间隔离会造成隔离“社会化”，少数族群个体以及整体的社会经济流动产生不利影并且进行代际传递和整体传递，并最终造成了社会分层。[注] 马丁·N· 麦格：《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族际的社会隔离还会造成族际间交流交往融合障碍，彼此认知减少，使得族际之间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减弱。三是族际间社会空间隔离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空间隔离可能导致社会疏离感和异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增加了本土文化背景人们的威胁感知[注] Katerina Manevska and Peter Achterberg，“Immigration and Perceived Ethnic Threat: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Explanation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9, no.3, 2011, pp.437-449.，进而加剧了对立情绪和社会紧张并造成族际关系退化和社会冲突。[注] 郝亚明：《城市与移民：西方族际居住隔离研究述论》，《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 在文化差异和经济竞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差异下，族际间的主动或者被动的隔离形成边界凸显的群体，文化规范或经济福利都会导致族际间的消极态度。[注] 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二)互嵌型社会空间与社会接触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指出东南亚在“贸易时代”中，经济变化、城市化和多元主义在东南亚社会中的不断上升。[注]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第2卷 扩张与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第454页。 新加坡自1819年东印度公司托马斯·史丹福·福莱士爵士(Stamford Raffles)从槟榔屿登陆淡马锡(Tumasik)时开埠，新加坡的人口数便呈现倍数增长，新加坡在彼时仅仅是拥有150多马来人渔民的小渔村，而其中便有120个马来人和30个华人[注] 苏瑞福：《新加坡人口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可见，新加坡自历史之初便具有了社会的“多元性”。新加坡在开埠之后，实行商业自由、移民垦殖，所有国家的船员、货物免税，吸引了华人、印度人、欧洲人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移民。[注] 曾铁忱：《新加坡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第13页。 这使得来自全球的人口、文化得以汇聚，并且呈现出种族基础上的“结构化”社会。[注]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3, p.78.新加坡政府将其国内人口明确分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外来移民与原著马来人共同繁衍生息，被描述为“全球人种博物馆”“亚洲民族的大熔炉”“小亚洲”。正是新加坡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地理区位因素造就了新加坡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超级“多元复合体”社会格局。这种多族群形式的国家身份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依托。[注]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Routledge, 2003, p.92.

通过少数族群居住空间整合来推动族际整合在英国、美国、荷兰等城市化进程较发达的国家实施较早。英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便实施了数次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疏散政策，许多地方和城市还继续实施正式或非正式的少数族群分散政策。[注] Maisy Wong, “Estimating Ethnic Preferences Using Ethnic Housing Quotas in Singapor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0, no.3, 2013, pp.1178-1214.法国在街区之内也使用少数族群的配额政策管控少数族裔的居住空间。[注] Maurice Blanc, “Housing Segregation and the Poor: New Trends in French Social Rented Housing，”Housing Studies ,vol.8, no.3, 1993, pp.207-214.移民历史悠久的荷兰也将住房作为防止族际间聚居空间隔离的重要政策手段。[注] Ronald Van Kempen and Hugo Priemus，“Undivided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Present Situation and Political Rhetoric，”Housing Studies ,vol.14, no.5, 1999, pp.641-657.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房地产作为政策手段来解决移民聚居区的密集问题。[注] Roger Andersson, “Socio-spatial Dynamics:Ethnic Divisions of Mobility and Housing in Post-Palme Sweden，”Urban Studies ,vol.35, no.3, 1998, pp.397-428.在美国城市的专业化住房流动计划已被引入到城市的公共住房之中，以鼓励更多的种族和经济混合。[注] Goering J.M.,“Opening Housing Opportunities: Changing Federal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Ethnicity and Housing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 , Brookfield: Ashgate, 2000, pp.84-97.西方的大部分福利都面临着整合外来移民的压力，大多数西欧福利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如房租管理和各种住房补贴来整合移民，通过社会整合的方式来调整族际关系进而构建起稳定且凝聚的现代民族国家。

基于此，新加坡政府为了实现族群聚居区各族群“均衡”混合，自1989年3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实施关于公共住房的民族配额政策。“邻里族群限制”(NRL)政策中邻里和街区的配额度如表1。

(三)社会接触和多民族交流交往融合

互嵌型的社会空间能够带动族际接触和交往，族际接触是互嵌型社会空间的表征状态，族际接触使得族际间态度发生多重变化。在社会接触中，最重要的中介变化有：第一，在认知上改变对外群体的认识，以更积极的情绪态度对待彼此；第二，在认知改变之后能够促进族际间的行为发生改变，反复的接触使得族际间的接触“舒服而正确”，进而产生喜欢对方的情感；第三，更多的行为接触使得彼此以“同情和赞赏”的情感来对待对方，有效增进群体间友谊；第四，正确的态度、行为、情绪在族际间群体内部得到再评价。[注] 陈晶、佐斌：《群际接触理论介评》，《心理学探新》2004年第1期。 正所谓“交往就是促进族际接触、族际互动，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理解消除族际偏见，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矛盾达成民族团结。”[注] 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各民族的团结建立在族际接触交往的基础上，而互嵌型的聚落空间之上的社会空间最终增强了彼此认知和凝聚力，才具有社会动员的意义。[注] 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在交往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整合，沃尔夫冈·波斯维克(Wolfgang Bosswick)和弗里德里希·赫克曼(Friedrich Heckmann)归纳了族际整合的四种范式：结构整合(Structural Integration)、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互动整合(Interactive Integration)和识别整合(Identificational Integration)。[注] Wolfgang Bosswick and Friedrich Heckmann,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Contribu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European Forum for Migration Studies (EFMS) at the University of Bamberg, Germany, 2006,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f_publication/field_ef_document/ef0622en.pdf. 在此过程中，国家需要通过政策措施主动干预多民族的社会关系，将国家建设的思想纳入到社会关系中，进而主动促进社会形成同质性较强且具有稳定性的民族共同体。[注]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页。

组织有效的课堂学习,开展研讨活动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更深层的认识，达到内化知识的成果，是翻转课堂教学中成功的关键之一。在课堂上师生探索、协作解决问题，有效地将所学知识内化，促进学生对语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二 、新加坡的多元复合体社会及其历史形成

东南亚地处世界的十字路口，而新加坡又是东南亚的十字路口。新加坡处于地缘上的十字路口叠嵌地带，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明的地缘格局中有着重要地位，特定的地缘位置奠定了新加坡发展的历史路径。新加坡在“贸易时代的东南亚”逐渐繁荣形成，新加坡随着贸易发展逐渐成为南亚东南亚商业、贸易集散的中心，这也导致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东南亚特征”的国家。然而，被纳入世界贸易时代的东南亚普遍遭受着贸易殖民者的塑造，经济、宗教、社会、城市和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动接受殖民者的设计，这就为它们进行族际整合规定了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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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作为汉语中一种重要词类，作用是表达句子的各种语气，如：判断、肯定、已然、限止、提示、感叹、疑问等。上博楚简中语气词不仅用在句末，而且在句首、句中均有使用。但句首和句中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存在，句尾语气词从古至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汉语语气词发展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上古的语气词没有流传下来，“也”、“矣”、“乎”、“焉”、“與(歟)”、“哉”、“唯(维、惟)”之类，连痕迹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出现的新的语气词，如“的”、“了”、“呢”、“啊”、“哇”、“吧”等。[3]529

族际间的接触成为认知心理学中促进族际关系最佳的策略之一。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族际接触作为促进族际间关系改善的策略最重要的在于促进族际间关系的接触。促成社会关系的“积极接触”中，需要提供集中策略：第一，有平等地位，即接触群体在接触的情境中保持平等的群体地位；第二，确立共同目标，即设立接触双方均积极努力才可以达成的特定目标；第三，提倡群际合作，即接触双方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处于合作而非竞争状态；第四，建立制度支持，即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对群际接触予以支持和鼓励。[注] Allportwrited G，The Nature of Prejudice , New York C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8, p.537.

截至2018年，新加坡的总人口约为567.87余万人，拥有新加坡公民(Singapore Citizens)347.19余万人，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52.23万人。[注]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Republic of Singapore, August 08, 2016, http://www.singstat.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cop2010/census_2010_release1/cop2010sr1.pdf. 根据东南亚国家管理的传统，各族群有着不同的居住区、服饰、行政管理范式和宗教信仰。新加坡四大族群主要是以国籍的来源进行划分：华人泛指祖籍国来源中国；马来人泛指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人；印度人泛指祖籍国来源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血统和来源地的人；“其他人”则指阿拉伯人、东亚人、欧洲人。同时，每个大的族群根据自身的族裔来源地划分也有不同：一是华人，按照祖籍省份划分为福建帮、潮州帮、广州帮、客家帮、海南帮和三江帮，在语言上又形成粤语、闽南语、潮州话、福清话、上海话等几大方言群体；二是马来人，可分为马来人、爪哇人、布吉人、武吉斯人、巴达人、米南保加人、邦加人等；三是印度人，分为旁遮普人、泰米尔人、特列古特人、僧伽罗人、班加利人、辛海利人、马拉雅兰人等；四是“其他人”，主要是欧洲人、日本人、阿拉伯人、泰国、缅甸等。[注] 云惟利：《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年，第5页。 同时，这样的划分还有宗教语言的背景来源，华人大多数信佛教，少数人信天主教或基督教，马来人基本上信伊斯兰教和马来文化，印度人信印度教、锡克教、回教、赛巴巴教以及基督教，其信仰比较复杂，巴基斯坦人大都信伊斯兰教，还有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新加坡流传。[注] 毕世鸿：《多元、平等与和谐：新加坡族群政策评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第85-89页。 东南亚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较贸易、社会、城市和人口的多元化而言几乎是永久性的，信仰穆斯林、天主教、佛教的社会群体现在依然信仰各自的宗教。这些不同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甚至是地理认同会将他们与新加坡彼此割离开来，同时又将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自身母体相联系起来，这并不利于新加坡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

新加坡的著名移民专家布伦达·耶欧(Brenda Yeoh)指出：“新加坡的历史和命运一直与移民和迁徙交织在一起”。[注] Brenda SA Yeoh, “Migration and Social Diversity in Singapore，”Singapore Perspectives 2007:A New Singapore , 2007, pp.47-56.在由多重移民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建设高度凝聚的新国家的艰难难以想象，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就曾写道：“新加坡被迫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上没有目标和盲无目的的路，不知道何去何从。”在传统的移民国家中，差别排斥(Differential Exclusion)、同化(Assimilation)、多元化(Pluralism)和空间互嵌(Transstate Spaces)被认为是现代移民国家整合的结果。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范式的语境下，具有差异性的社会显然不适合民族国家中的“国家—社会”的关系，对多民族的族际整合成为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族际整合是在新加坡辉煌的建国发展历程中较为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

三 、社区中邻里空间重构与多民族族际关系再造

新加坡在开埠之际便为城镇发展制定的“第一个计划”，即是将新加坡划分为族群隔离的城镇具体分配给不同的种族群体，分别由各自移民群体的头人管理。[注]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0页。 新加坡在开埠时鼓励移民、积极开发土地，城市发展沿着海滨和新加坡河口开始发展，白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被“分而治之”安排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区域内。[注] Beng-Huat Chua，“Race Relations and Public Housing Policy in Singapore，”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vol.8,no.4,1991,pp.343-354.在空间上，华人群体占据了城市的核心地带进而发展成为唐人街，马来人聚集在新加坡的东部边缘进而发展成为芽笼士乃城，马来人、阿拉伯人和印度籍回教徒聚居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新加坡河的南岸是欧洲人的市场、商铺、办事处和货仓，欧洲商人并不需要按照族群身份定额居住。[注] 李京桦：《新加坡族群关系演变(1819—1965年)》，《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 在彼时，社会关系也呈现了空间关系上的特征，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实行种族居住隔离、语言隔离和教育隔离，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被固定在各自的空间区域之内，各自在语言、宗教、习俗、社会规则、社会关系和经济运营等方面都不同，事实上是相互之间严重隔离的“飞地”。即便是在各移民群体的“飞地”之内，各种以语言为单位的群体也抱团聚居，都紧紧依靠在家族、宗族和族群社区之内以谋生存、安全和发展。[注] Loo Lee Sim, Shi Ming Yu and Sun Sheng Han， “Public Hous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27,no.2,2003,pp.293-307.这种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隔离缺乏社会凝聚力，薄弱的社会结构特别容易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在新马联邦时期马来人和华人爆发冲突的重要根由。[注] 古小松：《东南亚民族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文莱 菲律宾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00年，第102页。

(一)“组屋”互嵌型社区的规划与发展

新加坡的“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发展之后，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新加坡政府始终倡导和谐的理念，倡导各族群共同努力，为实现新加坡繁荣发展而奋斗，这些理念被深深嵌入到新加坡的“组屋计划”之中。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住房和发展委员会”(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同时，新加坡颁布了《建屋与发展法》，“住房和发展委员会”在最初运作的时间内遵循英国公共住房模式，只提供住房出租。彼时，新加坡政府为解决迫切的住房需求计划，“组屋”公共住房计划以小型公寓来满足广大需求。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加坡的“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已经改善了新加坡的住宅问题，转向了“居住有其屋”的计划，旨在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到20世纪80年代被赋予国家族际整合的理念，“重建邻里计划”和“邻里概念”用来推动社区活力、国家认同、归属感建构，最重要的是依此进行族际整合和国族构建。[注] 李俊夫、李玮、李志刚等：《新加坡保障性住房政策研究及借鉴》，《国际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

教育的中心是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教育。但目前呈现的趋势是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全面做到以学生为本展开教育工作。究其原因在于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开展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遵循上级部门的指示，这严重限制了教师的教学。一旦教师的教学存在与上级部门硬性规定相背离的情况，就会马上被相应的行政手段所干预，教师的教育热情就在这过程中逐渐被削弱。同时乡镇中心幼儿园缺乏对教师客观、公平、统一的考量标准，使优秀的教师不被鼓励和认可，严重打击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族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认为良好的族群间的相互接触能够有效增进各族群间的认知，减少由于聚居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社区隔离所带来的偏见。良好族际间接触能够增加族群之间的互动，创造或者搭建族际间的包括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情感等方面的依存与共鸣关系，以良好的族际间互动搭建双方群体对彼此社会规范的接纳并提供合作渠道，族际间的接触能够有效减少族际间的负面情绪并减削对对方的“刻板印象”。同时，族际间的有效接触最重要的是对族际间的认知，从个体带动整体对彼此重新审视，并为建立新的族际间关系创造条件。[注] 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等：《群际接触理论——一种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5期。

新加坡早在殖民地时期就进行城市发展规划，建国之后又制定短期规划、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几项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为“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将全国分为5个片区，各片区拥有100余万人口，将5大片区在分成25个卫星城镇，在25个卫星城镇内按照城市规划的“组团邻里”“棋盘式邻里”“交通导向邻里”的规划方案进行规划。[注] 杨漾：《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谈城市规化》，《东方早报》2015年12月1日。 在不同卫星城镇之中，交通、医院、学校、商场、公园等公共实施依次配置，为促进“邻里关系”建构提供良好公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建设和房屋所有权需要纳入社区联系通过国家建设来实现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

表 1 “邻里族群限制 ”政策的配额度

(二)“组屋”互嵌型社区中的空间规划

自“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实施之后，“居者有其屋计划”(HOS)基本满足了新加坡民众的所有权需求。这种居于族群的固定配额制，在整体上具有固定性，微观上具有灵活性，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政策，也有利于人民调整自己的生活。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公共住房更新战略，重建了某些旧有的“组屋”公共住房以及对旧有住房的升级，恢复了旧屋的计划，此计划旨在满足民众对公共住房不断上升的愿望和要求，更重要的目标还在于建立充满活力的社区加强族群融合。这个时期，新加坡经济发展飞速，族群间关系和社会也保持着稳定状态，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组屋”公共住房计划在每个新城镇规划了市镇中心和邻里单位，市镇中心配套有图书馆、体育馆、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街道和市镇就能实现生活服务全方位覆盖。每个城镇中心能够覆盖六个邻里中心，形成“组团邻里中心”结构模式，每个邻里单位有4000～6000户居民，每个邻里中心的直径为400米。[注] 李琳琳、李江：《新加坡组屋区规划结构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2期。

九寨的“嘎花”成为九寨人民最喜爱的侗歌之一，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嘎花”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经常被人们用多种的艺术表现手段表达出来，既能形象的表达唱歌人内心的想法，还能增加“嘎花”内容的生动与鲜活。九寨的人们善于运用各种辞格，把“嘎花”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后，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组屋”公共住房计划的建筑格局重新调整，“住房与发展委员会”继而开发出“棋盘式邻里”的结构模式。不同族群的民众在“区块”的邻里关系之中可以相互认识、相互理解，通过共同的社会空间来加强交流交往融合，鼓励产生有意义的社会交往行为。在“棋盘式邻里”的空间格局之中，每个区块由4～8栋公共住房大楼组成，可容纳400～800户住户。公共设施如商场、学校、医院、道路、公园等在“棋盘式邻里”可以有效整合交通与土地，能够方便居民生活并创造有活力的社区。[注] 李琳琳、李江：《新加坡组屋区规划结构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2期。 新加坡城市发展到21世纪，城市的“邻里空间”规划与开发模仿美国的“道路导向型模式”。该种模式承袭了此前的发展经验，较“棋盘式邻里关系”的模式单位面积更小、更为紧凑，回归了具有社区活力的“聚落”居住模式。

(三)“组屋”互嵌型社区中的规划和调整

“住房和发展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实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发展方案，以适应其迅速扩大的人口增加带来的住房需求，特别是为所有收入阶层的居民提供住房。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以满足人们对住房所有权的需求。新加坡普通群众不仅可以租赁“组屋”公共住房，还能购买“组屋”公共住房，人们从实现“安居”到实现“安心”。[注] 陆圆圆、李朝阳、廖金元：《新加坡组屋规划设计演变及启示》，《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3期。 在1968年“组屋”公共住房计划正式启动后，政府决定允许购买者利用其中央公积金(CPF)来支付购买“组屋”费用，这使得大多数家庭能够支付他们从建屋局购买的房屋。此外，政府还为“组屋”制定合适价格以确保不同阶层民众能够负担“组屋”购买费用；同时，大规模公共住房计划是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步骤，能够为居民提供良好生活、教育、社会活力和公共设施。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公共住房作为实现完全房屋所有权的策略以稳定“人心”。[注] Sim L.L., Shi M.Y., Sun S.H.，“Public Hous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27, no.2, 2003, pp.293-307.

为改善市场调节形成的弊端，新加坡政府在“组屋”的政策中根据族群聚居状况进行了调整。新加坡“组屋”公共住房计划的“先到先得”的原则对新加坡族群关系管理产生了若干重大影响，倘若以市场机制调节，“组屋”居民按照族群认同的趋势将导致族群聚居区重新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出现。“邻里族群限制”政策于1989年3月由此被引入。根据“邻里族群限制”政策的规定，“组屋”大楼和“组屋社区”都必须遵守限额，每个邻里、街道和社区的比例都要遵从主要种族群体比例的上限。“邻里族群限制”政策为实现融合和种族和谐而制定，在每个新城镇和住房地区实行不同种族群体的平衡组合，增加社区凝聚力和活力，此举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政府给予住房发展坚定支持，并运用强有力的政策和执行来推动目标。因此，新加坡政府以公共住房作为干预社会整合工具具有很大效力。[注] Chih Hoong Sin, “The Quest for a Balanced Ethnic Mix:Singapore′s Ethnic Quota Policy Examined，”Urban Studies , vol.39, no.8, 2002, pp.1347-1374.

自新加坡城市社区实施住房族群配额制以来，新加坡居民的“组屋”居住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2017年新加坡居民组屋居住率达到92.2%。[注]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7,”2017, http://www.singstat.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reference/yearbook_2017/yos2017.pdf. “组屋”政策对多族群互嵌型居住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善了社会结构和促进了多民族交流交往融合[注] Chih Hoong Sin, “The Quest for a Balanced Ethnic Mix:Singapore′s Ethnic Quota Policy Examined，” Urban Studies , vol.39, no.8, 2002, pp.1347-1374.。该方案利用公共住房作为政策工具在“地理空间”上“解构”族群的空间集聚，进而“重构”和“整合”多族群，将原本隔离型的“族际关系”转换成多民族互嵌的“邻里关系”。在重塑的“邻里关系”中，生活环境的变革逐渐成为社会结构变革的场域，以生活空间互嵌来调整社会空间，不同族群邻里有更频繁、更常规的交往，促进族际间认知、交往、交流与融合。

四 、互嵌社区的构建与互嵌型社会复合体

新加坡的互嵌型社区构建正是在快速城市化及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多民族融合的社会问题客观化，通过政府制度性的干预措施促进族际关系调整。公共住房计划为社会融合提供了良好政策框架，互嵌型社区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和最普遍的空间表现形式，这种新的空间秩序既是自然空间的再造也是社会空间的重构。[注] Lily Phua and Brenda SA Yeoh，“Everyday Negotiations:Women′s Spaces and the Public Housing Landscape in Singapore，”The Australian Geographer ,vol.29,no.3,1998,pp.309-326.

(一)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实现对社会悬系整体性的重构

新加坡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建构的，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被迫独立建国。正因为在被动和偶然的历史境况下独立，新加坡的各个族群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经济依存、文化习俗和情感共鸣，不具备能够凝结所有新加坡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基础。这种历史现实是从“东南亚贸易时代”延续至今的客观存在，新加坡身份政治的过程需要从公民政治入手，国家认同更可能以公民标志为基础去“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利用国家公民共同特征的“通性”来加强“想象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最终以求达到族际整合和民族国家构建的目的。[注]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108页。 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创造出认同政治制度的文化，创造出民族主义的信条。[注] Joseph M.Whitmeyer, “Elites and Popular National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53, no.3, 2002, pp.321-341.新加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自独立以来就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在多元文化政策基础上进行了较为平稳的族际整合。

视物模糊是由于光学系统受到污染，首先要判断出污物存在的位置，才能有效排除。视野中出现异物有3种情况：物镜上、目镜上和载玻片上。（1）移动载玻片异物不动，说明污物不在载玻片上；（2）转动转换器，换上高倍镜后，仍可观察到，说明污物不在物镜上，只可能存在于目镜上；（3）如果转动目镜头，污物也随之转动，则说明在目镜头上。

(二)在公共住房计划中促进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更新

新加坡的互嵌型社区在早期继承了英国以租赁为核心原则的住房计划政策，而在新加坡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社会条件下，新加坡将“公共利益”作为政策议程的核心以重建国家认同。[注] Chih Hoong Si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Malay ‘Regrouping’as an Ideological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 vol.27, no.3, 2003, pp.527-544.新加坡的互嵌型社区包含了国家意识和资源分配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意识形态方面，人民行动党(PAP)始终向国民灌输独立自强、务实主义、平等竞争、追求卓越的“国家精神”。基于此，新加坡塑造的国家意识不是特定的新加坡文化而是关于“国家发展的哲学”。[注] Multiracialism Betts R.H.， Meritocracy and the Malays of Singapore，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ambridge, Mass,1980, p.184.将国家意识和资源分配相结合起来的政策议程成为将新加坡从“种族马赛克”转变成“精英政治”(Meritocracy)，在以“任人唯才”和“民族中立”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转变成“新加坡人”的民族国家认同中发挥了重要意义，它促进了政治、社会稳定的同时又转变成国家飞速发展的动力。新加坡政府在互嵌式邻里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中的文化政策始终是多族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而不是企图将少数群体同化为数量主体族群文化的文化政策。[注] Clammer J. R.，“Singapore:Ideology,Society,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45, no.3, 1986, p.646.在此背景下，新加坡互嵌型社区解构了文化上、情感上、习俗上的旧有隔离型社区，而建立了制度性的族群互嵌型社区。

(三)在空间的互嵌中重构社会互嵌型复合体

新加坡人被描述为“嵌套”(Nested)的身份复合体，“嵌套型”的身份复合体体现在家庭、社区、社会结构和国家身份的“复合体”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建构之后，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政治调适更新了地理空间秩序、社会空间秩序和公民身份秩序。[注]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 London: Routledge, 2003, p.92.在空间同质化且“小而精”的国家中，新加坡的“组屋”公共住房计划是政府进行国家建设的结果，在全面规划的新城镇中构建互嵌型邻里关系进而推动构建互嵌型社会关系。在这过程中存在着两层“互嵌”推动：一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互嵌型社区”；二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互嵌型社会结构”。互嵌型的社会空间秩序在“组屋”公共屋的政策之下推行，也是在“多元文化”政策和严谨的精英政策支持下实施的。新加坡“组屋”政策的互嵌型社区建设为新加坡的族际整合形成多民族社会结构建奠定了基础[注] 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 。“组屋”模式通过调整族群居住空间来巧妙改革社会结构的经验，既是政府主导的主动干预也是公民自主能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结构相融、情感相通、利益相连的共同体。新加坡“组屋”互嵌型社区这种社会结构网络的族际整合不仅在社会网络宏观层次上统合，也在微观层次上认同和融合，再从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到整体层次形成网络系统的“复合整合”[注] 谢国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3年第9期。 ，最终形成社会结构和国家认同的双重整合。

新加坡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民族国家。因此，新加坡通常都将族群多元性的政治为政策议程的起点。[注]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 London:Routledge, 2003, p.66. 新加坡不仅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国家的多元性，也通过社会关系的方式来主动干预族群多样性。为了保持社区“多族群平衡和多样性”的社会发展目标[注] Alexander Polikoff，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or Inevitable Resegregation: The Troubling Questions，”Housing Desegregation and Federal Policy , vol.43, 1986, pp.47-50.，新加坡在众多的族际整合方案中选择“社会关系”治理作为治理方案，又选择公共住房的族群配额方案(也称“集成维护方案”或“邻里稳定方案”)作为具体政策选项。[注] Chih Hoong Sin， “The Quest for a Balanced Ethnic Mix: Singapore′s Ethnic Quota Policy Examined，” Urban Studies ,vol.39, no.8, 2002, pp.1347-1374.多民族的新加坡经过长时间的民族国家建设实现了族际间整合，消除了族际间的显著界限，弥合了族际明显差异，使得族群问题在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教育、就业、商业和政治等社会问题上逐渐淡化。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设围绕公民身份进行建构，实现了民族国家认同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建设目标。

Neighbourhood Promoting Inter -group Integration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 -embedded Community in Singapore

CHEN Yu

Abstract ： Public housing is usually used as a policy tool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Ethnic housing quotas system in public housing plan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policies in multi-nation states to promote inter-group integ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the 1960s, Singapore has made top-level planning centering on housing policy,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structure, penetrating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to adjust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s built up a modern nation with great cohesion and identity. In this 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group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the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deconstructs the segreg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geographic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and then a new type of neighbourhood has been developed accelerating the constan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inter-embedded social space. The inter-embedded social space adjusts and improves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 pushing ahead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without realizing it.

Key Words ： Singapore; nation;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neighbourhood; inter-group integr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0)。

作者简介 ：陈宇，云南昆明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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