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的哲学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3-0022-03
被冠之以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它凝聚了中国古代哲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思索，孕育了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诚可谓“大道之源”。《周易》的思想博大精深。《四库全书·经部·易序》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之炉火……”它蕴涵着丰富变化的哲理，透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的魅力。《周易》对机变的考察，集中体现于其对“时”的探讨上。“时”是《周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历代治易者无不给予充分重视，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北宋著名易学家程颐在《二程遗书》（卷十九）中指出：“看《易》且要知时。”而《周易》正是围绕着对“时”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有的学者把《周易》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品格概括为“时”的哲学。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周易》之“时”的哲学意蕴作进一步探讨。
《周易》之“时”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线形的时间流，更不能理解为一种平面化或决定化的所谓客观规律，它有着更为深刻和充满玄机的内涵，表征的是一种整体的背景或曰境遇。《周易》把整个宇宙纳入“时”的视野中来考察，则宇宙只是一个大化流行的过程，而这一境遇就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方式，即一种生存形态的时机化方式。在《周易》看来，天地之间固有不易之常理常道，但一切具体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天地之道不易，天地之化日新”，天地间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一种当下性的境遇性存在，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同时，宇宙人生无不蕴涵着未来变化发展的可能性，《周易》正是通过对当下的宇宙人生及其未来流变的境遇的揭示，以明大易之”时”，以便“明时适变”，为人调整自己的行为提供依据。在宇宙大化流行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调整自己，对境遇作出适当的回应，以提高人生的品质，正是《周易》“时”的哲学关注的核心。
《周易》创造了一套“由物而象、以象体道”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取象体道的思维方式，把对象作为活动着的整体，并把它置于相互关联的流变系统中加以把握。通过对宇宙人生整体上的考察，总结出宇宙万物变化的情境理论，以象数的方式来透显这一时机化境遇的几微发动。“象”是“易”透显义理的特殊方式，《周易》的思想正是通过“象”表现出来的，故《系辞》说：“易也者，象也。”变化的义理正是寓于象中。而象有两种：一为卦象，即六十四卦所象征的情境，每一卦都通过对某个或某类事物的描述，以表征宇宙整体动态性的系统过程之一面；其二为爻象，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及其位次来表示卦中各爻所象征的某事物的某一状态，从初始到穷极，各不相同。易之“时”，即易所勾勒的境遇，由于卦的更替和爻的变化而构成了一个流变不已的宇宙大境遇。
首先从各卦来看，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各自象征着某一事物在特定情境中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六十四卦即为六十四种具体的情境。如“乾”卦纯由阳爻构成，象征天，喻示刚健气质的动变；“坤”卦纯由阴爻构成，象征地，喻示柔顺气质的动变，说明在阴阳两种势力的交融中，宇宙整体呈现为动态性的系统过程。“乾”、“坤”两卦在《周易》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系辞上传》所言：“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乾坤既成，天地剖判，形成了宇宙万物变化的最大的境遇，同时也构成了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条件，即“乾坤成列，则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上坤下构成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宇宙整体，万物在其间存在和变化，这是宇宙人生最大的“时”。
“乾”、“坤”两卦之外的其余六十二卦也各自体现着不同事物的不同变化状态。从“屯”卦到“未济”卦，《周易》向我们概括展示了六十二种“时”。“屯”卦象征初生，喻示事物草创之际艰难发展的情况。从“屯”卦结构来看，下卦为震为动，上卦为坎为险，是动而遇险之象。“蒙”卦象征蒙昧，喻示事物蒙稚之时启蒙发智的通理。而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周易》中“泰”、“否”并举，“损”、“益”相随。“泰”卦象征通泰，经文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因为“泰”卦下体为乾，上体为坤，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相交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彖”由自然而推及人事。但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已透出由泰变否的预兆了，“序”卦：“泰者，泰也，物不可以终泰也，故受之以否。”“否”卦阳上阴下，阴阳相背，是阴阳不交、天地闭塞而万物不生之象。因为“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所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小往大来”。但是，“否”卦卦象之中，并不总是坎坷，逆境之中又有转机，故上九爻辞曰：“倾否，先否后喜”；“否终则倾，何可长也”。“泰”、“否”两卦说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顺境之中又会有麻烦，逆境之中也会有偶顺之时，顺境与逆境之间的转换不是机械的，其中有着微妙的“几”兆。
从“乾”、“坤”开辟，到“既济”和“未济”，事物经过了各种波折，终于获得成功。朱熹《周易本义》云：“既济，事之既成也。”“既济”卦开显的是一种大功告成的情境。但是，如果此时不能慎终如始，则会“初吉终乱”，所以“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既济”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周易》认为，流变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旧过程的终结，新的过程就会产生，故不以“既济”卦终，而以“未济”卦终，正如“序”卦说：“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序”卦讲：”未济，亨。”它认为只要慎始慎终，未济能够向既济的方向发展，所以未济也言“亨”。如果说既济之亨是已然之亨，那么未济之亨就是未然之亨。要实现这个未然之亨，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更需主观努力。可见，《周易》以“未济”卦终，并未简单地将六十四卦教条化为封闭的真理体系，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胸面对一个敞开的境遇化世界。
《周易》共列举了六十四卦，分别表征六十四种具体的境遇，六十四种“时”。每一卦都不是各自抽象孤立的，它总是从与其他各卦的相互联系中，象征和透显出整个宇宙人生的大境遇。这个境遇既承载着过去，又涵摄着现在，孕育着未来。《周易》用“太极”喻示这一境遇：“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喻示一种最广大的境遇，从两仪、四象到八卦直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方式都是“大极”。从《周易》哲学看，自然界是与人生息息相关的处境，人天整体和谐、相互感通而构成一个性情宇宙。这就使得对这个变化无限而又不完全外在于人的宇宙的把握必须一个人主观地投入和感受，具有随机性、不可思议性，故只能体悟，而任何概念化的和分析性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其局限性。《系辞》引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指出《周易》这种时机化的智慧无法用语言表达穷尽。接着设问：“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那么，圣人的体悟就不能表达了吗？显然不是，《周易》还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方式来辅助语言透显“天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说明圣人将观照宇宙人生境遇所得的体悟通过“立象”和“设卦”的意向化的象征方式透显出来。圣人立象设卦的目的，是为了透显宇宙的境遇。《系辞》中说：“是故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以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总之，对《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都不能作凝固化的理解，而应以其为线索去想像它所开显的这个根本的境遇。“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系辞下传》的这段话，正说明了这个意思。
《周易》的每卦都有六爻结合而成。各爻根据阴、阳性质的不同，分别用“九”、“六”表示。卦的构成，自下而上，最下爻的位置称作“初”，顺序而上，为“二”、“三”、“四”、“五”，最上爻的位置称作“上”。各爻分别代表了事物在特定的“时”（卦时）中的某一具体发展阶段。一般说来，初位象征事物的发端、萌芽，主于潜藏勿用；二位象征事物崭露头角，主于适当进取；三位象征事物功业小成，主于慎行防凶；四位象征事物新进高层，主于警惕审时；五位象征事物圆满成功，主于处盛戒盈；上位象征事物发展终尽，主于穷极必反。但是，在各个卦中，由于各爻阴阳性质的不同和位次的差异，又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特殊变化情状。例如阳爻居于阳位（初、三、五），阴爻居于阴位（二、四、上）则是“当位”，即得其恰当的位置，否则，就是不当位。一般而言，当位象征着合乎当时的具体情境，多能得吉；不当位则多凶。又如“得中”，《周易》称每卦的“二”、“五”位为“中”，爻位如果处于此两位，则谓“得中”。而如果阳爻居于阳位“五”，阴爻居于阴位“二”，则是“中正”，是对境遇的最为恰当的回应，尤具善美的发展前途。《周易》爻辞中多有关于吉凶悔吝休咎的判断，但是往往又不下定论，意在指导人们对“时”给予恰当的回应，以趋吉避凶。可见，《周易》之“时”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的接续，“时”固然是大化流行中某一阶段的状态，但这种状态不是既定的，它既是过去各种可能性的整合，又蕴涵了未来流变的各种可能性，又会因为天地或人为因素的变化而变动，甚至会导致整个变化方向的逆转，如由吉变凶或由凶变吉。
《周易》之“时”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去凝固宇宙人生，而是把它活化在活泼机变的境遇之中。这从其命运观中也可看出来。命，即人的存在，总是处于某些具体的“时”，即各种具体的境遇中，这就决定了人生中有些东西是人本身无法左右的；但是，这些具体的境遇总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周易用六爻来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正是由于人的存在，才与各种事物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把人的存在和事物的存在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境遇，而这个境遇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境遇的相关变化。这样，人与事物的相关就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个决定与被决定的线形联系，而具有了全面撑开的相互影响的“在场”的品格。把命放在运中来考察，命就不再是一个简单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而具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把运放在命上考察，就能直面人的生存的局限。命固然有定，但在不同境遇下又可以有所变化（运）；运固然在不断地流变，但是其中又有定（命）。不离命言运，不离运言命，这种定与变的交织与统一，正是《周易》乃至中国哲学的独具特色的命运观。一方面，人的存在的本性（命）就在于它存在的过程（遇）中；另一方面，存在的人所为之存在的“命”总是我的命而非其他。命和运往返曲折地牵连出一个“人”与“天地”（世界）共处的境遇，演绎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命”“运”交响曲。《周易》的这一命运观，实际上摧毁了此前流行的命定论。这样，《周易》就把，“命”纳入了“运”中，摒弃了人“惟命是从”的局面，赋予了人在命运中的积极主动的地位，高扬了人文的意义，而这正是易之所以能成为大道之源的根本原因。
《周易》对时变哲学的探讨，目的是为人生提供一种指导，以提高生命的品质。正如王弼所说，“卦以明时”，“爻以适变”[1]，就是要通过卦爻象及卦爻辞来理解宇宙人生不断变化的道理——“几”。《系辞下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几”就是宇宙大境遇的开显，就是吉凶的预兆，而“知几”才能随机应变，变通趋时。“知几，其神乎……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作为主体的人，应趋时而作，根据境遇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不可逆时而行。“知几”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使人摆脱一切现成的既定状态，而进入一个机变和充满灵性的世界，从而成为顶天立地的人，进而与天地构成“三才”。
社会要顺应大易之时，就要“革故鼎新”。《彖传·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除旧布新，与时俱进，是顺天应人的恰当举措，故《周易》在《系辞下传》中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顺应境遇的“生生不息”动向，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就会赢得各种有利的条件，必将取得成功。
人生要顺应大易之时，就要“自强不息”。《周易》通过对变易的深入探讨，考察当下宇宙人生的情状及其未来流变，根本目的是指导人生。《大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任何真正的哲学无不以解决人生诸问题为最高宗旨，特别是中国哲学，怎样安顿人的生命，历来是其关注的焦点。《周易》指导人既要在形上的精神领域里提升人的精神生命之境界，又能直面现实人生，做出适当回应，使人德业俱进，生命充实完满。《文言传》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顺应境遇之势而行，有利于君子进德修业。君子自强不息的努力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要涵养道德，不断提升自己内在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要建功立业，实现自我，造福社会。即使在非常不利的时机下，《周易》也强调君子要坚持自己的操守，并发挥自己的才智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以便蓄势待发，这样才能做到如《彖传·艮》中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止”的目的仍在于“行”，暂时的“止”是为了更好地“行”，因为整个境遇都在生生不息，不利的境遇只会是暂时的。
生生不息的大易之时，就是要促使人在现实的环境下不断努力，开创社会人生的美好局面。《周易》的这一“时”的哲学思想在后来逐渐为各家所吸纳和发展，成为孕育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融入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陶铸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周易》之“时”所揭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基础，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收稿日期：2003-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