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斯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宗教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之前，我想首先排除两点可能出现的误解：其一，本文探讨的并不是诺瓦利斯自己所持的基督教观点，即不是从诗人关于基督教的论述中总结出他对宗教的看法，（注：诺瓦利斯在演讲稿"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基督教或欧洲》）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宗教思想。）然后在小说文本里找出相应点去印证；其二，这里要论证的是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而不是其宗教性。宗教性和宗教特征概念不同，前者指小说的基本思想是宗教思想，后者只说明作者思想结构中因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
诺瓦利斯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以未完成遗作的形式出版于1802年。（注：诺瓦利斯完成了小说第一部分《等待》，第二部分《实现》只完成开始部分，诗人的朋友、早期浪漫派诗人蒂克根据诗人遗留的大量草稿、片断和关键词，又依据与诗人生前的谈话，恢复出小说发展的大概脉络。）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文学代表性小说和集大成之作，它最集中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知识分子的文艺纲领和人文思潮，囊括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对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对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思想及审美观念的接受，同时它又是诗人自己和施雷格尔倡导的浪漫文学、浪漫小说的文学实践。（注：浪漫文学的诗人把小说认作最理想的文学体裁，小说是理想的包容一切思想的形式，浪漫文学的诗意和哲学在小说里得到了最高体现。详见Bruno Hillebrand:Theorie des Romans，（《小说理论》），München 1980，第142、164页以下。）因此，这部小说成为作者与其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对话的媒介，处在一个可以无限扩延的解释圈中心。
诺瓦利斯创作《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时虽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蓝本，却意在反其道而行之。（注：参见Ger-hard Schulz:Die Poetik des Romans bei Novalis（《诺瓦利斯小说诗意观》），第125-154页。）他虽然在小说结构和艺术形式上沿用了歌德这部典范式成长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注：见Oskar Walzel:Die Formkunst von Hardenbergs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哈登伯格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古特丁根〉的艺术形式》），In:Gerhard Schulz (Hrsg.):Novalis.Beitr
ge zu Werk und Pers
nlichkeit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诺瓦利斯——关于其作品及其人格论文集》）(Wege der Forschung 248),2.Aufl.Darmstadt 1986，第45页。）但在内在精神上却恰好与歌德所要表现的背道而驰。歌德描述的首先是艺术家威廉·迈斯特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主人公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经历的是社会的各个驿站，接触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他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成长完善起来的。在这部小说里，歌德试图把个人内在的精神和社会外在的现实结合起来，将个人的感性经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经验结合起来。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新兴市民阶层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并努力探寻一条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
虽然最终的理想都是成为艺术家和诗人，但诺瓦利斯的主人公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却经历了一条与迈斯特截然不同的成长道路。海因里希并没有与身外的社会接触，也没有从事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在漫游的路上，他只有所见所闻，他听到的是充满寓意的童话，见到的是神奇的人和事。情节和人物的出现取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来自对理念本身的直观，最后达到的是精神上的成熟和完善。他没有成为一个像迈斯特那样自然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艺术家，而是在内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其实，诺瓦利斯在实际经历中也和歌德一样参与了许多事务性工作，与赫尔德林、施雷格尔、蒂克和布伦塔诺相比，他同社会的接触最为丰富。他的创作并非终日书房玄想的结果，而是写成于诗人在盐场担任要职的紧张工作之余。（注：诺瓦利斯的生平及作品评述见Paul Kluckh-ohn: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Entwicklung und Dichtung（《弗里德里希·冯·哈登伯格人格发展及文学创作》），In:Novalis,Schrif-ten,1.Bd,Das dichterische Werk,Hrsg.v.Paul Kluckhohn und Rich-ard Samuel,Stuttgart 1960;Friedrich Hiebel:Novalis.Deutscher Dichter.Europischer Denker.Christlicher Seher（《诺瓦利斯：德国诗人，欧洲思想家，基督教先知》），2.Aufl,Bern,Münc-hen 1972。）那么小说为什么没有任何对社会的反映和思考，而全部是内在精神的塑造呢？
文学评论中通常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影响以及诺瓦利斯对费希特的研究和接受解释这个问题。康德的超验哲学经过费希特被引向了绝对主观主义。费希特创立了关于“我”与“非我”的逻辑概念，对于费希特来说，“我”是精神、道德和意志，而“非我”在其体系中则意味着广义的物质意义上的自然。因此，自然的结构是主体之外、但由主体规定的精神，是人的想像力的产物。不是物质规定人，而是由人来规范物质的性质。“自我”的存在又需要由“非我”来规定，而自然中的精神（即“非我”）又为人之精神产物。因此将自然之精神与人之精神融合统一便成为人认识活动的主要工作；这种哲学的最终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由此可以看出，费希特的哲学解释了诺瓦利斯创作中的主观主义，但却未能给“内在塑造”这一根本结构以圆满的答复。而且，小说主人公海因里希在第一部分中成熟，在第二部分中成圣，最终追求的是神圣化的诗意，人之精神与自然融合的主题并不明显。
同时，歌德的《迈斯特》情节曲折，充满矛盾，主人公是在与各种矛盾的斗争中不断认识世界、完善自己的。而诺瓦利斯的主人公海因里希在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过程中却没有遇到任何外在的矛盾，他的成长和发展既不需要战胜外在，也不需要克服自己，仿佛一种超然的力量已经预示了他发展的轨迹。
当海因里希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奥格斯堡时，小说中感叹道：“自然生就海因里希就是要他成为诗人。形形色色的偶然仿佛是统一到他的塑造中去。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打扰过他内在的活力。他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是在他内部打开一道道门闩，为他开启新的窗子。”（注：Novalis:H-einrich von Ofterdingen,Hrsg.v.Wolfgang Frühwald,Stutgart 1997，第94-95页。）纵观小说的整体发展结构，主人公到达奥格斯堡是他成为诗人道路上的关键驿站，以前的旅途都在为此进行铺垫。诺瓦利斯用这段话总结了小说主人公海因里希至此的成长发展过程，它至少说明了：海因里希是自然赋予的与生俱来的诗人，他的道路是内在灵修，外部经验只是开启他内在先定的认识。这表现了基督教先定论和内在塑造的基本特征。
基督教认为，人被遴选或被抛弃完全取决于上帝的绝对意志，上帝的决定是永恒的，他降恩于世人不受任何人外在事功之影响。《新约》中《保罗的罗马书》和《约翰福音》为先定奠定了基础，它们将先定解释为按上帝之子图像被塑造。耶稣基督教被遴选便是上帝恩宠最好的彰显。以后，奥古斯丁又将先定论解释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条件的恩宠。中世纪经院哲学将先定论区分为神性的先定和人的预知。因为有了预知的概念，所以就引进了人的自由意志，而先定又被解释为人的自由意志与上帝的目的合而为一，人的自由意志被纳入上帝的目的中。因此先定仍然是上帝绝对的自由和恩宠的产物。（注：关于中世纪先定论概念可参见Arnold Angenendt:Geschichte der Religiositt im Mi-ttelalter（《中世纪宗教史》），2.Aufl,Darmstadt 2000，第104页以下。）
宗教改革的三位领袖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都对先定的概念作过不同解释，它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但其基本思想却并未脱离上帝意志决定论和恩宠论。诺瓦利斯在《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说海因里希是天然生就的诗人，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扰乱他内在的心性；他的所见所闻是被动的，并非人主动的行动；而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他认识的最终来源，只不过为他的认识开启一道道门闩，认识本来已在心中。认识既然不来自外部经验，便只能来自内在的启示。这便暗含了先定论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也决定了小说主人公海因里希的发展道路：不是通向外部的道路，而是通向内心之路；不是追求外部的塑造，而是强调内心的感悟和灵修。
虽然同为一种认识结构，但诺瓦利斯小说中却并未指明主人公海因里希成为诗人是承接了上帝的意志和恩宠。因为经历了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再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感情，也不会再搬出宗教改革时期抽象的上帝概念。诺瓦利斯赋予先定论的结构以人文的实体，它不是上帝，而是下文要论述的“诗”。
内心感悟和灵魂塑造在各种文化中都来源于宗教经验，比如道教和佛教均注重内心修行。虽然各宗修行的要旨和形式各不相同，但是都强调神秘的经验世界，强调人的精神活动，以达到人神相遇和沟通为最高境界。内在的直观高于任何教义，乃宗教信仰之核心，亦即内心塑造与神秘感悟总是相辅相成。在诺瓦利斯小说中，主人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诗的认识便是通过神秘感悟。小说一开篇便描述了海因里希的梦境及梦中的“蓝花”。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它被解释为浪漫诗人对认识的渴望与追求的象征，并成为德国早期浪漫文学的符号性代表。（注：参见Hecker:Das Symbol der blauen Blum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Bl-umensymbolik der Romantik（《蓝花之象征及其与浪漫文学花之象征的关系》），Jena 1931。）然而，“蓝花”悠悠出现于梦中幻境，不可言表，不可名状，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感知和向往。主人公海因里希因此上路出游，去找寻的正是这一神秘之物，他自始至终寻找的都是这一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超验的、神性的东西。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的精神追求过程，刻画的是其整个心绪和整个内心世界，处处暗示了伴随这一过程和心绪的种种不可名状的感悟。
在基督教文化中，神秘感悟的传统虽然也是经院神学的重要基础，但它在神秘神学和民间虔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神秘神学以《圣经》中纪录的神人相遇与冥契合一为基础，构造了一千多年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发展。德国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特别发达，出现了艾克哈德大师和以陶勒、苏索为代表的弟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强调内心塑造和内在修养成为新教各派的特征。其实，路德也承袭了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传统，只不过对其进行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改造，从神秘的内心感悟到突出个人对上帝的理解，以突出个人的力量来摆脱罗马教会的教阶等级和权威。（注：关于神秘主义神学参见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包利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苏索(Heinrich von Seuse)《论真理》和《论永恒的智慧》，林克译，谷裕校，香港，2001年；关于路德思想的神秘主义来源参见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年。）因此，无论罗马公教还是基督新教，无论继承什么传统和出于什么目的，都把内在塑造当作重要的灵修内容，把神秘感悟当作重要的认识经验。体验主体的内心世界、触及灵魂深处而获得的认识被认作更完整、更深刻。（注：关于诺瓦利斯“神秘主义的思维形式”，冯至先生在30年代的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中就已有探索，见范大灿编《冯至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冯至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神秘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构，只说它有自己的“逻辑”，但他对诺瓦利斯文本现象和语言的分析却处处暗合并解释了这一“逻辑”。根据苏索的观点（见上），神秘思维之本在于“自弃”(sich lassen)，人做到彻底自弃时，就会完全融入上帝及其造物之中，得到真理和智慧；而融于上帝及其造物就意味着人融于自然及一切受造物，这样所有受造物就都在一种类比的关系中。托马斯《神学大全》中第五个问题阐述的就是类比理论，类比是中世纪文学最基本的风格。诺瓦利斯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取材于中世纪瓦格德堡诗人竞技，他在风格上采用类比法也是与其选材相辅相成的。）
诺瓦利斯出生于图林根这一传统新教势力强大且占主要地位的地区，他终生都在这个人文区域间学习、交友和工作，从未离开过。（注：诺瓦利斯的生平及作品评述见Paul Kluckhohn: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Entwicklung und Dichtung（《弗里德里希·冯·哈登伯格人格发展及文学创作》），In:Novalis,Schriften,1.Bd,Das dichterische Werk,Hrsg.v.Paul Kluckhohn und Richard Samuel,Stuttgart 1960;Friedrich Hiebel:Novalis.Deutscher Dichter.Europischer Denker.Christlicher Seher（《诺瓦利斯：德国诗人，欧洲思想家，基督教先知》），2.Aufl,Bern,München 1972。）诺瓦利斯所在的哈登伯格家族是兄弟会信徒，他的父亲信仰尤为虔诚。而兄弟会是虔敬派中派生出的一个宗教团体，（注：诺瓦利斯家族所属的兄弟会称海恩胡特兄弟会(Hernhuter Brüdergemeine)，因1722年波西米亚和玛尔的信徒在辛岑多夫伯爵领地海恩胡特建立起居住地而得名。他们主要希望实现原始基督教时期兄弟会的组织形式。其教义宣扬超出正常意识和理性认识的神性，宣扬超验的现实以及梦境、冲动和幻想。它和新教其它派别一样注重内心塑造和神秘感悟。兄弟会组织思想也是诺瓦利斯国家思想的重要根源(Kluckhohn)。）属于虔敬派运动。根据诺瓦利斯出生和生活地区的宗教环境以及他家族的传统，同时也考虑到诺瓦利斯生活时代的人文背景，可以推断，他继承的更是新教中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传统。
可以说，同歌德的《迈斯特》相比，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进一步回归了"Bildung"一词在启蒙运动前所具有的“塑造”和“内在塑造”的意思。"Bildungsroman"是德语文学中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成熟于18世纪后半叶，贯穿19世纪并一脉相承直至当代德语文学，构成了二百年来德语小说的精华。其最大特点是注重主观思辨、内在塑造，因而缺少客观描述和外在情节。这种小说在我国最初被译为“教育小说”，但小说表现的是主人公的成长发展过程，成长发展虽然需要各方面教育，但此处的教育又并非狭隘的人文教育，它同时也包括广义上社会的教育。为避免误解，后又通译为“成长发展小说”。其实，无论是“教育”还是“成长发展”，都是"Bildung"一词在启蒙运动以后的含义，其原意“塑造”在中世纪只应用于神学讨论中，在虔敬主义中“上帝塑造”演变为人之“内在塑造”，到18世纪时才有了世俗的“教育”、“教养”的意思，即从“内在塑造”转向“以外在知识塑造”。（注：从词源学上讲，先有名词"Bild"，后有动词"bilden"。其名词含义最早是“榜样”和“正确形式”，后来包括了拉丁语的"imago"（图像、拓像、同形、幻像），"imitatio"（仿形），"formatio"（造型）的含义，其动词"bilden"在中古德语中有"gestalten"、"Form geben"（塑造）的意思，用于"ausbilden"（与上帝重叠为同一影像）"einbi-lden"（塑造于灵魂之中）。"Bildung"是中世纪神学“人与基督同形论”讨论中一个关键的概念。以《圣经·旧约·创世纪》为根据，人被解释为上帝的影像，他作为受造物不同于造物主，但是作为上帝的同形影像又高于其它受造物。“影像”一词同时被解释为“以上帝影响塑造”，意思是将上帝的神性超度(transformatio)于人，使人摆脱原罪。18世纪中期以后的虔敬主义运动将这个词从过去的宗教神学中解脱出来，“塑造”不只是上帝作用于人，同时也是自然永恒之力量与人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虔敬派的世俗化相应，这个概念也开始“内在化”，它被转化到人的精神和心灵领域。以此为基础，启蒙运动中“塑造”逐渐演变为“教育”、“修养”这一道德概念，强调人之理性的塑造。
关于词源参见Kluge.EtymologischesWrterbuchderdeutsch-en Sprache（《德语词源字典》），23.Aufl,Berlin,NewYork 1999。关于成长发展小说参见Rolf Selbmann:Derdeutsche Bildungsroman（《德语成长发展小说》），Stuttgart1984。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建议把"Bildungsroman"译成“塑造小说”。因为“塑造”一词既包含了对人心灵、人格和世界观进行内在塑造的含义，也包含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用外在知识教育青年以与社会融合的意思，它融“人文教育”、“成长发展”、“主体内在塑造”、“社会外在塑造”于一体，囊括了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突出了个人和社会的意志。）歌德的《迈斯特》作为成长发展小说的典范，实际上承袭了启蒙运动后"Bildung"一词的含义，在强调个性塑造的同时，希望通过外在塑造来解除个人与社会和国家间的矛盾。
诺瓦利斯小说所要反映的艺术观有与歌德、席勒观点契合之处，但更有不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认为，革命是启蒙运动过分强调理性和批判精神的结果。歌德和席勒反对暴力带来的后果，提倡以美来改变人性，使社会渐进地发展。因此席勒提出了“审美教育”，试图从审美和道德角度塑造国民。歌德和席勒宣扬艺术独立性与其社会功能统一，其中的艺术独立性并非理念和超验的独立，而是特指艺术要摆脱封建和宗教的束缚；它和社会功能的统一，指的是要为市民阶级服务，宣扬市民阶层的道德。（注：参见Rolf-Peter Janz:Autonomie u-nd soziale Funktion der Kunst.Studien zur 
sthetik von Schiller und Novalis（《艺术独立与其社会功能——席勒与诺瓦利斯审美研究》），Stuttgart 1973，第14页。）诺瓦利斯借其小说中海因里希的老师克令斯奥尔之口指明，诗要克服“主观享受”的观点，真正的诗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感悟，不仅仅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感觉，没有理智的感悟是无用而且危险的；诗人要把人的感性的自然和理性的自然结合起来。（注：Novalis:Heinrich von Ofterdingen,Hrsg.v.Wolfgang Frühwald,Stutgart 1997，第111页。）这段文字出现在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处，是老师对海因里希最集中的教诲。在这段文字中人们惊讶地隐约听到了席勒的观点，即自由是理智与感情的统一，是美与道德的结合；又如同歌德在宣讲自己的观点，难怪很多研究者认定歌德是克令斯奥尔这一人物的原型。（注：参见注⑥、注⑤Kluckhohn及Schulz。）然而，与席勒、歌德不同之处在于，诺瓦利斯的美与道德在诗人理解中是无阶级意识的，它不针对某一阶层，没有直接教育和改善社会的目的。诺瓦利斯称其小说为“民族的学习时代”，（注：Novalis:Schriften,Bd.4,第277页以下。）意在与他心目中歌德中庸的、市民的“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对抗，试图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整个民族和人类心灵。因此这部小说回归了"Bildung"一词原始的“内在塑造”之涵义。
与先定论相对应，诺瓦利斯作品中虽然体现了内在塑造和神秘感悟，但并非有意让主人公通过宗教灵修的道路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主人公要认识的最高境界不是上帝，而是诗。诗在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是审美教育的最好途径，而在诺瓦利斯思想里则成为世界的本体，是审美、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体。“诗是哲学的关键、目的和意义”，因为诗塑造了美的社会、美的世界和美的宇宙，万事万物通过诗产生最高的“互感”和“联动”。诺瓦利斯和早期浪漫派诗人倡导的“浪漫化”就是将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诗意化”，（注：Novalis:Schriften,Bd.2,第533页以下。）因此，诗取代了上帝，具有了救世的功能，与预言、宗教和神秘感悟有着同样的启示功能。视诗为世界之本体，这是在人文主义思想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同中世纪宗教文学诗人间最本质的区别，虽然他们体验和达到这一本体的道路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感悟上帝存在需要爱的理念作为契机，同样，对诗的感悟、成为诗之圣人也需要爱的契机。诺瓦利斯小说中永远与诗同时出现的理念便是爱。海因里希成熟的标志是找到了爱，找到爱便找到了诗，找到诗便成了圣。爱是契机，是诗之源泉，诗之核心。小说开篇描绘出梦中“蓝花”以及蓝花中的面孔，然后是在朦胧的感悟中去找寻，后来主人公发现爱人玛蒂尔德正是他要找寻的蓝花中的面孔。当海因里希来到奥格斯堡时，他眼前的世界还是“沉默的，它的灵魂、与它的对话还在沉睡”，但是“一位诗人正在走近，手中牵着一位可爱的少女，她将用母语，通过甜美温柔地吻他的唇，来开启他愚笨的双唇，用单纯的和弦演奏出无尽的旋律。”（注：Novalis:Heinrich von Ofterdingen,Hrsg.v.Wolfgang Frühwald,Stutgart 1997，第95页。）玛蒂尔德作为爱的化身，她的母语就是爱，她注定要出现，海因里希一直在内心中追逐，在灵魂中感悟。终于，在主人公内在塑造成熟之时，在他即将成为诗人的一刻，她出现了。
小说第一部分中，外在情节发展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预示的、先定的爱是起点，内在的灵修和神秘的感悟是道路，找到了爱是终结。这便是伴随海因里希成为诗人的道路。小说第一部分以克令斯奥尔讲述的充满寓意的童话结束，童话设计了一个理想国，诗人以拟人象征的手法分别为情感、理智、爱、诗、智慧找到了在理想国里的位置和归宿。童话结尾亦即小说第一部分结尾时，代表“诗”的法贝尔嘹亮地唱道：
永恒之国建立起来，
在爱与和平中停止了争斗，
痛苦的长梦已然结束，
索菲永远是心之布道人。（注：Novalis:Heinrich von Ofterdin-gen,Hrsg.v.Wolfgang Frühwald,Stutgart 1997，第151页。）
姑且不提“永恒之国”和“心之布道人”等概念的来源和它们引起的联想，在考察小说宗教特征时，没有哪一点比“爱”更直观地显示出基督教的特征。爱的思想是基督教核心思想，也是基督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根本所在。《约翰福音》之核心观念即为“上帝就是爱”。（注：《约翰福音》3：16-17。）保罗又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注：《哥林多前书》13：13。）爱作为超验的无限理念，作为世界存在的秩序，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最后的根源都在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的爱的行动中，在上帝遣派自己的儿子为人类受难的爱之中，它根植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
诺瓦利斯小说中体现的对诗之爱、对自然之爱、对恋人之爱和对世界之博爱，虽然没有局限在宗教之中，但从爱的理念上讲它终究出自欧洲千年基督教文化。“爱的无限理念”，诺瓦利斯写道，“可惜我在费希特那里还没有探查到这个观点，没有感受到这一层造物的气息。”（注：1796年7月6日写给施雷格尔信。参见Novalis:Schriften,4.Bd.,T-agebücher,Briefwechsel,Zeitgenssische Zeugnisse,Hrsg.v.Richard Samuel,Stuttgart 1975。）诺瓦利斯生活在主观唯心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作品既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又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但哲学的思辨无法传递超验的东西，诺瓦利斯最终因为它缺乏“造物的气息”和“爱的理念”这些唯有宗教可以提供的隐秘感悟，从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研究转向赫姆斯特胡伊斯(Franz Hemsterhuis)的自然哲学，继而又通过对波莫(Bhme)的接受转向神学哲学。（注：参见H-ermann Pirberg:Novalis als Naturphilosoph（《作为自然哲学家的诺瓦利斯》），Gütersloh 1928，第60页和66页以下。）
19世纪初期以后，德国诗人普遍经历了一条从哲学转向神学、从理性回归宗教信仰的道路。施雷格尔皈依天主教，布伦塔诺在修女床前守候五年，纪录她叙述自己身上出现耶稣受难伤痕的幻觉，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由于诺瓦利斯英年早逝，人们无法推测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但他曾撰写演讲稿《基督教或欧洲》，大肆赞扬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认为当时的欧洲团结在基督教精神之下，但宗教改革破坏了这种统一，而法国大革命则被视为破坏欧洲信仰和统一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注：诺瓦利斯在演讲稿"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基督教或欧洲》）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宗教思想。）这一演讲稿中虽然有诸多不符合史实之处，但它表达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知识分子的情绪。因为对于当时的欧洲知识界，法国大革命象征了启蒙运动的胜利；它在基督教史上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教会开始了无可挽回的世俗化运动。教会本身对世俗化的反抗和知识分子的反启蒙运动汇合到一起，使宗教哲学和宗教情绪流行于世，成为反启蒙运动的手段，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神秘因素被当作反理性的工具。这也说明为什么诺瓦利斯小说中的宗教特征虽然根植于欧洲千年基督教文化，但又在此时表现得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