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译的影响与启示
宋学智 宫妍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 考察傅雷翻译活动的成功路径可以发现，傅雷最初作为一个翻译名家确立了在我国译界的地位，随后作为一个翻译巨匠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继而，作为一个翻译大师在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文化层面均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傅雷在追求文学翻译的艺术境界的道路上，有思想、有精神，最终形成自己丰满的翻译家形象。傅雷之所以取得卓越的翻译成就，与他超越了单纯的翻译家身份，集文学批评家、音乐评论家、美术鉴赏家等称号于一身，有莫大关联。只有在相邻的门类中触类旁通，在更大的知识范围内进行思考，在独特的艺术性与普遍的艺术性之间相互参悟，才能真正把握艺术之道，从而做出不凡的成就。
关键词： 傅雷；交叉学科；影响与启示
0引言
傅雷在我国翻译界，诚如柳鸣九所言：“堪称一两个世纪难得出现的一两位翻译巨匠。”(宋学智，2018:1)这样的翻译名家及其翻译活动在中国产生了远远超出翻译领域的巨大影响，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梳理、总结和研究。
1一个翻译名家的诞生及影响
傅雷从1929年开始其翻译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确立了自己优秀翻译家的地位，为自己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尤其当时的进步青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后，于1945至1948年间，又在上海骆驼书店连出四版，其中，1946年就出了两版。同样对于《贝多芬传》，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就出了两版，随后1947年和1948年又两度再版，在罗曼·罗兰的几个传记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傅雷翻译的《贝多芬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下，《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引起无数读者的争购传阅。茅盾在1945年说过：“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辗转借得一读为荣幸。”(茅盾，2001:523)1945年1月25日的《新华日报》载有一则报道：“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现已有傅雷的全译本。”这个小小的广告不可能是傅雷所为，也不可能是出版社所为，但它却可以充分表明，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当年确实“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陈学昭，1945:4)。傅雷为了“挽救”一个“萎靡”的民族，用充满正能量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等译作，给黑暗里的人们点燃了精神火炬，促使当年的进步青年产生了“自拔与更新”的力量，以“大勇者”的精神坚持、奋斗，追求正义，拼搏向上，攀登生命高峰。因为傅雷的译笔，“多少人受(罗兰)先生感动与影响走上革命的路来。先生是桥。先生是灯塔”(李又然，1945:4)。罗新璋指出：“这两本书，在沦陷区，在国统区，小焉哉，能使顽廉懦立，在黑暗的社会里洁身自好；大焉哉，对思想苦闷、寻求出路的知识青年，则在他们心上‘把火燃着’，起到激励有为之士奔向进步、奔向光明、奔向革命的促进作用。”(罗新璋，1985：79)老作家阮波当年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是怀揣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奔赴延安的。
1949年后，傅雷作为优秀翻译家的名声，在中国读书界、文化界更是家喻户晓。傅雷的翻译重心也以1949年为界，从罗曼·罗兰转移到巴尔扎克身上。巴尔扎克在中国当时有三位译家，穆木天、高名凯和傅雷。20世纪50年代初，《翻译通讯》曾发表对三人译文点评的文章。穆氏和高氏受到的“待遇”极为严苛，傅雷则相反[注] 见赵少侯. 评穆木天译《从兄蓬斯》[J]. 翻译通报, 1952(3); 赵少侯. 评高名凯译《三十岁的女人》中译本[J]. 翻译通报, 1952(4); 赵少侯. 评傅雷译《高老头》[J]. 翻译通报, 1952(7). 。程代熙认为：“在翻译介绍巴尔扎克的作品方面，态度严肃认真、译笔生动流畅，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要推傅雷。”(程代熙，1979：88)长期研究傅雷与巴尔扎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认为，傅雷是巴尔扎克在中国文坛上不辱使命的代言人(傅敏，2005:114)。显然，正是因为傅译“品格是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才会把《巴尔扎克选集》的翻译重任放在他肩上。20世纪50年代，傅雷可以直接与出版社社长、总编沟通，和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官员联络，这主要不是因为傅雷与他们有私交，而是因为傅雷那时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翻译家，而这样的翻译家，是真正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的重量级人物，拥有国内广泛的读者。可惜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由于政坛风云不断干扰傅雷的翻译活动，阻碍他以译事服务社会的努力。最终于“文革”初起时就褫去了翻译家的生命。否则，“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的傅雷，一定会给读者创作出更多的翻译经典，他的贡献会更大，影响会更大。
2作为一个翻译巨匠对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影响
作为国内译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傅雷必然会成为我国有志于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的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给我们留下的大量的优秀译作，成为我们揣摩学习的对象、参考模仿的典范，成为我们领会其翻译思想、运用其翻译技巧和方法、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的有力保证。施康强就曾说过：“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50岁到70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4)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就把傅雷称为自己的“严师”，他“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文，含英咀华，苦读四年。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阅检查”(傅雷，1982：70)。所以傅雷在致罗新璋信中才有“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一说。至今为止，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质量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中相对排在前列，无疑得益于傅雷的影响。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在我国出版的各种《法汉翻译教程》上，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傅译佳例，为培养我国未来的法国文学翻译人才发挥出傅译的经典作用。我国的英汉翻译和法汉翻译名家许渊冲也是傅雷的拥护者。他十分赞同傅雷的“神似”主张，认为“傅雷关于‘神似’的理论来自他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的实践”(1984:6)；“傅雷译法高人一着的地方”，正是得力于他“化为我有”的“化”字，得力于他“恰恰做到了‘神似’”(1980:33)。许老先生在翻译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学习和借鉴傅雷不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他力图超越傅译，这种雄心魄力和实践努力，正是从他学习和借鉴傅译的初心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至今，外国文学的译介空前繁荣，规模盛况之大，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在这样一个“翻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学习傅雷，效法傅译，正如柳鸣九所说：“今天，在傅雷所开辟的道路上，已开始出现前者呼、后者应的景象。”(2008:22)而且，“傅雷先生的翻译业绩昭示着翻译工作的一条正道，也验证了译事中的一条至理，那就是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可以说，傅雷为中国译界树起了旗帜，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方向，被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信从(2007：37)。
傅雷的翻译思想十分丰富，但其中的“神似说”最具有理论探索的意义，对我国的翻译研究影响很大。据2019年3月21日CNKI数据统计，以“神似”为关键词搜索，从2000年1月至今，就有研究论文269篇发表。傅雷不是“神似说”的第一人，但自从他鲜明提出“神似”主张，在他前面的众论家似乎都成了配角，成了他的铺垫。在他身后恐怕也不会有人举起“神似”而超越他。这或许也是其“神似说”影响大的一个表征。尽管傅雷的“神似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它只是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但不可否认，它是中国译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译学发展到现代阶段的标识。它是“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3：11)。重要的还在于，由此引发了我国译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学理层面对它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多维探索，继而，也引发了近年来在国际化背景下翻译界对我国传统译论形态的沉思与追问，客观上推动并加快了中国译学研究理论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3作为一个翻译大师的影响
3.1 语言层面
毕飞宇说：“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个翻译家给人们最多的当然是文学上的滋养，可是，傅雷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了文学。”(许钧，2011:19)这是因为傅雷不只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还是一位在文学批评、音乐和美术等领域很有建树的文艺批评家；他还写出了一本可以揭示他“在教子方面取得成功”的“言传身教和励志修身的好教材”《傅雷家书》；他还是一位“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和光明，对国家和民族、对文化事业和文明建设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宋学智，2011:2)。而在傅雷令人敬仰的多重身份中，柳鸣九认为，“他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丰厚而优秀的翻译业绩”(2008:21)。傅雷的多重其他身份符号当然超出了其翻译家的身份符号之外，然而又与其翻译家的身份符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使得傅雷的翻译家符号之内涵格外厚重，在中国独树一帜，产生的影响无人可及。
3.2 文学层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大师突破思维定式和约定俗成，对汉语言创造性地整合应用，揭示出汉语言潜藏的优美的节奏、意象、韵味，扩大了汉语言的艺术表现空间，给中国作家的文学写作带来启迪和影响。叶兆言就旗帜鲜明地这样表达：“说到巴尔扎克的影响，还不如直截了当说傅雷的培养更好，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是把傅雷译本当作自己的语文教材，傅雷实际上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傅雷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同样，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中国现代作家巴金、茅盾、胡风、路翎、梁宗岱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主要是思想上、人格上、道德上、精神上的，除在路翎的创作上留下了一些明显的文学痕迹。《约翰·克利斯朵夫》“铸成了一代求索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人格建构，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钱林森，2011:101)。《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影响是最能显示经典的永恒性、无时间性的，因为它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也不减当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少年时期对她影响最深的外国文学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2009:99)。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也好，当代作家也好，从傅译罗兰作品中，“首先接受了罗兰‘为人’的思想，而后才从‘为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实践‘为文’的”，其实，“文学作品直接感染、震撼、鼓舞、影响了读者，才是真正实现了其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宋学智，2006:181-182)。文学作品能给他们满满的精神正能量，比单纯的艺术手法、创作形式的影响更为重要。
3.3 文化层面
从室内考种表中可以看出处理1、2、3、4的植株高度、穗长、平方米有效穗数、平均每穗实粒数比对照处理5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千粒重略低。处理1、处理2、处理3、处理4对照增产30%左右。处理6比对照减产1.5%.
傅雷是个文学批评家。他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以其批评的价值取向、批评的力度和深度、知识与修养的广度以及其坚守批评正道的求真姿态和真诚的态度，至今依然是很有影响的批评范文。而他通过自己每一部译著的译者序，给广大读者所做的文本解读和分析评论，也足以表明，他是我们广大读者的“忠实的向导”。对文学与翻译的双双热爱，使得他的文学批评的格调与文学翻译的品质，始终相辅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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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限于翻译的“技”的人只能成为翻译匠，一个能超越翻译的“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大师。傅雷翻译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在语言层面的创造性的转化，“维护了汉语语言的传统，展示了汉语语言的优美，激活了汉语表达的灵性”(宋学智，2014:23)，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完善和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也不仅在于他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写作提供了语言的节奏和韵律的范文以及文体的模式，提供了创作主体为文之前应具备的感染读者的精神力量；还在于他在超越翻译的“技”之上，更具有文化的高度。他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因为它是“象征近代西方文化”的“一部伟大的史诗”(傅雷，1998b：262；254)；他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系列杰作，是因为它们呈现了法兰西的社会文化、风俗文化和历史文化；他翻译丹纳的《艺术哲学》，是因为它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傅雷，1998a：509)。正是傅雷在文化意义上的主体自觉和超凡的眼光以及翻译实践中对文化薪火的成功传递和移植，才使他“成为一位真正品味纯正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柳鸣九，2008:21)。他不仅传播了法国文化，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异样的文化景观，也影响了中国文化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傅雷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意义的最大化：他为我们留下了“值得传承的一笔文化财富”(柳鸣九，2008:22)，一笔可以与中国文化相媲美的同样可以熏陶、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时，傅雷文学翻译的巨大成就，大大推动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新举措，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助了法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开展，近年来法方在中国设立的“傅雷计划”和“傅雷翻译出版奖”就是最好的说明。
4一个丰满的翻译家形象的影响
一般的优秀译者是通过其译“技”留下影响的，少数译者的影响中还有一些“道”的成分。然而傅雷的影响远不止翻译的“技”与“道”。就像他曾写过“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傅雷是“独一无二的翻译家”。作为一个翻译家，傅雷留给我们的形象比其他翻译家丰满得多，其中除了他的高超的“技”与“道”外，还在于：一，傅雷是一个修养到家的翻译家。这一方面是他坚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艺术造诣卓然超群，并且，打通了文学与音乐、绘画等门类中的关节，领悟到这些同样注重形象的感性艺术的真谛和奥秘；另一方面，他在人生经验、人情世故等社会杂学各方面完备了译者的综合修养，使得他译笔下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人物惟妙惟肖，社会历史画面生动触目。因而，他的译作的感染力才会特别大、特别强，特别长远，始终具有艺术的生命力。二，傅雷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翻译家。傅雷译著的光彩不仅在于他精益求精的翻译，还在于被选文本超然的品格。那些高格调文本的选择，恰好透示出傅雷思想的光泽。傅雷深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滋润，也深受西方优秀文化熏陶。他总是把小我的翻译工作放在中华民族大我的局面中思考，寻求小我与大我的统一契合。他选择作品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标准，还有同样高的思想标准。他要借西方的“力”来振奋“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于是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翻译了那些“富有朝气的、快乐的、天真的、活生生的”具有“古典精神”(傅雷，1998a：468)的西方作品；他要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上尽他的本分，促进文化的进步，于是在巴尔扎克作品上面，“想把顶好的译过来”。他“以自励兼励人，以自铸兼铸人，以自树兼树人”(罗新璋，1994：3)作为指导思想，译介与传播西方文明和进步思想，既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艺术情怀，也清楚地阐释了他对广大中华读者的人文情怀。三，傅雷是一个很有精神的翻译家。傅雷精神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神，始终坚信“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in，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傅雷，1998a：367)。他自觉建构自我高尚的人格，铸就君子的德行操守，秉持高蹈的精神风貌。傅雷精神也是一个大写的爱的精神，在国家危亡民族罹难之时，“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傅雷，1998b：265)，传递西方进步和文明薪火，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纯洁的担当；在极左政治盛行的年代，则把“国计民生”和“风雨鸡鸣”牵挂在心，因而更加“耐性埋头尽他的本分，在他的岗位上干些小小的工作”，“竭尽所能的在尘世留下些少成绩”(傅雷，1998a：266；557)。
傅雷还是个音乐评论家。他因为罗曼·罗兰和贝多芬而走进音乐王国，不仅近乎完美地传递了罗兰音乐作品的精神灵魂，还原了贝多芬之“庄严面目”，也成功地扩展到对莫扎特、肖邦等西洋音乐家的另一种形式的翻译——直接的诠释。翻译与音乐已在他身上互动交往，彼此引发，既结合在他的文学翻译中，也结合在他的音乐评论中。
5傅雷的启示
柳鸣九说：“在译本汉语之精炼、之优美上，傅雷的确明显优于很多译家。他的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了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的高度，这是他将一种外国语言艺术转化为本国语言艺术的结果，是他反复锤炼、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使得他摆脱了硬译的匠气，而有了造化的灵性。……他既是文学翻译的大师，也是翻译文学的大师。”(2008：21)在20世纪50年代初，傅雷认识到，白话文“刚刚从民间搬来，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普通话还显得“artificial之极”，“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傅敏，2005：22-23；10)。傅雷这时就明确了自己的一个翻译目的，“创造中国语言，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1998a:148)。为了改变“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的状况，傅雷这位“文艺工作者”通过切身的译事，进行了“必要的试验”和“长期的摸索”，他“吸收了活泼生动的古小说语言，合理借鉴了‘骈散错杂’的文言，糅合了富有生命气息的方言，创造了‘傅雷体华文语言’”(许钧 等：2013:65)。由于傅雷的译本在读书界、文化界广为流传，“傅雷体华文语言”仿佛给“还在成长阶段，没有定型”的我国的语言输入了新鲜血液，客观上对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并走向成熟，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王小波年轻时“偷偷地”读过傅雷的译笔，他说：“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是他们(王道乾、查良铮、汝龙、傅雷)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王小波的自白不但进一步肯定了傅雷体华文语言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师创制的翻译文学作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王小波，1997:317；356；316；317)。
2.关爱职工健康，改善生产生活环境。职工身心健康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财富，必须要倍加关心和爱护。企业要用心抓好职工心理健康教育，善于从基层所需、职工群众所求中找到切入点，多做人性化的启发、引导和感化工作，通过定期举办心理学知识讲座、开设“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及时把握职工思想问题症结，区分心理问题尺度，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发挥好心理调适和心理疏导服务的作用。要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定期为职工进行健康查体，为特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要切实关爱女工身心健康，让所有女工以旺盛精力投入企业的发展和建设。同时，要加强基层硬件建设，改善基层办公条件，为职工的工作、学习创造更大的便利。
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傅雷首先热爱自己的选择，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对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艺术有极大热情，“自信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在整个中国也不是很多人有的”(傅雷，1998a：581)。其次，他表现出严肃认真的精神品格，“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傅敏，2005:8)。再者，他也表现出执着进取的精神姿态：“对自己的译文从未满意”，明知“艺术没有止境，没有完美”，但还是“夜以继日，终身的追求、苦练”(傅雷，1998A：291；372)。同时，他的执着进取也透示出他的生命追求，他的使命意识，他愿为读者大众之忠仆的纯朴而崇高的理想，因而傅雷的精神是有灵魂的精神，是追求艺术之真和生命之真的那颗赤子之心，是追求不断更新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那份努力。他把做事的真和做人的真完好地结合起来，在翻译活动中实践人生的境界和艺术的境界的叠合，融人品于译品，融人格于文格，也因此，尽管他的躯壳已逝去，但我们始终感到他的精神与我们常在。
傅雷还是美术鉴赏家。如果说他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不仅跨越了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界限，更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因而应被看作是广义的文化翻译中的语符翻译的结晶”(王宁，2008:33)，那么，他从中国传统画论借来的“神似”论，在译学领域更是发扬光大，使得绘画和翻译两个门类互证互通，相得益彰。他用“神似”论提升了文学翻译的审美境界，同时他在文学翻译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也进一步扩大了“神似”论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评点式阅读教学和杜威的“思维五步法”的理论基础都包括了哲学观与心理学观，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重要的是，傅雷卓越的翻译成就，与他超越了单纯的翻译家身份符号，集文学批评家、音乐评论家、美术鉴赏家等符号于一身，有莫大关联。他的成就给当代学人带来这样的启示：要想在各自领域、各自学科或专业有更大建树，有更高造诣，那就要不仅做各自领域、各自学科或专业的专家，还要做交叉领域、交叉学科或专业的行家。只有“摆脱种种局限，在更大的知识范围内进行思考，在相邻的门类中触类旁通，在独特的艺术性与普遍的艺术性之间相互参悟”(宋学智 等，2009:157)，才能真正把握艺术之道，逼近艺术的真谛，从而做出不凡的成就。在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越来越被当代学人接受的今天，在传统的固定学科朝着现代的学科融合方向发展的当今，我们愈发注意到，傅雷的治学早就走在了我们前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水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天然无毒无害的生物保鲜剂已被广泛开发，并运用于水产品及其制品的保鲜中，复合型保鲜剂因其更高效、节约的特征受到研究者和大小企业的青睐。随着市场上水产品的丰富，研究者们致力于开发更多的复合型保鲜剂，及其在水产品保鲜过程中的最适条件，以期达到更显著的保鲜效果。另外，在复合保鲜剂的基础上，还可以将传统的保鲜技术如低温保鲜和气调保鲜等，采用合适的方法与复合保鲜剂结合起来，在提高保鲜效果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是未来水产品保鲜的重要研究方向。
6结语
傅雷之所以能从翻译名家走向翻译巨匠再走向翻译大师，对中国翻译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与其主体性自觉有着极大关联。这种主体性自觉包括他对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执着追求，包括他在相关领域的跨界修养和熏陶，包括他对文学、艺术真谛的深刻领悟和对译家“三昧”的掌握运用，包括他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求真努力，等等。傅雷丰满而充实的形象意味着傅雷翻译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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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Fu Lei ’s Translations
SONG Xuezi GONG Yan
Abstract : The successful of Fu Le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reveals that, in China, Fu Lei initially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as a famous translator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nd then as a great translator, h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His influence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On the way of pursuing the artistic real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u Lei has profound thoughts, and finally forms his own image of a full-fledged translator.Fu Le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are due to his transcending his own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and to his having several identities such as literary critic, music commentator, art appreciator, etc. Only through comprehending by analogy, through thinking with a wider scope of knowledge, and through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pecific artistry and general artistry, can we really master the doctrine of art, approach the truth of art, and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Key words :Fu Lei;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6414( 2019) 03- 0111- 06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国文学汉译经典研究”(12BWW04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宋学智，男，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法国文学研究。
宫妍，女，吉林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学、教学法研究。
责任编校：肖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