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变革与展望——对哲学发展中一些倾向性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令人欣慰的新变化。以改革为背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通过对原来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批判，重新从马克思哲学的“本文”的诠释中，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这就产生了实践唯物主义诸派。不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把实践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变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充满生命活力和更带有时代气息，把人们吸引到变革社会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之中。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上，兴起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热潮。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也有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在中国哲学界，重新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古典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诸派，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已成为一种风尚。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很少有人认同。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努力吸收西方哲学的一些因素来充实自己。无论是认为哲学被冷落也好，危机和困境也好，还是认为中国哲学繁荣也好，中国的哲学正在对其自身进行反思，正在积累和消化资料，以求中西哲学的交汇和会通，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中国哲学通过自身的变革，正处在复兴和繁荣的前夕。值得欣喜的是，改革开放给了哲学发展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能够自由讨论，自由思考。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及社会的巨大深刻变革，给了哲学发展以决定性的契机。中国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二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也存在令人忧虑和值得注意的一些倾向。不克服这些倾向，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倾向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证化的倾向。实证化就是把哲学科学化，知识化，把哲学看成和实证科学一样。最典型的说法是：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特殊规律的，而哲学是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这种说法，大致可导致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哲学如果是研究普遍规律的，那么在科学如此发达的现代，在兴起了一些如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研究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学科以后，哲学就是不需要的或没有理由存在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是什么知识的总汇。那种所谓研究普遍规律的说法，对科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虚无和杜撰。二是哲学如果是一种科学的话，那哲学就无助于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和升华。而无论古今中外，不论是何派哲学，都把哲学看成是研究宇宙人生的究竟的学问，看成是洞察人生底蕴的智慧之学。如果仅仅从科学观点看哲学，这就排除了哲学所包含的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三是哲学如果是一种科学，那么哲学的对象就完全是确定的，而不是无定的。实际上哲学是一种无定论。人的精神境界是没有确定性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被普遍接受这一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确定的。四是哲学如果是科学，哲学就完全是可以名言的。但是如果把哲学看成探究人生究竟的信念之学，那哲学就属于非名言之域的问题。
哲学的实证化，也就是把知识和哲学等同起来，这是西方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先生认为：知识是“以物观之”，而哲学是“以道观之”，是研究“性与天道”的学说。他说：“智慧与知识有区别。论知识，今天中学生学到的数理化生史地等，比起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要丰富许多倍。但论智慧就不能这么说。智慧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和人性自由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先哲的著作，正因为其中包含有取之不尽的智慧，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后代人不断地回顾”（注：冯契《智慧的探索》第3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冯契把知识和智慧，即把知识和哲学作了区别，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还认为在知识积累中有一个“转识成智”的问题，又把知识与智慧联系起来。但不能把知识与智慧等同起来。
哲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把为学与做人，为学与修已统一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看作自己的生命。他的哲学也就是他的人格、性格、他的行为的准则。他的哲学的终极是如何成就其理想人格。因此他在探究人生以求安身立命的过程中，在认识“性与天道”中“凝道而成德”。“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中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入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注：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第44页。）。”在哲学实证化的过程中，哲学与哲学家本人已经分开，为学与做人已经脱离，哲学已与他的人格、道德分开。冯契有句名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认为：“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过去的大哲学家孔子、墨子都有这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要求如此（注：冯契《智慧的探索》第61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化理论为德性，那就意味着理论不仅是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体现了人格，表现了个性。化理论为德性，这是一个要克服种种异化现象，刻苦磨炼的过程。尽管中国古代所讲的像纯金一样的‘圣人’，实际上是没有的，古代哲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比较一贯地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体现化理论为德性的真诚，是能够做到的。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言论、行动、社会交往中贯彻理论，以至习以成性，理论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就成了自己的人格。当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反映在言论、著作中的理论，就文如其人，成了德性的表现，哲学也就是哲学家的人格。这样的哲学，就有了个性化的特色，具有德性自证的品格。这样的哲学理论，当然也就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成为一种具有内在价值，富于个性特色的创作。”（注：冯契《智慧的探索》第617～6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德国的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智慧……一向是含于行为方式里的要多于含于知识里的。”（注：《康德文集》俄文版第四卷第241页。）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实*
的哲学家，是用学说和事业育人的智慧之师。在康德看来，最高意义的哲学，体现了完美智慧的思想。哲学思维的本质就在于论证最崇高的道德价值。总之，哲学与人是统一的。哲学的实证化，不但使人与哲学分离，而且使哲学成为纯粹的对象性知识。
哲学实证化现在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出现了什么企业哲学、技术哲学、经营管理哲学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都成了准哲学家，那些真正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有创见的学者，由于其学术成果不能直接转化为市场价格，而被视为无知的人。哲学在空前的意义上被贬值了。”（注：俞吾今《对哲学危机的反思》，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7年，第7期。）哲学关注科学，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并不要求把哲学还原为一般科学。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答当代一系列对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日世界，时代关注哲学，而哲学也更加关注时代。哲学实证化的倾向，不仅在国际上，也在我国国内，越来越引起一些哲学工作者的拒斥、抵制和批评哲学实证化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第二，方法论化倾向。把哲学，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一种方法论，或单纯的认识论，这是十分流行的观点。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时，运用并彻底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合理的形态，并与那种和辩证发展观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方法相区别。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方法论。方法论也就是工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是自然本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本体论的依据。从人类劳动实践活动作为生存方式来看，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依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否认了这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由解放学说的基础，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态度，是一种人生意义和理想的伟大承诺。舍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意义上的遗忘。方法论倾向，使哲学流为一种认识论，从而失去哲学本体论之根，使哲学起不到对人类自身存在依据和终极的反思，使人的精神无法安顺，难怪在今日世界宗教还如此兴盛。因为哲学无助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就使人转向宗教去寻求精神寄托。把哲学方法论化，是近代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产物，是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传统，是西方旧哲学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哲学，从来不讲单纯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是如何成就理想人格。如果哲学仅仅是方法，那么就说其与理论是分离的。其实哪有与理论分离的单纯的方法论。此外，如何划分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也还是一个问题。
第三，政治化倾向。任何哲学作为一定的意识形态，都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的，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服务的。这种哲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是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特点。哲学是以其自身的理论形态与政治保持联系的。哲学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并不直接依附于某种政治势力，总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然而我国自解放以来，由于客观形势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作为我国哲学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与政治一体化了。哲学依附于政治，成为一定时期政策和方针的解释工具。冯契说：“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以后，凭借政治权力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带来了一种不利的影响：有些人把理论和政治权力捆在一起，使理论失去了独立性和内在价值，甚至成了整人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紧箍咒，强加在人们头上。这明显违背民主的教育的态度，使得学术自由窒息了。这种‘左’的倾向，到‘文革’时达到了极点，给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注：冯契《智慧的探索》第6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哲学和政治一体化，使哲学失去了相对的独立性，哲学家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如果哲学家不能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还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而言。在这种形势下，哲学理论异化为歪曲的形态，成为某种政治斗争的一种折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归结为一个由几条能够反映自然、社会和精神等一切领域的所谓普遍规律为框架的理论体系。唯上唯书成了这个时期哲学的时尚。不允许对马克思的“本文”存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学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如果有人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看法，就被打成异端，构筑各种政治罪名，予以惩罚。这种情况类似于前苏联30年代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在我国也发生了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公案。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打破了许多理论禁区，哲学恢复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的成果。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也使哲学得到了解放。哲学能以自身的理论形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了。但是哲学政治化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和市场化的倾向结合在一起，把哲学庸俗化。金钱的魔力削弱了哲学的灵光，市场化的结果是复活和膨胀了原始的野性和一些人的私欲。哲学界也缺乏正常的评价和学术批评，对于明显错误的东西，对商品化、庸俗化的倾向也没有严正的批评。因此在克服政治化的倾向中，一定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区别，也要防*
把哲学推入抽象思辩的云霄而脱离生活世界。哲学要正视社会矛盾和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第四，本体论化倾向。由于受西方近代哲学的强烈影响，我们的哲学长期以来把追问何为本原看成哲学的最高问题，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唯物主义混同起来，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绝对体系，这样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变革。承认自然界为基本起源的唯物主义，虽然在发生学上说是正确的，在反宗教神学中是有很大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因为马克思所关注和重视的是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而不是那种洪荒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批评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界时，马克思又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实践这种感性的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正是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对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3页。）。”自然界的先在性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这一点马克思是一再肯定的。自然界进入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以自然界为前提。在人的活动使自然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本体论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追问世界初始而形成的客体第一、自然至上的本体论哲学，它所重视的是描述一般的物质运动及其规律，人只是一般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层次。这样的哲学中，人的地位不见了，正如高清海教授说的，在旧教科书体系中，人失落了。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涵盖一切的，人只是在讲到社会历史时的一种工具和角色。追问世界本原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已经从各个方面基本搞清了星系史、恒星史及地球史的情况下，自然界的先在性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常识，这种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与这种思维方式划清了界限，把自己哲学注意力放在研究我们周围的世界，属人的世界，并且以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提出“改变世界”的口号，这是非常伟大的。法国的旧唯物主义把人看成一架机器，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物质实体，这样就抹煞了人改变自己周围世界的巨大能动性。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看到人的能动的甚至“神性”的方面，只了解人的精神活动，而把人类历史看成是意识发展史，而根本否认人的物质性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二重化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从属于自然界，受制于自然，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改变着世界，影响着世界，并不屈从于自然。
物质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思维的抽象。从这种不分具体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广延的一般的自然界出发，并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正如马克思说的离开人的活动的那个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个自然虽然是先在的，但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现实的自然。由于不是现实的自然，因而并不对人类显示其意义。离开了人类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历史之迷就不能揭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59页。）长期存在的推广论是本体论化的突出表现。认为马克思是先确立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形成了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把它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引申的结果。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必然落在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即落在抽象的物和抽象的自然界上，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界限就被取消了。不仅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费尔巴哈在“自然体系”中谈论自然、物质、运动、时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基础部分也谈论的正是这些问题。马克思明确地指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他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89)）事实上是马克思从实践这一总枢纽出发，以人类的物质性实践活动为基础，形成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开始就与一般的唯物主义分离，并深刻批判抽象的自然本体论。所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一开始就与旧唯物主义有根本性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推广出来的结果，而是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和核心。恩格斯称赞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推广论是后来的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并不正确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事实。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两极对立中把握事物本性的倾向，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头脑。实践唯物主义不再先验地设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只是从我们周围世界和人的现实存在出发，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和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历史展开过程。既然实践唯物主义的重心不是放在言说而是放在改*
世界的行为方面，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就相离很远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即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和对本体的承诺是不同的。任何哲学不论是什么样的，都有本体论的前提。虽然有的作了本体的澄明，有的本体的前提隐而不现。在当代人类面临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人类赖以生存的我们的这个星球上环境和生态的平衡问题，是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发展的一大主题。环境与生态危机，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法摆脱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的生产和科技不论达到什么高度发达的水平，人类还是受制于自然的，是受制性和能动性的统一，所以物质世界不能否定。实践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首要前提，人类历史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实践唯物主义应把物质世界——人化自然、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社会存在统一起来。实践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和重视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并不矛盾。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在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主义时，把黑格尔的唯心的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的辩证法，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了解为一种动态的社会矛盾的运动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表述为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
三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世纪之交乃至下一个世纪，随着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随着人类实践的更深、更广的发展，哲学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是必然的。高度技术化的世界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需要哲学。真正的哲学有着极强的思想穿透力，可以透过大量繁复事物的表层，看出其问题和弊病。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功能，任何时候都不能减弱。要批判任何阻碍社会进步的各种落后势力和落后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更加关注时代，时代更需要哲学。在世界哲学更加纷繁和多元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一个更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好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要更加关注人类命运。1、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返本开新”，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文”的进一步全面、正确、深入的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在实践唯物主义已经取得的坚实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对影响我国发展进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根据当代实践的新领域、新成果，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理论形态。返马克思哲学之本，开新时代哲学发展之新。2、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批判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理论体系，主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的发展。离开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会通，可以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可以阻断所谓“儒学复兴”等保守主义的复活。3、进一步开展与世界哲学的交往和对话，进一步打破中国哲学的封闭状态，努力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一些有益的因素，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现代哲学范围，尽管从总体上看，有许多错误的片面的东西，不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但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深刻的方面。应大胆借鉴西方现代哲学有益的观点和方法，同时坚决摒弃西方哲学片面的、主观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主导，经过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和西方现代哲学有益因素的融合和会通，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既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崭新的哲学形态。这才是与实现现代化的强盛繁荣的中国相适应的理论形态。
（审稿人 乔根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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