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弱者”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者论文,达夫论文,心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6－0247－03
一、弱者心态的文本表现
1.父爱缺失的“孤独者”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父亲形象总是缺失的。从《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迟桂花》，我们难觅父亲的影踪。《沉沦》中的主人公“我”，三岁起就没了父亲，一直由母亲承担家庭的重担，这与郁达夫自身的经历极为相似。在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的家庭观念中，父爱的缺失对一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自卑、怯懦、孤独、缺乏阳刚之气，成为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通病，父爱缺失的“孤独者”在郁氏小说中比比皆是。
2.贫病交加的“漂泊者”
心灵上的弱者或许还能通过后天的历练加以弥补，身体上的孱弱在那个医疗不甚发达的时代则是致命的，因为它直接限制了一个人生命的长度。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多病多灾的，肺病、脑溢血、胃病是经常出现在小说中的病症。身体上的不适往往导致精神上的颓废。但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绝非阿Q式的人物，自甘堕落，自取其辱，却往往有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悬壶济世的理想，不甘心做农民，不愿被土地所拘囿，还有着一颗知识分子的博大情怀，这样的人遇上那样的时代，一生注定要漂泊。
3.情场失意的“落寞者”
“爱与性”，是郁达夫小说中永恒的主题，“性意识是郁达夫关注的核心”[1](P71)。不可否认，作者这样安排有博人眼球之嫌，但比较同时期同题材的其他作品，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还是相当隐晦和艺术化的。在冲破封建礼教桎梏的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在提倡“人的解放”的思想大潮的涌动中，很难说这不是一个进步！郁氏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恋爱史似乎永远都不是很顺利，他们往往追求并向往着爱情，但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从而陷入一种苦闷和颓唐。在他的小说中，每当故事情节距离“性”只有一步之遥时，都戛然而止，将爱情引向他途。比如，《迟桂花》中“我”对“莲”的爱慕，男女之情呼之欲出，但最终由于男主人公的软弱，把感情最终引向兄妹之情。
二、“弱者心态”探因
1.个人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创始人，郁达夫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关系非常紧密。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主人公大都以“我”、“他”指代，“于质夫”这个称谓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中多次出现，亦可视为作者自身形象的代言。这种作者操刀写自传的方式，一方面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另一方面，囿于这种资料的权威性，后人可发挥的余地不大，失之客观的弊病也显而易见。
童年经历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的性格在这一时期受环境的影响开始被塑造。郁达夫的童年一直被贫穷、饥饿、孤独所笼罩。“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父亲早亡，一家的经济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家境的一贫如洗使童年的郁达夫饱尝贫穷的滋味。他小时候买不起一双皮鞋，母亲受到商人的侮辱，此事对他的精神刺激很大，“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直到现在，觉得这一怪僻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2]贫穷导致的仇富心态使郁达夫对权势商贾一直愤恨和蔑视，而这种强烈自尊心掩盖下的内在心理机制却是久久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父爱的缺失，兄弟姐妹不在身边，母亲忙于家务而无暇照顾，致使年幼的郁达夫逐渐养成孤僻寂寞的悲观性格，再加上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性爱方面变得很压抑并怀有强烈的羞耻感，他说：“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又说：“我虽则胆量很小，性智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有出息的行为。”[2]自卑、孤独、性的苦闷和压抑，童年的精神创伤，似乎是郁达夫弱者心态形成的最好注脚。
2.大环境下的“时代病”
从社会根源上考察，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弱者心态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投身到改良社会的大潮中，但在战乱年代里，他们竟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景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破。这种无力和归属感的缺失使得他们在现实面前变得迷茫、退缩、自暴自弃、顾影自怜。理想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冲击着知识分子的魂灵，这种畏葸软弱的表象之下所折射出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煎熬和挣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观照，还有另外一层社会因素亦不能忽略：旧式封建婚姻问题。这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的抉择。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随着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思潮激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站在“矫枉必须过正”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们对旧式婚姻深恶痛绝，成为社会上倡导“婚姻自由、恋爱自主”的急先锋。但我们发现，封建包办婚姻传统中“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已经使两个人日久生情，当知识分子勇敢地追求新的幸福，对旧爱进行切割，势必会给自己带来感情上的撕扯，婚姻的不幸难以避免。
三、“弱者心态”的价值及其意义
1.“弱者”表象下社会批判的强音
为什么会出现“零余者”？出生在旧社会，几千年封建礼教对个体的扼杀、对人的价值的漠视，使得他们在提倡人性解放、人的意识为主导的“五四”新环境下变得无所适从，他们胸怀大志却报国无门，最终沦为“多余的人”，或最终郁郁寡欢、自暴自弃，如《沉沦》中的“我”；或投入到古典诗词的怀抱及归隐山林，如《迟桂花》、《采石矶》中的主人公。
如何理解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的“弱者心态”？我们知道，作家的创作过程与自身经历是分不开的，尽管不能将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情节与现实境况完全对号入座，但作家在创作文艺作品的过程中还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掺杂一部分个人经历和人生体验在里面，仔细对比郁达夫的自传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塑造与作家经历有很多相似点。基于此，郁达夫的小说被后人称之为“自叙传抒情小说”。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作家的这种“弱者心态”的文本表现，是自然的流露，还是有意为之？
也许这恰恰是作者的一种书写策略。在中国道家的哲学体系里，“水”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哲学意象，老子《道德经》中多次对其有精辟的论述：“水，天下之至柔。”(《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郁达夫是否深谙道家哲学，我们尚不能明了，但其小说所呈现出的“弱者心态”客观上契合了老子哲学中的“柔弱审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郁达夫小说就蕴含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大，主人公的名字也大都以“我”、“他”、“于质夫”一概而论。情节构思也没有多少起伏，像水一样的简洁、明快、自然，但在这简单质朴的风格背后，却传递出作者的强烈情感和内心感受。我们能够想象，在当时的封建余浊依然浓重的年代，《沉沦》的横空出世，给读者心灵上带来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主人公悲惨的遭际，以及被现实不断摧残打击的“弱者形象”，引发了多少同时代人的同情和共鸣。
郁达夫的小说侧重于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现，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个人叙事与‘五四’启蒙叙事紧密相连，是一种启蒙主义追求个体意识觉醒和个性解放在理论上的发展”[3]，同时也是对封建社会遗留问题的一种鞭挞和批判。与当时盛行的“问题小说”直面揭露社会黑暗、叩问人生真谛不同，郁达夫小说从自身经历入手，通过自我感情的暴露和宣泄，委婉曲折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人们从这种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背后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似乎更加持久和深刻。
2.男权文化的“自我审视”
很少有人将郁达夫与女性解放问题联系在一起，从郁达夫的个人生活和最初的创作动机来看，我们也看不出有任何女权主义的倾向。但其小说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却迎合了女性解放的思潮，也就是说，郁达夫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弱者”形象在男性批判的层面上成为了一种“不自觉”的艺术表达。
在几千年封建父权体制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形象大多以勇猛、刚毅、果敢、健硕的面目示人。他们凭借身体上的优势习惯性地对女性发号施令，施展强权，客观上造成女性处于被压迫、被欺侮的社会从属地位，随着五四“人的觉醒”这一思想的启蒙，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的溃散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切入，产生了选择的困窘感，最终，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革命价值观，希图毁灭一切旧传统，可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弑父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的血腥，内心深处仍潜隐着承受弑父惩罚的焦虑，因为在中国儿子的集体无意识中，儿子是无法战胜父亲的。”[4]这种焦虑在无法正面宣泄的情况下，化为了反父权体制的隐性表达，在文学领域，这种表达具象为郁达夫所塑造的男性“阴柔之美”，从另类的视角观察男性，进而解构男性的霸权。
与传统的男性形象不同，郁达夫笔下的男性形象大都具有软弱、多病、被动、木讷的特点，形容枯槁，敏感多愁，肺病、胃病不断侵蚀着他们羸弱的身体，“忧郁症”、“自卑症”困扰着其精神。把“林黛玉式”的性格特征移植到男性身上，令人心生怜悯，而且是对传统男权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嘲讽和颠覆。而当这种批判来自男性自身时，这种自审意识在男性批判的层面上更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3.张扬生命意识——性爱的尊崇
受“五四”人的解放思潮的影响，张扬人的生命意识成为郁达夫作品的显著特征，其笔下的性爱场面，展现“灵与肉”的冲突，引人深思。旧文学历来将性苦闷等同于淫乱与邪恶，而郁达夫则从人性、人道的角度肯定了情欲。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将性苦闷与思想苦闷结合起来，强调了情欲冲突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5](P67)。郁达夫巧妙地将“性欲”作为社会批判的切入点，为小说的精神意义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而且，郁达夫还从生理层面切入心灵深处去观察生命现象，其生命意识具有了更高的意义和价值。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生命形态有两种基本表现方式：一是生命本能因为压抑而苦闷过深以至颓唐厌世而心理变态，强大的生命力只能通过变态的心灵来宣泄和转化。二是生命本能因为压抑而转化为人物自我强大的内心冲突，人格面临分裂的痛苦，人物心灵在自审、自责、自悔的矛盾冲突中挣扎，最后达到道德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郁达夫小说的“情爱模式”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