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学人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三代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引
关于本文的“女学人”，有必要作如下说明：一、专指其批评研究活动指涉到女性文 学或文化者，凡未指涉到女性文学或文化者，皆不在此列；二、它并不等同于“女性主 义学人”，但包括“女性主义学人”，“女学人”仅就其从事批评主体的性别而言，而 “女性主义学人”则还要有对于女性主义(注：目前学界对feminism的译法存在着异议 ，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几种，还有主张译为“妇女解 放思想”的。本文采取“女性主义”，但也兼容其他诸说。)理论的认同、鉴取、运用 和提倡。
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影响的女性学人。最早出现的有关中国女 性文学史的著述，差不多都是由男性包办的，关于女性作家论的著述，也大多出自男性 作者之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的境遇虽然有所改善，但比起男性来，女性学人依然 是一个“弱势群体”。
女性学人之形成一个群体，并在文坛上(主要是在女性批评和研究领域)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之后。80～90年代以来，大陆女性学人之所以能够形成 群体，并在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一定的冲击力，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70年 代末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被提出，妇女的性别问题也 随之引起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对西方种种思潮的接纳，特别是西方性别理论、又尤其是 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大量引进；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的转型，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给理论思维活动提供了比较自由的、 广大的空间；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其对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 催动。——所有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女性学人的主体意识，特别是她们的女性意识，开 拓了她们的学术视野，引发了她们的创造性思维。
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三代同堂的女学人群体。这里所说的“代”，主要是 指80～90年代以来在文坛上所形成的女学人的代际，而并非历史上沿袭的代际。以年龄 作为代际的界线，这绝不是说它们是截然分立的，不同代的人有彼此相通的地方，同一 代人之间有时差异甚至很大，然而就总体而言，不同代的人确实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特点 。
第一代
第一代女学人大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个别人可能出生于2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较 早出现的是李子云、朱虹等人，她们在“文革”之前就已崭露头角，继之则为刘思谦、 盛英等人。这一代女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她们对于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起着筚路蓝缕的作用，批评活动又特别注重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其影响是不容忽 视的。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从来 是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问题紧密相联的，它是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的 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文学自然无法自外于时代，因此它不具备如同西方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那样的有着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背景的、以鲜明的女性性别特征为标志的女 性文学，也因此，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从 西方引进的，这种引进固然萌芽于“五四”时期，但真正自觉的、较大规模地引进还是 在80～90年代。在这方面，第一代女学人，特别是朱虹等人，起着先行的作用。
80年代初，朱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注：《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和《 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编选者序》(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就站在 女权立场上，向中国大陆读者详细介绍了美国自60年代后期兴起的女权运动，以及随着 女权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妇女文学的热潮。她特别着重介绍了作为女权主义中心观 念的“妇女意识”(即“女性意识”——引者按)的提出和发展过程，认为这是一个跨越 国界、种族和社会存在的概念，妇女文学的研究评论要形成体系、要构成一门独立的学 科必得建立理论和批评标准，这标准也就是“妇女意识”。她认为，以“妇女意识”为 中心的文艺观，最早是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名的演说《自己的一间 屋》中提出来的，她虽然没有用“妇女意识”这个词，但她第一个指出，妇女的特殊生 活条件决定了她在观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决定了她在创作中最 适合采用的体裁，和创造一种女性的文风。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她还介绍了贝蒂· 弗里丹的《女性之谜》(又译为《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莱特的《性的权术》(又译 为《性政治》)，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等许多女权主义的重要著述，介绍了 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美国三代22位女作家的代表作品29篇，并附“作者简介”。在80年 代初，在国人对女权主义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朱虹的这些推介，对推进国人了解和认识 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文学，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很显然，朱虹等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翻译介绍，还只是一种横向的移植，她还没有着 手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刘思谦为代表的一批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者身上，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刘思谦所著《娜拉言说——中 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 女性文学史》(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书的副主编是乔以钢。)。
《娜拉言说》以女性文学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为经，以女性作家 的创作活动为纬，重点论述了自冯沅君始至张爱玲止的12位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活 动和创作特色，突出了她们的作品所反映的作家的“心路纪程”。这是一部既有文学史 脉络，又有作家论框架，把作家创作与作家“心路纪程”紧密结合起来的著述。《娜拉 言说》当然不是一部立意于建构中国女性主义的著述，但它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建构有一 种探路的意义。一方面，作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有所借鉴，另一方面，作者对中国 女性文学的研究又有自己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作者认 为，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 与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正由于作者有这样的认识，因此，她的研究从一开 始就没有脱离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也因此，她从来不把自己从90年代开始的这项 研究称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而是定名为“女性文学研究”。
《娜拉言说》虽然具有文学史的脉络，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在中国大陆， 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它同样借鉴了西 方女性主义，特别是参照了西方女性主义按照女性意识发展变化对女性文学历史进行分 期的意见，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分为5个时期。从分期来看，编者基本上还是根据中 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它与新文学共体的基本事实，认同“20世纪中国文学” 的整体观念。由此看来，它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主编盛英也自称她对 女性文学的研究带有某种“土著性”，实际上就是指比较注重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 。这部史著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对编著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无疑 起了探路的作用。
无论是刘思谦还是盛英，她们所操持的依然是社会——历史的批评，或者说美学—— 历史的批评。一些第一代女性批评家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她们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和眼光 ，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富于感情和文采的笔墨，评述批评对象，撰写了一批现当代女作 家的研究评论著述和关于她们的传记。这些著述和传记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 ”的批评和鉴赏的批评，在80～90年代的大陆文坛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代表者有李 子云、吴宗蕙、卓如、肖凤、王淑秧、汤淑敏、陈素琰等人。特别是李子云，这位被认 为是资深的、富有胆识的女批评家，对女性文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怀，先后出版有 《净化人心灵》(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和《现代女作家散论》等 书。她的评论涉及到现代和当代的一些重要的女作家，如丁玲、萧红、张爱玲、宗璞、 张洁、张辛欣、王安忆等。将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理性的分析中特别注入了 女性批评家的性别观照和感情色彩，是李子云批评活动的特点。
第二代
第二代女学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个别也有出生于40年代中后期者。这一代女 学人人数甚多，是当今大陆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坚力量，是最有创造 力和最具活力的女性批评研究群体。这些人是“文革”以后，主要是80年代以后崛起的 ，其批评活动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如果说，第一代女学人的批评活动由于比较注重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而表现出 她们的特点和优势，然而，由于受到知识资源背景的限制，除少数者外，多数人都难以 突破学科的界域，那么，第二代女学人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她们的优势：她们的知识结构 较上一代女学人普遍要新，因而能够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考察，促成女性文学批评向跨学科的文化批评领域推进。
这方面成就比较突出者首推李小江。被称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先行者的李小江，是“性 别倾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她于80年代后半期首先发难，策划主编了中国大陆第一套 “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对女性文学和文化的观察具有多学科的视野，但她本人的研 究却基本上坚持社会学的方向。这是源于她对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认识，即她是把这项 研究作为妇女研究的一个专题、一个重要的“阵地”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研究女性文学 是为了认识妇女，为了妇女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她后来把自己这些年的学术道路概括 为“走向女人”。为了“走向女人”，自90年代起，她就走出书斋、走出校门，足迹遍 及国内外的一些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实地考察她们的生存状况，倾听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李小江论著颇丰，前有《夏娃的探索》、《女人——一个 悠远的传说》、《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年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近有《关于女人的答问》、《解读女人 》、《女性?主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0版。)等多种。
孟悦、戴锦华因《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出版而“浮出历史地表 ”。这是大陆最早运用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进 行研究的文本，同时又将话语理论、叙事学、精神分析学与上述理论融为一炉，“在现 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向男性文学传统提出诘难，探究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表现出浓 烈的女性主义批判精神。因为有了这本书，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批评才名符其实”(注 ：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尽管这 本书的观念和研究结论未必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有些结论可能下得过于决断，但它 突破了先前的研究视野和格局，对陈陈相因的研究结论和方法，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 决，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本书对后来的许多女性主义著述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些观点常为人所引用，“浮出历史地表”也几乎成了女性文学和文 化批评的常用语。
第二代女学人崛起的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使她们有可能以一种比较开阔 的视野和开放的眼光，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照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 代女性文学，表现出她们的创造性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若以其批评建构的取向来说，大 体可分为“女性主义的”和“女性意识的”两个系列。前者指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并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叙事学、话语研究、性别分析理论、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于 自己的研究对象中，表现出比较激进的、前卫的姿态；后者则并不以女性主义相张扬， 而以女性意识或女性视角作为观察点，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姿态研究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文 学问题。当然，如果按照朱虹关于女性主义的中心观念就是女性意识的意见，那么，上 述两个系列就并非截然分立，而是有所交错的。
这方面的著作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以其出版时间的先后，前者有陈顺馨的《中国 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 文学史论》(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 性写作研究》(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等；后者有于青的《苦难的升华 》(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王春荣的《新女性文学史纲》(注：辽宁大学出 版社1995年版。)、任一鸣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注：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 。)、乔以钢的《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注：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等。仅以林丹娅的《史论》和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为例。林著虽曰“当代” ，但却远溯古代，从远古的神话传说起始考索女性的“空白之页”。作者运用原型批评 和解构主义批评于自古至今的女性历史的考察，描叙了女性之被书写——抵制书写—— 自我书写的清晰的脉络，显示出作者的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丰厚的文学史知识。赵著是距 今最近的一部新著。此书着重研究80～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认为这是中国女性文学 的真正成熟期。对当代女性文学的整体观照和特殊视角的结合，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显著 特色。对女性创作中的主题话语、语言特征、理论建构以及中国女性文学与西方文化的 关系等问题，本书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对有些问题(如对女性创作中性爱、死亡、逃 离、爱欲、孕育、言说等6个方面的主题话语)的探讨，既有独到的视角，分析也达到一 定的深度。
在第二代女学人中，表现出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倾向的，除了上述的陈顺馨、林丹娅 、陈惠芬等人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刘慧英和王绯。刘、王对自古至今的男权中心意 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进入90年代，则特别注重批判在商业化语境下的男性主义中心意 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表现出作者的一种决不妥协的姿态。
刘慧英著有《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注：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作者认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不外三种程式 ：才子佳人程式，诱奸故事程式，社会解放程式，每一种程式都体现了男权中心意识。 作者的《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对女性形象的肆意歪曲和践踏》(注：《 中国女性文化》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文则是对商业化语境下的男 性中心意识的尖锐批判。与刘慧英具有同样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是王绯。她于90年代 出版的《女性与阅读期待》、《睁着眼睛的梦》和《画在沙滩上的面孔》(注：陕西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反映了 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从一个温和的女性主义者而到一个“女权主义 或女性主义者”(注：参看《睁着眼睛的梦·后记》。)。近期的《女性文学与商品市场 》(注：《百花洲》2001年第3期。)，与刘慧英的上文同一指向：对商业化语境下的男 性中心意识的尖锐批判。
第二代女学人在对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译介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表现 出比上一代女学人更自觉、更有系统的特点。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有男性学人的策划和参 与，但主要力量是出自女性。这些译介著述颇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属于妇女 学或性别理论的译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多种角度 论述妇女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涉及到妇女学或性别理论的各个学科，如鲍晓兰主编的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银河主编 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84年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注：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等。这些译著多产生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反映 了这个时期中国妇女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它虽然未必指涉女性文学，但也关系到女性文 学和女性文学理论的发展。第二类则侧重于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和 评介，如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郑伊编选的《女智者共谋——西方三代女性主义理论回展》(注：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之一。)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张京媛的《批评》一书。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性 论文作为一个整体作比较系统、全面的译介，此书在中国大陆是第一部，它主要译介了 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19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发表的，基本 上可以反映西方女性主义晚近的研究成果。在《前言》中编者分析了英美学派和法国学 派的不同特点和主要代表者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第三代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理论主张，并 指出二者近期有互相融合的倾向。《前言》还特别提出以“女性主义”代替先前的“女 权主义”，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代表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注：参 见该书《前言》第1～4页。)。此后，“女性主义”概念在中国大陆就盛行起来。《批 评》一书在中国大陆影响深远，兹后的许多女性文学批评著述，其理论资源大部分是来 自于该书，特别是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埃莱娜·西苏(以上为法国) 、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姗·格巴(以上为美国)的观点，曾被广泛 引用。
第二代女学人人数甚众，出类拔萃者也多。除上述者外，应该提及的还有钱荫愉、金 燕玉、吴黛英、艾晓明、季红真、陈志红、董之林、谭湘、崔卫平、谢玉娥、屈雅君、 郭淑梅、钱虹、禹燕诸人。她们也以各自的著述和对女性文学、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倡导 而影响于文坛。有的虽未必专事研究女性文学，但由于有较深厚的学识功底，但凡涉及 此一领域，常表现出独到见地。
第三代
第三代女学人是最年轻的女性批评群体，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90年代中 期以后，尽管目前涌现出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还不多，著作也较少，还没有形成一股像第 二代女学人那样的强势力量，但她们的潜力和前景却不可忽视。对新知的敏锐接纳和宽 阔的文化视野，使她们有可能成为女性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一支生力军。
这一代女学人成长的年代，正是知识结构大幅度转型，新学科、新知识大量传入的年 代。她们对知识结构的转型具有天然的适应力，对新学科、新知识的接受比较快，视域 比较开阔。她们考察和研究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不只是把它当作文学现象，而是 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她们更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立场”，或者说是把“文化立场”和“ 性别立场”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例如，兼有学人身份的女作家徐坤，在她的《双调夜 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这样讲道：在 考察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显得尤为重要。荒林在与王 光明合作的《两性对话》(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2000年10月第1辑，2001年9 月第2辑。)这本书中也强调说，他们的“对话试图贯彻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二合一的标 准”，这一标准“能为探讨如何在文学中建立更合理的两性关系、塑造更美好的女性形 象和男性形象提供相对合理的策略”。
正是由于她们具有这样一种立场，因此，她们在从事女性文学研究时，并不拘泥于女 性文学本身，而是以女性文学为中心向其他领域、特别是向广阔的女性文化领域扩展和 延伸。比如荒林，她原是搞文学出身的，但在即将跨入新千年的时候，她却将自己定位 于“文化”。她试图选择一条与她的前辈们不同的、更开阔的路子。由她和王红旗联名 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化》(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2000年10月第1辑，2001年9 月第2辑。)在新千年前夕正式出版。把这本连续性的出版物定属为文化读物，正是基于 这样一种感悟：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它必然要指涉广阔的文化 领域。将文学与文化自觉地连接起来，将专业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把文学纳入到大的 文化框架中研究，这就是她们的思路。
跟某些具有鲜明激进的女性主义意识的第二代女学人不同，第三代女学人在这方面似 乎要显得平和一些。她们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熏染，因此，不可能不具有 自觉的性别意识。只是她们并不强调性别对抗，而更强调“性别对话”，提倡所谓“双 性同体”或“双性和谐”(注：关于“双性和谐”、“双性同体”，目前学界尚有争议 ，有的赞成前者，有的赞成后者。笔者以为，两种提法并无根本区别，不妨均予保留。 只是后者易于忽略性别差异，在还需要强调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双性和谐”比“双性 同体”的提法也许更为妥切。)，用一种双性的或者说第三性的眼光来观照文学，观照 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这种双性眼光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超性别眼光。从徐坤的《双调夜行 船》来看，把她归入女性主义的行列是恰当的。但是她的文学创作却不以女性主义的面 目出现，而是以“反串男性角色”的姿态出现，以达到对男性权力中心的瓦解。万莲子 《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她提倡以所谓“完形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诗学，目标就是要使双性各自成为对 方的主体，消除性别政治的偏见。于是，“平等”、“双性和谐”、“民主政治”、“ 完形文化”这几个概念，就成了她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方面，第三代女学人也表现出与前两代女学人不尽相同的特 点。前两代女学人重视译介，而少做评释。而第三代女学人在译介的同时，也重视评述 和诠释。这也许说明了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理解和接受较她们的前辈已更为自如 了?试以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陈晓兰的《女 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为例，加以论述。
张著《文论》对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发生发展情况，英美、法两大学派的异同及对一些 具体问题诸如女性政治、女性文学传统、女性写作、女性文学语言的情况，进行了细致 的研究和梳理，探讨了女权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文论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并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女 权主义文论”(注：见该书第216页，第97页。)这一命题。陈晓兰写作《女性主义批评 》的“初衷原在于显示西方女性主义的多元局面，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文本分析方 面的实绩”，但实际上，书里面却包含了作者本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和立场对文学中 某些问题和现象的一种思考”。其中包含对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之后的思考，提出了“中 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必须建立中国的妇女诗学”(注：见该书第216页，第97页。)这一命 题，与张岩冰的“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文论”的命题不谋而合。
还应该提到的第三代女学人尚有万燕、张慧敏、孟晖、贺桂梅、周瓒诸人。
余论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从“浮出历史地表”而到渐趋成 熟壮大。女性人生的生命活力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这是近百年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未曾 有过的。三代女学人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年龄的差异并不影响她们在一些基本问 题上的共识。不过差异却是根本的，即使在同代女批评家当中。它不以年龄的差异聚合 ，而以对批评的不同取向分野。以年龄作为划分代际的界限，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无论 如何都不能代替对具体问题(对象)的具体分析。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 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摆在女性学人的面前。我以为有这样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迫切的。一 个问题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是不是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或坐标系?
如上所述，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80～90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 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 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但是，“西方女性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本土 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注：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该书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完全搬用西方的一套来观照中国女性文学，显然会发生许多错位。因此，中国的女性 主义文学必须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或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当然需要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的吸取和借鉴，但又必须切合中国妇女、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
我想举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理解上述的立论。比如关于对丁玲和萧红的评价。一个 很长的时期，由于以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来抑制个体意识和女性意识，从而遮蔽了 丁玲和萧红创作中的个性主义意识和女性意识，这显然是有偏颇的，是宏大叙事对个体 叙事的挤压，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中的男权中心观念。但是，如果反过来，为了反遮蔽 、反挤压，而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标准，竭力夸大丁玲和萧红创作中的个性主义意识和女 性意识，并以此抑制其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那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国文化传 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性主义，个体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而中 国文化传统强调集体主义，在中国文化里，个人、家庭和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国家民族 意识和社会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对于像丁玲和萧红这样 的优秀女性，在她们的创作中具有一种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批 评的任务是还其本来面目，而不是厚此薄彼或扬此抑彼。完全搬用西方女性主义的一套 来评析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乃至于中国的女性文学，是此路不通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女性主义批评思维和策略的调整。
从世界范围来说，从前女权主义发展到后女权主义，在思维和策略上已经有了很大的 改变。如果说，前女权主义者有比较强烈的性别对抗意识，甚至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和 行动的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后女权主义则放弃了前女权主义的偏颇、激进， 政治倾向上趋于温和性。它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 的社会性别觉悟，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前者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 革，主张激烈的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代表的是一种自 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注： 参阅《从女权主义到后女权主义》，《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第22版。)其实，在 更早一些时候，法国的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利斯多娃就讲过，在后现代社会中 ，男人和女人之间对立的二分法只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两性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但 两性之间的截然对立或“死战”已明显降温，而将斗争纳入到社会契约全力运作的领域 ，通过个体的努力而达到对核心的瓦解。(注：朱莉娅·克利斯多娃：《妇女的时间》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68-369页。)因此，朱莉娅·克莉斯多 娃从来不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就是一种思维和策略的改变。
中国的女性主义姗姗来迟，因此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补西方前女权主义的课，但 是，由于中国的女性主义是降生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后女权时代，再加上受中庸、平和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整体上说它不具有前女权主义者的那种激烈和偏颇，而带有某 种温和性。但是整体不等同于个体。在中国女性主义者内部，还是有一些并未完全改变 其思维和策略的，至少是缺乏某种改变的自觉意识。因此，提出女性主义批评思维和策 略的调整，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也许依然是适时的。
(按：本文原题《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全文23000余字，是作 者参加2001年12月香港“性别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这里发表的是作者改定 的删节稿，题目也经作者作了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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