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溯源——从拉萨尔到伯恩施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社会民主主义论文,拉萨尔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是社会民主党的改良社会主义政策的理论根据，它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仅就工人内部来说，应当首先追溯到拉萨尔。
一
拉萨尔虽然钻研哲学，却并不想当一个单纯的哲学家，而是要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曾对德国统一问题积极提出自己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逐渐高涨，拉萨尔也开始投入这一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62年4月，他在柏林郊区奥兰宁堡手工业协会第一次发表演说，后来印成《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出版。后来，他又把他因出版此书受到柏林法院审判时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以及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的辩护词先后以《科学和工人》(1863)和《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1863)为题出版。当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委员会函请他用书面形式发表对工人运动的意见时，他在1863年3月发表了《公开答复》。在这些鼓动性小册子中，拉萨尔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工人群众认识本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为工人运动确定的方针提供理论论证。
拉萨尔的国家观受到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的影响。他运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来分析国家的实质和发展规律。他在早期著作《根据黑格尔的哲学来特别考察的现实特征的纲要》(1843)中说：“国家是真正意志的实现，是普遍精神的自我体现。”在稍后写作的《社会发展史手稿》中，他又说：“法和国家的概念根本上就是：普遍精神在外部世界的实现。”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历史是天启的神的存在”。所谓“神”，他吸收了费尔巴哈的解释，认为“神是一个时代普遍的人的精神在感情的内在想象形式中的表现。同样的内容在外部世界中的实现就是国家和法”。
拉萨尔根据这种观点把人类历史也就是世界精神分成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精神”的阶段，人在没有国家共同体的条件下生活。在第二阶段，人建立了国家，并且“服从法律，这证明他已发现自己的普遍本质，知道自己是和这个本质一致的”，这是“历史精神”的阶段。这时世界精神从“自在”发展到“自为”，但主要表现在各种宗教中。第三阶段分成宗教、艺术和国家三个“次阶段”，第三个次阶段即“国家”是“当前的现实和世界的领域”，它又分成“法律”（抽象的自在）、“资产阶级社会”（抽象的自为）以及“道德性”或“本来的国家”三个阶段。第四阶段是“历史的自觉的辩证法”时期。
二
拉萨尔在著名的《工人纲领》中一上来就说，要了解工人等级①的思想同当前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则之间的特殊联系，“必须追溯历史，即回溯过去；正确地理解过去就可以说明现代的意义，并且展望未来”。他在这里所指的“过去”大致相当于前述世界精神的第三阶段中的“国家”这一次阶段的“法津”时期，而“现在”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将来”则是“本来的国家”时期。
拉萨尔从中世纪开始论述。他认为，在中世纪，“有一个等级和一个因素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这就是地产”，“它给当时的一切制度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了自己的特殊烙印，因此，地产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统治原则”。②后来，工业的进步、资产阶级生产和日益发展的分工的进步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资本财富”起了“真正革命的”作用。早在1789年法国革命以前很久，这种“平静的、不知不觉的革命性的进步就已经使地产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意义”，“社会内部的即社会实际关系中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剩下的问题只是给予这种变革以表面决议和法律认可”。③法国革命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此。通过这次革命，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拉萨尔说：“第三等级在初期认为自己同全体人民是一致的。自己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但是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它就通过对选举权的种种限制、对税收制度的操纵和对舆论的掌握而占有了决定国家意志和宗教的特权，“使自己的基本原则即资产变为一切社会制度的统治原则；……给一切社会制度打上自己的特殊原则即资产或资本的绝无仅有的统治的烙印，也就是自己的特权的烙印”。④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和贵族完全一样，而“在某些方面，资产阶级实行其特权的基本原则的统治的彻底程度，比起中世纪的贵族实行其地产的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⑤
拉萨尔总结说，他考察了两个世界历史时期，“其中每个时期都受社会上一个特定的等级的统治思想支配，这个等级把自己的原则加之于当时的一切制度”。前一个时期已以法国革命告终，但是德国仍存在这个历史时期很多的、而且是明显的残余，这些残余迄今还处处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变革很慢。后一个即上世纪末以法国革命为起点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也已经结束了，虽然表面看来似乎还没有结束”。⑥从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出现了”。⑦这个时期就是第四等级即工人阶级统治时期。这个等级是社会中最下等的阶级，也是“被剥夺继承权的等级”，“它再也提不出、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可以形成新的特权的……特殊条件。无论是高贵的地位，还是地产，还是资本占有”。⑧
拉萨尔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论述涉及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对权力的占有之间的关系，特别也涉及国家问题。在论述中世纪时他指出，当时的公法制度或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只有诸侯和僧侣才能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享有代表资格。他在论述资产阶级社会时指出：“这个历史时期以大量资产或资本为自己的原则，并把它变成了特权，这种特权不仅贯穿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而且成了参加决定国家意志和宗旨的先决条件。”⑨因此伯恩施坦认为《工人纲领》是“适应时代和环境而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改写”，是“进入社会主义精神世界的卓越的入门书”。⑩马克思却说：“《工人纲领》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11)拉萨尔传记的著者赫尔曼·昂肯则认为，虽然《工人纲领》的某些句子听起来像是《宣言》的“回响”，但是“恰恰在《工人纲领》的第一部分，尽管表面上有些相似，却找不到作为《宣言》特点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观点”。拉萨尔并没有明确地从经济的下层建筑推论出所有的公法现象和文化现象，而是突出了二者的相互作用。昂肯认为，拉萨尔在解释当代时突出表现了他“从唯心主义哲学借用来的国家观”，而“在拉萨尔的一生中，黑格尔的国家思想始终是他的坚定的伦理思想之一，根深蒂固，没有由于别人的思想复合体的竞争而受到损害”(12)。综合上面这些看法，我们可以说，拉萨尔确实从《共产党宣言》中吸取了一些论点，却没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把这些论点同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国家观结合起来了。
拉萨尔在1850年写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说：“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认为是人的真正的、最高的本质的东西，是在外在世界——国家、法的基础上实现的。”另一方面，“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始终利用国家权力、国家形式，使自己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在宪法中得到保证”(13)。德国当代研究拉萨尔的学者蒂洛·拉姆据此分析说：“拉萨尔一方面认为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镇压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上的国家都具有双重性。它既体现道德性，又体现非道德性，既体现理性，又体现非理性。它本身包含着矛盾，也就是“它关于道德性和理性的概念与非道德的和非理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历史的发展“当然”会使现实性日益接近概念，从而最终消除这一矛盾，“而这一任务是由工人等级完成的”。(14)
根据这一观点，拉萨尔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时把道德观念放在重要的地位，指出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道德宗旨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无非是：保证每个人毫无阻碍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这种观念只有在每个人都同样有才能、同样有文化和同样富裕的条件下才是“合乎道德的”。既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不道德的，“它将导致强者、智者、富者对弱者进行剥削和欺压”。与此相应，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国家的道德宗旨是“保护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拉萨尔尖锐地指出：“这是守夜人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国家的全部使命就是防止偷盗和抢劫。”与此相反，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是：“个人毫无阻碍地、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在一个有道德规范的共同体中，还必须加上利益上的一致，发展上的合作和互惠。”(15)
拉萨尔由此得出结论说：按照工人阶级的道德原则，“国家是个人在一个道德整体中的统一”，它的职能是进行人类同自然的斗争，“同贫困、愚昧、软弱无力以及人类在历史的初期所遭受的种种不自由的斗争”；(16)由国家实行的联合将使其中所有个人的力量增长千百万倍”。因而，“国家的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能够达到的文化。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17)。在由于发表《工人纲领》而受到柏林法院审判时，他在题为《科学和工人》的辩护词中重复了上述观点，并且强调国家的宗旨只能是实现它的“天然职能”，也就是说，“通过组成国家使人们能够达到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目的和生存阶段”。(18)
拉萨尔认为，国家的这种“宗旨”或“职能”只能由工人等级来完成。工人阶级没有特权，“它同全人类是一致的。它的事业真正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19)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深刻地本能地认识到，国家的使命就是而且必然是使通过一切人的联合帮助每个人，实现他作为个人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20)。“国家具有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使命：要扶植人性的幼芽，就像它有史以来就这样做了，而且将永远做下去那样；要作为为一切人而存在的机关，把一切人和人的状况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21)因此，“首先应当把完善的国家观念称作工人等级的思想。……工人等级在本能上、物质上和经济上是接近这种思想的”(22)。
另一方面，拉萨尔又提出，这种国家观点“从前就已经是推动国家前进的思想了”，不过“它从来只是国家的不自觉的本性，它往往是在事物的理性压力下，没有国家的意志，甚至违反国家的领导人的意志，而或多或少地加以实现的”。工人等级“只是把自古迄今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国家有机本质的东西，变成一种认识，变成社会的自觉的目的”。而且“这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伟大继承性和共同性”。1848年革命开辟的时期无非是“一个自觉地把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宣布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历史时期”。(23)
由此可见，拉萨尔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也就是他的历史哲学观中的第三时期的最后阶段即“道德性”或“本来的国家”。这个阶段实现以后，历史就进入第四时期，即“历史的自觉的辩证法”时期，绝对精神认识到自己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自己。拉萨尔把这一达到自觉的过程称为“新日耳曼精神”。
从伯恩施坦起，许多研究拉萨尔的人都认为拉萨尔的哲学思想不仅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在国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伯恩施坦说，拉萨尔是“国家的绝对保护者，而且他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在这一点上也受到费希特的深刻影响，以致人们有时怀疑，拉萨尔所表述的观点是更多地来自黑格尔还是费希特”(24)。他认为拉萨尔在许多著作中特别积极地捍卫费希特的国家观点，并举出《工人纲领》。但是实际上《工人纲领》中引用的费希特的话并不属于它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仍是黑格尔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拉萨尔1862年5月16日在柏林的纪念费希特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演说《费希特的哲学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意义》中概括地看出费希特对他在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主观唯心主义。把“纯粹的自我或自我意识”的概念当作“其他一切都是由之发展出来的绝对第一”，“自我或者纯粹思维成了真正的自在之物。这甚至是一切存在的绝对的自在，是他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从它自身中发展出来的绝对的自在”。第二，天才论。“在德国每经过一代无不在我们中间生出至少一个天才人物”，他们把形而上学思维的“神圣之火发扬光大”，而这种火焰是同“民族的地上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第三，德意志民族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德国人注定先于其他民族在历史上代表完善和进步”；德意志民族是“神的世界计划”这一概念的“唯一承担者”。
拉萨尔认为，从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国家学说和其他国家哲学著作中所说明的“一些有价值的片断”，已经可以得出“历史哲学的具体原则，对这个原则黑格尔已经试图作出最初的阐述，进一步完成这个历史哲学则还是保留给（费希特）这个德意志天才的一项最光荣的任务”。由此可见，拉萨尔是企图用费希特的思想来补充黑格尔的。(25)
拉萨尔是一个杰出的鼓动家，他当然不会向工人灌输晦涩的哲学思想，而是用生动的语言，通过历史的叙述启发工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最进步的阶级，体现和贯彻了完满的道德力量，是全人类利益的代表。他关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和它所起过的进步作用的描述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根据1855年的普鲁士国家预算说明，国家收入总额中来自直接税的实际上只占1/8，其余的即7/8是绝大部分由无财产者即国内较贫困的阶级支付的。另一方面，根据三级选举权制度，拿第一级选民即大市民（资产阶级）和第三级选民即非有产者相比较，结果是：一名富人享有同17名非有产者同样的选举权，而且这仅仅是平均比例数，实际情况还要糟得多。拉萨尔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和“奇特的公正”：“把维持国家所需要的全部经费都摊派在贫苦人民身上，却又把直接税作为选举权、从而也就是作为政治统治权的标准和条件。”(26)
在《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中，他根据对普鲁士王国按照收入划分的人口调查统计表的分析，指出72.25%的人口处于极贫困的状况，16.75%的人口处于贫困状况，7.25%的人口也始终处于困苦状况。因此两个处于最受压迫状况的阶级就占了人口的89%，如果再把占7.25%的阶级加上去，那么就有96.25%的人口处在受压迫的贫困状况，因此：“国家是属于你们受苦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我们上层等级的，因为国家是由你们组成的！……你们贫困阶级的大联合会——这就是国家！”(27)
这种以官方数字为根据的鲜明对比和尖锐的结论是有很大说服力和煽动性的。拉萨尔能巧妙地把一些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论断结合起来，《工人纲领》是最突出的例子，其他面向工人大众的讲话和小册子也具有这种特点，因此学术界和政治界对他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别和争论。甚至像考茨基和梅林那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拉萨尔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仍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黑格尔派。普列汉诺夫也说：“它（指《工人纲领》——引者注）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借用来的。这说明其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优势的原因。……但是这里甚至没有提到概念的独立发展和‘德意志精神’。讲演者已同唯心主义传统彻底决裂。”(28)
弗朗茨·梅林在他的重要著作《德国社会主义党史》中曾以很大的篇幅评述了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作用，也在多处涉及他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梅林认为，拉萨尔“之所以犯许多错误，只是由于他把《宣言》的经济观点先翻译成法学和哲学的观点”；他虽然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从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形式”，所以也没有摆脱古典哲学的那种“国家崇拜”。(29)说到《工人纲领》，他认为它与《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一部伟大的杰作”，可以把它说成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30)他认为，在国家问题上，“拉萨尔同《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虽然他没有补充说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将使国家化为社会主义社会”。(31)梅林还为《工人纲领》中的一些缺点作了解释，并且指出，《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而《工人纲领》虽然是片面的（指只讲法国和德国），“却十分明确”。(32)不过他也说：“《工人纲领》虽然也已经使《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适应德国的状况，但是它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反应。”(33)
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对《工人纲领》的评价显然是片面的，但至少说明了它和《共产党宣言》的关系。梅林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史》中还对拉萨尔发表了许多溢美之词，也批评了拉萨尔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我们今天全面评价拉萨尔是有帮助的。
四
国家观与革命观是有密切关系的。仅就拉萨尔所阐述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观本身来说，即使带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化的结论。另一方面，从他的另一些明显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分析中也不一定会得出革命的结论。1860年起，德国资产阶级与普鲁士政府就军事改革和军费问题发生争执，因而引起所谓“宪法冲突”，1862年4月，拉萨尔发表了《论宪法的实质》的演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是它的真正的宪法，它在成文宪法中得到表现，“当它写成文字时，它也就成为法律，谁反对它们，就会受到惩罚”。成文宪法一旦变得不再符合实际力量对比，就仅仅是“一纸空文”，必须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加以改变。因此，“宪法问题本来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宪法是一个人类群体统治另一些人类群体的形式，只要还没有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就会存在宪法斗争和权力斗争。他分析了当时普鲁士王国的实际权力对比，指出拥有对军队和大炮的最高指挥权的国王、贵族、银行、司法和行政官僚机构等等构成“社会的有组织的权力”，而与之相对抗的“社会的无组织的权力”则表现在舆论和人民群众的人数优势之中。蒂洛·拉姆据此认为，拉萨尔企望通过鼓动使人民认识他们自己的“强大力量”并获得革命的勇气。
从拉萨尔关于宪法的定义和他对于宪法变更原因的论述中是有可能得出革命的结论的。例如，他在《工人纲领》中分析法国革命时说，早在它以前很久，“社会内部的即社会实际关系中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剩下的问题只是给予这种变革以表面承认和法律认可”。他还说，“一切革命的情形都是这样”，“革命是绝对不能制造的”，人们只能给社会实际关系中发生的革命以“法律上的承认”并且将革命进行到底。(34)法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拉萨尔的这一分析与他对宪法本质的论述是一致的，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但是，他也可以根据同样的分析得出不必采取革命手段的结论，例如他在宪法冲突中向德国资产阶级推荐的斗争手段是：“议院决定无限期地停止开会，直到政府证明它已停止支出未经（议会）批准的费用时为止。”(35)这种办法显然无法触动普鲁士的反动统治，连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也不愿意接受。
拉萨尔尽管在《工人纲领》等著作中揭发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国家观方面的对立，却同时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并且从这一观点得出了纯粹改良主义的结论：“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相互分裂和分离，相反，这是和解的呼声，是对整个社会的呼声。”他在这里还提到“团结的呼声”、“仁爱的呼声”，他认为所有人都应当响应这种呼声，因此这永远是人民真正的呼声。(36)
拉萨尔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作为社会统治原则的工人等级的原则：(1)关于实现它的形式上的手段；(2)关于它的道德内容；(3)关于它对国家宗旨所持的政治观点。第二、三两点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第一点实际上体现了拉萨尔的鼓动的真正目的，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政策：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当然是一个进步的、甚至有革命意义的要求。他在后来的演说和小册子中反复宣传这一要求。他关于纳税问题和人口问题的论述都是为论证这一主张服务的。他还主张国家应对经济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干预。在《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中，拉萨尔强调“工人等级应当建立独立的政党，而且应当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为此而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这就是而且应当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就这个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而言，它应当“随时随地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党”，并且同进步党“分道扬镳”，“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和问题上支持进步党，但是只要它离开了共同利益就坚决抛开它，反对它”。(37)所有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正确的，对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是起推动作用的。问题在于：拉萨尔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项政治主张：通过普选权，依靠普鲁士国家资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他说：“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为了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只有通过普遍的选举权，“当德国立法机构都是根据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产生的时候，工人才能指定国家履行它的这一义务”。因此，他对工人说：“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38)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拉萨尔不惜与俾斯麦进行秘密会谈，争取俾斯麦同意实行普选权和资助工人合作社。国外有些研究拉萨尔的学者把拉萨尔的这些言论和行为解释成策略手段，甚至说他可能企图在遭到政府拒绝后以此作为揭露政府的材料，也有人认为工人合作社只是拉萨尔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之一，一旦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他会提出更加彻底的主张。由于拉萨尔早逝，我们对这些假设无法检验，但拉萨尔的言论和他与俾斯麦的勾结却是实在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拉萨尔企图实行“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仍旧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至少可以说拉萨尔的主张是充满幻想的，他的手段则是机会主义的。
拉萨尔不仅在《工人纲领》中用抽象的“全人类利益”来掩盖或冲淡现实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而且在此后为这一演说所作的辩护词以及其他著作中反复说明自己反对暴力革命，认为这并不是革命这个词的“科学意义”。他还说：“我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发展。”(39)如果说，在反动政府的法庭上这样辩解可以保护自己，是斗争策略所允许的，那么1863年5月他在法兰克福的两次演说（出版时以《工人读本》为书名）中的观点也许是能说明他的真实思想的。他在第二次即5月1日演讲中说，以他和洛贝尔图斯、布赫尔等人为代表的“有产者中最好的阶层”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出“主动精神”，这是“科学和爱的成果”，是“阶级调和的伟大事实”，而“前所未有的狂暴（这是违背我们的意向的）只能造成阶级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如果这种主动精神遭到压制，其后果只能是“我们将在几十年内陷于野蛮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我们将要亲身体验六月战斗的可怕景象”。他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容许也不应当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及时打开阀门来扑灭爆炸”。(40)
这里所说的“六月战斗”是指法国1848年革命，而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恰恰把这次革命说成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但是这并不是自相矛盾。因为拉萨尔歌颂的是1848年2月24日给法国工人带来的普选权，而不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拉萨尔对革命和改良的不同态度表现得很鲜明。
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科学和工人》中认为，他把“革命”一词“用于哲学基本原则的发展”时，是“在同物质暴力毫无共同之处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的”。他说：“革命就是变革，因而进行革命的时候，总是以崭新的原则来代替现存的制度，不管它是否采取暴力——手段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进行改良时，现有制度的原则都保持着，只是变得更温和或者更前后一致和更公正一些。手段在这里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改良可能通过暴动和流血的方法来实现，而革命却可能在最安宁的和平中实现。”他把农民战争与工业革命相对比，说“农民战争是企图用武力强迫进行改良。工业的发展是以最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一次全面的革命，因为它以崭新的原则代替了当时尚存的制度”。(41)拉萨尔在这里是以哲学的名义对“革命”概念作出最广泛的解释，以此来抹煞政治斗争中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工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却是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而由它引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往往是有物质暴力伴随的，法国革命是典型例子，这是拉萨尔也不能否认的。拉萨尔一贯不加分析地把农民革命斥为“反动”的（《工人纲领》中就这样说），这里又把它同“改良”联系起来，这可能是指农民革命不会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但这种联系毕竟是勉强的。纵观拉萨尔著作中有关革命和改良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有了普选权和完善的议会民主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而且也应当避免暴力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条件下仍不免带有幻想性质。
拉萨尔的观点是符合第二国际时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右翼的思想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因此曾多次被引用。
五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理论和他本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他严格划清界限。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的态度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875年，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著名的《哥达纲领》吸收了拉萨尔的一些理论观点（如劳动产品的归属、铁的工资规律）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因此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党的领导没有接受马克思的意见（《哥达纲领批判》在1891年才公开发表）。1878年社民党由于德国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而遭查禁后，在瑞士出版的党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对拉萨尔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这主要应归功于报纸的编辑伯恩施坦，恩格斯对他的帮助也起了重要作用。
俾斯麦实行“鞭子加糖果”政策，一方面严厉镇压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推行所谓“社会改良”政策即一系列有关工人福利的措施，企图离间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瓦解党和工人群众的斗争。社会上则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高唱“国家社会主义”，把银行国有化和烟草专卖等等都称为“社会主义”。他们不谈政治改革，却鼓吹依靠帝国政府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们的这些言论为俾斯麦提供了理论根据。在社会民主党方面，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一部分领导人本来“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42)，因此认为俾斯麦的社会改良证明他们单纯依靠和平手段和妥协退让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甚至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俾斯麦政府的批评是导致政府加强镇压的原因。此外，党内不少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连保尔·辛格尔这样的优秀领袖也赞同俾斯麦的计划，认为任何国有化都是向社会主义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揭露俾斯麦这些措施的反动本质，阐述社会主义对待现存国家的正确态度，就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当务之急。
1881-1882年间，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威廉·李卜克内西、考茨基和他自己的许多文章，揭露和批判俾斯麦的假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在《国家援助吗？》一文中评论政府的一项税收政策改革法案时指出：“今天的国家用一只手给工人的东西，它会用另一只手从工人那里两倍三倍地拿回来”，谁今天还认为国家援助是工人的社会解放的手段，他“不是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就是骗子”。在《国家社会主义和阶级国家》一文里，伯恩施坦分析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只有在有产阶级的统治结束时，阶级国家才能结束，因此“阶级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简直是自相矛盾，是一个弥天大谎”。在俾斯麦宣布“社会改革”以后，伯恩施坦立即发表《曼彻斯特主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改革”》一文，指出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反对曼彻斯特主义而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和国家帮助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国家帮助”、“社会改革”、“反对曼彻斯特主义”等等已成为反动政府为了欺骗工人而使用的标签。1882年10月，他又在《讲坛社会主义的智慧》中说：“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曼彻斯特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的蒙昧主义者置之不理，它走自己的路，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即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消灭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以前是不会休息和停止的。”1883年底，他又发表《社会主义和国家》一文，援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关于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的论述，明确表示反对“自由人民国家”的提法，指出这会起模糊和掩盖阶级差别的作用。这篇文章批评有些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是“永恒的事物”、“抽象的事物”、“一切人的联合”的观点，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必须“夺取国家”，“力求使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文章最后说：“因此，不要认错了我们的最终目的，也不要走错迈向这一目的的道路！这一道路是：夺取国家中的权力。”(43)
不难看出，这些文章所批评的一些观点正是拉萨尔的，伯恩施坦确实也认识到拉萨尔的国家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残余是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相呼应的。1882年9月1日，他写信给恩格斯抱怨说：“由于拉萨尔的鼓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崇拜，因此始终有这样的危险：这些分子会迷惑上随便哪一种完全非社会主义的计划，只要‘国家’一词在其中起一定作用，并且这一套被说成是针对大资本的，或者确实是针对所谓流动资本的就行。”(44)伯恩施坦认为，要批判国家社会主义，就必须肃清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恩格斯赞同他的看法，并且表示自己也要写文章批判拉萨尔主义。从1883年3月起，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拉萨尔主义的文章，但为了照顾党内的团结，回避了对拉萨尔个人的批评，并且注意肯定他在向工人的鼓动工作中的功绩。
伯恩施坦针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了所谓“社会王国”的提法。他在《关于“社会王国”的童话》一文中指出，“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既代表剥削者的利益，又代表被剥削者的利益。一个其法律和制度整个说来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社会王国是无稽之谈”，是“有意识的谎言”。俾斯麦的疾病保险、国有化计划以及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工人阶级的影响。而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他们“将坚持不懈地考虑为自己夺取政权”，而当有产阶级还在统治的时候，“一切改良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带来零星补缀的工作”。这篇文章的最后结论是：“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共和国中才能实现。”(45)
在《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一文中，伯恩施坦首先为拉萨尔的这一主张作了一定的辩护，认为这不过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而采用的手段，并且表示对拉萨尔是否真正认为普鲁士国家能提供资助这一问题不加讨论，接着根据拉萨尔死后20年来德国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尖锐地指出，在今天，这一要求在理论上是倒退，是幻想，在实践上就更加有害：“今天，当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巨大剥削者利益的管家时，它将以什么条件提供帮助，它将会怎样实行控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这一要求只会“阉割工人”，只会是“腐蚀工人运动的手段”。(46)这应当说是对拉萨尔非常尖锐的批判。
伯恩施坦在批判拉萨尔主义时期总是援引《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是统治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解放自己，等等。但是，伯恩施坦对拉萨尔的批判是与他对普鲁士王国和俾斯麦反动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的。他对俾斯麦政府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批判确实十分激烈，但是与此同时，他对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在驳斥德国反动派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制高明的谬论时，强调共和国同波拿巴警察国家相比是一项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谈到共和国时似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几乎不提它的阶级性，而只是抽象地把它同君主制对立起来，强调“在一切民主国中，政府权力日益受到限制，公共生活的重点日益转到人民大众方面”。他还把法国、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人民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侵犯主要归咎于封建专制残余的影响和人民还不懂得使用民主，甚至说：“在君主国中，人民缺乏获得面包的自由，在共和国中，如果自由也不能使人民获得面包，那过错在于人民。”他号召德国人民“不要上当！民主、真正的人民自由只有在共和国中才可能存在！”他在纪念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文章的结尾都要加上“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从这些方面已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对民主共和国理想化的倾向。
这里也涉及他对议会的作用的看法。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德国国会大选中取得空前胜利，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法即将废除，这时伯恩施坦发表了《礁石》、《略谈策略问题》等文章，论述党在恢复合法地位后在策略方面的转变。伯恩施坦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和权利的增加，它的义务也增加了。“一般的批评已不够了，现在应当在涉及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一切地方进行干预。它有权提出建议案，提出质问，参加委员会（都是指在议会中——引者注），而我们认为它必须尽量充分地利用这一权利。”他承认必须克服过高估计议会作用和染上“议会痴呆症”的危险，但是“最凶险的礁石之一”是“由于考虑到我们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忽视这些任务”。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文章最后进一步强调，“通向彻底、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社会民主党在扩大议会的影响时并没有丝毫放弃自己的革命性质，而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主义词句，而“如果这些词句还有作用的话，那对党真是一块有害的礁石”。考虑到德国当时的政府还是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以及德皇和政府用别的手段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可能性，伯恩施坦对议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显然是估计过高了。1890年9月，他在一篇《丹麦来稿》的按语中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向国家提出要求，扩大对国家领导、立法、行政的影响，“简言之，把国家机器转变为一个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他反对提出“打倒国家”的口号，主张“把国家拿过来”。这些观点虽然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青年派”的，但是表述方式比较模糊，实际上反映了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态度。(47)
六
伯恩施坦从1896年开始发表明显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后虽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国家问题的著作，但是在一些文章中陆续提出了批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观点。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其一是冲淡或抹煞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机关的特性，强调其管理职能；其二是突出议会政治在改造现存国家、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方面的作用。这两个方面使他与拉萨尔的国家观联系起来。伯恩施坦不但支持和鼓吹拉萨尔的国家观，而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1897年，伯恩施坦在《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在国家问题上，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分成两大主张，“一派企图按照一定的原则改造现有的国家，使它成为社会改革的杠杆，到最后完全获得社会主义的性质”。伯恩施坦明确地说：这种观点，即“继续现有的国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还坚持的主张”。(48)另一派则企图把国家完全取消。伯恩施坦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指出，这一派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元政府主义者。
我在前面提到，伯恩施坦曾经主要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根据，批评了拉萨尔的国家观。他这时却把现存国家看成可以利用来进行改革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显然不符合恩格斯的思想，因此他一方面对《反杜林论》中的国家观作出自己的解释，另一方面隐晦地批评了这种国家观。伯恩施坦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反杜林论》而形成的国家观概括为：既不是那么教条，以致不愿意把一定的社会任务委托给现有国家，又不愿意听说国家本身有朝一日可以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认为：国家将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废除，随后开始社会主义的社会。
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的观点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内“曾经有一个时期”流行的“相当无批判的国家崇拜”而发的。这种国家崇拜没有看到“国家是一个‘恶棍’”，是既实现阶级利益又粉饰阶级利益的工具，而是受到国家装出的“整体利益代表者的外貌”的迷惑。恩格斯的观点也是要防止“对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式理解”，也就是说，主张用“民主自治的机关逐渐代替国家今天的职能”，反对把国家看成“超乎国民全体以上的权力”，是“以某种在全体国民的明显意志和需要之外的法律名义取得大权的”。(49)归根到底，伯恩施坦仍旧是认为，虽然不能直接把现存的国家搬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毕竟仍旧可以通过改造它而实行社会主义社会。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还认为，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而得出的国家观“是否给‘国家’一词加上了过于狭隘的定义，加上了这个词在今天已经一部分不再具有的意义”。(50)他的意思是：过分强调国家作为阶级镇压机关的性质，忽视当前国家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而已经发生的某些改变。这里所指的正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在这篇文章的以后部分，伯恩施坦对这一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证，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的文明国家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组织，需要相应复杂的管理机构，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如此。
我在前面已指出，伯恩施坦在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后期已在议会制度和普选权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片面言论。1896-1897年间，他在为瑞士社会主义历史学家路易·埃里梯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史》一书的德文译本写的评注中认为，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成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是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条件所允许的最进步的政府，工人阶级只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普选权就可以最终获得解放。他援引了拉萨尔的说法：“正如拉萨尔所说的，随着普选权的实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曙光出现了。1848年2月24日实际上鸣钟宣布欧洲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51)他认为，在那一条件下，法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而采取的任何激励行动如示威游行等都是有害的，起义更是绝对的错误，它打乱了共和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成了社会的灾难。伯恩施坦甚至认为，由于巩固共和国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出动军队镇压起义的是非只能从这一大的背景来判断。由此可见，伯恩施坦对待六月革命的态度不但与拉萨尔没有区别，而且比他走得更远。
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议会制和普选权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强调民主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制的选举权使这个权利的持有者“潜在地成为共同体的合伙者，而这一潜在的合伙长久下去一定会导致事实上的合伙”；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选举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拿德国来说，“普选权可能暂时曾经作为俾斯麦的工具为他服务，但是最后却迫使俾斯麦作为它的工具为它服务”(52)，《反社会党人法》的通过和后来的废除就是证据。随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发展，他对拉萨尔的评价也日益提高。1904年，他在为纪念拉萨尔逝世40周年而写的《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中盛赞拉萨尔在争取普选权方面的功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拉萨尔对普选权所作的研究和鼓动工作，“俾斯麦在1866年是否会实行民主的选举权，是大可怀疑的”；而如果没有普选权，“德国尽管仍旧会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是未必会有如此强大、如此统一、如此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此书的最后用黑体字引用了拉萨尔的这句话：“直接的普选权，这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政治原则，而且还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53)他以此来表示希望工人们牢牢记住拉萨尔的这句遗言。
在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议会制度和普选权的看法是随着欧洲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作为民主派的左翼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在这一时期提到的“民主”、“选举权”等等基本上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畴，而是保证和促进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并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就是这一思想。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自己对革命成功时间过分乐观的估计，积极从事为社会主义胜利作长期的理论和组织工作准备。他们揭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的一面，批评英、德、法等国议会的软弱无力和议员的“议会痴呆症”，但是同时也非常辩证地阐述了一个道理：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主义而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和议会制民主，如果贯彻到底，就会对资产阶级本身不利，而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有利。在这一意义上，资产阶级认为这些东西都会带上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他们为了维持着自己的制度，宁可使它们不起作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必须迫使资产阶级实现这些原则和制度。无产阶级就把资产阶级锻造出来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倒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当英、法、德国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还不懂得、不善于利用这些武器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普选权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陷阱”和“欺骗工具”，但同时仍旧支持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权利的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后，他们的看法随之有所发展。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为法国工人党纲领起草的导言中写下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54)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事业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向各国共产党人表明了应当怎样利用普选权这一“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还由此引申说：“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以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55)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着眼点始终是议会斗争同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联系，是它为这一最后“决战”进行准备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在上述导言里对这些作用作了完整的表述：通过选票计算自己的力量，加强工人的信心和敌人的恐惧；提供衡量敌我力量对比的尺度，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和蛮勇；在竞选时和议会活动中的宣传鼓动作用。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绝对否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这是有条件的，特别是恩格斯在上述导言中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否采用暴力手段，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而要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采取先发制人的镇压手段，而且国际战争也会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拉萨尔关于普选权的鼓动工作虽然有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对普选权作用的分析和论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夸大之处。与此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显然是全面、科学的，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有一定的前瞻性。当然，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能完全准确地预见后来的发展。
伯恩施坦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制的态度时，没有全面分析他们的观点的发展变化，而是往往作出片面的、含糊的论断。他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56)1919年，他在《拉萨尔和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中又说，恩格斯在上述导言中肯定：“德国工人已经懂得将选举权从一种欺骗手段变成解放工具。”(57)他在引证时没有说明恩格斯这句话的上下文关系以及我在上面提到的恩格斯对议会斗争作用的全面估计。
七
魏玛共和国时期，1921年，伯恩施坦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讲座，他以讲稿为基础写成《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他在此书的《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一章中明确表示拉萨尔国家观比马克思的更加正确。伯恩施坦脱离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来谈国家的性质，认为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是多种多样、差别极大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它是一个其统治远远超出一个地方的巨大的共同体，它有共同的法律并且通过一定的机构而行使最高的权力。这个最高权力往往被称为“主权”。他接着又奢谈所谓“超国家”、国际法和国际联盟等等。在谈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时，伯恩施坦把这分为“国家反对者”和“国家崇拜者”两类。前者包括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义者，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崇拜者在德国的“古典代表人物”则是拉萨尔。与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不同，他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国家崇拜”一词的。伯恩施坦盛赞《工人纲领》特别是其中提出的“第四等级的国家观”。认为除了“第四等级”这一错误的表述方式（他认为实际上这里是指现代工人阶级的国家观）以及一些由拉萨尔的法学思维方式产生的类似错误外，《工人纲领》“应当属于社会主义文献的经典性纪念碑之列”。它之所以是经典性的，一方面是由于“它的丰富思想和在贯彻这些思想方面的特别明确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大影响”。(58)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说明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即“批判的国家观”，它同拉萨尔的“国家崇拜”毫无共同之处。伯恩施坦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关于它最后将消灭阶级统治的那几段话，又引用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基本上是援引这一些段落来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国家观的），最后还引用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以地方分权削弱中央政府，借助公社制度“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的主张，指出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59)伯恩施坦表示他要弄清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这两种观点中哪一个更加正确。他是从两个方面来比较双方的优劣的。
首先是关于国家的镇压职能和管理职能问题，这时伯恩施坦的观点已经比《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一文明确多了。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国家只起过渡的暂时的作用，即实质上只有镇压或压制的权力”；虽然恩格斯也说过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由于社会分工而必然产生的执行行政任务的领导机关”，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些职能和它们的前景”，却“总是把国家只当作镇压机关”。虽然在伯恩施坦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中明明提到“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强调马克思“还是照样把国家称为社会的寄生虫、赘瘤和实行压迫的力量”。伯恩施坦在这里把马克思和拉萨尔对比，说马克思“几乎没有谈到国家的崇高使命职能，而在拉萨尔看来，国家也还是在实现着某种崇高的文化使命，即使它（指历史上的国家——引者注）有时不愿意这样做”。伯恩施坦问道：“真理究竟在哪一边？”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赞成拉萨尔的态度是明显的。(60)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还从马克思肯定巴黎公社分权制的言论推论出他与蒲鲁东联邦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否定中央权力的重要作用，而只是强调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当交给对社会负责的公仆，也就是由这些公仆组成的政府。伯恩施坦却批评马克思把现代国家看成“各个独立公团的简单联盟”而“完全忽视了巨大的经济联系的影响”，他所发挥的观点“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61)
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没有详细论述国家的管理职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国家问题的。在当时，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次要的问题。而一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消除了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经济基础，国家的镇压职能也就随之消失，剩下的只是管理职能，但这时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也开始消亡了。当然这里还涉及作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只是指出一个大的方向，没有详细论述，因此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激烈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决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国家管理职能的结论。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忽视现代社会中某些经济集中管理的必要的批评更是缺乏说服力。
伯恩施坦提出的第二个肯定拉萨尔、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所谓“人民国家”。他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内在工人运动实践的影响下流行起来的一种思想，“人民国家不是上层阶级和上层阶层的工具，而是由于人民大多数有了平等的普选权而获得自己的性质”，而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在历史面前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他的论述有夸大之处。伯恩施坦指出拉萨尔在《公开答复》中在援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的统治数字之后得出结论说：“因此，国家属于你们，属于贫苦阶级，而不属于我们，即上层等级，因为你们组成国家，你们的、穷困阶级的巨大联合就是国家。”伯恩施坦把拉萨尔的论证概括成一句话：“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因此人民就是国家。”但是他认为这一论证有些“简单化”，“指出国家的居民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还不能说明国家这句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有真实的内容”。于是他用英国费边社成员、英国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话来对拉萨尔作出补充：“国家是一个共同体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共同意志的组织。认为国家仅仅是那种由个人造成的东西是错误的，过去也创造了国家……因此，必须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62)
伯恩施坦认为麦克唐纳的这一观点是反对恩格斯的：“这是在无私的历史裁判面前能够长期站得住脚的一个关于‘国家’的定义。”伯恩施坦之所以极高地评价这一观点，除了因为它否定国家的阶级性、确认国家代表“公共意志”之外，还由于其中强调“过去”即“历史”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当人们谈论“公共意志”的形成时，必须考虑到除了当时一定数目的人的表决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力量不是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力量，而“只是指历史、过去”。(63)伯恩施坦的这番话虽有些晦涩，但只要把它与他在前面称赞拉萨尔认识到“国家也还是在实现着某种崇高的文化使命”的话联系起来就容易理解了。伯恩施坦实际上是接受了拉萨尔关于国家是历史精神的发展的外在表现的观点，并且用他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表述。
伯恩施坦由上面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从国家之中跳出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改变国家。”(64)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本质的观点，特别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伯恩施坦通过这一结论把国家问题引导到“关于一般民主和政府问题”，也就是“作为民主制和议会制的社会主义”（此书第七章的标题）问题上。
伯恩施坦在这个第七章的一开头就说：“当涉及争取预算法、议会批准拨款法、反对半君主专制政权的斗争时，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拉萨尔都是赞成议会制的。”(65)他接着正确地指出，威廉·李卜克内西1869年发表的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的言论是错误的，同时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赞成李卜克内西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的兴趣也在增长”。这些说法基本上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伯恩施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一定程度地纠正了他过去援引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的论点时的片面性。
他认为，恩格斯在其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地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不仅是为了争取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而且还为了在议会中，即在帝国议会或邦议会和地方自治代表机构中进行活动”，但是他接着就说：“这种毫无保留的赞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仍然处在量变过程中。”在最后这句话中，“毫无保留的”这一限定词固然是错误的，但是“量变”一词却值得注意。这至少表明，伯恩施坦并不认为恩格斯晚年的观点同他完全一样。他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只看到“表面的宣传鼓动的效果”和“愈来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进入了那些机构并且在那里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能够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的事实”，但是“没有考虑到黑格尔‘量到质’的格言”，即“代表数目的日益增加对他们活动的实质的影响”。(66)伯恩施坦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思格斯还在国外，对情况了解得不详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世时德国社民党议员最多时也未超过50人。伯恩施坦认为，如果有一个很强大的日益发展的社会民主党团，“议会活动就会起质的变化”，具体说，如果社民党拥有超过议员总数的1/4即112个以上的代表时，“在某种条件下就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取决于他们的投票了，他们就会赢得巨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影响”。(67)伯恩施坦说，议会活动的质变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存在争论。他把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性质的争论，甚至认为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军事拨款问题上投票时的分歧也属于这样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以更加强大的力量进入议会，它的议会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质的变化。”(68)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1923年再版时增补了两章，其中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是“马克思主义中持久存在的东西”。他在这一章的第三节“阶级斗争学说在近代”中进一步分析了议会斗争。他认为，当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他们的理论时，除了瑞士以外，工人阶级还都没有选举权。1866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时，工人对选举权的利用还是很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必然认为，工人只有通过旧的意义上的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但是在这以后，发展的进程发生了变化，“议会和地方自治机构部分地民主化了，部分地处于民主化过程之中。运动的形式因此一定要改变，措施的次序一定要改变”。《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作为革命措施对传统权利和财产的干预措施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已“通过立法转化成现实，而且大部分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影响下实现的”。他说，“没有人能否认我们正在向社会的改造前进”，至于这一改造将以什么形式完成，也就是说，是通过“暴风雨般的革命”，还是通过“和平的工作”促进发展来实现，人们还需要多大程度的激情来进行斗争，单纯依靠组织手段能实现多少目的，目前还无法预见。“我们只看到，我们在走向社会的基本机构的一切领域、经济结构、法律观点、政治概念以及道德观点方面的变革，同时也将形成与过去的理解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团结互助的观念。”而这一改造的“最强大的社会因素”、“最强大的主观因素”就是在政治、工会和合作社领域活动的工人阶级。(69)
《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是伯恩施坦晚年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从上面引用的论述看来，他是始终坚持自己对民主共和国和议会斗争的观点的，尽管并没有完全排除革命的可能性。他显然对魏玛共和国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直到政治制度中包含的潜在危险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前景估计过分乐观。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一次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的制定。这一纲领虽然批判并且表示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对工人运动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已成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并且声称社会民主党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侵害”，社会民主党要“保卫共和国使之免受敌人的打击”。(70)
伯恩施坦在1922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小册子中对这一纲领的思想内容作了阐释。他说，对民主共和国的攻击来自两个方面：妄图复辟君主制的反动势力和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他认为复辟企图不会得逞，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暴力专政的道.路也行不通，“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71)。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伯恩施坦在这里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积50年以上的经验，深信拉萨尔的断言是正确的。”这个断言是：民主选举不是‘卜棒’，而是“治愈自己所制成的创伤的长矛”。伯恩施坦表示深信拉萨尔就这一民主运动选举权向德国工人所作的号召也是正确的。这个号召就是前面引用的过：“这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这也是你们的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救治的基本条件。”(72)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伯恩施坦始终不渝地继承和发扬了拉萨尔的国家观。
注释：
①伯恩施坦曾多次表示拉萨尔使用“工人等级”一词是不恰当的，认为实际上他说的是现代工人阶级。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5)(16)(17)(18)(19)(20)(21)(22)(23)(26)(27)(34)(37)(38)(39)(40)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0、50、59、62、63、60、64、63、70、70、71、83、64、83、111、80、84、61、137、50、118、141-142、97、189页。
⑩(12)转引自［德］赫尔曼·哈肯：《拉萨尔：在马克思和俾斯麦之间》，1966年斯图加特和柏林德文第5版第203页（初版为1904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320-321页。
(13)(14)［德］古斯塔夫·迈耶尔编：《拉萨尔书信和遗著》第6卷，1926年柏林德文版第94、39页。
(24)(58)(68)(69)［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1923年柏林德文版第79、80、109、180-181页。
(25)以上有关费希特的引文见《拉萨尔言论》，第416-431页。
(28)(35)(36)转引自张文焕：《拉萨尔评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03、64页。
(29)(30)(31)(32)［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45、344、346、344页。
(33)［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页。
(41)《拉萨尔全集》第2卷，1919年柏林德文版。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27页。
(43)以上分别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第2期、1881年第41期、1882年第43期、1881年第49期、1883年52期。
(44)《伯恩施坦和恩格斯通信集》，1870年阿森德文版第123页。
(4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1883年第10期。
(4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1884年第26期。
(47)以上分别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1983年第28期、1890年第18期、1890年第36期。
(48)(49)(50)［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6页。
(51)［德］伯恩施坦：《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1921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7页。
(52)(56)［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2-194、85页。
(53)［德］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9-10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6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601、603页。
(57)(71)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93、475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6-57页。
(60)(61)(62)(63)(64)(65)(66)(67)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第440-448页。
(70)张世鹏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72)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第475页；并参看《拉萨尔言论》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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