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哈瓦那第二次全球化与发展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瓦那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化与论文,大会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1月24日至28日，拉美经济学家协会与古巴经济学家协会在哈瓦那联合举办第二次全球化与发展大会，53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和16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与会，对全球化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将大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大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指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传播，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不断增值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急剧的扩张，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形成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国际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的垄断，使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新现象，是资本国际化进程的新的高级阶段。
由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因此，不应仅仅从生产力，而且要同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以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创造了大量先进的生产组织、经营方式和管理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益；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少数社会集团和国家手中，产生了全球范围的高度垄断，恶化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物质财富的高度集中日益拉大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财产所有制和国际经济秩序更加不公正，更加不合理。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
大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近20至25年来，大量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的采用为全球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除此之外，全球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后，在反法西斯力量联盟的基础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联盟政权，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架包括部分国际化的大资本、广大的中产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农民运动。20世纪70年代，这种社会政治联盟陷入危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随之陷入危机，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主义开始复兴。80年代初，保守主义政府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上台，它们采用了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一套原则在拉丁美洲国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实现对外收支平衡；其二，迫使国家完全取消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其经济，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其三，对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同时使市场使用绝对化，国家职能最小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市场力量驱动下，资本冲破了一切障碍，胜利实现了全球化。面对资本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趋于消亡。“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集中反映了上述思想。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资本力量摆脱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经济交易基本上不是在国家空间或地域进行，而是在全球空间进行。资源配置、技术变革、收入分配和国家专业化等方面的决策在国家空间之外进行。国家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世界市场上并不是国家在竞争，而是企业和公司在全球范围竞争。民族经济失去了意义，国家主权也失去了意义，惟一存在的是市场的主权。
由于进行决策的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市场的指令（市场自由和非调控化、私有化、把国家限制在维持秩序的范围内、财政平衡和价格稳定等）是惟一可行的政策，因此探寻发展道路失去了意义。
跨国媒体通过各种途径大肆宣传国家疆界、国家主权甚至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社会阶级已经消失，帝国主义已经消失，人类目前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趋于消亡的“地球村”，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矛盾的新的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适应了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指导。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大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目前存在着两种全球化观：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虚幻性的，是对现实（全球化）的摆弄，带有意识形态目的，宣扬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另一种是指现实的全球化，其客观、具体的历史存在”。
后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基于科技革命之上的一种客观现实，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发明”。其新发明仅仅在于根据资本扩张的需要和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把现实的全球化与虚幻的全球化混为一谈，炮制出“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
智利学者引用了一些关于世界资源使用状况的重要数据，说明现实的全球化状况：不到20%的世界生产和服务跨越了国家的疆界，平均来讲，世界生产的80%是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市场上出售的；在每10个劳动者中，9个是为其本国的同胞工作的；世界上90%以上的实际资本积累来源于各国内部储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来源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资部分低于10%，对各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资本流动进行计算，得出的也是这一相似的比重。
从对外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看，在1913年至1993年间，法国、日本、荷兰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扩大向世界经济的开放度，恰恰相反，其国内市场的分量反而增加了。德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仅仅略有提高，而美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基点低所致。
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鼓吹“国家作用的弱化”，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国家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市场由半私人、半国家的垄断者组成，它们在严格的国家规定原则下经营，没有这些原则它们便不能存在。其次，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在1970年至1995年间，所有发达国家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增加，80年代其增加幅度仅仅是略有降低而已。再次，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进行竞争的首先是国家，而并非公司和企业。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竭力地争夺世界市场，它们之间的经济战并没有停止过。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由最强国家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和认真地弱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强国来说，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强化。对于弱国来说，弱化国家的作用意味着在强国垄断资本扩张面前陷入解除武装的危险。
古巴学者深入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永恒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观点，指出，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客观的基础，但是同时又具有社会性质，由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经济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大致处于变动之中的特定形态之中。作为社会经济和历史现象的市场及其法则与永恒化、超越社会或“神圣化”完全无关。
市场并没有超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者们的权力和影响，恰恰相反，是为其服务的，在最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作主角的垄断市场中，竞争越扩大、越发展，就越是如此。因此，市场与它所依从的权力的性质有密切关系，与经济和社会政权的内在性质有密切关系。“市场决定论”有意掩盖了垄断资本和最强的发达国家支配市场的要害事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问题不仅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而且是“权力与市场的共谋”。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首先是“实际”经济与“金融泡沫”之间的矛盾。“实际”经济是指物质生产，即能够创造产品和服务实际价值的人类劳动。“金融泡沫”是指目前的资本主义金融投机所创造的巨大的“金融上层建筑”。有价证券投机只不过是实际劳动创造的实际经济的表现形式。问题在于“金融泡沫”远远大于“实际经济”的增长率，与实际经济的比例失调愈加严重，目前，已达到1:30～1:50。“金融泡沫”使世界经济成为“赌博经济”。“金融泡沫”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差距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下去。1987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一”，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等便是“金融泡沫”破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金融泡沫持续膨胀，犹如不断积蓄的火药桶，威胁着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形势。
其次是全球化与贫困化和社会分化的矛盾。目前，由于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达到惊人的程度。1999年，世界上最大的3个富翁的资产总和超过了6亿人口的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世界最富的1/5人口与最穷的1/5人口之间的差距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1998年末，24个最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17%，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3%，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0%。
另外是全球化与劳工状况的矛盾。例如，德国35小时的劳动周并没有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普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工人们从事的是每日12小时的劳动，报酬仅为每月80美元。与会者普遍认为，世界经济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部门控制的政策并没有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相反，经济非调控化促进了市场、特别是国内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另一方面，取消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和规模空前的金融投机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或无序状态。再一方面，国家被迫显著地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失去了社会紧张状态缓冲器的作用。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想正在走下坡路，一些学者认为已经陷入了危机。甚至在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近来的报告中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一位阿根廷学者指出，甚至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也对目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充满忧虑和担心。基辛格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忧心忡忡地说：“我是赞同这种（正统自由市场）政策的。但是，如果认为市场力量将解决全球化所造成的所有问题，那就错了。我最大的忧虑是世界最终分成两极：全球化的精英们由共享的价值和技术连接在一起，而普通居民在感到受到排斥时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中寻求保护，力图从他们所谓的美国霸权中解脱出来”。（阿根廷《号角报》，2000年1月9日）
在那些认为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与会者中，对危机的背景因素存在不同看法。
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豪尔赫·贝恩斯廷教授认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长期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世界（主要是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随着金融资本统治的加强，金融投机和寄生等开始增长并趋于恶化。种种迹象表明，最近，资本主义进入了可称之为老年和衰败的时代。非洲地区的衰落，东亚、墨西哥和巴西临时得以控制或减缓的危机，日本长期的生产萧条，美国的投机性扭曲等组成了衰败的总画面，勾勒出越来越不公正和混乱的世界未来的前景。而作为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随之陷入危机，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衰败的产物。
巴西著名经济学者托斯·桑托斯教授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中的一个新的增长阶段，是一个为期25-30年、以增长为主、衰退减弱的阶段。在亚洲金融恐慌之后，世界经济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如果从世界总体形势来看，并非构成一种世界衰退趋势。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严重失误所致。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新的增长阶段而陷入危机，最近3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严重失误加重了这些困难。
托斯·桑托斯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在于它没有能力避免国际金融危机。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证明：计划原则引导着跨国或全球企业的行动和现代国家的工业政策；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公共开支越来越重要；没有长期的公共政策，没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计划，是无法组织世界经济的。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保守派失去了空间，开始向左翼和准法西斯的极右翼转。由此，产生了欧洲主要国家中左翼政府的上台和奥地利的“海德尔效应”。政治和经济再次靠拢，打破了在社会整体两部分间人为设置的壁垒。
“自上的全球化”与“自下的全球化”
作为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在几种规模上展开，造成各种相互连接的进程，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的水平上，以不同的频率迅速建立内部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在经济、政治、社会、通讯、技术和文化方面，造成各种全球化进程。
最突出的是“自上的全球化”趋势与“自下的全球化”趋势。“自上的全球化”由跨国公司、多边机构、私人国际银行和最发达的国家组成；“自下的全球化”由全球或地区范围内的跨国平民社会网络组成，包括“旧一代的”国际社会（工人和农民运动和组织）和“新的”主张更加集中的社会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国际发展组织、人权组织、种族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和各种社会化进程和机制，以及教育和大学网络及广泛的通讯手段。“自下的全球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网络，提出解决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社会赤字”和“民主赤字”两大问题。“社会赤字”基本上是指全球化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各国内所造成的日益加深的社会分化、不平等、社会排斥，包括贫困、失业和缺乏有效和公正的社会政策。“民主赤字”是指公民日益缺少控制和参与全球的和地区的决策，被剥夺了参与全球、地区和国内政治决策的能力。
同“自上的全球化”一样，“自下的全球化”并没有表现为统一和同质的进程，这其中包含着各种紧张关系，并处于分散状态。尽管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初步形成了一个跨国平民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无论在其活动中，还是在争取合法化的努力中，均没有作为一个同质的全球化活动者出现，它在其内部，在目标、议事日程和各种战略方面，处于利益和要求多元和多样的状态。但是，与传统的活动者（民族国家和各民族、种族）一道，逐步构成了社会和政治纠偏进程中的一种决定性因素。
全球化的前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卡斯特罗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不可能持久的，几十年有可能，绝对不可能持续几个世纪，迟早会消失。他同时指出，“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全球化？只能是互助性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会怎样进行？是否会通过广泛的暴力革命或大的战争？似乎不大可能。这种方式是非理性的，灭绝性的。是否会通过深刻的、灾难性的危机？遗憾的是这是最可能的方式，几乎不可避免的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新阶段的全球化仍有可能继续其扩张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龙头美国经济率先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其金融业实行了重要的改革和重组；美国政府采取了符合美国经济实际的一系列新举措。美国经济有可能经历其战后最长的增长期。
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可能在其扩张过程中产生间歇性的中断。美国经济有其潜在的严重危机的一面，例如，泡沫经济成分显而易见；内外债数额庞大；贸易逆差逐年升高等。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强烈程度可能超过30年代的大萧条。
资本主义全球化可能引发并加剧局部战争。假若在今后10年或20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极不平静，会孕育和触发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不一定是世界大战）的战争。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一些学者指出，21世纪中叶前后，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极可能又一次中兴。中兴之后，也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曲折和挫折，但是，历史总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彻底的民族民主运动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运动。这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它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
与会学者们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进行发展。颇有代表性的建议如下。
发展中国家既应看到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同时更应看到它所带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制定相应对策，善于趋利避害。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敢于和善于对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逐步建立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利益的真正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面对西方强国的封锁、欺侮和干涉，不信邪、不怕鬼、不弯腰、不示弱的民族精神才是最根本的法宝。
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认清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加强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古巴学者指出，苏东剧变和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进程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同时使相信和为这一社会制度斗争的人们有了新的观念标准。这并不奇怪，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的历史里，经历过多次重大的修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垄断前阶段的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大致会同时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出现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列宁对这些新的条件进行了阐述，得出结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
现在，列宁所阐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末，出现了特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当时的形势不同。所有这些都基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生产力在其社会化的进程中继续发展。目前的革命思想面临着创造性发展的需要。
怎样理解目前的世界？怎样继续人类的发展进程？应该持有什么样的观念，进步的、民主的、民众的革命力量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进行改造？卡斯特罗指出，我们面临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在几十年内将让位于另外一种全球化。他还指出，“将是什么样的全球化？只能是互助的、共产主义的”。
最可能的是，世界范围的变革不是突变和近期的，而是逐步和局部改变目前的形势和累积性的革命胜利进程。在斗争中，包括每个民族国家内部斗争的发展，但是需要优先考虑的是世界领域，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以及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活动。互助的全球化应该成为应付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口号，在这个目标下争取全球爱国的、民主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最广泛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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