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解构与共和国的建构——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家认同教育
曾晓阳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破除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对拿破仑的膜拜，是巩固共和制度的一个关键。为此，共和政府携手民间教育组织大力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以从思想上瓦解拿破仑帝国，巩固共和国。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三共和国政府成功地逐步引导曾经是旧政治制度基础的广大农民认同了共和制度，从而结束了在法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政体之争，第三共和国也因而成为法国历史上教育立国的典范。
【关键词】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拿破仑 国家认同教育 农民
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普法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然而，第二帝国的倾覆与共和国的建立却并非民心所致。史料显示，就在四个月前，即5月8日，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就帝国秩序进行公民投票，结果帝制获得压倒性的支持，支持者高达753.8万人而反对者仅约150万人。广大农村民众是拿破仑帝国的忠实拥护者，只有巴黎等少数大城市支持共和。激进共和派领袖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不由惊呼：“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①显然，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极其脆弱。于是，破除农村民众对拿破仑的膜拜，引导民众在思想上认同共和制度，成为第三共和国政府的一个当务之急。为此，第三共和国政府力图通过强化国家认同教育，引导共和国现在的和未来的公民和选民正确认识帝国和共和国，从而彻底打破拿破仑的神话光环，从根本上巩固共和制度。支持共和的民间教育组织也积极配合政府的教育举措，投入对农村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中。然而，国内外学界对拿破仑的研究极少论及这一点，研究第三共和国公民教育的论著对此的记述也较零散。②本文力图从19世纪末法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出发，深入剖析法国农民的拿破仑情结持久之因，进而系统梳理并解读第三共和国解构拿破仑帝国、建构共和国的教育举措，揭示第三共和国何以成为法国历史上“致力教育的共和国”。
一、法国农民的拿破仑情结
法国学者皮埃尔·巴哈尔（Pierre Barral）对法国1851年至1911年的人口统计研究显示，1851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4.5%，其后，这个比例逐年出现小幅降低，从1861年至1911年，每5年平均降幅在0.5%至2%之间徘徊，但直至1911年，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56%。③另外，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小土地经营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大量存在延缓了法国工业化的推进，致使法国虽然在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工业革命，但从第二帝国末年起，经济发展速度减慢。1870年，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仅占10%，远落后于英、美、德三国，而且从1881年至1913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下跌，在6%至9%之间徘徊。④因此，直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法国依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然而，普选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实施使得占数量优势的农村选民掌握了法国政体的命运，两个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便是农民政治力量的最佳注脚。在19世纪的法国，农村社会无疑是政治制度最可靠的支柱，正如法国政治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言：“普选制度的建立猛地改变了政治生活的重心。1848年前，尽管法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在乡村，但政治生活仍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巴黎。1848年3月5日政令改变了这一切。从此，虽然舆论运动和政治生活的起点和舞台仍然是城市，但决定权却掌握在乡村手中。”⑤
农民之所以拥护波拿巴政权，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首先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土地政策。在大革命时期，1789年的八月法令虽然废除了人身义务等封建权利，但却规定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必须以赎买方式获取。法国史学家保罗·布卢瓦（Paul Bois）对大革命时期法国西部和北部几个重要乡镇的土地赎买状况的研究显示，在赎买教会和逃亡贵族土地的行动中，城市有产者才是大革命土地政策的真正获益者，农民所购土地的平均价值仅占售出土地价值的15.9%，在部分地区，这个比例甚至低于5%，引发农民对制宪议会的强烈不满。⑥然而，1804年3月，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颁布《民法典》（Code civil），确立个人所有权，在法律上承认农民对其赎买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这使得拿破仑在农民心中的神化地位达到巅峰。同年5月18日，农民们就用手中的选票认可拿破仑为“法国人的皇帝”。第一帝国的终结并未令拿破仑的神话光环褪色，半个世纪后，依然怀念帝国的农民们再次将皇帝的桂冠戴到第二个拿破仑的头上。
其次，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政体历经嬗变，长期的政治动乱使得广大民众十分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深谙此情，他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时颁布《告人民书》（Appel au peuple），宣称自己的“伟大任务”就在于“结束革命时期”，建立“强力政权”。次年10月9日，他在波尔多的一场宴会上发表演说，首次公开谈及帝国，主张恢复帝制，强调“帝国就是和平”。⑦这一口号立刻成为波拿巴派最具蛊惑力和号召力的口号。一个多月后，即11月21日，全国公民投票就给予帝国压倒性的支持。12月2日，第二帝国宣告成立。另一方面，第二帝国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涨，城市发展带动农产品价格上扬，农民是直接受惠者。帝国就是和平、就是秩序、就是繁荣的观点于是成为农民的共识。另外，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加之在政治上不成熟，也致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威权政治的附庸。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就曾生动而深刻地将19世纪的法国农民比作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无法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农民党”，因而更倾向于忠于传统，服从社会权威，而“小农阶级”这个“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的代表正是波拿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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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经久不衰的拿破仑神话，波拿巴派的势力并未随第二帝国的崩溃而一蹶不振，反而几度大幅崛起。在1871年2月8日第三共和国首次议会选举中，希望和平的农民选出了一届有着“地主议会”之称的国民议会，君主派以400个席位大获全胜，波拿巴派占据20席，仅有巴黎等大城市支持共和派，选出145名共和派议员。城市和农村在政治上的分裂凸显，而农村显然是选举制度的赢家。在同年7月2日和9日的补缺选举中，共和派赢得99个席位，但波拿巴派也再得3席。而在1874年5月至1875年2月补缺选举产生的13名议员中，波拿巴派一举获得5个议席，甚至在一向支持激进共和派的涅夫勒省当选议员，给了共和派当头一击。共和派虽然以360席在1876年2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确立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波拿巴派也开始强势挺进议会，获得80席，并通过1877年的补缺选举将其在众议院的席位拉升至107席。⑨此外，1873年初，波拿巴派展开拥戴废皇太子运动，拥护即将于次年3月年满19岁（即帝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上的成年年龄”）的拿破仑三世之子复辟帝制，在全国引起一定反响。虽然，1879年，废皇太子在非洲战死，但是波拿巴派转而拥戴波拿巴家族的热罗姆-拿破仑亲王（Prince Jérôme Napoléon）或其子维克多-拿破仑亲王（Prince Victor Napoléon）。1887年至1889年间，波拿巴派又将建立强权政府、取消议会制度、对德复仇的希望寄托在乔治·布朗热（Gorges Boulanger）将军身上。布朗热以波拿巴主义“直接号召人民”进行“全民表决”的方式，在各地连续参加补缺选举，夺得一系列胜利，并于1889年1月27日在巴黎大获全胜。同样，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⑩中，高举军队和强权旗帜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对共和制度发起进攻，波拿巴主义再放异彩，新右势力取得1900年巴黎市政选举胜利，首次以41个席位主导了巴黎这座具有共和传统的城市的参议院。⑪
波拿巴派的不断崛起令共和派深感威胁，同时也令他们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足以左右选举的政治力量，于是将获得农村的支持列为共和派的首要任务之一。温和共和派领袖茹尔·费里（Jules Ferry）更是打出“农民的共和国”的旗号，强调“共和国若非农民的共和国，则必将灭亡”，肯定农村选票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我们社会的安定就建立在它，也就是小有产者的基础上。他们的数量如此巨大，仅凭自身便构成国民的主体……农民的选票对我们的社会而言是一个牢固的基础，对共和国而言是一个花岗岩的底座！”⑫为了建立“农民的共和国”，共和派将目光投向教育，力图通过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来从根本上瓦解拿破仑帝国的后盾，奠定并巩固共和国的思想基础。
前些天，笔者回农村老家，和妻子孩子陪着母亲在场镇上逛了一圈，发现在挤满场镇街道两边的货摊上和商店里摆放的好些货品卖相不佳，特别是一些家庭生活必需品的质量堪忧，有些货品看起来已经非常老旧了，但仍旧摆放在摊位上和店里售卖，生意也自然冷冷清清，少有人驻足和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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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力教育的共和国”
第三共和国政府推行的国家认同教育呈现一个鲜明特点：即同时推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同步培养共和国现在的和未来的公民和选民。
在成人教育方面，共和派十分重视普及选举知识，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引导农村选民审慎投票。甘必大相信，只要普及教育，“农村和外省的未来属于共和制度”。⑬他要求共和派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宣传，必须提高他们，教育他们”⑭,“将选票，将这张小纸片就是选民的命运、就是选民自己的观念，铭刻在农村选民的头脑中，告诉他们，当他们将一个名字写在这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张纸片就庄严宣告了即将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是幸福还是灾难。”⑮甘必大本人亲自深入农村，向农民讲解普选知识。民间教育组织法国教育联盟（Ligue française de l’Enseignement）的创建人让·马塞（Jean Macé）也深刻指出，法国在未曾普及公民教育的情况下就贸然实施普选制度，是造成拿破仑帝国再次重建并将法国拖入普法战争的根本原因。马塞强调，教育的影响需要时间沉淀，超前的普选和落后的教育两者相加，危害更大，他严词批评部分激进共和派人士希望一蹴而就的政治热情：“这是件说来痛心的事，普选制度过早地来到我们国家：它是一个早产儿。在建立普选制度之前，必须实施30年的义务教育。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拥有义务教育之前，我们却已经拥有30年的普选历史了。”⑯他强调必须教育民众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手里“掌握着祖国的命运”，轻率投票会让“国家处于危险状态”⑰。在马塞的领导下，法国教育联盟自1866年创建以来，一直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宗旨，迅速发展为辅佐共和派教育改革的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另一个著名的民间教育组织共和教育协会（Société d’Instruction républicaine）成立于普法战争期间，其创建人茹尔·巴尔尼（Jules Barni）敏锐地认识到共和国的关键问题就是“制造公民”。他强调必须通过教育引导民众理解共和国，从而将构成拿破仑帝国后盾的广大农民改造成为支持共和国的公民。共和教育协会针对农村读者，发行了大量普及选举知识的宣传册，以令农村选民深刻意识到选票“这张小纸片可以决定国家的幸与不幸”。⑱
与此同时，针对农民的拿破仑情结的关键点，共和派着力从两方面纠正农民对拿破仑的错误认识，引导农民认同共和制度。其一，共和派强调农民所享有的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应归功于大革命而非拿破仑。1871年6月26日，甘必大在波尔多发表著名演讲，指出拿破仑窃取了大革命的成果并以此蒙骗民众，强调共和派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让农民知道，是大革命让他们成了公民和产业的主人。”次年7月14日，甘必大再度重申：“从鸽棚到烤炉，从沼泽、林地到田沟，是大革命解放了这一切；是大革命不但从法律意义上制造了有产者，而且还制造了产业本身。”⑲在共和教育协会发行的宣传册中，有为数一半以抨击波拿巴主义，宣传大革命成果为主要内容。其二，共和派揭露波拿巴主义对战争的狂热，驳斥“帝国就是和平”之说，强调共和国才能真正保障和平。共和教育协会的系列宣传册，如《9月4日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le 2 Décembre）、《色当之人》（L’homme de Sedan）、《波拿巴主义和秩序》（Le Bonapartisme et l’ordre）、《帝国和反对派》（L’Empire et l’opposition）、《皇帝被背叛了吗？》（L’Empereur a-t-il été trahi?）、《波拿巴分子的阴谋》（La conspiration bonapartiste）、《拿破仑家族和法国的疆域》（Les Napoléon et les frontières de la France）、《帝国的代价》（Ce que coûte un Empire）、《告民众书》（L’appel au peule）、《一个高级军官口中的色当真相》（La vérité sur Sedan, par un officier supérieur）、《一个阿尔萨斯人眼中的波拿巴家族的所作所为》（Ce qu’ont fait les Bonaparte, par un Alsacien）等，均致力揭露拿破仑叔侄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尤其是普法战争，给法国造成的深重伤害。与此同时，《唯有共和国才能保障我们的和平》（La République seule nous assure la paix）、《共和国就是秩序》（La République c’est l’ordre）、《致乡村民众书》（Aux habitants des campagnes）、《共和国终结革命》（La fin des révolutions par la République）等系列宣传册则强调共和国对和平和秩序的捍卫。甘必大也在各地的演讲中反复向农村选民强调共和党能够“确保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合法成果以渐进、合法、和平的方式发展。”⑳“我们期望的共和国是秩序、进步、审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共和国……我们憎恨骚乱……寻求动荡和暴乱的人不是我们。”[21]费里也一直强调共和国的保守路线，要求共和派“永远不要忘记，虽然农村选票已经毅然地踏上了共和道路，但它们是带着独特的谨慎和保守的性质走上这条道路的。”[22]第三共和国首位共和派总统茹尔·格列维（Jules Grévy）更是疾呼：“让我们建立一个不令人害怕的共和国吧。”[23]他还亲自撰写宣传册《必要的政府》（Le gouvernement nécessaire），交由共和教育协会发行，强调共和政府在普法战争时期展现出卓越的维护秩序的能力。
在儿童教育方面，坚信“谁掌握了法国的学校，谁就掌握了法国”[24]的共和派更是不遗余力地改革面向广大民众子弟的初等教育，先后于1880年和1882年颁布免费和义务初等教育法，从制度上和经济上保障全体适龄儿童入读初等学校。同时，共和派教育改革者们将爱国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统一思想教育定为初等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内容，并将公民教育设置为学校优先开展的科目，将公民教育内容渗入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甚至数学、体育等学科中，构建起一个多学科渗透的公民教育体系。鉴于教科书是当时初等学校唯一的文化和思想传播载体，在“谁主宰了教科书，谁就主宰了教育”[25]的共识下，不少共和派政界和学界知名人士纷纷执笔为初等学校编写教科书，如议员加布里埃尔·孔帕雷（Gabriel Compayré）、教育部长保罗·贝尔（Paul Bert）和茹尔·斯蒂格（Jules Steeg）、学区区长奥塔乌·热拉尔（Octave Gérard）、公共教育部总督学卡兹（Cazes）、初等教育督学居雷（Curé）和伯洛（Belot），以及学界知名人士埃尔内斯·拉维斯（Ernest Lavisse）、布鲁诺（Bruno）、百耶（Bayet）、巴约（Payot）等。这些共和派教科书编者在教科书中重点从两方面抨击拿破仑叔侄及其建立的帝国。
⑪[法]让-皮埃尔•阿泽马等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32页。
一方面，编者们批评拿破仑叔侄推翻共和国，建立专制政府，是为个人野心所驱使的违宪行为。他们斥责拿破仑·波拿巴利用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发动政变 ，“为了自身利益而推翻了一个自己本来必须捍卫的政府”[26]，“建立个人独裁王朝”[27]，是共和国的“叛徒”[28]。同样，第二共和国如果不是“被发誓捍卫它的总统背信弃义地扼杀了”的话，完全可以“保障法国的和平、自由与繁荣”[29]。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斥责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时滥杀无辜乃至儿童的诗作《受伤的儿童》（L’Enfant blessé）也被语文教科书所收录。[30]编者们普遍强调，民众受两个拿破仑蒙骗是因为政治教育缺失，指出：“人民的政治教育还没有完成，人民没有行使过自由的权利，容易为那些有意奴役他们的人所蒙骗。”[31]“法国人民还不习惯自由，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光荣的波拿巴的怀抱，后者却将法国置于自己的管制下，建立了帝国……其后，人民同样因为无知而不选共和派，反而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选为共和国总统，后者也推翻了共和国，重建帝国。”[32]
另一方面，编者们也致力打破“帝国就是和平”的谎言。他们将拿破仑叔侄诠释为战争和灾难的代表，批评两个拿破仑帝国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出于虚荣、任性或野心而发动战争……都在可怕和荒唐的战争后，在耗尽法国的人力和物力后，落得悲惨的结局。”[33]他们指出：“很多人以为拿破仑一世是个伟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天赋异禀但却不将才能用于为他人谋幸福者，不是伟人。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但他却用这一才能去摧毁欧洲，摧毁法国：拿破仑不是伟人……人们也被拿破仑三世所骗，被引向深重的灾难”[34]他们抨击拿破仑一世是“杀人犯和专制者”，他所发动的对外战争“无益且卑劣”[35]，“拿破仑留下的法国支离破碎，丧失了大片美丽的土地，牺牲了大批勇敢的孩子”[36]，而拿破仑三世贸然对普鲁士宣战，仅仅是期望通过胜利来“为拿破仑姓氏增添光彩”[37]。
易非喜欢曹操，是因为爸爸。爸爸爱饮酒，豪饮高歌，举杯前，他常大声吟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时还真有叫杜康的酒，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这酒却也跟着爸爸一起烟消云散了。
编者们尤其注重引导学童正确区分拿破仑帝国以侵略为目的而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和共和国以和平为目的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强调正是因为共和国进行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因此才接连取胜并扩大了法国的疆域，但共和国追求的是和平和稳定，因为“共和国的使命在于保障所有公民能够勤劳致富，而这个目标只能在和平中达到。”[38]教育部长贝尔在其编写的《公民教育课本》（Instruction civique à l'école）中尤其强调：“共和制的法国只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才能宣战。”他要求学童思考：“一个国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拿起武器？战争带给人类何种灾难？共和国相对于王朝在避免非正义战争方面有何优势？”[39]与此同时，编者们还着力强调共和国是人民普选的合法政府，因而能保证和平和秩序：“今天，和平强大的法国为自己选择了共和政府……每个法国人都可以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国家再没有理由遭受动乱的折磨而导致国力衰竭了。”[40]“今天，所有法国人都清晰地认识到，唯有国民自治的政府才能避免野心勃勃的战争和侵略，才能保障所有人都安居乐业。因此，共和国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41]“自1870年起，共和政府就是法国合法且永久的政府。革命再也没有爆发；相反，人民在自己投出的每一张选票里，都表现出对共和政体的由衷支持，视共和政体为理想政体。”[42]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成人教育还是在儿童教育上，共和派解构拿破仑帝国，建构共和国的重点落在两方面：一方面，共和派重视推进农村的共和主义化，努力向农民及其子弟传播共和思想，引导他们认识到帝国的真面目，转而支持共和国；另一方面，共和派努力树立共和国的和平形象，以回应农民传统的政治诉求和期望。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农村新的政治文化基础，打破农村民众对拿破仑的盲目尊崇，将农村引入共和主义的政治轨道，使得共和国真正成为“农民的共和国”。
三、结语
在19世纪，法国共和制度两度为帝制所颠覆，这与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以及他们对拿破仑的迷信不无关系。第三共和国政府清晰地认识到，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里，农民问题是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缺少农村的支持，就意味着缺少政治稳定的基础。共和国只有彻底割裂农民和拿破仑帝国的情感联系，获得农民在政治上的支持，成为“农民的共和国”，才能真正得以确立并巩固，而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显然是关键所在。正是为了建立“农民的共和国”，第三共和国政府大力改革肩负培养共和国未来公民和选民重任的初等教育，视初等教育改革为“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和“最重要、最持久的政治改革”，[43]同时携手民间教育组织推广成人教育。
[25] 1879年5月5日，费里在公共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法国国家档案馆资料，编号：F17 13955。
⑱ Hazareesingh, Sudhir.“The Société d’Instruction Républicaine and the Propagation of Civic Republicanism in Provincial and Rural France. 1870-187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1, No.2(1999), pp.296-297.
②参见法国学者Nique, Christian, and Claude Lelièvre. Histoire b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Paris : RETZ, 1990, p.220；Garrigou, Alain. Le vote et la vertu. Paris : PFNSP, 1992, p.20; Barral, Pierre. Les fondateur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 A. Colin, 1968, p.95; Beigbedo, Jean. La formation du futur citoyen à l’école primaire publique. Paris : Nathan, 1924, p.97 ; Gauthier, Guy, and Claude Nicolet. La laïcité en mémoire. Paris : Edilig, 1987, p.153；以及美国学者Hazareesingh, Sudhir. “The Société d’Instruction Républicaine and the Propagation of Civic Republicanism in Provincial and Rural France 1870-187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1, No.2(1999), pp.271-307。
③Barral, Pierre. Les agrairiens français de Méline à Pisani. Paris : A. Colin, 1968, p.19.
④楼均信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页。
由上可知，“工业为主”论对于“农业为主”论的立论依据“以农立国”论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发展工业，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与之相应，发展生产教育应当以“工业为主”，强调工业为主，并非否定农业的价值，而是工业发展以后反哺农业，推动农业工业化。
⑤ Rosanvallon, Pierre. Le sacre du citoyen. Paris : Gallimard, 1992, p.463.
⑥农民所购土地的平均价值以布卢瓦的统计数字为基础，取各地乡镇农民购买土地价值的平均数计算得出。参见Bois, Paul. Paysans de l’Ouest. Paris : Flammarion, 1971, p.338.
⑦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5页，43页。
⑧ [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5
⑨[法]让-皮埃尔•阿泽马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1页，69页，73页。
⑩1894年9月，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诬陷向德国出卖法国军事秘密文件，德雷福斯被革除军籍并判处无期徒刑，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排犹浪潮。案件不久即真相大白，但军方拒不承认错误，而法国社会则分裂成为支持重审和反对重审两个对立阵营，使得这桩司法案件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史称“德雷福斯事件”。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宣判无罪。
在推行“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中，采用“点状布局、垂直开发”模式、架空建筑形态，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生态环境，形成“房在园中、园在林中，林在山中”的生态休闲人居环境，使得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融合、协调推进。比如全省获批面积最大的全球性连锁度假村港中旅项目Club Med酒店，坐落于灵峰旅游度假区，整个项目依照地形地貌特征，依山而建，依势而就，零占耕地，充分利用林地、园地及未利用地，打造出了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成为灵峰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重要支撑。
滨湖到济南只有早上七点半一趟列车。第二天早晨，欧阳橘红顾不上修饰零乱的头发和通红的双眼，天刚亮，她就去了火车站，比雷志雄先到一个小时。
⑫ Barral, Pierre. Les agrairiens français de Méline à Pisani. Paris : A. Colin, 1968, p.39.
⑬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19页。
⑭ [法]让-皮埃尔•阿泽马等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7页。
本次研究在以手术病理检查结果为依据基础上，对乳腺肿块患者提供超声检查联合超声弹性成像检查，结果得出，联合检查的诊断符合率较常规超声检查、超声弹性成像检查（P＜0.05），和殷一飞等[3]人研究成果相符，提示超声弹性成像联合常规超声检查在乳腺肿块鉴别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另外，超声弹性成像联合常规超声检查的特异性、敏感度均较超声弹性成像检查、常规超声检查高（P＜0.05），进一步体现出超声弹性成像联合常规超声检查的可行性、有效性。
胡家庄碳酸岩型稀土矿石中可进行冷热台测温的石英中包裹体相对较少，该次实验共磨制了52片包裹体切片，双面抛光，厚度约300μm，仅有15片切片中存在可测试的包裹体，且测温片中所测包裹体长径均小于10μm。测温片镜下可见次生包裹体成线型分布[6]，原生包裹体多数呈独立散点分布(照片1)，有时可见与碳酸盐矿物生长边界协调。所列数据均为原生包裹体。包裹体类型均为气液两相包裹体[7]。
⑮Barral, Pierre. Les fondateur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 A. Colin, 1968, p.95.
⑯ Nique, Christian, and Claude Lelièvre. Histoire b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Paris : RETZ, 1990, p.220.
⑰Gauthier, Guy, and Claude Nicolet. La laïcité en mémoire. Paris : Edilig, 1987, p.153.
① 楼均信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页。
⑲ Barral, Pierre. Les agrairiens français de Méline à Pisani. Paris : A. Colin, 1968, p.38.
⑳ Barral, Pierre. Les fondateur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 A. Colin, 1968, p.95.
[31] Lavisse, Ernest. La nouvell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 A. Colin, 1895, p.227.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430/9。
[22] Barral, Pierre. Les agrairiens français de Méline à Pisani. Paris : A. Colin, 1968, p.39.
[23] [法]让-皮埃尔•阿泽马等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75页。
[24]法国教育联盟创建者马塞之言。参见Chevallier, Pierre, and Bernard Grosperrin.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à nos jours Vol 2 Document. Paris: Mouton, 1968, p.279.
经过共和派教育改革者的不懈努力，到1900年，法国男女文盲比率分别下降至4.3%和6.3%[44]，基本实现了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目标。与此同时，国家认同教育的广泛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将曾经是旧政治制度基础的广大民众转变成共和国坚实的“花岗岩的底座”，从根本上巩固了共和制度，使之从此成为法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三共和国也因而有了“致力教育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 éducatrice）的美名，成为法国历史上教育立国的典范。
[26] Moustier, M. D. Histoire de France à l’usage des écoles primaires. Paris : André fils, 出版年份不详，p.197.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编号 : BIB 10952。
[27] Lavisse, Ernest. La nouvell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 A. Colin, 1895, p.173.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430/9。
[28] Bert, Paul. Instruction civique à l'école. Paris: Picard Alcide et Kann, 1891, p.80.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8751。
[29] Steeg, Jules. Instruction morale et civique. Paris : Nathan, 1882, p.136.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9860。
(9) 加载采用液压泵+千斤顶进行加载，通过带显示器的荷载传感器进行控制，每一级荷载为2 kN(10 kPa)。
[30] Patriophile, Jean-Pierre. La corbeille littéraire des Ecoles Primaires. Paris: Céret, 出版年份不详，p.87.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430/2。
广播电视台在新的节目创作过程中，不能完全的按照新媒体大发展来要求新节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媒体在全球的广泛应用，但它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不足，所以，电视台在将传统媒体形式与互联网思维融合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不可以一味地抛弃自我优势，更不可一味地追求新媒体操作模式。
[21] Hussel, Jean-Pierre. Histoire des paysan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 Horvath, 1976, p.353.
[32] Gauthier, and Deschamps. Cours moyens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Hachette, 1910, p.135.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630/6。
[33] Bert, Paul. Instruction civique à l'école. Paris: Picard Alcide et Kann, 1891, p.80.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8751。
[34] Bayet, A. Leçons de morale. Paris : E. Cornély, 1902, p.107.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630/3。
[35] Moustier, M. D. Histoire de France à l’usage des écoles primaires. Paris : André fils, 出版年份不详，p.170.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编号 : BIB 10952。
[36] Cazes, E. Histoire. Paris: Delagrave, 1895, p.179.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500/3。
[37] Steeg, Jules. Instruction morale et civique. Paris : Nathan, 1882, p.136.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9860。
[38] Moustier, M. D. Histoire de France à l’usage des écoles primaires. Paris : André fils, 出版年份不详， p.237.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编号 : BIB 10952。
[39] Bert, Paul. Instruction civique à l'école. Paris: Picard Alcide et Kann, 1891, p.36.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8751。
[40] Lavisse, Ernest. La nouvell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 A. Colin, 1895, p.249.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编号：1J 430/9。
[41]Calvet, C.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 Bibliothèque d’éducation, 1909, p.257.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15545。
[42] Guiot, and Man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 Delaplane, 1906, p.251.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编号：131。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欧美国家也经历了乡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协调阶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改革》编辑部编辑张世贵梳理了发达国家破解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经验。
[43] Capéran, Louis. Histoire de la laïcité républicaine. Paris :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61, p.2.
[44] Gontard, Maurice. L’oeuvre scolair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Toulouse : CRDP de Toulouse, 1976, p.88.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法国‘共和民族’认同思想构建与教育实践研究（1789—1914）”（项目号：16BSS042）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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