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国际投资论文,相互关系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视野中的贸易和投资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歧
无论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理论，还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理论，其分析逻辑、政策主张以及理论前提基本一致，都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从H-O模型来看，推理简单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造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框架内，市场是完全的市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被严格的前提假设省略了，因而贸易是一个企业或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
由于在早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国际直接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所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可能在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衍生出来，只能另辟蹊径。一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产生是从海默(S.H.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开始的。海默认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不完全的产物。跨国公司可以凭借特有的优势，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这就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1]这个理论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注重微观层次的企业行为分析和行业组织结构特征的分析。其分析框架与贸易理论完全不相容，没有考虑国际贸易的因素，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
这种理论分歧的原因，必须追溯到传统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即新古典经济学要素生产理论。这一生产理论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是建立在线性方法之上。一方面，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切点惟一，即最优生产方式是要素的等比例投入；另一方面，要素投入与产出同比例变化，不存在规模经济。可见，一般均衡时要素的结合方式是固定和线性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和最优的。在线性系统下考察国际分工，可以发现要素价格的差异将直接叠加列产品上，要素的禀赋优势必然完全表现为产品的价格优势。所以，在线性系统的前提下，传统贸易模型的推导和结论是正确的。而且在线性系统下，厂商生产的技术过程是无差别的，国家间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充分的利用，由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所以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发生。而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是市场不完全下的公司垄断优势，其所隐含的假设是厂商之间的生产技术过程是有差别的，即当要素相对价格惟一确定时，不同厂商之间的要素投入组合是不同的，这个隐含假设所表达的含义是要素的非同质性、要素间存在互动的非线性作用以及生产过程的非线性。因此，理论前提和隐含假设的差异决定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之间的分歧。
（二）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发展中的交叉与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暴露无遗。经济学家开始用新方法来研究贸易和投资，开始重视贸易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交叉与融合。从理论发展历程看，这种交叉与融合的主线有四条：一是在不断放开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引入企业行为、国际直接投资等因素；二是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中讨论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三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四是尝试在同一基石上建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一体化的一般理论。
1.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融合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纳入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是弗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理论问世的，而后由弗农和其他学者推广至国际投资领域。该理论以产品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将垄断优势与区位优势结合起来进行动态分析，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2](p.19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增长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巴克利(P.J.Buckley)、卡森(M.Casson)等人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内部化理论认为，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当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从而市场交易费用过大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将国际市场内部化。企业内部化国际市场的过程就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跨国公司形成的过程。同时内部化理论也说明了企业选择国际生产方式的标准，即比较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贸易的交易费用与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费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费用小于管理费用则选择国际贸易，反之则选择对外直接投资。[3]
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以往各个学派的成就，力图对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活动进行统一的解释。该理论的核心思想由三项优势构成，其一是“所有权特定优势”，继承了垄断优势说；其二是“内部化优势”，继承了内部化优势说；其三是“区位特定优势”，借用了俄林的区位优势理论研究方法。企业根据拥有三项优势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企业拥有全部三项优势，将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将进行出口贸易；只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将进行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
2.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吸纳
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引入，源于“里昂剔夫之谜”的出现和当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人们开始审视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而突破新古典理论的前提假设，试图从更宽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
以克鲁格曼(P.Krugman)等为代表的学者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注重跨国公司的作用，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赫尔普曼(E.Helpman)与克鲁格曼曾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跨国公司的产生，他们假设贸易的目标是使两国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利公司内贸易。贸易模式反映了“比较优势再加上用以实现规模经济的专业化”。[4](p.316)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但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公司和公司内贸易就会出现。各国要素禀赋构成的差异越大，公司内贸易的份额也越大。
将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的分析框架使贸易理论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贸易理论开始明确放弃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和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这实际上是将跨国公司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生产纳入了国际贸易的分析中。纵向国际直接投资可以看作是国家间要素比例不对称的产物，企业总部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要素价格。在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资本禀赋丰裕的国家，而将一般生产行为安排在其他国家，以利用要素价格差异。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异，在企业可以进行国际投资的条件下，将导致国家间贸易格局的变化：资本密集型国家将主要出口总部服务，以交换差别和同质最终产品；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转让总部服务利国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成品出口构成跨国公司的直接贸易。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中间产品出口和进口。要素禀赋差异越大，这种进出口的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和贸易中的作用也越大。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投资与贸易。
将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源于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分析。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是R&D及其他总部行为的固定成本太高，因而多区位生产将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R&D等总部行为既是国际投资的基石，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国家间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差异，使得企业在拥有优势的国家生产经营更为有利。国家间的相似性越高，其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的FDI，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也就越频繁。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可以共存。这一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和贸易同时增长的现象。
二、贸易投资关系分析的主要模型及有关经验研究
实际上，相当多的贸易和投资理论中都隐含了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判断，但正式的研究是由蒙代尔(Robert A.Mundell)开始的。迄今为止，关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都集中在考察两个问题上：一是贸易与投资之间到底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二是两者何为因果。有关的实证研究也多集中于此，并偏向于验证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
（一）贸易投资关系分析的主要模型
1.蒙代尔的贸易和投资替代模型
蒙代尔的研究是建立在2×2×2的标准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他首先假定了一种情形：生产要素在两个国家之间不能相互流动，同时也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X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A，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B，Y国则正好相反。在贸易均衡的状态下，两国间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均等。如果由于某种外部原因，资本在两个国家间的流动障碍全部消除，这时由于两个国家间资本的价格相同，资本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不会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原来的贸易均衡也不会被打破。
然而，当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关税壁垒等贸易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设Y国对从X国进口的商品A征收关税，征税的结果是Y国A商品价格提高，使得Y国厂商即使以较高的成本生产A也能盈利，从而引起Y国资源的重新配置。Y国A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和劳动从B商品生产部门流向A商品生产部门。伴随而来的是Y国资本要素价格上涨，资本要素报酬率提高。在Y国资本要素高回报的刺激下，X国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等各种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资本的不断流入最终会实现两国之间要素价格的重新均等。当关税引致的要素流动使要素价格在两国间均等时，资本流动就会停止，关税也不再发生作用。从整体上看，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进口商品A的国内产量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商品A产量的减少，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蒙代尔得出结论：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罗勃津斯基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5](p.312)
2.马库森(James R.Markuson)和斯文森(Lars Svensson)的互补关系模型
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国际商品贸易替代性的结论，是在H-O模型中两国只有要素比例不同，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如果改变假设条件，则会导致要素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而非替代性。马库森和斯文森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6](p.175)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马库森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中国和美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但美国在钢铁行业中的技术比中国高，那么美国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当两国进行贸易时，美国将出口钢铁。而美国钢铁生产（资本密集）的增加将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增加，工资率下降。当中国专门生产服装时，中国的工资率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马库森证明，当达到贸易均衡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较高，而中国的工资率较高。考虑由于要素价格差异使得要素发生国际流动，则资本将流向美国，而劳动将流向中国。按照罗勃津斯基定理，美国将扩大钢铁生产，减少服装生产，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钢铁的出口和服装的进口。要素流动增加了贸易。因此，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是互补的。
3.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
Neary的研究发现，在3×2的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7]他假设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三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假设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同，只有土地禀赋不同，美国有更多的土地。因此，与日本相比，美国的土地收益率较低，工资较高；但美国的资本收益率既可能高于日本，也可能比日本低。美国的资本收益率是否比日本高，要看其制造部门的劳动力和产出是否比日本多。更多的土地和更高的收入意味着对制成品的更多需求，而相对较低的粮食价格因替代效应减少了对制成品的需求。因此，土地增加对资本收益率的净效应依赖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在此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美国的土地和资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劳动较贵）；另一是美国的土地便宜，而资本和劳动较贵（双要素稀缺）。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流向日本，同时日本的劳动流向美国。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激励使日本的劳动和资本都流向美国。当美日两国由封闭转入自由贸易时，美国出口粮食使美国的粮食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资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资本流向日本的激励增加，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互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贸易使得日本资本流向美国的激励减少，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替代的。因此，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4.补偿投资模型
Bhagwati和Dinopoulos的补偿投资模型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贸易和投资关系的。[8]他们认为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不仅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等纯经济因素及现实贸易障碍，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或互补。补偿投资描述的是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一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甚至可能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身会减少或者避免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联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可以在预计的第二期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这种理论模型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加作了较好解释。
（二）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Hein通过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数据的政策模型分析指出，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导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他认为是出口早于或者说引致了FDI。[9]而Lucas通过对东亚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出口引致FDI的结论。[10]
Jun和Singh研究了1969至1993年问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四个国家（泰国、厄瓜多尔、葡萄牙和希腊）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新加坡）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马来西亚、墨西哥以及尼日利亚）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1]
Stone和Jeon探讨了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距离变量与贸易之间为反向关系，与FDI却不显著；区域集团对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FDI不明显；贸易与投资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1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对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5年断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了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来看，FDI与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与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低，FDI的影响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增大。人均FDI流入量每增加1%，高、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分别上升0.55%、0.31%和0.28%。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FDI对高技术含量出口有很高的显著性，对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也有较高的显著性，但对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影响不显著。[13]
三、建立融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尝试
首先尝试将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建立在同一基石之上的是小岛清(K.Kojima)。他认为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的原则。指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贸易和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原理”的基础之上。[14](p.444)
在小岛清的2×2×2模型中，假定同B国相比，A国资本丰富，X商品（劳动密集型）与Y商品（资本密集型）均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函数，而且Y商品的优势程度大大超过X商品（技术差距很大）。并假定A国对B国X商品进行直接投资时，新的生产函数比较容易普及，而对B国Y商品进行直接投资时，新的生产函数普及比较困难。由于A国Y商品、B国X商品分别具有比较优势，将发生A国出口Y商品、进口X商品的贸易。贸易的作用使得A国发生缩小X产业、扩大Y产业的结构调整，X产业的企业必须转向Y产业或者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在A国对B国的X产业进行投资时，由于小岛清把直接投资定义为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和普及，并且不考虑货币资本流动，因此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A国的Y产品更具比较优势；而接受投资的B国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函数，生产率提高，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由此达到新的更高的贸易平衡点，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出了贸易。在这个模型中，要使直接投资导致贸易发展，必须由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接受投资国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由此，小岛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
小岛清提出，可以将贸易和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因为在贸易方面，按照既定的比较成本，一国通过对比较优势产业实行专业化，并出口该种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产业并进口该种产品，就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投资国从趋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投资，可以使对方国家因为缺少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由于采用先进的生产函数而显现出来。由此，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进行有更大贸易利益的贸易创造条件。这里，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是从把这种更先进的生产函数移植给对方国家（这在单纯进行贸易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的动态原因产生出来的。贸易是按照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而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新的比较成本，两者都以比较成本原则为判断标准，因此可以把两者建立在同一个综合理论的基础上。
尽管小岛清的理论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实践相去甚远，但他为建立一个融合贸易和投资的一般理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简要的评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事实上，从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时间关系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也没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理论解释。从经济国际化的历史看，国际贸易的出现早于国际资本的形成，国际贸易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后才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并表现为投资的先导。直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以货币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国际运动才开始。与此同时，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本的运动亦显现出来。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资本的国际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全部资本增值过程亦延伸到国界以外。虽然这时国际贸易、间接资本输出也在继续发展，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规模和速度更为突出，成为资本国际运动的主要动向。这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国际直接投资和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发展，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人们发现，国际贸易仅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条件下替代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世界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次佳方法，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以国际直接投资为形式的生产资本流动。因此，蒙代尔提出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假说。然而，更多的观察发现贸易和投资是互补的，马库森和斯文森为此进行了理论解释。
同时，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贸易和投资联系起来研究，都试图把对方拉入自身的理论框架之中。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假定被放宽或放弃，开始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并设想从公司（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而对公司行为和公司特定优势的分析，由于其连接市场结构的不完全、公司的垄断优势和新产品新技术，被认为是更能说明当代贸易格局的演变，更能解释产业内贸易，同时也是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思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更多地从产业、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利用OIL模式对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三种形式进行了统一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商务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的决策对贸易格局、投资格局的影响已不可忽视。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开始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进行，跨国公司的国际一体化生产和公司内贸易逐步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在地理区域与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贸易流动与投资决策上也具有同步性。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贸易导致投资还是投资导致贸易，也不是投资替代贸易还是贸易替代投资，或两者互为补充，而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日益融为一体，显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
现实经济的变化，促使人们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尽管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理论界广泛承认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方向。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是国际分工深化的产物，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国际分工研究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应该作为研究的主体。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历史延伸，当企业内部分工跨越国界、扩展到国际范围时，便形成跨国公司的内部国际分工。正是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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