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洋学与明治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近世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后，便把近代西洋社会作为目标，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成果卓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欧美称明治日本是“一跃凌空的亚洲凤凰”，而康有为更是对明治维新发出惊叹：“泰西以五百年讲求者，日本以二十年成之，盖地球所未有也。”①此类溢美之词举不胜举，造成了明治日本突变论的盛行。然而，历史的逻辑关系果真如此吗？本文将通过论述洋学的发展过程，对上述史学界的“常识”提出质疑。
日本与西洋的最初邂逅是在1543年，是年一艘载有葡萄牙人的帆船因遭海难而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六年后的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沙勿略来日本传教，正式揭开了有史以来日本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序幕。自1549年直至1639年德川幕府彻底驱逐所有传教士及其后援葡萄牙人为止，耶稣会向日本派遣传教士达290名②，1605年全国信徒人数达75万人，占总人口的约4％③。在传教过程中，西洋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至生活方式等诸多欧洲世俗文化也进入日本，以致在日本人的一般生活中也兴起了一股南蛮热。据时人所著《知耻篇》载：“岁月时节之风习、冠婚葬祭之礼仪、宾客朋友之交际、道德节仪之心操、饮食衣着之调度，皆取南蛮风。”④然而，德川幕府于1633至1639年，先后发布了五次涉外禁令，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此即学界所说的“锁国”政策的开始。然而，虽然天主教遭到毁灭性的镇压，但南蛮文化⑤却没有随幕府的禁教政策而断绝。
在天文学领域，在被官方认可的《乾坤辩说》(1656)一书中，虽然视天主教为“异端妖术”，但却承认了传教士们传来的地圆说理论；又由于传教士为传教而进行的天文学普及活动，使天文学在日本摆脱了朝廷的垄断，开始流向民间，并几经传承成为兰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医学领域，泽野忠庵所著《南蛮流外科秘传书》，在禁教风潮中为避开“南蛮”字样，于1696年改名为《阿兰陀外科指南》出版，使西医外科技术顽强地生存下来。兰学始祖杉田玄白在祖述兰学源流时曾说：“其时有西吉兵卫传西流外科。此人初为南蛮通辞，传南蛮医术。及至南蛮船被禁止入津，又为荷兰通辞，传荷兰医术。此人兼倡南蛮、荷兰两流，世称西流。”⑥从这种传承可以看出，南蛮科学不仅是日本人认识西方科学历程中的开端，也是链接兰学阶段的重要环节。此外，一些南蛮通辞也转为荷兰通辞，他们最大贡献在于传播了荷兰语，前野良泽等兰学大家就是师事这些通辞而习得荷兰语的。据统计，当时这样的通辞有150人⑦。这个通辞集团在潜移默化地接受和传播着西方文化，成为兰学兴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总体而言，虽然南蛮文化时代由传入的包括西方科学在内的西洋文化尚处于中世纪的阶段，但对日本人理解西洋文化和西方科学，开阔文化视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经过辗转传承的百年浸润，跨入了兰学阶段。
所谓兰学是日本知识界以荷兰语为媒介学习、研究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并了解世界的学问。由杉田玄白(1733-1817)、前野良泽(1723-1803)、桂川甫周(1751-1809)等人译述的《解体新书》⑧是兰学兴盛的标志。他们通过尸体解剖，惊奇地发现《解体新书》原本中的插图竟与人体结构分毫不差，“因惊荷兰实测穷理”，遂于1774年完成了《解体新书》的日文译稿。全书由4卷28篇组成，在系统移植西医解剖学的同时，还创造了沿用至今的脑髓、神经、动脉、盲肠等西医术语⑤。更重要的是，译者们还由此掌握了通过观察与实验推导出科学理论的近代科学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兰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完成了日本科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该书不仅开辟了一条通向近代学术的道路，还引起了日本学界格局的变化，即：兰学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成为近世日本三大学问体系之一。
下面从兰学各主要学科的奠基之作，以窥兰学发展状况。
如前所述，兰学是从医学起步的。随着兰学家对西方医学知识的不断扩展，人们开始发现前述《解体新书》中多有误译之处。为此，杉田玄白指派弟子大槻玄泽对该书进行修改订正，书名为《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完成)。该书不仅修正了前书的错误，而且为原书作了大量的注解，并编制了若干附录，其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二。《重订解体新书》已经不仅仅是一部译著，对在日本普及西洋医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1792年宇田川玄随翻译刊行了当时世界著名医学家考特(Gorter)于1774年发表的《西说内科撰要》，将西医内科引入日本。1825年大槻玄泽又译出《疡医新书》，引进了西医外科临床技术。1832年高野长英译《西说医原枢要》和1849年绪方洪庵著《病学通论》的发表，在日本开始了西医生理学和病理学的介绍和研究。由此，作为西医基础理论主要分科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全部传入日本。此后，眼科、产科、儿科等分科医学均出现了日文译著，科别不断细分，知识日渐深化。通过兰学家们的上述活动，近代西方医学在日本确立了地位。
在天文学领域，本木良永于1774年和1793年先后翻译了《天地二球用法》、《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记》，专门介绍了哥白尼的的太阳系理论以及经开普勒、伽利略直至牛顿的地动说的发展进程，并指出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是旧学，而哥白尼创始的太阳中心说是新学。本木良永的弟子志筑忠雄对牛津大学教授凯尔(Tohn keill，牛顿的学生)的天文学著作潜心研究二十余年，于1802年编译成著名的《历象新书》。该书讲述了地动说和天体运动的原理、详细论述了太阳系各项常数及运动规则、解释了天体运动的引力法则，以及上述理论的数学基础等，还对近代天文学中至关重要的向心力和椭圆运动原理做了图解。通过本书的翻译，牛顿的天体力学体系被完整地移植到日本。更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在该书附录中提出了曾被恩格斯赞誉为“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⑩的宇宙起源星云假说(11)相媲美的星云说理论。志筑忠雄完全依靠自己的研究，与欧洲几乎同时代建立起自己的星云假说理论，由此可窥见他对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的理解已经相当深透了。志筑忠雄通过译著《历象新书》和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在日本构筑起近代天文学及天体力学的理论基础。
在穷理学(当时对物理学和化学的总称)领域，1825年青地林宗译述的《气海观澜》，描绘了19世纪初欧洲基础物理学的概况，使物理学在日本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836年，帆足万里在参考十余种欧洲天文、地理、物理、博物等领域著作的基础上撰写的《穷理通》可谓物理学的百科全书。该书涉及中国、埃及、希腊的古代历法；恒星、银河、太阳自转以及日食和月食的原理；地球形态、地势、气候、地质到海洋潮汐、引力、大气等诸多分支学科的知识。该书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日本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甚至明治维新时代来日本的荷兰人也“为江户时代能有如此杰出的学者而颇感惊异”。至天保年间(1830-1843)，化学也以舍密学的名称形成独立的学科。宇田川榕庵撰《舍密开宗》(1837年)全21卷，包括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并以被称为近代化学革命的元素概念为中心，论及化学反应和试验方法等，为日本化学研究奠定了基石。
在植物学领域，宇田川榕庵拟照佛典文体撰著的《菩多尼诃经》和《植学启原》，研究并介绍了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耐的植物学理论，阐述了植物的构造、组织、生理及林耐的分类法，从而在日本建立起近代植物学理论。
作为了解西洋地理和历史的世界舆地学，是兰学中的重要领域，且十分发达。山村才助于1803年完成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参考著述百余种，涉及内容广泛，可谓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大槻玄泽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赞誉说：“其说精详明备……坤舆方域之至大、四方万国地形之广袤、国俗之情态、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周悉至其极。”(12)据统计，1618-1873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包括地图)和历史的译、著总计为451种。而其中1720年(德川吉宗实行汉译洋书缓禁政策)至1853年为300种、1854至1868年(明治维新)为113种(13)。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促发了日本人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大势的欲望，亦为后来兰学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日本学者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14)；“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15)。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科学的主要成就已大体移入日本，可以说是兰学开创了日本科学史上的新时代。
随着西洋近代科学的不断扩展，西洋的社会思想也成为兰学家们关心的对象，并最终产生了社会批判意识。以下仅略举两例，以窥这一发展线索。
山片蟠桃(1746-1821)早年曾就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开明儒学的怀德堂，自接触兰学后，积极宣倡太阳中心说等西方科学，思想发生了飞跃。山片蟠桃的思想完整地反映在其可称为江户时代思想奇书的《梦之代》(16)(1820)中。该书参考了诸多兰学书籍，论题涉及天文、地理、制度、日本神代史等广泛领域。山片蟠桃之所以信奉西洋科学，是因为西方人“往来海外诸国以测量而言天文，舣大舶抵万国以正天文地理，故无梵、汉、我国虚妄之说”。山片蟠桃在接受并消化西方近代天文学理论体系，摒弃地心说旧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恢弘的“大宇宙理论”。据这种理论推断，宇宙间排列着大小无数个与太阳系类似的恒星系，并推测在其它恒星系中也存在着人类社会。这种假设给出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孕育了山片蟠桃先进的社会思想。针对日本神代史中“先有君而后造民”的传统谬说，山片蟠桃依据近代科学思想，直截了当地指出：“有天后有地，有地后有人，有人后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有庶民后立君，一旦君立，万民皆为其役”。由此，唯物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史，这似乎是在诠释卢梭的“人类不平等之起源”和“社会契约论”思想。山片蟠桃还基于他先进的近代天文学知识，讽刺日本传统的神、佛宇宙观是“奇说古今无类，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并尖锐地指出：“学神道而貌似博学者，何愚至此，学佛者迷惑于三世因缘之虚妄而无不愚。”山片蟠桃运用近代科学理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破除了许多传统的旧思想、旧知识，并试图建立科学的近代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
如果说山片蟠桃试图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那么渡边华山则是试图用兰学知识实现变革社会的先驱者。渡边华山(1793-1841)于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掌管藩政的长官)和海防系(负责海防的官职)。面对当时国内饥馑和英国势力东渐威胁日本的内外形势，为改革藩政和海防建设，渡边华山敏锐地发现了兰学的社会价值，提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17)，“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18)。渡边华山的志向得到了幕臣江川英龙(19)的支持，并应江川之约写下了《诸国建地草图》、《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等论著，为幕府提供咨询，而《慎机论》更是为解决日本当时内外危机状态的名著。
渡边华山清醒地指出：“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20)针对内外形势和与西洋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21)，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22)的应对原则。这就是华山兰学中“变”的主题。
渡边华山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他首先扼要精当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首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23)，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24)。
接下来的问题是，19世纪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押领”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25)，“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之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26)。简而言之即是：科学精神、实学观念、世界视野。这就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华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27)，“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琴”(28)。
面对剧烈变动的世界，渡边华山的答案是学习西洋，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明确提出：“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29)总之，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我们还可以从渡边华山的著述中梳理出试图以西洋为榜样而改变日本的一系列愿望：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殖民者对东亚的武力威胁，“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之局面。总之，渡边华山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遗书中，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30)。
综观上述，可以抽象出华山兰学研究的特色，即具有明显的宏观性和功利性。华山兰学视野宽阔、自成系统，通过自他认识，在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的弊端，并开出了学习西洋，以变应变的救世处方，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应对来自西方殖民者挑战的总原则。可以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对西洋的理解以及对文明论的阐述，始终居于最高水平。
随着兰学影响的不断扩展，自然形成了遍布日本的兰学网络。
杉田玄白等兰学前辈开创的兰学，由他们的高足大槻玄泽(1757-1827)继承光大。大槻玄泽治学严谨，一生译著书凡110种(31)。大槻玄泽最大的功绩是他开创的兰学教育事业，即1786年于江户开设的芝兰堂。据芝兰堂塾生名簿统计，入学者共计有99人，遍及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32个县(32)。可见，芝兰堂作为兰学宗家，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后的稻村三伯、山村才助、小石元俊、桥本宗吉等兰学中坚人物都出自芝兰堂。因此，大槻玄泽被视为兰学正统，并被誉为兰学泰斗。通过大槻玄泽的兰学普及教育活动，兰学正如“滴油入水布满全池”(33)，进入了全盛期。
日本宽政六年11月11日(相当于公历1795年元旦)大槻玄泽于芝兰堂设宴，聚集了包括杉田伯元、宇田川玄随、森岛中良等兰学大家和漂流俄国后归国的大黑屋光太夫在内的兰学同仁29人，召开新元会(习称“荷兰正月”)，庆祝公历元旦。其时，大槻玄泽作《兰学会盟引》，表达了对西洋及西方科学的景仰和立志光大兰学的志向：“夫西方之人，其性机巧，上自天文历数，下至凡百技艺，孰出其右？呜呼，无怠无荒，解其孚甲，成其华实，孜孜无已者，其从今日始。”(34)会堂还悬挂着“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邻”的横标和西方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的画像，充分显示出与会兰学家们开放的气度和广阔的国际视野。这种新元会一直继续到玄泽之子大槻玄干去世的1837年(35)。
在江户，还有宇田川玄真和吉田长淑两大兰学系统。宇田川玄真师从大槻玄泽，而出自宇田川系统的著名兰学家有坪井信道、箕作阮甫，以及适塾塾主绪方洪庵和幕末风云人物佐久间象山等人。吉田长淑学于桂川甫周，于1812年开设兰馨堂(兰馨为吉田长淑的号)，其门人达150余名，其中著名兰学家有高野长英、小关三英以及象先堂堂主伊东玄朴等。
上述江户的兰学普及活动逐渐扩展到日本各地。京都兰学始于小石元俊开设的兰学塾穷理堂。与小石元俊齐名的还有大槻列泽的另一位门人，即参与编纂《波留麻和解》(荷日辞典)的稻村三伯，其弟子藤林普山、小森玄良被誉为京都兰学双璧。京都兰学还开创了汉兰折衷(中西医结合)学派。大阪是与京都齐名的又一个兰学基地，也是日本天文学研究的大本营。高桥至时、间重富为兼通荷兰、日本、中国天文学的著名天文学家。而兰学大家桥本宗吉可作为大阪兰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译著除医书之外，还有《电气译说》、《究理原》等物理学书籍，明显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町人层的实际需要。
在长崎还存在着独具特色的兰学塾，即由德国籍的荷兰商馆医生西保尔德(Phili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开设的鸣泷塾。西氏家族为德国医学界之名门，西保尔德本人毕业于大学医科，而且通晓诸多自然科学领域，可谓学识广博。西氏于1823年来日本，翌年即在长崎郊外的鸣泷开设兼具学塾与诊所功能的鸣泷塾。西保尔德在鸣泷塾做过腹水穿刺、肿瘤切除及其它外科手术和眼科、产科、妇科手术(36)，由此丰富了塾生们的临床经验。鸣泷塾的教学和科研不仅限于医学，还包括其它西洋自然科学。当时从学西保尔德的塾生们，年龄多在20-30岁之间，而且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兰学知识，因而鸣泷塾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是高层次的。西保尔德一改埋头翻译的日本兰学传统，把他自己研究日本计划中的课题分派给弟子们，并要求弟子用荷兰语提出研究报告。据考，塾生们提交的论文有：美马顺三的《日本产科问答》、高良斋的《生理问答》和《日本疾病志》、高野长英的《日本茶树栽培与茶叶制法》等15篇(37)。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学生们提高了运用荷兰语的能力，而且直接实践了西方近代科学试验观察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提高了对西方科学实际应用的能力。鸣泷塾为日本人独立进行近代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日本学术史、教育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时在鸣泷塾就学的日本人凡百余人，其后多为著名兰学家。诸如作为渡边华山兰学智囊的高野长英和小关三英、开设象先堂的伊东玄朴、幕府蕃书调所教授伊藤圭介和黑川良安、参加《厚生新编》翻译的凑长安、竹内玄同等。鸣泷塾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遍布日本各地。在与西保尔德交往的人物中还有鹿儿岛藩主岛津重豪、岛津齐彬、中津藩主奥平昌高、福冈藩主黑田齐清等“兰癖大名”，以至当时有“西保尔德旋风”之说。诚如西氏所说：“鸣泷成为尊崇欧洲学术之日本人的集聚地……由此区区小天地将科学的新曙光辐射四方。”(38)
从上述不难看出，各地兰学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并不是各自孤立发展，而是通过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辐射日本各地的兰学系统。据统计，杉田玄白的天真楼104名学生就分别来自“畿内、七道(39)国”(40)，其中：东海道十国26人，东山道六国25人，北陆道六国18人，山阴道三国6人，山阳道三国6人，南海道四国10人，西海道五国12人，畿内山城国1人(41)。鸣泷塾塾生辐射区域，除长崎外为13国(可考者)：筑后2人、筑前4人、久留米1人、肥前1人、伊予1人、阿波1人、赞岐1人、周防2人、长门2人、安艺2人、备后1人、备前2人、美作1人(42)。出自著名兰学塾适塾和象先堂的塾生，更是遍布了日本现行行政区划的47个都道府县中的45个(43)。
兰学人才不仅分布地区广泛，而且还来自各个阶层。日本学者曾经对1796年和1798年两次出席新元会的兰学家的出身地和身份作过统计，他们所属阶层分别为：藩主7人；幕臣、藩士7人；幕府侍医、藩医26人；町医8人；通辞3人；庶民6人；其他10人(44)。还有学者对可考的111名适塾塾生的身份作过统计，其中：藩士15人；幕府侍医、藩医等46人；町医34人；农民13人；町人、神官3人(45)。可见兰学家们已然形成一个以兰学为纽带，跨地区、跨阶层的社会群体。
在1853年美国伯理舰队来日本叩关、幕末开国的刺激下，积累雄厚的兰学终于跨入幕末洋学阶段。如果说兰学是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学问的活动，那么幕末洋学则是将西方科学、学术广泛地应用于实践的社会运动。同时幕末洋学的知识来源，也从兰学时代的荷兰语书籍扩及到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的著述。
正如渡边华山所预言的那样，传统的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面对现实，幕府为富国强兵，开始全力扶植以西方近代军事科学及相关学科为主要内容的幕末洋学，诸藩也为振兴藩政而纷纷招聘洋学家。
在幕府和各藩上述政策引导下，民间兰学塾也逐渐改变了学问的方向。自兰学初兴至幕末，有据可查的的兰学塾有34所，总计培养塾生9000余名(46)。这些塾生中的不少人或受聘为幕府洋学机构蕃书调所和各藩洋学设施中的教授和主导人物，或于体制外为社会变革奔走呼号，成为在幕末维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影响最大的民间洋学塾当属前述伊东玄朴和绪方洪庵分别于江户和大坂开设的象先堂和适塾，两学塾在学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853-1855年间，达到1000人以上(47)，由此可鉴塾生们的求实用的功利倾向。两大学塾培养出诸多具有西方科学和思想素养的医学家、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从中涌现出大批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象先堂出身的有日本近代法学创始人津田真道，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肥田滨五郎，明六社成员神田孝平。适塾则造就了幕末志士桥本左内，明治政府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日本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陆军西化指导者大鸟圭介，明六社成员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秋坪，历任明治政府大藏卿、枢密院顾问官、农商大臣的佐野常民(先后学于适塾和象先堂)等(48)。
幕府因军事、外交上的需要，聘用箕作阮甫等著名兰学家于1856年建立了综合系统研习洋学的机构“蕃书调所”(1863年改称开成所)。蕃书调所开设之初即招收学员350名，至1866年在开成所担任教授的一流兰学家计有31人(49)，开设科目除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各国语言外，还有地理学、天文学、究理学(物理学)、数学、物产学、器械学、画学(测量学)等。开成所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1953年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的盖有蕃书调所——开成所印记的洋书达3500册。开成所已经具备了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成为近代日本的人才摇篮。
幕府在启用国内洋学家创立洋学基地的同时，还直接请进大批欧美专家，以满足各技术领域的实际需求。自1855年幕府开办海军讲习所到明治政府诞生的1868年，包括各藩延聘的外国专家在内共达212人，其中涉及军事、外交、语言、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幕府还积极将日本人送到欧美，实地考察并摄取西方文明成果。自1860年幕府首次派出赴美使节团至1867年的仅8年时间里，先后遣往欧美各国的使节团就达6次之多。再加上1862年派往荷兰的留学生15名，派出总人数越300人(50)。幕府通过上述知识、技术、人才的积累，于1853-1867年陆续兴建了拥有近代设备的江户大筒铸立场(铸炮场)、浦贺造船所、石川岛造船所、关口大炮制作所和江户泷野川火药制造所等重工业基地(51)。
在幕府示范下，不少强藩也纷纷效法幕府，招聘洋学家开办洋学教育机构，并着手创办近代工业，其中萨摩藩尤为突出。萨摩藩在“兰癖”藩主岛津重豪(1745-1833)时代就十分重视兰学，岛津齐彬(1809-1858)继任藩主后，更热心于搜集洋书，并先后聘用伊东玄朴、坪井信道、箕作阮甫等当时一流洋学家翻译西方书籍，以资炮术、造船之用。1853年萨摩藩建成反射炉，1855年制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同时还从外国购入船只，用于军事或贸易，使自己的船舶保有量居群藩之首。1857年，将藩内所有西式设施总称为“集成馆”，开始研制瓦斯灯、电机电信等近代工业制品。1864年，该藩创办了传授陆海军各科技术的藩立开成所，并于1867年建成日本第一家洋式纺织厂——鹿儿岛纺绩所。不断的洋学实践使萨摩藩成为幕末雄藩之一，并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他各雄藩的具体发展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大抵贯彻了同一宗旨。从洋学教育看，全国240所藩校中有77所藩校开设了天文、地理、化学、物理、数学等洋学课程(52)。从工业设施看，有佐贺、萨摩等八个藩共建造反射炉达28座，铸炮约360余门(53)，由此也可窥见明治维新前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规模之一斑。
“一个比较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这种变化无疑对社会所有的建制都有影响。”(54)幕末开国时期的日本也不例外，与科学技术的兴盛并行的是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活跃。如果说兰学使日本人朦胧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社会原理之先进，那么幕末洋学则逐渐萌生出通过学习这些原理将日本改造为世界强国的信念。以下聊举几例，以窥其发展脉络。
幕末洋学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无遗，表里兼该”(55)的融合东西文化的原则，并将此视为日本开国进取的指导思想。这里的道德指传统的东方社会伦理，艺术则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实用文明。佐久间象山试图将日本传统的社会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这种融汇东西，取长补短的思想，为游移于传统与西洋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案，影响极大。另一位洋学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则将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他热情地褒扬欧美国家的议会制度和社会政治原理：“在美利坚，华盛顿以来……取智识于世界各国，以裨益政教为务……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在“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悉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56)。可见，佐久间象山侧重崇尚西洋“艺术”，横井小楠则极力宣倡西洋“道德”，二人对西洋文化的取舍全部相同，但从试图以西洋为目标来改造日本社会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似乎都在从不同的侧面深化着渡边华山的以西洋为目标的变革思想。
加藤弘之(1836-1916)依据西方政治理念撰著《邻草》，比横井小楠更加激进。他先是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上的四种政体，即：君主握权(君主专制)、上下分权(君主立宪)、贵族专权(贵族政治)、万民同权(共和制)，并认为，万民同权和上下分权最为“公明正大”。加藤弘之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才是国家之“大本”，而“船炮之制造，武技之操练等，仅为武备之外形”，“若不先求其精神(西方的政治制度)，则外形一无益处”，并直截了当地呼吁，“于今速速改行上下分权之政体，以兴善政”(57)。
西周、津田真道对西方法学等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日本人理解西方社会的又一重要环节。他们在荷兰留学的三年中，苦心研习了法理、国际公法、经济、统计等诸学科，归国后开设了社会科学课程，使开成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西周不仅崇尚欧洲哲学，还译定了许多术语，“哲学”一词就是他首先使用的。西周为哲学下的定义是：“因为哲学乃是科学的科学，所以哲学应该是诸学之上之学，故哲学乃诸学之统辖。”(58)由此，西周在接受西方哲学的同时，也承认了西方文化总体的优越性。
随着洋学家们对西方社会原理理解的深化，终于由福泽谕吉大胆地提出了民主自由思想，他基于美国《独立宣言》“天之生人，亿兆皆同一辙”的精神，在后来的《劝学篇》中写下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他在解释自由时说：“所谓人生之自由，是说人生来独立不羁，没有被束缚的理由，唯有获得自由自在之道理。”(59)可见，福泽谕吉已经悟出西方近代社会理念的精髓。他具体勾画了文明社会的六大要素，即人格独立、信教自由、奖励技术、普及教育、健全法制和社会设施，并将日本推进西洋文明的目标简化为：“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60)由此，福泽谕吉达到了洋学思想史发展的顶峰，同时也超越了同时代日本的所有思想家。
现在可以简明扼要地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了：明治维新大规模摄取西方文明的选择，绝非日本民族一时的心血来潮，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正是近世洋学在日本长期浸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其实也正是幕末洋学运动的深化和扩展。如果能正视这种因果传承，就不得不放弃明治突变论这个“历史常识”了。
注释：
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光绪二十四年，故宫博物院藏。
②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2页。
③阿尔曼多：《南蛮文化渡来记》，松尾多希子译，东京：萨衣玛鲁出版会，1971年，第2页。
④《日本思想大系》25，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543页。
⑤当时的西洋人是辗转东南亚来日本的，因之被称为南蛮人，而他们带来的文化也被称为南蛮文化。
⑥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13页。
⑦沼田次郎编：《日本与西洋》，东京：平凡社，1980年，第187页。
⑧原书为德国人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所著Anatomische Tabellen，日译本是据荷兰文译本Ontleedkundige Tafelen翻译过来的。参阅小川鼎三：《医学的历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12页。
⑨载国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丛书》第二，东京：名著刊行会，1969年，第324-38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2页。
(11)所谓星云说，认为在产生太阳星体之前，混沌状态的物质(炽热的气体星云)处于高速旋转运动之中，并逐渐形成凝结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较小的松散部分被抛向宇宙，冷却后，即是行星。该理论是由康德和拉普拉斯先后于1755年和1796年提出来的。
(12)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东京：至文堂，1960年，第97页。
(13)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东京：原书房，1980年，第463-476页。
(14)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序》，东京：恒星社厚生阁，1986年。
(15)家永三郎：《检定不合格日本史》，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第161页。
(16)《日本思想大系》43，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
(17)渡边崋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85页。
(18)渡边崋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34页。
(19)江川英龙(1801-1855)，时任伊豆、相模、甲斐等五国代官(幕府直辖地的地方长官)。
(20)渡边崋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90页。
(21)渡边崋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02页。
(22)渡边崋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03页。
(23)渡边崋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59-60页。
(24)渡边崋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88页。
(25)渡边崋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03页。
(26)渡边崋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63页。
(27)渡边崋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60页。
(28)渡边崋山：《鴃舌或问》，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6页。
(29)渡边崋山：《鴃舌或问》，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6页。
(30)渡边崋山：《遗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长英论集》，第148页。
(31)佐藤荣七：《关于大槻玄泽的著译书》，载兰学资料研究会：《兰学资料研究》第120号，1962年。
(32)田崎哲郎、梅溪昇：《主要兰学塾门人名簿》，载日兰学会编：《洋学史事典》附表5，东京：雄松堂，1984年。
(33)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1992年，第68页。
(34)大规如电著，佐藤荣七增订：《日本洋学编年史》，东京：锦正社，1964年，第278页。
(35)参阅片桐一男：《荷兰正月的盛行》，载兰学资料研究会：《兰学资料研究》第242号，1987年。
(36)吴秀三：《西保尔德先生其生涯及功业》1，东京：平凡社，1967年，第98页。
(37)板泽武雄：《西保尔德》，东京：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31-35页。
(38)黑田源次：《鸣泷塾》，载日德文化协会编：《西保尔德研究》，东京：名著刊行会，1979年，第31页。
(39)黑田源次：《鸣泷塾》，载日德文化协会编：《西保尔德研究》，第31页。
(40)畿内、道、国，皆为大化改新以来日本的行政区划单位，皇都周围为畿内，其他地区分为七道，江户时代分为66国，其中畿内包括五国、其他各国分属七道，每一国包括若干个藩。
(41)片桐一男：《杉田玄白》，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343页。
(42)久米康生：《西保尔德与鸣泷塾》书前图表，东京：木耳社，1989年。
(43)据田崎哲郎、梅溪昇：《主要兰学塾门人名簿》，载日兰学会编：《洋学史事典》附表5。
(44)佐藤昌介：《大槻玄泽小传》，载洋学史研究会编：《大槻玄泽的研究》，京都：思文阁，1991年，第25-26页。该统计仅限于可考者。
(45)海原徹：《近世私塾研究》，京都：思文阁，1993年，第257页。
(46)青木岁幸：《信浓兰学的展开状况》，载《实学史研究》Ⅰ，京都：思文阁，1988年，第138-139页。
(47)伴忠康：《围绕适塾的人们》，大阪：创元社，1988年，第88-89页。
(48)伴忠康：《围绕适塾的人们》，第88-116页。
(49)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第162页。
(50)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东京：平凡社，1971年，第349-350页。
(51)参阅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52)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年，第274-291页。
(53)大桥周治：《制铁》，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京都：密涅瓦书房，1984年，第129页。
(54)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张小天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8页。
(55)《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244页。
(56)《日本思想大系》55，第448页。
(57)加藤弘之：《邻草》，载《日本的名著》34，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310页。
(58)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马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页。
(59)鹿野政直：《福泽谕吉》，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4页。
(60)鹿野政直：《福泽谕吉》，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