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六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贡献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8)01-0037-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相结合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论题。
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新变化、新特点，在“结合论”的基础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新的理论贡献提供了认识前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实践辩证性和理论辩证性。从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始，毛泽东就坚持从实践辩证性方面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坚持实践辩证性的基础上，通过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层面和“个别结论”层面，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辩证性，从而明确提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①。
第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通”和“应用”问题。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一分为二，这就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廓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坚持方面、历史方面和创造方面、发展方面。他认为，对于基本原理，不仅应该坚持，而且应该用新的历史事实予以继续检验，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对于个别具体结论而言，则是创造和发展的问题。坚持基本原理，才能保证个别具体结论创造发展的方向；只有对个别具体结论作出符合时代条件的解释，才能更好地坚持基本原理。这就在理论上回答了延安时期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通问题”和“应用问题”。因此，毛泽东主张“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
第三，关于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独特性。延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不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认为理论创造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但基本上是采取“存异求同”的模式。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情势得到了改变。对于苏联建设经验，毛泽东认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在运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时，“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把农民挖得很苦”。针对苏联方面对斯大林的否定性评价，毛泽东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 “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③
第四，关于科学分析权威理论著述，彰显理论个性的问题。当时最权威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在毛泽东看来既没有讲清事物联系的原因，也没有讲清联系的主体；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割裂了斗争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间接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毛泽东认为教科书“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总是从概念入手”，“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在毛泽东看来，“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④
第五，关于引导哲学论争，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的问题。针对建国后理论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总结，认为思维和存在，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是同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⑤。
对苏联经验的哲学反思，对哲学论争的积极参与，既构成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深化的具体表现，又是这一理解深化的主观原因。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⑥，并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个别结论可以改变”。⑦
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深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族化提供了认识前提。从“中国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直观反应时期，通过调查研究和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主要体现为“反对本本主义”；理论自觉时期，主要体现在延安时期的“矢的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自觉创新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客观规律的了解，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毛泽东在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民族表现形式的有机结合，传统文化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有机结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现实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具体历史实践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过程。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的三个方面，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一)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必须融合的难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既有文化传统间的融合，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具体历史实践间的矛盾，即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强调得也最多。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只是为辩证地解决理论问题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辩证地对待具体情况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针对有人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及其客观规律性，毛泽东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中国的东西”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习惯、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语言来表达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化“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民族虚无主义区分开来。
强调民族化“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并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在如何对待外国历史和传统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向外国学习，“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⑨。“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⑩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主张“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11)这就鲜明地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吸收包括外国文化及其传统的具有先进性的东西，其目的是要将其改变成“中国的”，也就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民族化作了原则性的说明。
第一，要重视历史，老传统不能丢掉。在延安时期提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中国的文化遗产，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辩证地看待封建时代的文化：把反封建主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辩证地看待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从而达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的。
第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总结经验，克服经验主义的倾向，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第三，主张民族化，反对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2)事实上这里已经表明了中国化的实质是民族化。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民族化问题。即中国化理论包含至少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改变中国现实的具体实践，二是这种具体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普适性问题。因此，中国化是理论层面的民族形式和具体层面的历史实践的有机统一。
第四，民族化理论的世界性意义。毛泽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层面，揭示了中国化所蕴含的民族形式及通过民族形式体现出来的成功经验的普适性。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应该是社会主义内容和各国具体情况的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十月革命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民族形式。因此，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作教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
在取得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成功结合之后，毛泽东实现了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即把这种具体化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再次普遍化，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达到了“抽象的具体”层面。他还希望这种成功的经验能为世界各国实现社会主义提供参考，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所以，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再强调，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50年代末他在同非洲友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照搬。因此对于非洲来说，“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13)。
三、根据实践发展提出许多哲学新命题
毛泽东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论题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为哲学新论题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可能，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实践为哲学新论题的提出提供了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论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提出成为现实。
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辩证统一规律作了解释。明确了“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14)。区分了统一物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侧面的主和次。坚持彻底的转化论，提出了转化条件论。认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在毛泽东看来，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15)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分析方法和辩证法统一起来，认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16)。毛泽东认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7)。1963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又把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称为“两分法”，并以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备的基本要求。“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18)
在“两分法”基础上，毛泽东依据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两重性”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两重性，错误和成绩、好和坏都有两重性，一重是好，一重是坏，只看到坏，或者只看到好，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19)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毛泽东坚持矛盾普遍性原理和矛盾动力学说，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矛盾，而且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而已。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渐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不仅应该解决，而且能够解决。不仅如此，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解决，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矛盾仍然会存在并继续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在为认识的无限发展提供客观基础的前提下，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1957年毛泽东在坚持《实践论》中“认识过程论”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并且肯定地指出，“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20)事隔八年之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的《长冈乡调查》时再次阐述了这一规律。“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21)由是观之，毛泽东的真理发展规律论包含以下五个最基本的要点。其一，实践、斗争是真理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22)其二，真善美和假恶丑，盲目的必然性和自由是真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其三，真理一开始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23)。其四，矛盾是真理发展的内在动力，“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24)。其五，真理是辩证的发展过程，“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25)。
在理论发展和应用上，毛泽东主张“结合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讲求中国化；把向外国学习和自我创作相结合，讲求民族化；把继承传统与客观现实相结合，讲求现代化；把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相结合，讲求“又红又专”；把产、学、研相结合，讲求理论联系实际；把农、林、牧相结合，讲求平衡发展；把民主与专政、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自由与纪律相结合，讲求统一性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主张哲学创新论。有人提出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所以，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可能性，而且阐明了理论创新的原则性、目的性。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哲学解放论，找到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行动指南的具体途径。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26)。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区分为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自觉能动性和脱离实践的主观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发展了自觉能动性理论，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主体性本质。
在社会发展观上，毛泽东提出了以综合平衡论为核心的全新发展观。“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27)坚持平衡与不平衡辩证法，既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又注意各国民经济部门内部的综合平衡。注意农轻重合理比例安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同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积累和消费适当比例，统筹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兼顾影响经济发展的各方利益，恰当安排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顺序。
毛泽东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了“超常规发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28)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9)
毛泽东这一时期还提出了社会发展过程论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完成自我否定。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也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不断的部分质变。据此，他批评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对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在探索和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过错误，但是这种错误是属于探索中的错误，是属于前进中的错误。既不能因为这种错误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现代意义，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新贡献。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139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5、746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753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75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页。
(14)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15)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6页。
(16)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33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7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6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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