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亟须学理建构
曹胜高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普及，应当有一个内在的学理体系，只有成为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程建设与课外活动的参考，才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使命。学理建构要着力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要着手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什么、要着眼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教，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的学理依据。
[关键词] 研究阐释 学理建构 教材编写 教育教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课外活动组织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五年来，各类出版社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国学教材或者中华传统文化读本，作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课程建设或课外阅读的读本[1]，或以传统蒙学文本、经学典籍为基础，作为经典诵读的读本；或按照修身的要求，将古代典籍中的家教、学规以及修身养性的内容汇编成册，作为教材的课纲；或者制定某一种读物作为某年龄段或学段的阅读内容，强调熟读经典其义自知；或者干脆让幼儿背诵小学诗词、小学学习初中古文、初中学习高中古文作为校本教材，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语文课的延续。大学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与教材编写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2]。大中小学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出现的教材编写没有依据、课堂教学缺少共识、课程建设缺乏标准和课外读物指向不明，关键问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亟须学理建构，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阐发，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学理逻辑，以之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大公约数，使学校在教材选用、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时有一个基本的学术依据和教学参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理建构的依据是什么？其内在逻辑如何设计？学理建构的策略是什么？本文试论之。
一、学理建构着力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学校开设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课程提出了指导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材大量出版，中小学纷纷开设相关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从目前编写的教材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形态多样、取向多元，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形态[3]。其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这些教材的编写立意、编写原则、编写内容、编写方法、课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共识，没有统一标准。教材决定着教师课堂教学的指向，影响着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引导着课程方案的设计，制约着课堂教学的效果，如果缺少内在的学理作为共识，传统文化的教育就会泥沙俱下，最终陷入莫衷一是的困境之中[4]。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进行整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进行建构，形成一个相对细致且完善的参考体系，在对现有教材的编写内容、学理结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更适宜于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的规范化框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参考依据，并作为教材编写、教育实施、教学活动的参考。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共识，也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呼应，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大多数幼儿园和小学开设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初高中也有相应的课外阅读或课外活动，在中考、高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学理上，还缺少基于专门学术研究而形成的带有共识性的系统总结。不同的研究机构或者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科分野，立足单一学科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有的主张恢复儒学传统，有的提倡读经教育，有的选取若干种文化经典进行阐释，有的则将本地的某种风俗等同于传统文化[5]。这就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使得中国文化的教育普及出现了不必要的分歧，也引起了社会相当程度的误读。这就需要整理百年以来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经典论述，在综合、比较、辨析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地对中华文化的学理形态进行建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学理建构的指导方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四个讲清楚”不仅为中国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思想宣传教育确定了原则，那就是要阐释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其不仅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积淀，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更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7]进一步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通过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共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学理建构的目标，是形成“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将“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作为首项重要任务：“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深刻阐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深刻阐明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8]按照“四个讲清楚”的要求，对中华文化研究阐释的立场、原则、目的、内容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并将之作为中国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思想体系，既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资源，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学术体系是中国人对自身学术传统的理性思考，是基于中国立场而形成的学理逻辑、观念阐释和理性思考的学术建构，是中国学术自立的标识。话语体系是按照中国当代社会需求、理性认知和学术观念而形成的话语表达，是中国同世界交往过程中能够得到世界认同、尊重和理解的阐释系统。要建构起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最为关键、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学理进行概括总结[9]12-13，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对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价值取向、发展过程和历史走向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先建构起一个清晰的研究阐释学理，方能为三大体系的建立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支持和学理支撑。
第四，要着力阐释中华人文精神，分析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体认方式，总结中国人处世方式的特点，概括荣辱观念、家国情怀、自我认知的形成方式。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性特征，是由里到外所凝聚而成的人格修养。中华文化所积聚而成的人文精神，从个人为基点，包括入世、出世和超世等三个维度。入世重在参与世界，出世重在观察世界，超世重在反思世界。入世重视中庸、优雅、明诚、和谐；出世追求淡定、自得、圆融、清静，超世重视通达、虚静、慈悲、无为等，这些思想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艺术特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思想的基础建构，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确定中国人文精神的深层结构，观察其中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和人格判断，以便于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8]在这其中，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体系、价值内涵是其他目标实现的前提，要跨学科组建学术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只有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是什么，才能为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提供准确、明白、清晰的话语表述。
第一，要聚焦于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以阐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独特性所形成的基本国情，更为清晰而明确地理解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以文化自信促进道路自信。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建构实践和理论总结，是经过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独特性的国家治理方式。在研究阐释时，既要关注于总体性思考如道统、政统、学统、法统、文统的延续问题，王道、霸道、帝道的融合问题，以及礼治、乐治、法治之间的调适问题等，也要留意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细节问题，如公权与私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调整、税收与支出的消长、民族与宗教的融合等历史经验[11]，通过更为清晰地思考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机制，形成更有益于当代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研究结论。
这就需要我们直面重大理论需求，通过学理建构的体系来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为文化自信提供学理支撑。具体的做法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建构为切入点，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社会认同，将与学理形成有关的思想、观点、论述、事例系统整理，从文献生成的维度观察思想共识的形成过程，从学理建构的角度讨论文化共识的形成机制，建构起具有学理思辨、逻辑明晰的学理体系，作为观察、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学理支撑。
二、学理建构着手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什么”
第五，要能够阐释清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思维的模式进行总结，更为清晰地阐释中国人文传统的形成以及表达逻辑的特点，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更为深厚的逻辑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内在自觉，既是外在的导向，也取决于内在的认同。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想象方式、审美意识等角度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系统，更为精准地进行有效传播，在这其中，以归类、比象、演生、循环为特征的思维模式，注重时间、空间、神异、混沌的想象方式，追求平衡、对称、圆融、浑成的审美意识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待外部事物的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结构，概括出其中蕴含的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干预方式和疏导习惯，既有助于减少中国社会的误读，也能削弱世界对中国的误判。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发的目的是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进行总结，分析其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如何实现，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将中华文明史所形成的历史经验、社会共识和价值认同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学理参考，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有益启示。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价值共识的达成方式，对中国民族达成思想共识、文化共识、社会共识的过程、策略和方式进行历时性的观察，分析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内生性演化过程及其现实性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提供基于观念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而形成的学理阐发。
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需要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未来走向如何？其中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资源、国家治理经验、社会整合策略，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经验借鉴？这既可以从中华文明史的维度来总结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整合、历史进程的调适、价值共识的达成和社会认同的维系，也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分析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群体共识提供借鉴的基础性结论。在此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观察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中的独特创造，讨论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特色[10]5，较为深广地全面阐释中华民族通过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凝聚共识，维系国家的一统和社会的向心力。
第二，要着力阐释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理念，概括出价值认同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学理支撑，以价值观自信促进文化自信。社会共识的达成，一方面出于社会的自发演进，另一方面，形成于国家有意识的自觉推广。通过教化改良社会人心，成为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影响社会观念、民间风俗的主要方式[12]。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代表的核心思想理念如何形成，应当得到更为清晰的学理阐释。这些理念如何通过民间舆论、官方评价、学术传承以及社会流动等机制得到强化，凝聚成为社会共识，并在文学、艺术、教育等活动中传承，通过价值共识寻求社会共识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三，要着力于阐释中华传统美德，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中国传统美德的形成动力，阐发中华民族内在道德要求和外在社会规范共同约束而形成的行为方式。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思想命题，如道、德、仁、义、礼、法等，成为历代学者观察世界的基本视角、思考问题的基本维度[10]106，作为观察社会发展、评判社会认知的维度，来观察古代中国是如何确立标准来观察世界的，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这些基于理解而生成的道德理念，是如何成为群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成为社会共识，形成了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观，需要我们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广泛的阐释。
从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情况来看，教学主体多是文化爱好者，场所限制在课堂教学，手段也局限于讲授诵读，并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支撑、多向度发展的共享态势，尚需形成合力。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弊端：一是缺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认识，没有成型的教育理念，没有系统的教学规划，导致教学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无法衔接，降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效果；二是缺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贯穿与渗透，在注意灌输知识点的同时，忽视了道德熏陶与人文涵养，使得其传承实践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这就需要对课程体系规范、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教法方案、教学效果评估全面跟踪，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对缺失不足进行调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提出策略性、系统性的实施方案。
如果可以把所有生长过的海拉细胞堆起来的话，它们可能重达5000万吨。50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 100 幢纽约帝国大厦的重量。如果将所有生长过的海拉细胞从头到尾排列起来，它们可以绕地球至少三圈，相当于1亿多米。但你要知道，拉克斯本人的身高只有 1.5 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最具前瞻性和有效性的做法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这就需要我们回应重大的理论需求，在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时，分析各种教材的编写数据，提出知识系统完善、学理阐释严谨、语言表述明晰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严谨翔实的数据分析、全面细致的学理建构、切实可行的编写建议，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什么”。
第六，要关注于中国文化对心性修为的独特理解，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针对性。中国文化对道德人格的强化，将“心性修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13]。从启蒙阶段的蒙训，到成年后的学规、家训，阐释了一个人如何通过问学改造本性之恶而达到君子人格的要求。按照认知、观察、认知、了解、理解、参与、改造世界的认知规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修为、人格形成等学理进行总结，可以将中华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学理化的总结，从个体形成的角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传承发展提供更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是传承发展的基础，对中华文化的研究阐发又是教育普及的基础。这就需要形成系统性的学理建构，作为学校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写、课程教学的内容设计、学理依据和评价参考的依据。这就需要我们对不同学龄段、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14]，进行比较分析，从课堂教学、课后实践、课外活动、传承效果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现状进行调研，对不同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传播方式进行调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提出对策建议。
三、学理建构要着眼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教”
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的研究阐发，直面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痛点和困境，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现状进行调研、普查和汇总，对现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教育、教学等活动进行个案分析、模式汇总和经验总结，提出教育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行性方案和对策性建议，着手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怎么教”的问题。
円族：円拼音为：yuan,同“圆”，日圆(円)是日本官方货币，于1871年制定。2011年初开始在网络微博成为一种流行的表情符号。现实含义就是基于淘宝官方盛典数据的发布，导致网民们看到数据后疯狂网购。网民贡献的不是物品，不是精神，是円。同时，円的形状类似鼠标，而且円的本意是“货币”钱的意思，所以“円族”用来比喻宅在家里网购的人群。
这样，从国家治理、社会教化、道德认知、人文精神和精神生活各个维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学理体系进行概括，从文化结构的维度分析“大传统”之于社会形态的基础性作用，讨论道德规范、担当意识、爱国情怀、社会风尚、荣辱观念、价值标准的学理结构；从思想观念的维度分析“小传统”之于中国文化的学说性表述，阐发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生活理念的学说形态。为进一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学理支撑，为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说支撑，为当前的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提供经验借鉴。
首先，学理建构要建立在对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数据采集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学龄段、不同区域、不同层次所使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进行数据采集，依托于语料库、数据库的建设，基于教材语料、数据驱动、利用中文信息处理及计算语言学相关方法，对不同版本、不同学段教材中的语言单位的使用度、频率段与分布态进行封闭、全面、系统的统计、比较、分析。描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语言的使用实态，并与现有的语文、历史、社会等教材语言使用实态进行对比分析，构建适用于不同学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学理体系，呈现符合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表达特征。
where n is refractive index, which is related with λ. Therefore, the absorption coefficient, α, can be calculated from Eq. (4)[19],
在研究中，应注重以下内容：一是对教材的内容来源进行分析，观察其对中华传统经典文献的覆盖程度；二是对教材的知识体系进行分析，观察其能否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讨论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程度；三是针对教材的学习梯度、学习难度，分析其与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及教育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四是对照现行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对教材的语言文字规范、出版规范、设计规范等进行查验，分析教材的规范程度，对其规范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对这样的一些老人来说,也许那就是生命本身。也许那就是可以放心地去触摸的生命。”将面临死亡的老人与生命灿烂的少女置于一起，耄耋之年的老人们从这些少女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触摸到了生的脉搏，可以嗅到生的气息。也正是这些即将触摸死亡的老人，才能在这房间中真切地体会到生命宽广的内涵。《睡美人》中，川端康成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对作品中的六位处女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作者用审美的眼光进行描述，不仅将女性的外在美展示出来，还将这些女孩当作是精神寄托对象，充分展现她们的内在美，让其变成承载人类美好希望的载体。因此，这些睡美人也具有了相应的象征意义，代表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识以及救赎意义。
了解高斯（中国）产品的人不难发现，如今高斯（中国）推出的产品有些会附有“Wisprint匯印”的“印记”，其是公司在“GOSS高斯（中国）”的基础上新增加的一个代表高端的品牌，体现的是尖端科技、绿色，以及智慧的融合。实则，“GOSS高斯（中国）”更注重于传统产品的品质，“Wisprint 匯印”着意于服务高端客户，所以只有达到标准的产品才会用双品牌。而双品牌战略的推出，也是高斯（中国）走向独立、走向高端的一个布局。
其次，学理建构还要对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实践验证。学理建构时要对目前在学校使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教学情况进行个案调查，对课堂教学、课后反馈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教材的编写思路、实施方式和推进策略，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一是观察教材是否建构起了必要的学理系统，能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进行解读，能否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思想精华、历史经验、道德观念的理解；二是分析各类教材的编写意图在教材中的体现程度，在教学中的实现程度，观察其能否将经典诵读、文化解读和人格教育融合为一，能否立体化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5]；三是学理的文字表述，要注意文字、语言和译写规范，注意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难度设计、梯度衔接；四是要注意与语文、历史以及其他思政类和人文类等课程之间的衔接，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得到提升[16]。
图3中每个单元格负责预测边界框的置信度c及边界框。边界框的大小可以由向量(bx,by,bw,bh)来表示;边界框的中心坐标(bx,by)代表相对于每个单元格左上角顶点坐标的偏移量,其大小是相对于单元格的比例。(bw,bh)是边界框的宽与高,其数值是相较于整个输入图片的宽和高大小。采用sigmoid函数处理偏移量,将边界框的中心点位置约束在当前单元格中,根据边界框预测的偏移量(tx,ty,tw,th),由式(1)～式(4)可计算出边界框相对于整张图片的位置和大小。
最后，大学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更为全面的学理阐释。大学生、研究生是未来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骨干力量。大学阶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及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传承实践的基础。引导大学生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强化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与人格修养的道德教育，做到知行合一；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要着重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熟悉与实践，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观察大学生、研究生所使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及其传承实践，一是分析其教材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盖程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潮、政治理念、礼乐秩序、宗教信仰、社会人文、科学技术、民风民俗等角度，观察其能否在知识体系上引导学生去学习中国文化，并理解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及历史经验；二是分析传承实践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从学术脉络、文献载体、传承方式、价值认知、观察视角、思维模式、审美意识、想象世界、精神生活等角度，观察其能否强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理性认知，激发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于优化支持向量机的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测…………谢申汝 叶生波 王学梅 何红霞 钱彬彬 杨宝华 (1-68)
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理建构，是我们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进行跟踪调研，观察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方式，总结有参考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示范、教育模式、普及形态，在此基础上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编排、精确化处理，按照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身心发展水平和道德养成习惯制定成体系的学理系统，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程建设与课外活动的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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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与教育策略研究”(17JZD044)
[作者简介] 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安 710119)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5-0107-07
[责任编辑 王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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