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用”思想及其生态伦理价值_无用之用论文

道家“无用”思想及其生态伦理价值_无用之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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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然生态危机的残酷现实无情地告诫我们,一直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正日益背离我们的意志而去。反省现实,我们不禁想起培根在17世纪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人类为了美化自己的家园,不顾及神圣明智的天意和天生自然的物理,不勤于万事万物中寻找上帝的印记,却妄自把自我的形象加盖在上帝的作品上。(参见李约瑟,第115页)在李约瑟看来,培根的这一思考正与两千年前中国道家的思想相呼应,如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提出,其直接原因虽然是对儒家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却包含了对人类心智骄傲本性进行制御的理性运思。这一思想对于生活在21世纪高科技环境下的人类摆正自己的心理航程,冲破现实生态危机的迷雾和险障,重返自然和谐之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无用之用”的涵义

“无用之用”作为道家倡导的价值观念,至今仍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在道家的思想体系里,它首先由庄子提出,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这里的“有用”、“无用”都是人类既定经验世界里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而得出的褊狭结论。在庄子心目中,由于人们不知道“无用之用”的价值,而只局限于鼠目寸光的“有用之用”,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便会远离人类而去。庄子这一思想所昭示的内涵,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功用的维系在于主客体的多样组合。惠子告诉庄子说,他种了魏王送他的大瓠的种子,并且长成了“实五石”的大葫芦。但用它来装“水浆”,却“坚不能自举”,用它来做“瓢”,则“瓠落无所容”,虽大却没有什么功用,只能把它打破丢弃。庄子认为,以瓠为无用并丢弃的行为,其实是世人的现实功利观所致,这是对“用”没有精深理解的缘故。因为一般人不懂得有用与否是主客体双方满足程度的结果,而主客体面对的关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会出现多种的组合效果。因此,多样的组合模式正是为了充分满足万物各自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譬如,宋人有擅长做“不龟手之药”即冻疮膏的,“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即在漂洗衣服时使用。后来有人花了百金买了这种药,并在吴国与越国冬天打水仗时帮助吴国大败越人,从此得到了封赏。可见相同的药膏,由于使用不同、满足的需要相异,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如前“大瓠”虽不适合“盛水浆”和做瓢,但如果把它做成“大樽”,使它“浮于江湖”,就不会产生“瓠落无所容”的担心(参见《庄子·逍遥游》)。总之,物各有所宜,关键是给物创设满足需要的最佳组合关系,避免用单一片面的需要来定论物的功用。

其次,万物具有合本性发展的客观价值。现实功用须是万物的合奏,须百花齐放,这样才能满足多样的需要。而一个物的价值,只能在是否得到合于自身本性规律的发展中才能完成印证,不能以外在的其他标准来衡量。事实显示,稀少而外形美丽的栎社树,虽能吸引许多游人,但内行的匠人却不屑一顾,这种行为连庄子的弟子也费解。实际上,原因在于栎社树的材质松散而没有什么功用:用来做船会下沉,用来做棺椁不久会腐烂,用来做其他器具也会迅速坏损,用来做门就会脂液外流,用来做房柱则会遭蠹虫蛀蚀,所以是“不材之木”而“无所可用”。总之,它虽然在世俗的社会里没有一般价值实现的机会,但在自身的系统里,是其合本性特征的必然发展,也是其长寿的根本原因,是生命价值的真意所在。(参见《庄子·人间世》)

显然,“无用之用”不仅包括功用需要的方面,而且也含有是否合乎万物自身的本性特征发展的方面。因此我们强调“无用之用”,在于告诫人类的行为决策必须重视万物自身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向。

二、“无用之用”的哲学基础

近代理性主义思潮蔓延并占据上风后,人类与其他万物的关系便不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是我为支配者、我为老大。人类与自然的互相对立使世界原有生存家园的和谐日益丧失,这一客观现实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理念,西方理性主义向东方“神秘主义”的回归就在这一背景下自然产生了。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的理性主义仅限于人类社会,他们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有值得著书立说的大事研究”(李约瑟,第114-115页),所以西方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是以道家为主流的思想,而为他们所独钟的也正是这里要讨论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基础。

首先,“无用之用”是一种整体宇宙观。相对于儒家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核心和准则,道家是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李约瑟依据《庄子·齐物论》“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的论述,强调“在研究自然界可怕或恶心的现象时,如除去人类的私心和弱点;在接近大自然时,如能摆脱道德的标准和成见,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种种标准,在人的世界之外,是毫无意义的”(同上,第59-60页),这是对道家整体价值观的充分肯定。人类的私心就是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无视宇宙的其他存在,或把它们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工具。道家则始终认为宇宙没有主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庄子·齐物论》),推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人是万物中的一个存在。所以,“东方神秘主义的主要流派……都认为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为基本。因此,任何一个部分的性质都取决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部分都‘含有’所有其他部分,对于相互包含的这种想象似乎的确是对于自然界的神秘体验的特点”(卡普拉,第281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仿佛人体与各个器官的关系:人体的生命在于各个器官的充分运作,没有各个器官的合理协调运作,人的生命必将枯竭,而生命一旦枯竭,各个器官的生命也必然终止。所以,各个器官与万物一样,对人体生命这个宇宙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所谓的“无用”只是人类经验视域里的价值判断,而若从人类向宇宙万物延伸,从个别向整体拓展,“无用”便成了“有用”。

其次,“无用之用”包含自然法则。在道家的系统里,“道”是无所不在、通贯于万物之中的,但是,“道”并不是终极坐标,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揭示的人、地、天、道的系统里,自然是它们最终依归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道家其实是真正的自然家。道家不仅主张“道法自然”,把自然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本根存在,而且强调“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把自然作为万物本性的原初状态,即本性自然,这是自然在存在论上的规定。对待本性自然的行为之方是“辅”即辅助,而不是凭着人类的主观臆想来塑造万物。之所以选择辅助的行为,是因为“不敢为”。显然,它的理由和依据不在人,而在其他万物:如果有意而为,则势必伤害万物的本性发展。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所谓“辅”、“不敢为”绝对不是不为,而是因循万物本性而行为,“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同上,第五十一章)。“常自然”,换言之,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庄子·应帝王》),依顺万物自然本性的特征而为,也就是自然无为。“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这是自然在方法论上的规定。

道家的自然具有多维的意义,不能简单武断地加以理解。“从儒家的观点看来,他们未免不负责任,但提倡天道自然的哲学家,可以说衷心地感到要人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而对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热诚,也是枉然……儒家的知识是阳性的有为的;道家摒弃这种知识,他们主张以阴柔含容的、被动退让的态度去追求自然之道”(李约瑟,第40-41页),而自然正是道家对抗儒家的有力武器之一。自然多维意义的规定,不仅昭示了万物功用的应有追求向度,而且规定了保证万物功用实现的方法,从而确保了“无用之用”的价值实现。

最后,“无用之用”具有公平向度。“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万物之间虽有客观的差异,但大道对“大”不会穷尽,对“小”也决不遗弃不管,所以,大道能根据万物的具体特性来为万物提供装备,以尽到对万物的责任。对科学家而言,由于大道活跃于整个宇宙之中,与万物不分彼此,因此,一切万物都理当是科学探究的对象,这是无条件的,即使微不足道的东西,诸如“蝼蚁”、“稊稗”、“瓦甓”,或者肮脏令人厌恶的“屎溺”(参见《庄子·知北游》),也都是研究的课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的先驱,道家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具体地说,“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不私”的结果是“无名”,“无名”就是“无为”,无为实际上就是无偏,这对万物而言,就能实现顺畅发展自身本性的“无不为”的客观效果。在具体的境遇里,“不私”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由于“无容私”,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私”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的私利以及个人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故只有无偏,万物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秋水》),“兼”就是无偏。

上述整体、自然、公平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它们的整合才能保证“无用之用”的切实实现。其中整体的宇宙观最为关键,没有这个就不会选择自然之方,而没有自然也必然不会产生公平。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是反面的佐证。

三、“无用之用”的动力源

“无用之用”虽然是宇宙视野里的价值追求,超越了人类经验世界的限制,但由“无用”到“用”的实现,最终离不开万物,离不开对万物本性的认识,没有万物就无所谓功用。但万物功用的产生不能没有自身的动力源,这动力源是保证万物自身价值实现的关键。在道家的思想系统里,也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严密思考。

首先,是“天下有常然”。宇宙存在着恒常的规律。儒家强调仁义,但“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仁义是在大道遭到破坏废弃的情况下不得已产生的现实规范,并非第一选择。“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在道家看来,仁义只能惑乱天下,破坏本有的“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得”的“常然”。“常然”实际上也就是必然,“吾思乎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的“命”就是必然,是“无私覆”、“无私载”的自然而然的必然。

其次,是万物本性自足。在宇宙世界里,作为“命”的必然性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是依据万物本性的共作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常然”也就是万物本性运作的整合,而万物的本性具有内在的动力源机制。在道家那里,万物的本性都是自足的,《庄子·逍遥游》里鲲鹏和蜩、学鸠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郭象所注“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庄子集释》,第7页);“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同上,第9页),对此给予了精当的概括。鲲鹏与小鸟在形下世界虽然存在着大小的客观差异,但只要能够实现自己本性的最佳运作,其价值实现是一样的。这个故事告诫我们不能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事物:万物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它们自身,而不是人类的现实需要。

最后,是自能的机制。万物的本性不仅自足,而且具备实现保持自足的自能装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庄子·逍遥游》)朝菌、蟪蛄短寿,冥灵、大椿长寿,大鹏能高,小鸟能下,其原因都为各自的自然本性所规定。对具体的物而言,自己之所以为自己,决定于自己的自然而能的自能机制;郭象“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庄子集释》,第20页,注13)的分析,可谓最好的总结。

万物内在的自能机能,是万物实现本性自足的保证,而万物本性自足的实现和维持,是万物“常然”的必然前提;万物“常然”价值的充分实现,又是宇宙“常然”的基本条件。总之,具体相异的物,必然具有不同的自能机能,这是它们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必然保证,从而也就奠定了“无用之用”的动力源基础。

四、“无用之用”的生态伦理意义

人类要实现持续而合规律的发展,要摆脱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困扰而重建自己美丽的家园,就必须改变自我中心的价值倾向和追求,正视宇宙万物的存在和价值,采用多元的价值尺度来指导行为决策。在这一点上,道家“无用之用”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现实价值系统里匮乏和稀缺的资源,对解决现实课题和困境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

首先,“无用”是“有用”的无形支持,知“无用”方可“有用”。“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外物》)对一个人来说,只有认识了无用的价值才具备言“用”的资格;换言之,有用和无用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这正如成玄英所说的“有用之物,假无用成功”(《庄子集释·外物》,疏2)。而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往往看到的是眼前的功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用,不知道人与万物的依存关系。比如现在地球沙漠化的升级、绿色减少,本身就是人类无视宇宙生态链的必然结果。

其次,应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组成一个生物链;对于世界万物的生态平衡,每个物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所以,人类应当尊重其他物类的自身价值,不但不能任意侵害,而且不能无视。人不过是世界万物里的一个存在,为了自己生活的福利,不能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乃至任意残害其他生命。“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列子·说符》)这是说,万物之间根本不存在贵贱的差别,各自都存在自己的生活疆界,人类无权任意侵犯,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回击。“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淮南子·原道》)所以,对人类而言,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顺物自然而为,对维护宇宙生物链的“常然”至关重要。

最后,适者生存。不中“绳墨”和“规矩”的大树,一般人都不屑一顾,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庄子对此则不以为然。在庄子看,“狸狌”即野猫或山猫,以鸟、鼠等为食,但有盗食家禽的习惯,所以逃脱不了“死于网罟”的命运;“嫠牛”虽然非常大,但“不能执鼠”。因此有用不一定与好的结果相联系,反之亦然。如果担心大树“无用”,就把它置于“广莫之野”,这样既“不夭斤斧”,又无害于他物,而且树阴还可成为过路人乘凉休息的好资源(参见《庄子·逍遥游》)。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对生态平衡的贡献。无用之树不夭斤斧,安享天年,这不仅强调了万物存在的价值,而且也“可以看出道家对‘适者生存’的道理相当了解”(李约瑟,第97页)。不同的环境造成物的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特性的万物,都是宇宙的当然成员,是生物链的必然环节。因此,道家对生命世界最感兴趣的是万物体用各殊的现象。对人类有益的,对其他物类可能有害;对人类有害的,对宇宙生物链却有益。人类作为万物之中的一个存在,自身的生活家园有赖于整个自然环境的支撑。在生物链的意义上,人类对其他物类没有任何特权,故人类的价值观不能随意加之于非人类的世界。

总之,“无用之用”的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它强调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在与其他物类协调共作的轨道上进行,舍此无异于自杀。同时,这并没有否定人类自身的能力。作为有灵性的动物,人类的价值和责任在于对其他物类的尊重和对生物链的保护,与其他物类在互作共存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取得调适性,使人类的便利性与生物链的协调性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视道家“无用之用”生态伦理价值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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