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用之用”的思想及其生态伦理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之用论文,伦理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自然生态危机的残酷现实无情地告诫我们，一直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正日益背离我们的意志而去。反省现实，我们不禁想起培根在17世纪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人类为了美化自己的家园，不顾及神圣明智的天意和天生自然的物理，不勤于万事万物中寻找上帝的印记，却妄自把自我的形象加盖在上帝的作品上。（参见李约瑟，第115页）在李约瑟看来，培根的这一思考正与两千年前中国道家的思想相呼应，如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提出，其直接原因虽然是对儒家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却包含了对人类心智骄傲本性进行制御的理性运思。这一思想对于生活在21世纪高科技环境下的人类摆正自己的心理航程，冲破现实生态危机的迷雾和险障，重返自然和谐之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无用之用”的涵义
“无用之用”作为道家倡导的价值观念，至今仍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在道家的思想体系里，它首先由庄子提出，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这里的“有用”、“无用”都是人类既定经验世界里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而得出的褊狭结论。在庄子心目中，由于人们不知道“无用之用”的价值，而只局限于鼠目寸光的“有用之用”，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便会远离人类而去。庄子这一思想所昭示的内涵，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功用的维系在于主客体的多样组合。惠子告诉庄子说，他种了魏王送他的大瓠的种子，并且长成了“实五石”的大葫芦。但用它来装“水浆”，却“坚不能自举”，用它来做“瓢”，则“瓠落无所容”，虽大却没有什么功用，只能把它打破丢弃。庄子认为，以瓠为无用并丢弃的行为，其实是世人的现实功利观所致，这是对“用”没有精深理解的缘故。因为一般人不懂得有用与否是主客体双方满足程度的结果，而主客体面对的关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会出现多种的组合效果。因此，多样的组合模式正是为了充分满足万物各自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譬如，宋人有擅长做“不龟手之药”即冻疮膏的，“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即在漂洗衣服时使用。后来有人花了百金买了这种药，并在吴国与越国冬天打水仗时帮助吴国大败越人，从此得到了封赏。可见相同的药膏，由于使用不同、满足的需要相异，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如前“大瓠”虽不适合“盛水浆”和做瓢，但如果把它做成“大樽”，使它“浮于江湖”，就不会产生“瓠落无所容”的担心（参见《庄子·逍遥游》）。总之，物各有所宜，关键是给物创设满足需要的最佳组合关系，避免用单一片面的需要来定论物的功用。
其次，万物具有合本性发展的客观价值。现实功用须是万物的合奏，须百花齐放，这样才能满足多样的需要。而一个物的价值，只能在是否得到合于自身本性规律的发展中才能完成印证，不能以外在的其他标准来衡量。事实显示，稀少而外形美丽的栎社树，虽能吸引许多游人，但内行的匠人却不屑一顾，这种行为连庄子的弟子也费解。实际上，原因在于栎社树的材质松散而没有什么功用：用来做船会下沉，用来做棺椁不久会腐烂，用来做其他器具也会迅速坏损，用来做门就会脂液外流，用来做房柱则会遭蠹虫蛀蚀，所以是“不材之木”而“无所可用”。总之，它虽然在世俗的社会里没有一般价值实现的机会，但在自身的系统里，是其合本性特征的必然发展，也是其长寿的根本原因，是生命价值的真意所在。（参见《庄子·人间世》）
显然，“无用之用”不仅包括功用需要的方面，而且也含有是否合乎万物自身的本性特征发展的方面。因此我们强调“无用之用”，在于告诫人类的行为决策必须重视万物自身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向。
二、“无用之用”的哲学基础
近代理性主义思潮蔓延并占据上风后，人类与其他万物的关系便不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是我为支配者、我为老大。人类与自然的互相对立使世界原有生存家园的和谐日益丧失，这一客观现实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理念，西方理性主义向东方“神秘主义”的回归就在这一背景下自然产生了。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的理性主义仅限于人类社会，他们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有值得著书立说的大事研究”（李约瑟，第114-115页），所以西方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是以道家为主流的思想，而为他们所独钟的也正是这里要讨论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基础。
首先，“无用之用”是一种整体宇宙观。相对于儒家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核心和准则，道家是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李约瑟依据《庄子·齐物论》“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的论述，强调“在研究自然界可怕或恶心的现象时，如除去人类的私心和弱点；在接近大自然时，如能摆脱道德的标准和成见，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种种标准，在人的世界之外，是毫无意义的”（同上，第59-60页），这是对道家整体价值观的充分肯定。人类的私心就是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无视宇宙的其他存在，或把它们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工具。道家则始终认为宇宙没有主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庄子·齐物论》），推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人是万物中的一个存在。所以，“东方神秘主义的主要流派……都认为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为基本。因此，任何一个部分的性质都取决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部分都‘含有’所有其他部分，对于相互包含的这种想象似乎的确是对于自然界的神秘体验的特点”（卡普拉，第281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仿佛人体与各个器官的关系：人体的生命在于各个器官的充分运作，没有各个器官的合理协调运作，人的生命必将枯竭，而生命一旦枯竭，各个器官的生命也必然终止。所以，各个器官与万物一样，对人体生命这个宇宙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所谓的“无用”只是人类经验视域里的价值判断，而若从人类向宇宙万物延伸，从个别向整体拓展，“无用”便成了“有用”。
其次，“无用之用”包含自然法则。在道家的系统里，“道”是无所不在、通贯于万物之中的，但是，“道”并不是终极坐标，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揭示的人、地、天、道的系统里，自然是它们最终依归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道家其实是真正的自然家。道家不仅主张“道法自然”，把自然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本根存在，而且强调“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把自然作为万物本性的原初状态，即本性自然，这是自然在存在论上的规定。对待本性自然的行为之方是“辅”即辅助，而不是凭着人类的主观臆想来塑造万物。之所以选择辅助的行为，是因为“不敢为”。显然，它的理由和依据不在人，而在其他万物：如果有意而为，则势必伤害万物的本性发展。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所谓“辅”、“不敢为”绝对不是不为，而是因循万物本性而行为，“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同上，第五十一章）。“常自然”，换言之，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庄子·应帝王》），依顺万物自然本性的特征而为，也就是自然无为。“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这是自然在方法论上的规定。
道家的自然具有多维的意义，不能简单武断地加以理解。“从儒家的观点看来，他们未免不负责任，但提倡天道自然的哲学家，可以说衷心地感到要人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而对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热诚，也是枉然……儒家的知识是阳性的有为的；道家摒弃这种知识，他们主张以阴柔含容的、被动退让的态度去追求自然之道”（李约瑟，第40-41页），而自然正是道家对抗儒家的有力武器之一。自然多维意义的规定，不仅昭示了万物功用的应有追求向度，而且规定了保证万物功用实现的方法，从而确保了“无用之用”的价值实现。
最后，“无用之用”具有公平向度。“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万物之间虽有客观的差异，但大道对“大”不会穷尽，对“小”也决不遗弃不管，所以，大道能根据万物的具体特性来为万物提供装备，以尽到对万物的责任。对科学家而言，由于大道活跃于整个宇宙之中，与万物不分彼此，因此，一切万物都理当是科学探究的对象，这是无条件的，即使微不足道的东西，诸如“蝼蚁”、“稊稗”、“瓦甓”，或者肮脏令人厌恶的“屎溺”（参见《庄子·知北游》），也都是研究的课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的先驱，道家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具体地说，“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不私”的结果是“无名”，“无名”就是“无为”，无为实际上就是无偏，这对万物而言，就能实现顺畅发展自身本性的“无不为”的客观效果。在具体的境遇里，“不私”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由于“无容私”，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私”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的私利以及个人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故只有无偏，万物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秋水》），“兼”就是无偏。
上述整体、自然、公平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它们的整合才能保证“无用之用”的切实实现。其中整体的宇宙观最为关键，没有这个就不会选择自然之方，而没有自然也必然不会产生公平。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是反面的佐证。
三、“无用之用”的动力源
“无用之用”虽然是宇宙视野里的价值追求，超越了人类经验世界的限制，但由“无用”到“用”的实现，最终离不开万物，离不开对万物本性的认识，没有万物就无所谓功用。但万物功用的产生不能没有自身的动力源，这动力源是保证万物自身价值实现的关键。在道家的思想系统里，也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严密思考。
首先，是“天下有常然”。宇宙存在着恒常的规律。儒家强调仁义，但“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仁义是在大道遭到破坏废弃的情况下不得已产生的现实规范，并非第一选择。“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在道家看来，仁义只能惑乱天下，破坏本有的“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得”的“常然”。“常然”实际上也就是必然，“吾思乎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的“命”就是必然，是“无私覆”、“无私载”的自然而然的必然。
其次，是万物本性自足。在宇宙世界里，作为“命”的必然性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是依据万物本性的共作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常然”也就是万物本性运作的整合，而万物的本性具有内在的动力源机制。在道家那里，万物的本性都是自足的，《庄子·逍遥游》里鲲鹏和蜩、学鸠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郭象所注“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庄子集释》，第7页）；“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同上，第9页），对此给予了精当的概括。鲲鹏与小鸟在形下世界虽然存在着大小的客观差异，但只要能够实现自己本性的最佳运作，其价值实现是一样的。这个故事告诫我们不能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事物：万物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它们自身，而不是人类的现实需要。
最后，是自能的机制。万物的本性不仅自足，而且具备实现保持自足的自能装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庄子·逍遥游》）朝菌、蟪蛄短寿，冥灵、大椿长寿，大鹏能高，小鸟能下，其原因都为各自的自然本性所规定。对具体的物而言，自己之所以为自己，决定于自己的自然而能的自能机制；郭象“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庄子集释》，第20页，注13）的分析，可谓最好的总结。
万物内在的自能机能，是万物实现本性自足的保证，而万物本性自足的实现和维持，是万物“常然”的必然前提；万物“常然”价值的充分实现，又是宇宙“常然”的基本条件。总之，具体相异的物，必然具有不同的自能机能，这是它们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必然保证，从而也就奠定了“无用之用”的动力源基础。
四、“无用之用”的生态伦理意义
人类要实现持续而合规律的发展，要摆脱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困扰而重建自己美丽的家园，就必须改变自我中心的价值倾向和追求，正视宇宙万物的存在和价值，采用多元的价值尺度来指导行为决策。在这一点上，道家“无用之用”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现实价值系统里匮乏和稀缺的资源，对解决现实课题和困境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
首先，“无用”是“有用”的无形支持，知“无用”方可“有用”。“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外物》）对一个人来说，只有认识了无用的价值才具备言“用”的资格；换言之，有用和无用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这正如成玄英所说的“有用之物，假无用成功”（《庄子集释·外物》，疏2）。而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往往看到的是眼前的功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用，不知道人与万物的依存关系。比如现在地球沙漠化的升级、绿色减少，本身就是人类无视宇宙生态链的必然结果。
其次，应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组成一个生物链；对于世界万物的生态平衡，每个物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所以，人类应当尊重其他物类的自身价值，不但不能任意侵害，而且不能无视。人不过是世界万物里的一个存在，为了自己生活的福利，不能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乃至任意残害其他生命。“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列子·说符》）这是说，万物之间根本不存在贵贱的差别，各自都存在自己的生活疆界，人类无权任意侵犯，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回击。“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淮南子·原道》）所以，对人类而言，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顺物自然而为，对维护宇宙生物链的“常然”至关重要。
最后，适者生存。不中“绳墨”和“规矩”的大树，一般人都不屑一顾，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庄子对此则不以为然。在庄子看，“狸狌”即野猫或山猫，以鸟、鼠等为食，但有盗食家禽的习惯，所以逃脱不了“死于网罟”的命运；“嫠牛”虽然非常大，但“不能执鼠”。因此有用不一定与好的结果相联系，反之亦然。如果担心大树“无用”，就把它置于“广莫之野”，这样既“不夭斤斧”，又无害于他物，而且树阴还可成为过路人乘凉休息的好资源（参见《庄子·逍遥游》）。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对生态平衡的贡献。无用之树不夭斤斧，安享天年，这不仅强调了万物存在的价值，而且也“可以看出道家对‘适者生存’的道理相当了解”（李约瑟，第97页）。不同的环境造成物的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特性的万物，都是宇宙的当然成员，是生物链的必然环节。因此，道家对生命世界最感兴趣的是万物体用各殊的现象。对人类有益的，对其他物类可能有害；对人类有害的，对宇宙生物链却有益。人类作为万物之中的一个存在，自身的生活家园有赖于整个自然环境的支撑。在生物链的意义上，人类对其他物类没有任何特权，故人类的价值观不能随意加之于非人类的世界。
总之，“无用之用”的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它强调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在与其他物类协调共作的轨道上进行，舍此无异于自杀。同时，这并没有否定人类自身的能力。作为有灵性的动物，人类的价值和责任在于对其他物类的尊重和对生物链的保护，与其他物类在互作共存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取得调适性，使人类的便利性与生物链的协调性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视道家“无用之用”生态伦理价值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