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之路——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外交学院和美国黄兴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6—8日在外交学院召开。美国黄兴基金会会长薛君度先生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来自北京和上海的14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关的32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国务院外办副主任马振岗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外交学院院长刘山作了《亚洲的未来和中国》（发表在本期首篇）的专题报告。
会议围绕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演变、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与西方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有对过去政策的理论思考，又有对现实外交的政策建议。
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演变
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前后进行过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即50年代联苏抗美的“一边倒”、60年代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并存条件下反对美苏的“两条线”、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以及80年代以不建立军事同盟为特征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无疑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现实反应，但也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敌友观密不可分，80年代以前中国领导人“非敌即友”的观念限制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1982年以后这种敌友观已被“非敌非友”的新认识所取代，使中国能够摆脱东西方冷战，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1982年的调整是最重要的一次调整，是主观认识提高与客观形势变化的逻辑结果，因而这次调整不仅是对外关系的变化，而且也是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变化。毛泽东的时代观是“战争与革命”，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和平与发展”，不同的时代观自然产生不同的对外战略，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时代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某些偏差。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外交战略不是主观意识的结果，而是客观形势的产物，因为主观认识反映的是客观现实。分析历史应有历史的框架，切忌用今天的环境来评价历史。实际上，“一边倒”使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吸收了很多宝贵支持，而“一条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坚持“两点论”，从来没说过“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用“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来分别概括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观是不够的，对此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后来所说的纠正偏差只是对“文革”时期极左外交路线而言。
学者们发言认为，既然外交是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那么逻辑上也就存在主观认识是否与客观现实相吻合的问题。决策者对客观形势作出主观判断，而外交则是根据这些主观判断而做出的战略取舍。事实上，从1956年开始，在国内国际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开始出现主观判断偏离客观现实的情况，很难设想这种偏离不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
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
学者们提出，研究中国外交，首先要搞清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思想，但搞清领导人的决策思想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搞清领导人是怎么作出某项战略决策，就要研究他看过哪些材料，他的咨询班子给他提供了什么意见，他发出的信息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等等。在讨论中，学者们一致认为，和平、独立和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关于和平原则，学者们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任务和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寓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历来反对侵略战争，不论这样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国家发动的，中国历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国家侵犯别国独立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其丰富的内涵，已成为得到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之一。
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学者们普遍赞同，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独立自主思想就贯穿在中国外交中，新中国从来没有在外国的压力下屈服。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独立自主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80年代初起中国领导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与传统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相比有了一个新的内涵，即把不与大国结盟或建立军事关系作为独立自主的重要内容。
在此前提下，学者们对影响中国领导人外交决策指导思想的其他因素进行了讨论。有学者提出，1982年以前中国领导人是用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来处理对外关系问题，1982年以后国际统一战线不再是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区别之一。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外交中仍然适用，只不过现在反对霸权主义没有确指的敌人。也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一个明确的、特定的主要敌人，舍此也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了。
有学者提出中国某些历史传统因素对外交的影响问题。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东亚华夷秩序”，“宗藩体系”、“图存与变革”、“排外与媚外”等思想观念，在新中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文革中的“三砸一烧”等事件中都可以找到痕迹。但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与所谓“华夷秩序观”没有关系，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与“革命输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符合战后世界历史潮流的。
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命题出发，内外政策应该是互相呼应的。建国以来对内政策中有过四条“总路线”，即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造”、1958年的“多快好省”、60年代初的“阶级斗争应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初级阶段”论，这四条“总路线”与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分期不能完全吻合，长达20年的对内政策上的极“左”对外交政策究竟有无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还值得深入研究。现在有关新中国外交史的专著与有关建国后党史研究的专著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而从逻辑上说，两者是不应该有矛盾的。也有学者认为，内政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反映往往有一个滞后的过程。
与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会议比较仔细地考察了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在缘起时期、敌对时期、正常化时期、建交之后的状况。有学者指出，过去对中美关系起源的研究比较注意具体动机，强调刺激—反应模式，但对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共面临的内部及外部环境注意不够。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已对世界政治形势和新中国对外关系基本格局有了相当固定的看法，其对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趋势和要求，他们面临的客观环境和外部压力也使他们在处理与美关系方面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表明，由于双方在战略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有利益共识，又由于双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实质性分歧，双边关系的基本趋势是“长期合作、长期麻烦、长期斗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害是“不使中国强大、不让中国统一”，台湾是美国制约中国的最好的牌，美国决不会放弃这张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关于中日关系，学者们指出，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发展对日友好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原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民间入手、以民促官，最终达到官民并举，水到渠成。建交后，两国领导人为推进中日关系，共同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近年来两国通过元首互访，又共同构筑了面向21世纪中日关系框架，两国关系前景乐观。但学者们对目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某些趋势也感到忧虑：日本政治正处于历史性的第三次大变革，右翼势力猖獗，急于推进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使中日关系在日本怎样对待侵略历史、怎样遵守中日关系基本原则、怎样处理领土主权纠纷、怎样达成经济合作平等互利等老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良苗头，如参与制造“中国威胁论”、力图制约中国发展、将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等。学者们指出，这些新老问题如果得不到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两国关系不排除出现逆转的可能。
关于中俄关系，学者们指出，中俄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边关系从睦邻关系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发展到战略性伙伴关系，势头良好。处理好对俄关系，互惠互利、避免意识形态感情色彩，有利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及处理亚太格局中的某些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俄台关系中的某些动向值得注意。
关于中英关系，有学者提出，1997年后中英双边关系将不再是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将成为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英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地位，在西方世界的传统影响，对香港的遗留影响，以及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居欧盟各国之首）等诸多因素，搞好中英关系对中国利益仍有重要意义。
会议还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中国与印度关系问题。学者们认为，由于印度是南亚的一个大国，随着其国力的增强，它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会增大。中印双边关系近年来改善趋势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军事交流加强，经贸往来加快，国际磋商增加。但中印两国之间也有较深刻的问题，如边界问题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上印度表态与其实际作为仍有距离。搞好中印关系意义重大，应该继续推动改善，注意防范消极影响，争取完善互访交流机制，妥善处理好中印巴、中美印等几个三角关系。
中国外交研究的几个新角度
有学者对中国的崛起环境建立了一个评估模式，逐项量化，进行定量分析。但也有学者指出，定量分析如果所选量化指标不全或有误差，会导致结果的偏差，定量分析必须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大家认为，定量分析法在国内对外交的研究中尚不多见，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有学者从国际系统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中国安全战略意识的变化，指出狭义的国家安全观已不能完全适合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安全已成为多层面的概念，中国目前面临的军事威胁、意识形态威胁和经济威胁中，后者是最为严重的。必须突破传统的安全意识，树立以经济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念。中国为此作出的战略抉择是理智的、可行的，即一方面维持并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同时保持良好的周边睦邻关系，尽可能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也是中国和平外交的根本所在。
有学者对新中国早期外交官中的特定群体之一“报人群体”及其对新中国外交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报人群体”在中国高级外交官中占到了相当比重，其所主张的“说理外交”而不是“表态外交”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其所使用的“勾推法”、“采访外围法”、“以虚带实法”至今仍是外交调研行之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