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错误论文,年代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 —700（2001）02—0048—08
60年代初，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经历了一次暂短降温与战火重燃，而且越烧越旺的过程。其分界是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社会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状况的晴雨表，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特别是毛泽东1963年9月27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这个指示一下来，不是“抓一下”，而是“大抓特抓”，制造了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下边分为文艺、史学、经济和哲学四个方面来概述。
一、文艺界乌云压顶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作过多次语气很重、上纲上线、而又不符合实际的批评。1963年11月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又作了批示， 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映了他对文艺界形势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界虽有缺点错误，但客观地说文艺路线同党的整个路线一样，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
1963—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符实际的批评，对文艺界震动强烈，压力巨大。康生、江青等则利用这些批示无限上纲，炮制冤案，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
（一）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开意识形态错误批判之先河
刘志丹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有卓越的历史功勋，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为缅怀先烈，警示后人，1956年，工人出版社向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约稿，写一本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走访了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采访了老干部二、三百人。1960年，又回到陕甘宁老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积累了17本采访记录，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过集中提炼，艺术概括，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注：刘尚雅：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M]：602、617.）小说讴歌了刘志丹光辉壮丽的一生。
小说《刘志丹》一共写了六稿。1962年，写出第五稿（上册），征求意见。康生一见此书，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1962年9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向毛主席告状，说这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毛泽东没有做调查研究，也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就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断语，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本来是错误的，但毛泽东的地位，使他的话一言九鼎。再加上康生等权奸的推波助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一下子就被定性为反党小说。中共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等由于在西北地区工作过，作者曾向他们征求过对小说初稿的意见，也被无理指责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许多人遭受迫害。陕甘宁各地揪出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这种做法为“文革”期间的文字狱，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开了一个先河。
（二）对“写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无情鞭挞
任何一个事件，即使尽株连之能事，范围总是有限的。而对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批判，却可能涉及整个学术界。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写中间人物”，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邵荃麟1960～1962年期间提出的文学创作主张。1962年6月， 邵荃麟针对当时中国文坛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的事实，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会议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因此，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1962年8月， 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邵荃麟反复强调了“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况。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
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还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找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提出来以后，在文艺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这一正确的理论曾得到支持。1962年9月号《文艺报》发表了沫阳《从邰顺宝、 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支持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主张。1962年10月号《河北文学》和同年第五期《文学评论》同时发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支持大连创作会议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
可是，没有多久，批判的意见就来了。1962年12月号和1964年5 月号《文艺报》先后发表黎之《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一文和刘白羽《英雄之歌》一文，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提出批评。
1964年10月，《文艺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对邵荃麟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并将不同的文学主张提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这是文艺战线上一场“大是大非之争”。文章说：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更是抽掉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沿着这样的现实主义‘深化’下去，岂不是要把我们的文学拖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变种吗？”因此，文章提出，我们同邵荃麟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
这样一来，本来是正确的、很有价值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意见，就以“否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等罪名，被判处了“死刑”。而邵荃麟本人则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把这次大连座谈会诬为“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黑会”，邵荃麟被作为“黑帮分子”、“叛徒”、“反革命”批斗，于1971年6月10日被迫害而死。
理论的批判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同各种文艺作品相联系的。于是，许许多多好的文艺作品，也遭受批判和围剿。 根据康生的指令， 1964年8月14日， 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指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个中等城市放映，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诸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这之后，先后被推上绞刑架的影片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和《抓壮丁》等。被送上绞刑架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等。“这些被批判的电影、戏剧、小说，多数是60年代初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少数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方面有缺点，本应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评论加以解决。但是它们却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而横遭打击，许多作者和有关的人在当时或“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559.）
这种文艺批判发展的极端，就是江青在1966年初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直接导火线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到（海瑞罢官）》，也是打着文艺评论的旗号出现的。在这种反动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所有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包括著名作家、艺术家、戏剧家、名演员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大批判的漩涡。他们自然成为“文化大革命”首批被开刀的对象。
二、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抽象继承”等正确观点受到声讨
从1962年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十分“活跃”，就“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抽象继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但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论争很快由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性批判运动。
（一）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左”的观点，就是十分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和现象，把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联系，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对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刘节等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翦伯赞认为，不能单纯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上一切事物和现象。他说，研究历史“除了阶级观点之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论断”。翦伯赞批评那些只知道简单地搬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人“为了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他还说：“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注：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江海学刊，1962，（6）.）翦伯赞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它针锋相对地揭示了“左”倾思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持反对翦伯赞等人观点的论者，大多没有从正面直接对翦伯赞提出的问题去进行认真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辩论，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观念，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去对照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一发现词句上的不相吻合，即妄加批判，无限上纲，把它攻击为反马克思主义等等。戚本禹等人的文章就是个代表。他的文章说“‘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J].红旗，（4）.），是同资产阶级学者们“站在一起的。”（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J].红旗，（4）.）于是，给翦伯赞戴上了一顶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二）关于“抽象继承”问题
对于历史遗产、思想文化遗产、道德遗产究竟存在不存在抽象继承问题，这是历史学界、哲学界和文艺界争论得十分激烈、存在严重分歧的一个问题。
吴晗、翦伯赞、刘节等人认为，抽象继承是存在的。1963年吴晗在《再说道德》一文中谈到，就道德而言，“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注：吴晗.学习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凭空创造了”。（注：吴晗.学习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吴晗提出道德遗产存在着“抽象继承”，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可是，却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说，剥削阶级的道德就其本质内容来说，是不可以继承的。只有采取革命的办法坚决打倒它，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新道德代替剥削阶级的旧道德。关锋、吴传启教条地搬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论述来批判吴晗的观点，他们强调说，社会自分裂为阶级以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道德，并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帽子。
三、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所受的罪与罚
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全新的事业，本来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统治下，却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特点的苏联经济模式当作至高无上的，不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越雷池于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当时在经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对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批判。孙冶方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
孙冶方50年代后半期去苏联，考察那里的工业，1961年又到上海、南京等地，深入工厂企业进行关于折旧率、设备更新等问题的调查。之后，写出了《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研究报告）》和《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等论文。针对苏联模式不讲“价值规律”、“不讲利润”，以及中国“大跃进”时期“不计工本”、“不讲盈亏”的大办工业的方针，提出了著名的价值论，强调要有“利润指标”。孙冶方认为“我们计划管理的一套体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搬来”的，他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说：“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这套模式，丢得愈早、愈彻底，发展就愈快。”他认为，苏联的那一套只知道大量投入新资本，扩大基本建设，不知道发挥企业内部的原有潜力来扩大再生产；收入全部上缴，企业没有改进技术的资金，这是企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为不需要考虑折旧资金留成的问题，这正是高度集中管理带来的缺点，不加以改革是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于是，他提出体制改革建议，主要内容就是主张扩大企业权限，主张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限，原则上要下放给基层企业。孙冶方认为，企业要有利润，也就是要有“最大、最小”的观点，即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润。企业办得好不好，主要标准要看它资金的利润率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否则即应停办整顿。1963年，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研究报告）》，中心思想是“应该分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界线；反对用对待资本主义利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必须努力扭转亏损，增加利润，恢复社会主义利润的名誉”。
对于孙冶方的上述正确意见，当时敢于公开赞成的人很少，随着“左”风而上大肆批判的人颇多。有人说他是“利润挂帅”；有人说：“经济学资料只报道苏联经济学家马雷索夫、索波里一家的意见，不能这样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还有人批评他“头脑中只有索波里，没有毛主席”。康生、陈伯达早已在暗中策划把孙冶方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对孙冶方还特别表示“信任”，约他每天到《红旗》编辑部去参加“茶话会”，协助研究物价、货币流通、自由市场、印发工业购货证、征粮购粮和包产到户等重大经济问题。康生也几度找他去“座谈”。正直的孙冶方没有想到这是一种阴谋。康生、陈伯达这样做一方面是想麻痹他，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收集“修正主义”的材料。
1964年全国大批判之火越烧越旺。康生、陈伯达一伙利用这个大气候进一步陷害孙冶方，派工作队进驻研究所，勒令经济研究所停止日常研究工作，除继续进行大小会批斗孙冶方外，还抛出所谓“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培养起来的许多研究骨干或同情者都划进这个捏造的“反党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65年秋，孙又被撤销了所长的职务，并把他下放到京郊进行“劳动改造”。报上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中，正式宣告孙冶方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四、对哲学界急风暴雨的“讨伐”
哲学本来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各项工作的总的指导原则。文艺、历史和经济各界的大批判，都不能不在哲学界有所反映。哲学界的大批判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哲学界的大批判，也同其他各界的大批判一样，理论上、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论争，同样也要由政治来“裁决”。60年代前期的哲学批判，规模最大、火力最集中的是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而这场批判的制造和发动是当时的错误的、过火的大批判的典型。当时笔者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是这场大批判的亲历者。所以，想对此作较详细的介绍。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60年代中期，他又多次强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是辩证法；“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即对立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他还认为，所谓“斗争”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许多哲学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阐释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认为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辟阐明和通俗表达；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到60年代，这种宣传愈来愈带有政治色彩。它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在毛泽东居于至高地位、个人崇拜盛行、“千人一面，万口一词”的情况下，有谁可曾想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竟然能够提出一个“合二而一”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又一种新表达。是有意地反对毛泽东和他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吗？杨献珍说：“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注：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M]：311—312）
杨献珍认为，这两种表达，都可以表明对立统一规律。杨献珍的这种想法，是他多年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后一种深入的理论思考。1964年4月， 杨献珍在中共中央党校新疆班作了题为《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的讲课。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它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他说：“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纯然是一种哲学的学术探讨，并非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纲领。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去新疆班听课，觉得杨献珍的课有启发，课后，二人商量写了一篇文章，即《“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位哲学教员也没有认为“合二而一”的提法是反对毛泽东的。这是首次在报刊上阐述“合二而一”思想。“合二而一”的观点就这样被推向社会了。
康生等权奸一开始就把学术讨论看成政治问题，搞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艾、林的文章尚未发表，刚刚打出清样，《光明日报》便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康生和“反修哲学小组”的领导人关锋审查。康生一见文章清样，立刻作出主观臆断：“我看到文章（指艾、林文章），想这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注：范若愚.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M]：617）。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565.）康生决定摆出学术探讨的姿态，以便引诱人上钩。这是康生一伙阴谋制造学案的惯用手法。
康生一面同意发表艾、林文章，又一面与关锋等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关锋对“反修哲学小组”的人说，文章是“大毒草，是大鱼”。所以，艾、林文章发表的第七天，即1964年6月5日，《光明日报》就发表了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对此，康生曾不打自招地说：“这篇文章的清样送来，我叫快登。六月五日（按：文章发表之日），现代戏会演开会，我叫江青送主席看。”（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618.）
康生把文章让江青送到主席手里，讨得了“上方宝剑”，毛主席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又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这就把不符合当时“斗争哲学”需要的学术观点，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善良的学者们，怎么会知道“政治家”的阴谋？！接着，不少人发表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还误认为自己在参加学术讨论。1964 年6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要求全面理解“一分为二”的文章，提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是根本对立的，“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经过改造的“合二而一”可以理解为矛盾的同一性的一个侧面——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一方面的特征。
这之后，6月27日，康生进一步耍阴谋， 指示《光明日报》：“关于‘合二而一’问题，还可以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于是，《光明日报》又相继发表了阐明“‘一分为二’是分析，‘合二而一’是综合”，即《关于“一分为二”对话》的文章；还有论证《“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等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大公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参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愿以偿，不少善良的专家学者随后坠入大批判的火网之中。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王中、 郭佩衡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这篇文章，是由康生直接控制的《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起草、康生亲自领导修改的。署名的两作者，既没有参加文章写作，也不知情，仅因他们是当时中央党校新疆班的工作人员，而杨献珍的课是在新疆班讲的，于是就被指定为适宜的署名人。文章发表时，竟把郭丕衡误写为郭佩衡。
这篇文章除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的《人民日报》公开点出杨献珍的名字之外，还采用歪曲、篡改、掐头去尾的手法把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关于“合二而一”的讲话抛了出来，上纲上线从政治上进行批判。文章把“合二而一”歪曲为“矛盾调和论”。
同年8月，康生、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社， 在《红旗》第16期上发表了《红旗》报导员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进一步强调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认为杨献珍宣传“合二而一”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调和论。”因此，“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红旗》报导员的文章报道以后，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在报章、杂志上“铺天盖地”。所谓“批判”文章都是根据康生一伙经过歪曲、篡改后强加给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即“矛盾调和论”的调子，进行所谓分析、批判和逻辑推演，形成了“一边倒”的大喧嚣，再也听不到不同意见的声音。
到了196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向中央作出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将杨献珍定性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等等。9月24 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党校的报告，撤销杨献珍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文革”期间他的罪名被进一步拔高，并被送往监狱关押长达8年之久。
这样，一场哲学领域的讨论就由貌似学术论争进入政治围攻，又由政治围攻进入政治迫害。杨献珍和凡讨论中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迫害。据统计，中央党校由此受株连迫害的竟达145人之多。其中， 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因赞同“合二而一”的观点而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革”期间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含恨投井身亡。社会上凡赞同“合二而一”而撰文参加讨论者，文章不论发表与否，统统由报社记录在案，并通知作者所在单位组织批判，有的甚至由此受到刑事处罚。在某些地方和单位，凡在中央党校学习听过杨献珍讲课者，都被株连作检查和揭发。真是继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学案之传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60年代前期，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几乎同时进行的所谓国际反修斗争的互相呼应下，确实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多方面做了准备，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做了舆论准备。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的尖锐、激烈、无限上纲上线，其结果是同当时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相配合，硬造出许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统治全国的舆论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重”，各种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就会“出现反革命复辟”，“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要篡夺领导权”，为此，斗争必须发展下去，深入下去。这种斗争的深入就意味着，要揪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其他领域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面的最大代表人物。一场全国规模的、声势更加浩大的政治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组织上准备了队伍与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使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大露“峥嵘”。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暗中设陷井、搞阴谋诡计的“才能”；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善于利用舆论阵地，公开宣扬“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他们的所谓“才能”、“斗争性”、“水平”，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从而为“文革”发动组织了领导者队伍和冲锋陷阵的力量，他们成了“文革”期间“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第三，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上的准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搞了一套“左”的错误的斗争方式、方法与策略。有不同意见，先摆出“学术争论”的架式，引人上钩，然后开展批判、打击，直至政治上迫害，危及人身安全，使人受到整个精神与肉体的摧残。这一套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所谓斗争实践的“经验”在“文革”期间，又将其推向极端。
第四，准备了权威的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呼百应”、“最高指示不过夜”、“一声号令，全国发动”的权威力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造成一种气氛，即全国上下只能按一个脑子去思想，只能用一种表达去说话，否则会被认为“离经叛道”，从而受到批判，“讨伐”，全面的围剿。于是，人们只能拜倒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膨胀起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发动制造了指挥一切、号令一切的“绝对权威”。
总之，60年代的意识形态领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沿阵地、前哨，在这里的过火的批判与斗争，已经播下造成“文化大革命”大灾难、大破坏的火种，并造成了适宜的温度和土壤。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收稿日期：200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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