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70年代失败的智利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利论文,道路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智利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社会党领袖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上了总统，并组成了人民联盟政府，掌握了智利政权。当时许多人被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苏联对此更是欢喜若狂。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称之为“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的典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样板”，“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注：参见《苏共二十四大报告》。）然而好景不长。1973年9月11日，智利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人们又被这突如其来的失败清醒了头脑，阿连德政权短命的（从1970年11月3日至1973年9月11日共1041天）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围绕议会问题争论不休。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议会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同时也给无产阶级创造了广阔的阶级斗争场所。当无产阶级尚无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时，“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存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注：参见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产阶级参加议会是为了利用议会讲坛同资产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准备条件。所以，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斗争形式和策略，但并非惟一的、最高的、决定性的斗争形式和战略。
然而，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却迷信议会。阿连德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议会主义者。他一直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实行社会变革。为此，他从1937年竞选众议院议员，1945年竞选参议院议员之后，又参加了1952、1958、1964、1970年四届总统竞选。几十年中，阿连德一直想闯出一条通过议会取胜的道路，创造一个“罕见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在1970年他第四次竞选总统时出现了，这不仅使阿连德欣喜若狂，而且对于那些热衷于议会道路的人来说简直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当时苏联舆论哗然，认为阿连德政权为“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战略的里程碑”、“西欧学习的榜样”。智利人民联盟的主角智利共产党也宣扬，他们“在通过一条议会道路的可能性方面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如果说阿连德政权的建立是真正地靠绝大多数的选票获胜，并且执政后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变原有国家机器的性质，还可另当别论。问题是阿连德仅获36.3%的微弱多数票，而另一候选人，右派国民党人豪尔森·亚历山德里也获35%的选票。根据智利宪法规定要从这两人中选一个，人民联盟不得不求助于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并被迫与基民党达成妥协，即阿连德执政后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宪法范围内，遵守原来的体制和等级制度，特别是限制总统不得干预军队事务，也不得建立与军队、警察平行的武装组织，这样就使国家武装脱离了总统的控制。由此可见，阿连德政府名义上是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是妥协的产物，而且是特殊条件下妥协的产物。
但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不顾这一事实，仍企望在夺取行政权后，会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将议会从反动阶级的工具改造成解放人民的工具。”他的用意是第一步通过总统选举取得政权，第二步通过议会选举掌握立法权，这样，国家机器的性质似乎就改变了。事实上，阿连德当选总统后并未为赢得议会绝对多数而创造好的条件，相反仍处在少数地位，人民联盟仅占83个议席，而国民党、基民党共占117个议席。（注：参见[美]威廉.E.拉特利夫《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7-1976年马克思主义经验几种类型》。）因而，掌握立法权无从谈起，而反对党却凭借绝对多数的议席来扶持政府，规定参议院2/3多数、众议院简单多数就可否定政府一切法令，甚至罢免总统。阿连德本人及其政府就是在这种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之中熬日子的。
二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主要成分是军事官僚机器，只有控制了军事官僚机器和议会才是真正掌握了政权。在资产阶级原封不动地掌握着军事官僚机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即使通过选举获得多数也不可能取得政权，取得了也是短命的。因为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随时宣布选举无效或解散议会，或把无产阶级政党赶出议会，甚至宣布为非法并予公开镇压。很难设想，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本质会因议会选票多少而发生变化。因此，企图利用先取得选举多数票或通过妥协取得形同虚设的政权，然后再赢得议会多数，取得立法权等等，“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只有坏蛋和傻瓜”才如此。（注：参见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德国共产党人致敬》。）
但是在阿连德及其人民联盟的眼里，议会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机构，而且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因为它有立法权（包括修改宪法，否决政府法令等）、监督权（包括弹劾部长、总统，批准任命官吏，批准条约及对财政监督等）。因此，无产阶级如果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并逐步取得多数席位，控制议会大权就等于把国家的全部权力稳操在手了，就可按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改造社会。这样，阿连德不仅在选举前不把基点放在群众斗争之上，不把群众斗争作为依靠力量，去组织武装，使议会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而且在他执政后仍一如既往地不相信枪杆子，甚至反对人民武装，害怕人民武装建立后会使反对派和政府的矛盾激化。当人民群众对专搞恐怖活动的“祖国和自由”组织进行打击时，也被阿连德斥责为无政府主义；当工人、农民成立的“保卫委员会”要求政府发给武器时，智利共产党反倒命令“放下武器，增加生产”；当1973年"6.29"未遂政变后，人民再次要求武装时，智共仍说：“我们相信军队，因此不打算各左派政党建立人民武装”。可见，阿连德和智利共产党对阶级斗争的整个态度都是错误的。
阿连德一方面反对人民武装，一方面绝对迷信旧军队。他说：“军队现在是职业军队，是尊重法律的。”（注：墨西哥《永久》周刊1970年10月21日。）他认为军队不会干涉政治制度而且“有爱国觉悟”、“有服从文职政府的传统。”（注：《阿连德向议会宣读总统咨文》，参见新华社1971年5月20日电。）因此，阿连德政府始终不干预军队事务，相反还让三军司令、警察首脑进入内阁担任要职，还给旧军队以各种优厚待遇，想讨好军队，使其护宪。结果是养虎贻患，反对派把军队中的护宪将领一个个赶走后，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发动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死于非命。这对智利革命和国际共运来说都是一次血的教训。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却没有使智利共产党的头脑清醒到认清迷信议会、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相反，他们却把失败的教训归结于人民群众要求建立武装等“极左情绪”。
阿连德政府不仅没有掌握国家武装力量，而且没有掌握立法和司法权。虽然“立宪法院有三次裁决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反对派”（注：新华社1972年2月9日电。），但法院权力控制于他人之手就必须服从于原来的法律，使裁决成为一纸空文；虽然想通过议会道路创立一个“今天地球上第一个准备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二类型的国家”、“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注：《阿连德向议会宣读总统咨文》，参见新华社1971年5月20日电。），但实际上又没有掌握议会大权和政府实权。当人民联盟同反对派之间围绕修改宪法展开激烈斗争，而最后反对派凭借绝对多数通过了基民党议员提出的不利于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时，尽管阿连德政府一面动员青年、工人等上街游行谴责“宪法修改草案”，通过报纸造舆论；一方面宣布使用总统权力否决草案，甚至提出要“解散议会”，但终究无济于事，反倒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改组内阁，最后大权旁落，政局动荡，危机四伏，直到政权被颠覆。然而与其成鲜明对比的是1973年9月11日发动叛乱的军事政变当局（由13名军队、警察的高级官员和2名文职官员组成的新内阁）在9月13日就宣布解散了议会，14日就下令禁止20多家报纸、杂志出版，15日就宣布解散国内所有政党，并宣布重新制定宪法，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两三天之内就干了这么几件重大事情，可谓神速之极。可是阿连德政府两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做成其中的一件。两相对比，就能看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阿连德及其人民联盟不打算用暴力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想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新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更不想建立一支人民的武装去保卫所取得的政权，而是想通过议会选举的办法，通过改两院制为一院制——选举“人民大会”的办法来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完全是主观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智利革命共产党机关刊物《马列主义事业》所指出的，阿连德上台“并不意味着人民联盟取得了政权”，更“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实权仍继续掌握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手里，因为他们控制着武装、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等等。”（注：《参考消息》1971年2月28日。）
三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打算抛弃议会斗争。在和平环境下，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风气比较浓厚的国家，不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议会进行和平斗争，甚至可以考虑在某一阶段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即使在不发达的国家，只要有议会可利用，也要尽可能利用。同样道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不拒绝和平道路，马恩曾说过，共产主义者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注：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他们希望“有些国家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注：参见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列宁也曾说道如果能和平过渡的话，谁都想，只有疯子才愿意千百万人头落地。马恩甚至还设想当时英国有可能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到达社会主义。列宁也曾预计俄国有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可能。但是，能不能和平过渡不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此，无产阶级不能把和平过渡作为一种战略，不能把议会斗争看成既定方针，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随时准备“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注：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智利道路的失败再次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拒绝利用可能的和必要的议会斗争是错误的，但局限于议会斗争更是错误的。宪法、议会不能管制住武装到牙齿的敌对阶级，同样也不能束缚住无产阶级的手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必须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革命精神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如果议会斗争不以革命暴力作后盾，脱离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基础，就起不到任何好作用。智利的教训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