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承与转折：2004年国内社会学研究状况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社会学论文,状况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观2004年已经发表或出版的社会学研究著述与调查文献，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既有延承又有转折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与时政密切结合
在2004年的社会学研究中，相当部分的研究在选题上与时政联系紧密，新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取向影响较大，这体现了社会学研究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敏感性。
党的十六大和去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命题，为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课题。有数篇论文分别就“小康社会”的社会思想史源流、“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小康社会”与社会转型的目标及模式、 “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和谐社会”，也有诸多论者就其内涵、实现条件与途径等问题展开论述。社会学研究与时政紧密关联的另一主要标志是“SARS效应”。2003年春、夏之季爆发的“SARS”疫情，使我国既存公共卫生体制中的漏洞与弊端暴露无遗，并牵扯出其他众多社会问题。由此，公共危机管理、舆论与谣言传播、城市网络化管理、农村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等等，遂成为“后SARS时期”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几大主题，大大拓展并加深了原有的学科知识。以农村卫生医疗体制为例，很多学者都对改革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反思，认为对改革前的既有制度安排不能一概否弃，应该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个别学者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指出，合作医疗虽然解决了逆向选择与医疗服务成本问题，但在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和培育社会资本方面。并无独到之处，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改革前就已经暴露出来。
“三农”、“城市化”依然是焦点
“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等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依然是去年的焦点话题。“三农”问题主要包括农村社会保障、乡村自治、农地流转、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小城镇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乃至批评意见。 他们认为没有放诸全国而皆准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小城镇模式可能比较适合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并不适用，反而会使这一模式在东部地区暴露出来的弊端全部转嫁到内地。由于在未来的5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9亿的高位，加上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硬性约束，广大农民“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现状将长期存在。因此，最为迫切的是要把“村庄建设”确定为今后内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战略，亦即要将“农村”真正作为“村庄”来建设，而不是作为“城镇”来建设，更不能寄希望于农民进城。只有当农民能够在经过建设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庄生活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因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的不满而失败。有学者更为尖锐地指出，政府必须尽早启动“乡村建设运动”，否则将贻误时机，后患无穷。“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农村国土环境的整治，几项研究不约而同地对当前农村的环境污染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城乡差距拉大和城乡二元结构再生产的机制性诱因。
农民工问题是城乡间际问题，去年春节前后追讨农民工工资的风潮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正式进入社会学的专业研究视野。研究者们认为，多年一贯的低工资制、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与环境不仅是对农民工群体当下生活的剥夺， 也是对其未来生活的剥夺，此种现象可命名为“多阶段剥夺”。而“民工荒”则是农民工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上述剥夺的抗争。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与教育问题是研究的另一热点，除了久受关注的进城农民工子女之外，留守在农村的近千万农民工子女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者呼吁社会和政府要重视与关心这些孩子的生活困难和健康成长。
城市化研究的另一主要集中点是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研究者们认为城市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方式必须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方式向市场化、社会化方式转换，不仅要给予失地农民合理充分的补偿，更稳妥、更长远的做法是为其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 以利于农民的市民化和郊区的城市化。进一步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结果认为“耕地保护制度”对于农民而言只是一项消极性保护措施，根本抵挡不住城镇政府积极的征地规划和扩张冲动，在目前国情下只会导致村队集体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釜底抽薪的做法是，现行的“国家征用农地制度”应当缓行乃至废除。
社会结构研究呈现转折态势
在2004年的社会结构研究中，横切面的社会分化、分层研究明显减少，纵贯面的动态的社会流动研究有所增多。由于社会结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一变化便耐人寻味。我们知道，由于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研究历来即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中之重。1979年社会学学科恢复以来，经过20多年的学习、磨练和积累，社会阶级、阶层研究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最为活跃、最为规范同时也是最有成果的领域。从总体上讲，社会学对我国目前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工作已十分完备。于是，“是何”的现状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如何”的过程研究接踵而至，成为研究自身内在发展需要下的必然。去年社会流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该书对新中国五次社会流动及其影响与后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比较全面详实的解释和分析。
社会结构研究中从分层到流动的领域与主题转换还有着另外两层含义，换言之，这一转换必将伴生出另外两个长期蛰伏的研究主题的出场：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运动研究。研究新领域的凸显实质上依然遵循着学科研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前所述， 社会流动转而关注“如何”的过程研究，不言而喻，接下来就是“为何”的原因研究，这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领地，因为从“事件—过程”和制度主义方法论来看，社会政策（广义的，包括制度、政策、法规等）对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有着极其关键的影响。“为何”之后便是“奈何”的现实行动研究，亦即对当下社会分层、流动、社会政策众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状况，通过各种社会行动或运动施加干预或予以解决，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到社会政策研究再到社会运动研究，这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完整的逻辑环路。当然，实际的研究进程并非全部符合这一逻辑，但从研究成果的统计“大数”上看，社会学研究在整体推进上客观地呈现出了上述轨迹。依去年的研究情况而论，社会政策研究可以说已经全面苏醒，甚至蔚然成风。社会运动研究则尚处于引介知识和积聚研究力量的等待破题阶段。由此，我们不嫌夸张地断言：2004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转折的重要年份。转折的出现不仅是学科逻辑发展和知识积累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外部原因所致。其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化解大量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成为当务之急，这使得社会政策与社会运动研究必须走向前台。其二是社会大环境为研究的开展和推进提供了较以往更为宽松的空间。比如，社会政策研究往往会走向对现有政策的批评和批判，社会运动研究则更容易触动一些敏感的禁区。
去年的社会政策研究分布广泛，既有政策史研究和理论性的探讨，也有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举其要者主要有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政策研究、城镇自谋职业人员社会保险政策研究、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社会慈善事业政策研究、非政府组织发展政策研究、社会工作政策研究和社会性别政策研究等等。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社会政策虽较之以前进展明显，但仍存在着体系化不足、规范性缺乏、可行性与操作性较差而难落实等问题。对于社会政策研究的活跃景象，部分论者认为，这不仅反映了社会政策从原来的配套性地位转而提升至与其他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同等地位的趋势，也反映了社会学专业研究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加深以及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
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总体来看，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水平参差不齐，中层理论在众多研究中得到了熟练应用乃至创造性的发挥，而基础理论与社会思想研究则相对滞后，尚处于对海外资源的译介与一般性评论阶段。尤其令人忧虑的是目前很多的基础理论研究紧紧追随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取向与选题比较雷同。对社会学创建时期经典著作的仔细解读尚嫌不够，更遑论对欧洲古典与近代社会思想的贴切探讨。遗憾的是，就社会学界而论，对中国本土社会思想资源的研究与发掘工作同样非常鲜见。上述情况不仅说明，我们需要在理论关注方向上进行必要的调整，打破是西非中、厚今薄古的研究格局，以尽量实现理论研究上的力量平衡，同时还表明，我们对已有的调查与数据的深度开发和理论提炼工作还远远不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基础性任务之一就是建设比较完整、系统的数据库，可喜的是，去年国内不少社会学研究机构业已着手行动了。
诚如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在去年召开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开幕式上所讲的——“中国社会学正在崛起”！回首与展望之间，我们衷心祈望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能够扬长补短，协调发展，崛起于世界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