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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5—0016—02
一、爱国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维度
爱国即热爱祖国，是人们一种在处理自己与所属祖国的关系时应当遵循的规范要求。是指对自己所属祖国的国土、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种热爱，既体现在情感、心理上，也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1](P12)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体现了一个中国公民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自豪，它是邓小平爱国情感的郑重宣言和最佳注释，也是邓小平民族精神魅力的基础。
第一、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与民族自豪感是邓小平爱国情感的真情流露。民族自豪感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祖国成就和发展的愉悦情感，是人民自我意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民族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发展等因素不同，都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就其作用来讲，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如：一个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会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它会激发这个民族开创奋进、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民族意识中积极因素的体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唤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和清醒。小平同志就十分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这是他爱国情感的真情流露。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P3) 在对外交往中，他高举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旗帜，视国家主权高于一切， 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某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3](P369)。 小平同志还告诫国人说：“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因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各种文化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交流与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持我们自己国家的独立与中华民族精神、开拓我们的视野有着积极的作用。[4]
第二、他根据时代变化指出当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热爱祖国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号召人们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来。针对有些人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他尖锐地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2](P331) 为了坚定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社会主义信念，他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重大命题出发雄辩地说明了把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统一起来是历史的必然。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还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层次对当代爱国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他说：“什么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2](P63) 他还说，对“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3](P392) 这就拓宽了当代爱国者的范围，更有利于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侨胞，建立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共同奋斗。
第三、邓小平的爱国思想还体现在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上。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概括，深刻反映出邓小平同志的爱民情怀。
邓小平同志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就是代表和反映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他能充分地相信群众，坚定地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吸取群众的智慧，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他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P368)
二、和平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拓展维度
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爱好和平精神不仅表现在与兄弟民族、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上，而且还表现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休戚与共上。“协和万邦”、“德莫大于和”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5]。邓小平同志继承了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中关于和平的思想，从国内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复强调，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等理论，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关于和平的思想，成为邓小平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对民族精神关于和平思想的创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中国先哲的著名言论，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重视民族团结，倡导国内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主张。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团结统一的征途上，颇具智慧地创立了“一国两制”理论，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中爱好和平思想的创新。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精神的鼓舞下，祖国的统一是迟早要实现的。他强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2](P61) 邓小平生前多次表达了希望祖国能够实现和平统一的心愿。他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为此，他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希望通过“一国”之大同和“两制”之小异的和平方法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这不但使我国顺利收回香港、澳门，而且为进一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可能。“一国两制”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民族精神的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第二、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扬了民族精神中“协和万邦”、“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并进一步把它运用到我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它新的内容。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按照国际国内的顺序，依次阐述了中国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目的“是要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现代化”。他强调：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不畏强暴的传统和平思想的体现。随后，我国政府主动裁军百万，停止了大气层的核试验。并且多次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霸权主义，现在经济落后时不搞霸权主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也不做超级大国。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按照邓小平的思想，中国除继续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与各国友好相处，发展关系外，还突出了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外交”，而且也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同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些理论和行为极大地拓宽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内涵，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中国民族“协和万邦”、“德莫大于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复兴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维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走入新时期，步入坦途的起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历程，成为邓小平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中华民族精神复兴论的思想保证。古今中外，一个社会要变革、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无不伴有思想解放之先声，无不伴有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之环境。邓小平同志鉴于20多年“左”的僵化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痛感解放思想的必要，一再指出：不打破僵化思想，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P143) 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后关于“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解放思想的再讨论，都一再证明：事物发展不停，解放思想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更需要解放思想。
第二、改革与发展是邓小平中华民族精神复兴论的动力。邓小平民族精神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在于紧紧地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展开。不管是对务实精神的继承，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弘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都在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出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要尽快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如何发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到1987年经过八年的思考和探索，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然后，在这基础上继续前进。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其中一个对策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含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其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也是发展生产力，实现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这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
第三、科教兴国是邓小平中华民族精神复兴论的关键。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清楚地认识到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最终要靠人来实现。因此，他始终是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密切关注时代特点的变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围绕着“实现现代化、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这一基本思想，来论述科技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深入研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及二战以来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经验，精辟地指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观点把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从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刻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P275)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2](P120) 很显然，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指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