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人认为，瑞士语言家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解决这一问题奠立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对它要加以再认识。列维——斯特劳斯在把结构语言学运用于文化研究时发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发生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本人从言语活动机制上把语言分为三大层次。我们可以看到，人拓宇宙学、文体学与文化语言学正是在这三大层次上探讨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再认识
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三对影响深远的概念，揭示了语言的基本二元对立关系。
1.语言与言语。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言语活动是由语言与言语构成的。语言是指一种具有确定规则的符号系统，其中各种要素处于相互关联之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对其它要素的关系。而言语则是人对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人类各种话语活动构成的总体。语言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创造的产物。
索绪尔还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使用它的人类共同体。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遵守共同的语言规则，这样各成员之间在言语中才能达到互相理解，进行交往。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与习惯。言语则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固然不能违反社会制度与习惯，但也有自己的创造性，提供新的关系，借以丰富社会语言。语言被看做社会事实，对人们特别具有启发作用，它引导人们把其它各种社会事实与语言相比，揭示二者之间的异同，甚至把社会看做语言进行语言学分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类比使结构主义者运用语言学模式对广泛的人类学事实加以解释。
2.共时性与历史性。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凡属历时性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一切变化是在言语中萌芽的。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出。言语的事实一再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但不是任何的言语创造都能同样成功，只要它们还是个人的，我们就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只有等到它们为集体所接受，才进入我们的观察范围。
因此在语言研究中便要采取如下的合理程序，即先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与言语，继而又把语言分为共时态与历时态。结果语言学也就划分为两部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与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看到，索绪尔充分强调了言语在言语活动中的创造作用。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看到的只是基本语言结构。实际上在整个言语活动中，除了基本语言结构外，还有派生的高级结构。我们把这种结构称为超语言结构。言语不仅创造基本语言结构，而且还创造出超语言结构。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超语言结构对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不仅为普通语言学奠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超语言学奠立了理论基础。
3.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索绪尔为深入地研究特定语言状态中的关系结构，又作出了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的区别。这个二元对立关系虽然不象前两个那么根本，但它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结构关系具体化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言语活动的信源本质，进一步揭示它的创造机制。
索绪尔认为，一方面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联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在句段中，一个要素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含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个集合不是以长度为支柱的，它的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因此被称为联想关系。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
以上三种二元对立关系深刻地把握了语言结构的基本特征，构成了一种“语言学模式”。结构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个语言学模式，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展示了人类文化现象的类语性质，为解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开辟了新的方向。
二、结构主义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在对人类早期社会文化结构的分析中，以索绪尔所总结的语言结构模式为参考系进行类比，揭示其类语言性质，从普通语言学分析发展为超语言学分析。这可以说是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于其它结构主义者的地方，使他在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所谓超语言结构都是与语言结构类比的结果。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发现一般结构或社会文化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于是便把它们称为超语言结构。这种超语言结构与语言结构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看起来只起一种比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种超语言结构称为外超语言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也就是外超语言结构分析，它不能加深我们对超语言结构的特殊本质的认识与把握。不过，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创建内超语言结构分析。举神话为例。
首先，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普通语言学，即在音位与词的层次上的语言科学，是不能运用于神话的。前者是处于低级组织水平上的，后者则处于高级组织水平上。神话的基本构成单位不是音位或词，而是短语与句子。对神话的研究就是对神话的这些基本构成单元的相互关系结构的分析。如果说普通语言学研究语音的转换，那末神话学则研究作为神话素的基本构成单元的转换。由此可见，神话学与语言学所对付的是两上不同层次上的结构。前者超越了后者，因此可以说神话学所对付的是超语言结构。
其次，列维——斯特劳斯在确定了神话与语言处在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之后，便用语言结构与神话结构加以类比。前已指出，索绪尔在对语言结构分析中，对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作了二元区分。联想关系是记忆中各种指向同一中心的词之间的关系，它们具有同时性。句段关系是句中不同成分前后相继的关系。它们具有历时性。联想关系相当于音乐中的和声，句段关系相当于音乐中的旋律。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语言关系结构类推到神话关系结构上，只不过表明，语言与作为文化现象的神话的关系，是一种语言与类语言的关系。
其作法是，选择一种特定主题的神话集合，然后用联想——句段关系模式在各神话之间加以排列对比转换，构成神话素表。列维——斯特劳斯用这种方式对烟草起源神话进行分析。正如C·R·巴德考克所说，当用这种方式提出每一神话对其它神话的关系时，清楚地变成了基本主题的转换形式的系统（参见C·R·巴德考克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理论〉》，尹大贻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关于烟草起源的三个神话在历时性方式中，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一套转换过程，从最初的主题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以发现烟草结束。在同时性方式中，在相同时间方面，这些转变阶段本身表现为这些神话的相互转换。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同时性的转换形式，即这些神话中的和声，在相互一致或相互对立的原则上起作用。
列维——斯特劳斯的外超语言结构分析，本来已经反映了他对语言与文化的观点。但这还不是他的思想的精彩之处，其精神之处在于他所指出的解决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一般途径。他把这个问题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一种语言与一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所要考虑的是，人们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对这种文化的语言要认识到何种程度，或者要理解文化成员所说的含义，又要对这种文化以及语言了解到何种程度。其次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语言与文化之间各自作为整体而言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本人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解决不同层次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但它把层次划分引进结构分析，在不同层次上确立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确是有意义的。他为解决这个问题指出了一条途径。我们看到，在他之后，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正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尽管对层次的划分与他不同。
三、人拓宇宙学等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人拓宇宙学与结构人类学不同，它不是通过语言活动创造机制，去揭示语言的内在超越性，从而把握高层次上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人类在用语言进行记述（用文学言说）时，对普通语言加以编码。在这种编码中产生一种文本，如果文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编码方式，那末它便会形成一种文体。文体可以说是文本的一种结构体式，具有模型与范型的性质。文体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超越了普通语言结构，我们把它称为超语言结构。因为它是由于语言内部机制而形成的，所以最好称为内超语言结构。
进而我们在文体中分出一个特殊的文体，它以某种具有语言性质的东西为宇宙的本原，并以该对象为主题构制出典范文本。在这种典范文本中，不仅提供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编码方式，而且提供一种“创世方式”。简而言之，它是一种以语言编码形式进行的“创世方式”。这个特殊文体就是语言宇宙模型。它是一种与文体超语言结构不同的特殊超语言结构，开创了语言的一个更高层次。站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总之，人类的言语活动中形成了语言的三大层次，即普通语言层次，文体超语言层次与语言宇宙模型层次。在三大层次上都存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人拓宇宙学最关心的是第三大层次。
人拓宇宙学认为，人类是宇宙的开拓者，宇宙是人类开拓出来的对象的总和。人类是运用语言宇宙模型来开拓宇宙的。语言宇宙模型是文明人类与人拓宇宙之间的中介。试问语言宇宙模型又从何而来呢？语言宇宙模型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某种神秘之物，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特定时期对以前人类开拓出来的各种对象加以理想归总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人拓宇宙的根本结构。这样语言宇宙模型才在人拓宇宙中，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取得特殊的地位，成为相应文化的基础，创造源，决定后继文化的发展。语言宇宙模型是宇宙模型的一种，此外还有不同形式的物质宇宙模型，在其形成与发展中，语言宇宙模型以自己为核心把各种物质宇宙模型吸收与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人类也可以利用不同的物质宇宙模型开拓宇宙，然后又把开拓的结果归入到语言宇宙模型框架之中。因此，在对宇宙的开拓中，人不仅直接利用语言宇宙模型，也可以间接利用各种物质宇宙模型，但却在语言宇宙模型的统率之下。语言宇宙模型体系一方面是人拓宇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推动人拓宇宙深广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语言宇宙模型与人拓宇宙的相互作用，是从整体上了解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钥匙。
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形成了四大语言宇宙模型，即周易语言宇宙模型、奥义语言宇宙模型、约书语言宇宙模型与工具语言宇宙模型。中国人、印度人、希伯莱人与希腊人分别运用它们构建了周易人拓宇宙、奥义人拓宇宙、约书人拓宇宙与工具人拓宇宙。后四者分别体现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相应地，历史上四大语言宇宙模型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内超语言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看做周易文化，把印度文化看做奥义文化，把希伯莱文化看做约书文化，把希腊文化看做工具文化。也就是说，这四大文化都是人拓宇宙文化。因此，我们看到，它们都由原产地传播到广大地区，形成了超国家、超民族与超社会制度的文化圈。尤其是发生于希腊的工具文化到今已传遍全世界。由此可见，我们只有把握到文化的人拓宇宙本质，才能在高层次上理解人类文化传播的宇观整体机制。
但是，我们看到，尽管希腊的工具文化已经传遍全世界，并不能认为它集中反映了全整性人拓宇宙。因此即使在西方人内部也受到了批判，揭示它的局限性。只不过这种批判也停留在工具文化之内，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语言宇宙模型作了逆反解释而已。它们象历史上其它三大文化一样，都是建立在片面性人拓宇宙基础之上。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轴心期。在这时产生了新的语言宇宙模型——科学学体语言宇宙模型，它是对全球人类开拓的各种成果的理想归总，并把各种有关物质宇宙模型纳入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开拓出科学学体人拓宇宙。这才是真正具有全人类性、全球性与全宇宙性的人拓宇宙。在科学学体人拓宇宙中把历史上四大人拓宇宙作为特殊方面包括在内。正是它，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人类生活才取得了共同的人拓宇宙基础。人类虽然处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与不同意识形态之中，但却可以达到互相沟通，共同对付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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