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问题，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在开始本专题讨论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有关粮食的不同定义。有两种主要的粮食定义：一是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的定义，即粮食包括小麦、大米（不是稻谷）、玉米、高梁、小米、大麦和燕麦，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粮食包括未碾磨的稻谷、小麦、玉米和粗粮， 但将稻谷按65%的出米率折成大米，所以应视同于美国农业部的粮食定义。二是中国的粮食定义，包括谷物（cereal）、豆类（beans ）和薯类（tubers）3种，谷物和豆类一律按脱粒后的籽粒（干重）计算， 谷物主要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豆类为大豆、绿豆等。薯类包括甘薯和马铃薯，按鲜薯5∶1折成粮食计算，但不包括芋头和木薯，也不包括作为蔬菜食用的薯类（如城郊生产的马铃薯、地瓜等）。日本的粮食定义类似于中国。有研究学者为消除因稻谷转换率差异的影响，在使用粮农组织的粮食数据时乘以1.06282 的系数进行上调，在使用中国的粮食数据时以0.76为系数进行下调，以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数据均按照中国的粮食定义。
一、中国粮食生产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有7千余年的农耕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国粮食产量的最高记录发生在1936年，共生产粮食1.5亿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年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比1936年减少3682万吨。 1949年至1996年，47年时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迈上了4个亿吨台阶， 请看下表。
1949年～1996年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单位：万吨、千公顷
年份 粮食总产量 粮食播种面积 单产(公斤/公顷) 灌溉率(%)
1949
11318
106667 1058
1957
19505
133633 1456 24.4
1978
30477
120587 2527 45.3
1984
40731
112884 3605 45.4
1996
50454
112548 4483 53
年份化肥施用
1957 37
1978 884
1984 1740
1996 3828
中国粮食产量迈上2亿吨台阶约花费了8年时间。其间，耕地灌溉率与化肥施用量均未明显增长，粮食增加主要依靠耕地及播种面积的扩大，8年时间净增26966千公顷。该期间粮食单产也缓慢增加，但对产量提高作用次之。1957年后，中国工业化速度加快，耕地面积及相应的粮食播种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粮食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单产，这是中国粮食产量迈上3亿、4亿和5亿吨台阶的共同特征， 但对于提高单产的影响因素，各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1957～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在经历了漫长的21年历程后终于迈上了3亿吨台阶， 其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13046千公顷，但耕地灌溉率增加到45.3%，比1957 年净增20.9个百分点，化肥施用量为884万吨，比1957年施用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可见该期间由于单产提高导致的粮食产量增加主要依靠的是扩大灌溉面积。1978年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启始年，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双向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农户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经历了短短6年时间，化肥施用量增加近1倍，在灌溉率几乎未变、粮食播种面积下降7703千公顷的情况下将单产提高了42.7%，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在1984年登上了4亿吨台阶。可以说， 这一阶段单产提高促进产量上台阶，主要依靠的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增加。1984 年～1996年，中国粮食产量经历了12年后迈上了5亿吨台阶，其间播种面积略有减少，耕地灌溉率由45.4%增长到53%，净增7.6%个百分点， 化肥施用量则在1984年的基础上净增1.2倍，单产提高了24.4%，可见， 迈上该产量台阶主要依靠的是增施化肥和增加灌溉面积引起的单产提高。
二、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及农业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
人口密度过大和过快增长往往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首要因素。 1996年末，中国（仅指大陆，下同）总人口为122389万人， 当年出生人口为2067万人，出生率为1.698%。净增人口为1268万人， 自然增长率为1.024%，死亡率为0.656%。据预测，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2.72亿人；到2033年将达到人口峰值年为14.8亿人。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目前为7.39亿，到2000年将达到7.75亿，到2016 年将达到峰值年为8.7亿人。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耕地面积却在逐年减少。根据资源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底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3090.2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仅0.1069公顷，约合1.6亩，约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2%。按2000年13亿人口计算，既使耕地停留在目前水平上不减少，人均耕地将为0.1007公顷（合1.5亩）。按2010年14 亿人口计，人均耕地将为0.0935公顷（合1.4亩）。按2020年15 亿人口和2030年16亿人口分别计算，人均耕地将分别仅有0.087公顷（1.31亩）和0.082公顷（1.23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一数字是在假定耕地面积不减少情况下得出的。实际情况是，自1957年来，中国耕地面积已经历了连续40多年的减少期，累计减少耕地2千万公顷（3亿多亩），以目前生产力水平计算，相当于丧失粮食生产能力2.7亿吨。 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仅为30%左右，有预测表明，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38%，到2030年将达到50%。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用耕地面积必将进一步减少，所以届时人均耕地数据将低于上述估计水平。
从总体上看，1952～199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自然增长率）为年均1.73%，而粮食增长速度达到年均2.6%， 说明中国人均占有粮食几乎以年均1%（0.9%）的速度增加，也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与世界相比较，同期世界谷物产量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7%，略高于中国粮食年均增长率，但人口增长速度为1.99%， 高出中国0.26个百分点。从目前开始到2030年的30年期间，将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关键时期，而控制人口增长和抑制耕地减少则是其中2 个最重要的环节。
（二）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
中国耕地资源在总量不足前提下，南北方差异也很大。总的来讲，北方人均耕地多，南方人均耕地少，丘陵山区以及库区耕地更是奇缺。由于人口生存压力及改善生活需要，山农往往毁林开荒，从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流域总面积约180万km[2]， 水土流失面积50年代为36万km[2]，目前上升到56.2万km[2]，占全流域面积的31.2 %，土壤流失量也由10亿吨增加到22.4亿吨，其中仅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达35.2万km[2]，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63%， 土壤流失量达16亿吨，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量的71%。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中上游地区大量存在的坡耕地。据统计， 长江中上游现有坡耕地1千万公顷（1.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2.8%，按人均0.1 公顷（1.5亩）计算，涉及到约1亿人的生存资源。分析表明，来自这些坡耕地的土壤流失已占该区域土壤总流失量的60%。二是该区域森林和植被破坏。由于人口生存压力及改善生活需要，部分由于山林到户后集体控制力削弱，该区域对植被和森林的索取和樵采一直有禁无止。50年代至80年代，长江流域12个省区有林地面积年均下降0.8%～1.6%，有林地降为疏林地的面积以年均9.8%的速度增大。长江上游地区50 年代初森林覆盖率为30%，目前仅为15.3%，由于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中下游河床抬高和湖泊淤积，1966年至1986年20年中，城陵矶至汉口的235公里江段共淤积泥沙2亿多吨，河床因此抬高0.42米；1950年长江中下游共有湖泊面积2582km[2]，经过多年淤积围垦已减少面积约50 %，丧失洪水调蓄能力600多亿立方米。1998年夏季， 长江及松花江洪灾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除气候原因外，水土流失造成的中下游地区防洪能力减弱亦是重要原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频繁的水灾是威胁该区域乃至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心腹之患。
中国南方和东北地区森林植被减少的另一个消极因素是加剧了西北、华北地区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中国70%的国土面积受季风气候影响，夏季风是从湿润区吹到干旱地区。南方森林减少后，含大量水汽北上的东南季风和西南暖湿气流沿途损耗大于补给，这样造成北方地区年降雨减少。东北地区森林砍伐结果也使输向华北、西北地区的水汽减少。有资料表明，80年代华北降雨比50年代平均减少三分之一。
（三）水资源短缺与污染
如果说与人口压力及山区贫困相连系的南方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那么北方旱作农区的水资源短缺则是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大隐患。
中国陆域多年来平均降水总量约61990亿m[3]， 折合降水深度648mm，河川年平均径流量约27000亿m[3]，地下水天然资源量约8700亿m[ 3]，按1997年底人口计算人均水资源量仅约2400m[3]， 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四分之一。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现有耕地中旱地占73.8%，大部分位于北方。北方旱作农业区包括15 个省市区的965个市县，耕地总面积4820万公顷（7.23亿亩），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50.5%，其中无灌溉条件的旱地有3067万公顷（4.6亿亩）， 约占该区耕地总面积的65%。由于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面积占36%，水资源却占81%，淮河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64%，而水资源仅占19%。北方农区水资源短缺最甚的要数黄河流域。黄河流域79.5万km[2]面积平均年降水量仅466mm，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2mm， 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量最少的是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区，如内蒙古河套平原年降水量仅200mm左右，而年蒸发量则高达2000mm。 黄河流域内人均水量393m[3]，为全国人均水平的25%，耕地每公顷水量4860m[ 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由于农业灌溉及生产、生活用水需要，多年来黄河流域内建起了3147座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已达574 亿立方米，建成引水工程4502处，提水工程2.9万处，下游两岸引黄涵闸94 座，虹吸29处，而黄河年径流量仅580亿立方米，90年代黄河流域生产、 生活用水年平均已达300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约占黄河一半的水被用掉了。1997年黄河断流13次，河口地区断流282天， 黄河水在河口地区真正入海的时间仅有5天。由于水资源短缺， 黄河流域旱作农区的灌溉农业发展将受到限制；由于主干道水量减少引起的泥沙淤积和河床升高，日后黄河防汛任务将更加艰巨；下游及河口地区由于抽取地下水引起的海水内侵及灌排失调引起的土地次生盐碱化等生态问题也将更加严重。
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亦是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及持续发展的另一大隐患。主要包括3种情况：水污染、土壤及食品污染、空气污染。 由于人口压力过重，中国人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加上土地家庭承包后追求收大最大化，越来越多的化肥、农药、生长激素等农用化学品被用于农业。受农民素质及科技水平限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效率不高。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70%，中国约为35%。由于滥施化肥、农药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致使江河湖泊富养化程度加剧，有害物质也随水土流失进入水体。污染水体的另一大危害来自乡镇企业。据国家环保局调查，1995年全国有污染的乡镇企业有121.6万个， 其中有污染的乡镇工业企业个数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16.9%，产值占37.6%（总值为1.926万亿）。这些乡镇污染企业多是些小造纸厂、小印染厂、小电镀厂、小皮革厂、小酒精厂等，其中造纸业生产的废水就占45%，这些废水大量排入江河，引起水体的严重污染。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总长5万公里的河流中，80%发生水质退化。中国农业灌溉率很高， 水体污染致使有害物质随农灌水进入土壤和地下水，进一步引起食品污染。酸雨污染也是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一个隐患。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的体制政策因素
（一）计划体制应用
带有计划色彩的国家超强干预一直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的7%， 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受资源约束供给难以扩大，1984年以前粮食供给一直不能真正满足市场需求。中国约有8.5亿农民，粮食生产的自给性强。1984年以来， 粮食商品量仅占粮食生产总量的30%～35%，而国家定购的粮食又仅占商品量的40%～60%左右，亦即仅占粮食生产总量约12%～21%。如1995年，国家定购粮入库为458.15亿公斤，议购粮入库461亿公斤，合计919.15亿公斤，约占当年粮食生产总量的19.7%。由于粮食生产的自给特征，使得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粮食供给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受到一定限制，这也是带有计划色彩的国家干预一直未能完全撤出粮食生产领域的重要原因：国家必须动员她的全部资源——尽管冒生态环境恶化的风险，和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计划的和市场的，来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运用计划手段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粮食生产领域和粮食购销领域。粮食生产领域的国家干预包括：国家不断增加用于支持粮食生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52～1995年累计投入1629.5亿元，其中用于水利建设投资约占60%左右， 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905座，总库容量4571.4亿立方米，建成灌区5608个，其中2 万公顷以上的灌区有183个，使中国耕地灌溉率由1952年的18 %不到稳步上升到1996年的53%，从而改善了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为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支农投入还表现在不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林水气事业费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上，1995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含农产品价格补贴）合计为567.22亿元。除增加农业投资外，粮食生产领域的国家干预还包括对农民土地利用的影响，即使是到了90年代，农户仍必须完成国家的粮食定购任务，这一干预通过国家现行的粮食购销政策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落实到农户的播种决策上。粮食购销领域的国家干预包括：承包农户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国家对粮食收购实行保护价制度，当市场粮价高于保护价时，参照市场粮价确定收购价格，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由国家按照不低于保护价的价格敞开收购。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国家进一步采取了垄断粮食收购市场的手段。
在运用计划手段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且主要由粮食购销领域的国家干预所产生。与市场体制国家不同，中国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之间横亘着一个拥有300 多万名职工的庞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这一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且兼粮食商品经营和政策执行一身二任，企业的经营效益时常与代表国家执行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通常是利用其特殊的垄断地位进行寻租活动。如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用于附营业务；当粮食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时，不认真贯彻保护价政策敞开收购，或对售粮农民采取压级压价方式以谋取好处或减少亏损，企业之间则竞相削价抛售粮食从而形成新的亏损；当粮食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时，企业则相互抬价抢购粮食，不是积极平抑粮价而是捂着粮食不放期待价格进一步上涨，这一逆势操作和扭曲行为往往又给企业亏损埋下了隐患，当价格逆转时，高价购进的粮食难以销售从而形成新的亏损。这就是说，通过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实际操作，粮食供求波动的市场风险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增大了，这进而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除国有购销企业的扭曲行为给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外，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国家粮食保护价政策也使价格调节供求的作用难以发挥，最终造成财力难以为继，计划手段不得不再为市场作用代替。
（二）市场手段应用
当国家在农村改革初期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时，应用市场手段来促进粮食生产已初见端倪。由于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且单一向上，加上计划色彩的统购统销政策尚未改革，中国在初尝运用市场手段促进粮食增产的甜头——神奇般地一改几十年粮食供不应求的状况后，在1984年当增产的粮食已多到“胀库”的危险时，1985年国家决定改强制征购为合同定购——传给农民的信号是国家不要那么多粮食了，其直接结果是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下调，当年减产粮食2820万吨。在粮食供求形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收购政策实际又变化为合同定购名义下的强制征购，国家财力也继续为提高粮价提供资金，市场作用又搭配上计划干预，1978～1996年国家财政累计用于粮棉油的价格补贴达到3382亿元。1992～1993年，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市场作用与具有计划色彩的强制性合同定购互相搭配再次将国家库存粮食推至“胀库”的风险后，财力支持难以为继迫使国家实行“保价放量”的市场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适逢1994年1 月1 日人民币汇率“两价合一”后贬值50%，国内粮食企业竞相抢购粮食用于出口，国内粮价出现大幅度上扬，国家再次恢复对粮食收购的计划干预，终止“保价放量”政策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综观上述粮食收购价格支持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们发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市场手段运用始终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当国家采取“保量保价”（实行强制性的合同定购 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促进粮食增产时，由于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进而不能够对粮食生产和供求进行微调，粮食供求失衡及财力支持难以为继的风险也在累积。当这一状况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后，迫于财力拮据与粮食“胀库”而不得不在“保价减量”或“减价减量”中作出抉择，市场风险的集中释放又总是引起粮食生产的严重滑坡，于是计划干预和价格支持重又开始。市场机制如价格作用于粮食生产的微调功能不能发挥应当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症结，而中国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又总是在市场风险已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进行，这足以使人们产生市场化道路不能够有效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这么一个印象。
四、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生态环境方面和体制政策方面。这两方面的问题又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控制人口增长
由于人口密度高、基数大所造成的人类活动具有较强的破坏性一直是中国生态环境也是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只有有效地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才能够抑制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人口可持续发展被放在首要位置。中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争取在2030年左右人口峰值年到来后实现人口的零增长（目前仍在增长，如1996年出生2078万，死亡802万人，净增1276 万人）。
中国政府在控制大中城市人口增长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当前的重点是应当加强如下几个薄弱环节的计划生育工作：（1 ）农村及小城镇。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弱点，采取超生罚款的做法目前在两个方面失效：一是对富裕群体失效。二是出现借计划生育为名的非法敛财活动。针对这一问题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2 ）城市农民工及盲流人群。目前较好的做法是采取民工输出和输入地双向结合的方式控制非计划生育，城市用人单位把好用人关口及改善输出地信息提供质量十分重要。（3）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广人稀地区，如中国北方、 西北大部分农区。这些地区人均耕地多，目前尚能提供较多的商品粮，但老百姓的生活和健康保健水平提高得很快，随着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出生率会升高而死亡率会下降，如不切实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经济发展和商品粮基地优势会很快为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对整个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4）深山区、远山区、库区、 边疆草原等因地理原因造成的政策死角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偏僻、交通不便等因素造成政府控制力和政策影响力减弱，而恰恰这些地区多属于江河源头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力的减弱，这些地区的出生率一直高居不下，人口的非持续发展又对生态环境平衡构成威胁。要控制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关键在于解决贫困、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计划生育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阻止耕地流失
与每年净增一千多万人口起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耕地面积也在以年均一千万亩（约合67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只是由于复垦、开荒面积的增加才使净减少耕地面积下降到500多万亩（约合33万公顷）。 从现在起到2030年左右人口峰值年到来的这段时期，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还将加快，预计耕地净减少趋势仍将继续下去，所以未来30年将是考验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持续发展的极为关键的时期。除控制人口增长外，阻止耕地流失也是重中之重，且当前尤其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耕地流失问题：（1）城市化道路和小城镇建设过多占用耕地问题。 为节省投资、减少耕地占用及环境污染和达到规模效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是走以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重点小城镇并举的道路为妥。当前特别要注意的是防止小城镇建设在追求奢华、追求政绩和非法敛财的扭曲行为驱使下走过了头，造成小城镇建设乱铺摊子遍地开花，农村小城镇建设重点应当放在建设中心小城镇或重点小城镇上，人口中等规模（如60万～80万人口）的县除县城外规划建设的重点小城镇不宜超过3～5个，应根据商品流通量大、交通便利和经济基础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兼顾地域布局合理。这样，一个5～6千万人口的省除包括县城在内的大中小城市外，加上200～300个农村重点小城镇，就可基本搭起城市化、工业化的框架，再加上征用地的严格管理，可将耕地流失减少到最低程度。（2）交通建设。公路、 铁路建设重点应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广人稀地区，规划选线应尽量少占用耕地。中东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道路建设重点应放在原有道路系统的升级改造上，应合理布局、规划航空网站建设，将中远途客运逐步转移到以航空运输为主上来，以减少道路建设对耕地的占用。（3）推广节地型农村居民点建设。 土地详查资料显示，中国村镇居民点用地1600万公顷（合2.4亿亩）， 人均用地约0.0192公顷（0.288亩）。合理规划农村居民点建设， 以引导发展水、电、气配套齐全的公寓式复式楼取代目前一家一户建别墅的方法可节省大量耕地，这方面可加强前期研究，抢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富裕化浪潮到来之前拿出方案并规划实施，以避免走弯路。
（三）恢复植被、抑制水土流失
1998年夏季长江、松花江洪灾发生后，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森林植被和控制水土流失，如禁伐天然林、取缔木材市场和国有森工队伍转产分流等。中国南方、东北地区的森林减少，不仅使该地区夏季降雨的无效水增加易形成洪灾，还通过影响气温、季风湿润度等气候状况间接造成华北、西北地区降雨减少，青海等省的高原植被破坏则起到了同样作用。所以说，恢复这些地区的森林、草原植被，可以使南方、东北受涝地区和北方受旱地区均从中受益，有利于解决中国目前农业生态环境宏观失衡的矛盾。中国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其中大多数县是山区县，迫于生存压力大量开垦的坡耕地、陡坡茶园和经济林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恢复这些县的森林植被关键在于解决山区非持续居住人口的粮食问题。一个可行途径是利用丘陵、平原地区的冬闲田资源发展粮食生产，然后通过交换、山区人口异地迁移、合作生产等方式将山区居住人口降到可持续发展水平或减缓生存活动强度对山区植被的破坏。改革现有国家造林、水土保持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提高使用效益，杜绝挤占挪用发生，也是恢复森林植被所必不可少的。推广合适的农村能源战略有助于森林、草原植被的恢复。如在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草原地区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在南部山区发展小水电，在丘陵、平原地区大力推广农村沼气、生物质能气化技术，可配合农村改厕普及推广厕所、猪圈、沼气池三合一厕所，不鼓励发展农村单一水冲式厕所等。妥善解决造纸原料需求可有效减少森林砍伐。中国年产约6 亿吨秸杆，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引起耕牛饲养量下降，加上农民居住水平提高秸杆的建材功能下降，原先作为农民一“宝”的秸杆现在出路成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可在秸杆集中产地规划发展一些大型纸浆厂，利用秸杆原料生产纸浆，既解决了秸杆的出路，也便于解决因分散造纸引起的污染问题。促进消费观念转变如减少使用一次性木筷、贺年卡，在建材行业开展以塑代木、以钢代木，均可以起到减少森林砍伐、恢复植被的目的。
（四）解决水资源短缺
主要有以下措施与途径：（1）建设绿色水库和地下水库。 由于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森林覆盖率过低，地表径流不能及时下渗，致使河川无效水增加。有研究表明，草灌地降雨后的终期下渗率为128mm／h，而森林可达到414mm／h。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建造了大量的工程水库，但对营造森林——绿色水库和地下水库重视不够。中国北方地区因水资源短缺大量抽取地下水，引起地下水沉降，而同时大部分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的路面铺设均为阻渗式铺设，这样雨季时降水就不能够充分下渗以起到补充地下水资源的作用，宝贵的水资源成了地表径流而白白流走，应当全面推广下渗式铺设以补充地下水源。（2 ）发展节水农业。中国水资源80%以上用于农业灌溉，农业节水潜力巨大。如水资源短缺十分严重的黄河流域，引黄灌溉分为上游宁蒙、中游汾渭和下游豫鲁三大灌区，目前自流灌区普遍存在灌溉定额高、水利用系数低、大水漫灌的现象，灌溉定额平均在9000m[3]／公顷以上，高于全国8700m[3]／公顷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引水条件得天独厚的上游宁蒙灌区，目前仍采用大水漫灌方式，灌溉定额高达12300～17100m[3]／公顷，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仅有40%～55%。发展节水农业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有滴灌、管灌、窖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也有地膜覆盖、秸杆覆盖、免耕（少耕）制等蓄水保墒（耕作）技术，还有旱坡地改机修梯田、缓坡地改旱平地、荒沟改坝地（淤地坝）等工程技术，以及推广节水播种机械等机械技术，种植根茎类作物以替代易旱的谷物类作物的栽培技术等。（3）南水北调工程。此为解决北方大中城市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4）加强水资源管理。如目前1000 立方米黄河水的价格仅相当于一瓶矿泉水，水资源的廉价造成了争水、抢水、浪费水等情况，解决办法是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提高水资源价格，将水资源使用和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5）控制水污染。 水污染进一步加剧了因水资源总量不足引起的短缺。控制水污染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大中城市的生活污水处理；二是污染型工业企业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乡镇污染型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可采取治理、关闭等多种措施；三是应用农药、化肥引起的农业面源污染，可采取应用对环境无害或低害的生物农药、高效低残留农药、生物治虫（应用天敌昆虫）及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措施来减少污染，中国农民已发展出使用蜘蛛在水稻、蔬菜、茶叶等作物上的治虫方法，基本不要喷撒农药，生产出的绿色食品质量很好。
（五）解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
当前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突出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由于缺乏竞争及所有制单一化，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低效运作及寻租行为盛行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历史“挂帐”不断增大更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活力，也是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一个潜在风险。二是构建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粮食购销体制，将可能造成执行国家支农政策、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主体”缺位，进而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总的来讲，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不能放在粮食严重供大于求时用“甩包袱”式（也可能是迫不得已）方式进行，而应该选择在供求基本均衡时进行，以避免因市场风险的突然释放而使改革努力趋于夭折。
（六）国家增加对粮食生产投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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