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军事情报与亚洲地缘战略的建构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事情报论文,地缘论文,英国论文,亚洲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1-0117-08
时任印军总军需官部初级军官荣赫鹏（Younghusband）在《大陆的心脏》（1896）一书中，描述了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东北亚到中亚的漫长旅行。他在1885年夏秋完成对满洲的一圈考察，于新年刚过不久到达北京。荣赫鹏在这里遇到印军总军需官部情报处的马克·贝尔（Mark Bell）上尉。贝尔即将动身穿越中国前往印度北部边界。荣赫鹏恳请加入他的队伍，贝尔没有同意，不过他建议荣赫鹏沿同一方向但从另一条路线进发，以便于尽可能多地搜集该地的信息。接着贝尔沿着古丝绸之路前往喀什噶尔，荣赫鹏则行进戈壁滩一线。几个月后，他们在印度会合并比较各自的旅行笔记。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印军军官在中国境内如此艰苦跋涉，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贝尔和荣赫鹏都认为搞明白从北京到印度边境的路线非常重要？他们在搜集哪类情报？如何把当时生产的有关中国或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其他知识形式和这种情报比较？这些问题及其历史答案引导我们关注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诸种技术。如果明白贝尔和荣赫鹏的兴趣与手段并非特例，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解释印军之出现在清中亚地区（新疆）。他们只是追随一套业已良好建立的生产有关殖民世界知识的程序；如果这些旅行者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程序正在从所掌管的殖民占有地远远地延伸到邻近的地域。这种军事行动似乎是设计用来支配和控制亚洲的空间。
像很多非洲内陆一样，荣赫鹏所说的亚洲大陆“心脏”区域在19世纪80年代还同样不为英国人所知。那种地理学者填补地图空白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跋涉穿越亚洲的“未知”区域；但情报处的活动和其他“探险”远征活动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差别。特别是对于贝尔来说，这一任务嵌刻在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中：他要创建一个全面的“情报”，涉及不同王国和公国的地形、政治秩序、军事能力、经济和人口；范围从中国东北到地中海东岸，从中国南海到非洲西海岸。情报处考虑的是整个亚洲不能受沙皇俄国掌控以用作其行动区域。
接下来，我想提供一些情景，用以理解19世纪晚期英印帝国界定和运作的情报部门的性质。我要讲的历史专注于情报处的技术程序和关于亚洲领土与人口的大量秘密情报档案。英情报部门最初隶属于伦敦战事办公室和印军各自的总军需官部。总军需官负责后勤，这是一门涉及运输、驻扎和给养的军事科学；工作人员一般是工程与炮兵军官、制图师和绘图员，而不是秘密代理人和间谍。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工程师着手任务并解决问题这样实效的观点来理解情报工作。
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关注档案生产的历史。为了在可能的空间范围内关注这一点，我将引用情报处在中国的活动作为坚实的案例。或者说，考察军事情报处在通常被看成是英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计划之外或者其边缘地区的活动，我们能有所收获。某种程度上说，英情报部门的活动用独特的方式将“中国”目标化，我们可以把那些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笔下的“中国”与这些方式相对照。因此，我们从伦敦和印度西姆拉的情报处创建简史开始就会有所助益。
一、伦敦和西姆拉情报处
19世纪60年代，伦敦战事办公室建立起一个单位，用以搜集对英军可能有用的关于英帝国对手的情报。该单位最初的名字是地形与统计部，它的职责不仅包括绘制地图，还负责搜集涉及各国及其军队的统计数据。当时，人们认为统计是为了判定一个民族一国家或国家之下次级行政实体的实力与弱点而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含描述性文字和数据信息。在约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部门都在搜集此类材料。但是，随着1871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该部门的首脑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就建议设立一个情报机构，其职责除地形与统计部的职责外，还增加了搜集和处理对军队可能有后勤价值的情报。他建议把这个情报处归属总军需官部之下。1873年，这个机构成立②。
这个伦敦机构的设立引起了印度方面的注意。1878年，科林（Edwin Collen）上尉递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在印度建立类似的机构。他请求准许他返回英国，去考察战事办公室情报处的运作。在印军总军需官部的支持下，科林受遣前往伦敦。此行的结果就是1878年写成的关于伦敦情报处运作的一个冗长报告，并于次年在印度推行它的一些做法③。
在英属印度建立此类机构已有先例。例如，西姆拉的印军总军需官部官员们已经开始搜集有关印度边境和相邻地区的材料。1878年担任印度情报处第一任首脑的迈克圭格（MacGregor），早在1868年就已经受任编纂一本中亚地理志。五年以后，迈克圭格和一小队共事的军官编纂成七卷部头的著作，标题是“献给有关地形、民族、资源与历史的更好知识”，包括印度西北边陲、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高加索、博卡拉和其法的卡内兹（Khanates of Kiva and Bokhara），以及拉达克。该书于1877—1878年间出版，是用英文、俄文和法文写成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材料的大杂烩，总结了当时人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书后附有五卷汇编《亚洲的线路》。这些地理志与路线书完全是为实际的目的，既是军事情报的标准范本，也是这一地区未来情报处运作可供衡量的基本标准④。
就拿地理志来说，军官们借用了英国行政部门使用的、组织有关印度地方材料的相似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从18世纪晚期英国本土殖民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理志中抄袭来的。地理志通常按地名的字母顺序排列，本质上是地理索引或者字典，其条目包括经纬度、海拔高程，与重要城市的距离，还标注防御工事、市场，包括民族或种族的人口数、行政机构、河流以及其他有关信息，比如某地的历史。路线书有时也附在地理志末尾。不过，它们更经常的只是单行本，而且常常按照从一个地名点到另一地名点的日行军来组织。这些路线书一般注有道路状况、旅行时间、可供马和其他驼畜的饲料、海拔高程，以及其他与沿线旅行有关的资料。简言之，这些书应当看成是更像贝尔和荣赫鹏所做的那种侦查任务的成果；正因如此它们才遵循从印度三角调查法和地形侦查军事科学中抽取的某些原则。
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情报处扩展其触角，从编纂、组织和分类已有的知识到开始生产它自己的知识。迈克圭格本人也参与依赖新基础。他在完成对克罗珊波斯省和阿富汗西北的“非官方性”侦查以后，于1879年出版两卷本的记录。不过，迈克圭格关于克罗珊的书属于公共领域。而更普遍情况的介绍则是情报处的调查和出版物，它们依旧没有解密，只供伦敦和亚洲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外交官和军官们传阅。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档案现在保存在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in London），它们为情报处较少的公共性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⑤。这些档案收集的是英国公使馆和情报处间广泛的交流。来自印度的档案包括对俄国、新疆、云南—缅甸边境地区的事件的报告，对来自俄文报纸和其他关于中亚、西北亚的资料的翻译材料；关于中国鸦片生产的调查，为情报处间谍前往中国旅行的护照请求，以及情报处自己对清帝国的侦查报告。到1890年代，驻北京公使馆也收到了地方日志，这种文类把情报处所涉及的广大地理范围内当前的事件收集起来。这些日志直到1913年都在西拉姆出版，每月一刊，它们包括从非洲到日本的报纸和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的摘要。其中一个是“东部区域摘要”，提供了关于东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概览；而其他的诸如“俄国（亚洲部分）、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中国北方和朝鲜”，则是涉及有关具体地点的更详细情报。因此，这些日志是情报处组织它所收集到的有关全亚洲的材料，并随后秘密地在英国驻亚洲机构中流通的一种基本形式⑥。
情报处的能力随着它从交换秘密情报的通信者中得到相应的提高。驻北京公使馆案例再次显示情报处感兴趣的材料种类。驻北京公使馆发出摘自该馆广泛翻译清政府资料包括半政府性质的京报的有关中国中亚的情报，与清官员对话的笔记，通过秘密手段得到的清政府备忘录和训令的复印件。此外，英国领事从通商口岸向西姆拉传送情报，如清政府获得和配置武器如克虏伯枪以及训练新军的情况。公使馆还回答来自印度的一些特别咨询，并给在中国担负侦查任务的情报处官员提供翻译。事实上，荣赫鹏和贝尔在这里是在官方回应中浮出的，因为荣赫鹏在满洲旅行必须要先获得护照并为他提供翻译。同样地，由中国新疆到印度也需要这些⑦。
北京公使馆还提供另一项重要服务。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魏德（Thomas Wade）创建公使馆的语言学校。从一开始它就用来培养英国年轻人学习汉语口语和书面汉语。1890年代，印度政府要求准许派遣官员到北京参加这种培训项目④。当印度军官在云南一缅甸边界地区以及在北京公使馆或英国各领事馆里充任大使军事随员时，他们的语言训练便派上用场⑨。这些活动说明西拉姆的情报处和英国驻中国公使和领事服务之间联系紧密。它们提出有关清帝国在英国“防御印度”战略考虑中的重要性问题。换句话说，随着英国扑灭1857年起义，印度在其统治下重构以及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改变了。它不再只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商业关注或者鸦片贸易状况，两国的关系就开始包括俄国在亚洲扩张造成对印度的威胁，和清帝国作为大不列颠军事同盟的能力。
上述对北京—印度通信的总结来自英国公使馆档案。它反映了公使馆从印度收到什么样的情报和向印度发送过什么情报。尽管我们这个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明情报处感兴趣的东西，但英帝国档案馆的这部分内容在其撩人线索之外，对情报处的全部能力则所说甚少，比如它是如何界定、管理和实施其行动；它与印军总军需官部的关系；如何和在怎样的构成原则下实施诸如“侦查”一类的行动；除了日志，还生产和流通过什么其他形式的情报。现在，我讨论这部分资料。
二、帝国侦查和制图：路线书与军事报告
记住前面对1870年代迈克圭格以及其他印军总军需官部成员着手的地理志和路线书项目的讨论。这些项目积累并开始形成一个当前关于接壤英印帝国边境地带知识的档案。18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建立的情报处开始运作，它不仅更新了已有的材料，而且关键是从虚构中筛选出事实，从实际的现象中剔除谣传的成分。依次更新和修正关于印度以外诸版图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民族的情报所作的直接观察和细致记录；这便要求情报处人员到一些偏僻地方通常是作第一次旅行。必须强调，这些记录通常是工程师们所作；他们接受过数学、记录自然地理要素的技术、地图绘制、制图和后勤学的训练。当这些专家查看地形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总军需官部执行任务时的机遇与障碍。
通过穿越亚洲的旅行所搜集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的路线书，还有就是军事报告⑩。每一种情报形式都依次盖有红字“侦查”字样，这个词通常是指在战时搜集敌方的情报(11)，但是在这儿谈到的材料并不涉及战场。此外，它们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显得和界定侦查本质属性的权威手册所想像的情报并不相同(12)。不过，如果与英国在印度本部绘制地图的实践史相比，这些差异就可以理解了。简单来说，情报侦查与印度三角法调查所发展出的技术密切相关。
马修·厄德尼（Matthew Edney）在他对印度测量的研究中，表明英国工程师在19世纪上半叶所做的地图绘制项目不仅仅包括把印度殖民地的地形学转移到纸上。在最精致的形式上，该调查依赖于使用比如测纬仪这样的设备来建构三角测量网络，这些设备随后便成为地图制作的基础。绘图相应地被设计来生产关于土地的准确知识，用以征税和支持大量牵涉到发展有效殖民秩序的政治经济项目。正如厄德尼所表明的，除开准确的地图绘制，还有其他铭刻技术；把这些技术总合起来考虑，它们就是寻求生产一种关于自然地理和人口的综合知识。
英国情报部开展的许多项目和印度调查部所做的非常相似。这并非偶然——因为皇家工程师既为调查部也为情报部工作。不过，是调查部第一个前去发展双方都共享的技术。这些技术中对情报部侦查技术至为重要的一个，乃是“路线调查”或“观察”。正如厄德尼所描述的，这包含“对所经路线每一站距离和方向的测量。路线调查最简单和最常见的例子乃是用指南针测量方向，用巡视仪测量距离，……或者根据旅行的时间用估算的速度来测量。在印度北部平原，对水域和道路的路线调查一样多”。更复杂的观察版本包括用标准化的形式来描绘或者素描地形，后来和指南针方位、天文布局、经纬度计算、距离的测算、对地形、道路和河流细节的注释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后来被叫做路线书。在1860年印度军队卷入英法入侵清帝国和攻占北京以后，迈克圭格的路线书项目把调查部跨越北印度边疆的技术扩展到中国内地和新疆。
在印度事务部收藏中能找到的现存路线书籍，都是一些简要的向导书籍，牵涉穿越从陆地到印度北方边境的关键性战略区域的路线。我们可以从马克·贝尔叙述他从北京穿越新疆到印度西北边疆的侦查之旅一书后面附录中找到这类最早的路线书之一。这种形式在1888年出版，稍经修正后，成为范本。举个例子，“从哈密到列城，路线6”。这个题目下各栏标明驿站数、时间（天数）、城镇、村庄、河流等的名字，以英里标明的距离，以及详细的说明。贝尔书中的详细说明包括道路情况，它们承载运输步兵、马匹和炮兵的能力，以及能获得饮水、草、马匹和其他供给的情况。此外还包括大气压力和海拔上升的情况。书的背面附上地图。
稍后的版本中，这些线路和叙述分离，独立成篇。地图制作得更大，经常插在封套前面和后面；到1920年代，这些书带上有弹性的、防水的外壳。典型的是罗伯逊（W.R.Robertson）中尉撰写的《从中亚俄罗斯的领土到阿富汗和印度》一书（西姆拉情报部，1893年）。路线33标的是“从嘎什噶尔经雅坎（Yarkand）和祁连（Kilian）及喀喇昆仑诸山口（Karakorum Passes）到列城”，在这个标题下是对“权威们”的参考，包括迈克圭格从1850年到1873年间所开列的许多路线调查，以及贝尔的著作。线路的编排用的是上述的栏目形式。对驿站1（从雅坚Yapchan开始）的详细说明如下：
两轮手推车和运输工具经常穿越该道路远至雅坎。这条路行经开垦的乡村，穿越几条河流和运河，这些河流最大的是塔日贡（Tazgun）和卡拉苏（Kara Su）。（道路）经过卡萨罗巴（Kasr Robat）、土马拉克（Turmalak）、和塔日贡村。海拔4210英尺。
在19世纪末，这类书涵盖了波斯、伊拉克、阿富汗斯坦、克什米尔、缅甸、云南和中国内地的不同地方和中国新疆。尽管这些书明显是为实用而设计，它们的历史重要性却远在它们所提供的道路的简单规则之外，因为这些路线书籍要达到的，乃是要取得一种视觉上和谐的“亚洲”地缘战略。
每本书都把一个一致的刻度尺放在复杂的地形上，这种刻度尺水平地切割帝国档案，把情报部所掌控的信息统一起来，并加以系统化。这种一致性知识的栏目结构，参考该路线书以外大量的权威资料，将档案的不同部分排列成一套共同的参考点；累积性地将亚洲的空间标准化，用可识别的标记对之加以填充。距离被英里填充，温度用华氏温度来填充，异质性的地形特征用已知的“固定的点”来导向和命名，口头的地名逐渐采取一致性的转写形式。和印度发生的情形一样，亚洲多层面、多角度空间的地形学由自然的要素比如平原、高原、山口和山峰、河床和海拔抬升等组成，被置换到路线书的平面及其随带的地图和图表上。这部书允许读者用可预期的方式去计算运作情况，行动者可以利用路线书照样穿越，但人们认为，他们不用离开西姆拉也能利用这些书为展布兵力而设计计划。这些路线书让计划制定者想像不同点上行动变化的刻度和强度：这些点在“亚洲”参考性的栅格上统一起来。
这里军事后勤似乎不可避免，但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总军需官情报处的行动和政治／经济殖民之间形成非常尖锐的对比。情报部掌控和管理空间的技术，使得没有必要占领领土。从工程师以及情报部官员的主要专业技能的角度说，问题乃是：为了部署兵力以夺取和控制一个目标，如何以可预见的速率和最小的能量损失从陆路运送士兵和物资。把中国、中亚和西亚转写成路线书和地图就让这个目标易于实现。
从局部来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可能的，因为当路线书把一致性的刻度介绍入档案，并通过其结构性的规则让军队动起来以后，它自身也动起来，追寻其所标刻度的地面，并在这么做的时候，创造了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条件。附加注释最先是写在宽裕的书末纸上，以后就以修订和更新后的文本出现。这种运动和修正的后果贯穿在档案中——这些报告通过路线书所提供的参考性栅格，被重新结构；而路线书自身则为随后的远征和将来的报告生产权威。路线书以这种方式不仅殖民化了空间，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将亚洲的空间物质化。这种全新的形式能相应地产生无穷无尽的侦查和重新把“亚洲”铭刻为地缘战略空间。因此，路线书的视觉连贯性不仅围绕着后勤学战术重新结构帝国的档案，而且它还变成情报官员前往这些地方的目的，那就是重新侦查。
在沿线那些注定其重要性远远超越其仅只作为实用参考点的地点，人们生产了第二类情报，这就是军事报告。军事报告版本以短版本和全版本（short and full versions）形式出现，全版本由地理志和路线书组成，而短报告则包括侦查大纲，对所穿越地区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的记载，日行军或进程报告也会被附在后面，还有地图和所设防城镇的图表。根据英国卷入当地历史的情况，报告也可以包括涉及这种历史的参考书目，并修订或充实早期的发现。这些文件一旦被汇集起来，其样式就像日记一般固定下来，加以印刷并在情报处的通信者内部流通。它们可能以部分甚者整体被引用出现在其他报告中。
我们考察一下贝尔的三卷“中国，直隶和山东的军事报告，南京（Nanking）及其路线，广东（Canton）及其路线，以及中国行政、海军、军事管理等等，和中英间战争纪实”。这些巨著出现在他与荣赫鹏对中国新疆进行侦察前四年，可以被看作是标准的全版本报告。贝尔综合了地理志、路线书和短报告等各个方面，以全面评估和归纳英印防御的各种潜在麻烦。前两卷有865页，第三卷是地图和图表，特别强烈关注军事要塞、新式大炮炮台、道路、水源路线，以及沿渤海湾的登陆点。这些卷册还引用了大量在中国的西方人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包括1860年入侵中国的材料。此外，贝尔的著作包含了其他人写的一些短的军事报告。其中，1879年的一篇名为“中国，直隶省军事报告”，它是吉尔（William Gill）上尉在伦敦战事办公室印军总军需官部汇编，贝尔修订并重印的。吉尔的记载包括有关清政府在天津、上海、南京的军械库的报告；驻中国领事希列（Hillier）、迈克科拉蒙（McClamont）、布利南（Brennan）等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北方的运河，通向山海关（Shanhaiguan）道路的简介；《布协（Bushell）博士关外旅行笔记》；1860年英国入侵中国的参与者对道路、河流、地形所作的记载；还有“中日条约口岸”的摘录。
对吉尔和贝尔来说，在编纂过程中，确认和引用权威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二者都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界定的“计算处理中心”文献典型的杰出例子；“计算处理中心”指的是这种地方：把那些从偏远地方搜集到的数据汇集、索引、互相印证、存储和归纳成我们所见到的形式。这种归纳把不同的信息连起来归入同一格式中，并加以索引，这样就用非常少的人手掌控极为巨大的数据。吉尔的“计算处理中心”就是伦敦的战事办公室情报处。他能够掌握大量的信息，这就为处在帝国中心的战略家们和设计者们提供最及时的关于中国在1860年后军事发展的评价。同样重要的是，吉尔的报告为贝尔后来查清帝国军事能力提供了一个比较性基线。
贝尔关于中国的三卷册书也可作类似理解，但他还提到新的东西，那就是西姆拉的情报处有一个资料图书馆。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索引上提供了一份1901年该图书馆所藏书的目录(13)。这个图书馆拥有5000册书和100多本至少包含24种亚非语言的字典和语法书。它按地区、国家和其他主题分类，还用作者和主题进行广泛的交互参引。有几卷是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写成，尤其是用俄语写成的材料都被情报处人员译成了英文。它还拥有大量学术期刊，例如《皇家地理协会杂志》、《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图书馆收藏的中国部分有325卷，差不多全是1860年后，当欧洲和美国依据条约提供的权力最大可能地接触中国之时出版的。
换句话说，这个图书馆还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情报处范围之外的经验。它同样也提供了这样一个资源，在其范围和限度内，把情报处的帝国想像远远地扩展到印度—中亚边界以外。这样一来，它让情报处的分析家们把自己的观察和帝国交流网络其他环节上生产的观察报告加以比较和计算，同时延伸并扩大了他们对亚洲空间的掌控。但是，其目的是什么呢？这种对信息的巨大掌控，除了支持印军总军需官部的后勤考虑以外，还有其他什么成果呢？
三、战术介入
这些问题使我们转而关注战略情报和维持帝国之间的关系。在英帝国框架内，伦敦和西姆拉情报处的职责包括找出和监控对英国占领地和交通线的潜在威胁，为成功完成军事行动而汇编有用的情报。此外，西姆拉情报处还收录有关军事行动之设计及结果的细致记载，它还能从这些资料中总结出可用于将来行动的成功策略。比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行动中的一些内容于1900年在华北重复。为追踪这些威胁，伦敦和西姆拉的情报处进行分工，伦敦侧重于不列颠帝国的对手，而西姆拉则监控俄罗斯在亚洲的扩张、印度边界地带桀骜不驯部落和穆斯林群体的活动(14)、清帝国的情况，以及从印度到苏伊士运河海路邻接地域的情况。在这两个单位的秘密出版物中，这些职责相当清楚。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情报官员不局限于简单地报告，而是开始设定冲突情节，并发展出应急计划，以图影响政策和行动。政府官员当中反对印度行政和军队官僚机构内主导分子提出之“微妙怠置”（masterly inactivity）的(15)，一旦有了这些评估，它们就为这些官员提供材料，支持他们一直坚持的采取更具侵犯性的政策去保卫印变。其中有些官员被叫做“前倾政策”派(16)，超越了强化印度西北边陲防卫的观念，鼓吹把边陲推进到阿富汗腹地和帕米尔山区，目标是控制所有通向印度的战略性隘口和路线。他们在边陲应该推进多少距离这个问题上有所分歧，但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起防御良好的地点，增加军队设防，才能保卫边陲以抗击俄罗斯。
在印军情报处内部，迈克圭格和贝尔是主张“前倾政策”最强烈的。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的权威性一部分建立在他们个人对所提及区域的侦查之上，另一部分则建立于他们声名显赫的战争记录之上：迈克圭格是在阿比西尼亚和阿富汗斯坦，而贝尔则是在阿香提战役，他由此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种权威受到加于情报工作之上的官方机密所限制。尽管两人都撰写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威胁和印度边界防卫的秘密报告，他们的公共性声音还是局限于《皇家地理协会》所倡导的文类，可以当成是见多识广的旅行记来阅读。即便是以这种形式，迈克圭格还是设法在他关于克罗珊波斯省的书中，写了有关俄罗斯扩张的可怕警示。该书1879年出版(17)。
俄罗斯在1880年代早期向印度的进一步扩展提升了英国人的危机感。迈克圭格发现难以继续保持沉默，1884年，他发表一部秘密报告《保卫印度：一个战略研究》。迈克圭格不仅提出一个详细的应急计划以应对俄罗斯的推进，他还认为，除非把俄罗斯从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驱逐出去，印度就不会安全。当印度政府拒绝批准广泛传播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时，迈克圭格便把他的报告泄露给大不列颠的一家报纸(18)。这引起的愤怒不仅导致对他的责难和对该书的压制，而且导致对伦敦印度档案部的重组和在伦敦创立一个阅读范围有限的图书馆(19)。无论如何，他的言论还是受到伦敦著名的军事和帝国权威青睐，比如罕穆里将军（Edward Hamely）、马文（Charles Marvin）和马礼逊上校（George Malleson），并且广为流传。
尽管贝尔没有将他关于防御印度的秘密报告（1890年）在新闻界流传，但至少在两个场合他通过在《亚洲季刊评论》上发表文章而介入到有关清朝战略现状的辩论中。一是1890年的《中国在中亚》，另一篇是1895年的《中国的未来》。两篇文章都质疑了清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对清围住俄罗斯、充作大不列颠有用军事同盟的能力提出严重的怀疑。
不过，这些政治介入在情报处的成员当中似乎罕见。更常见的是情报处对英印军队的支持，为其成功进行军事行动提供各种所需工具。1900年有一个对重要操作性资源的需求例子。紧随义和团起义之后，印度军队准备入侵中国，西姆拉情报处的助理总军需官部上校巴洛（Arthur Barrow）参考贝尔和其他人收集的关于华北地形、河流、道路和要塞的材料，编成一本《直隶省军事短报告》。报告包括对华北平原、港湾、铁路系统、道路和不同种类的地方运输、河流的描述；有关大沽、北塘、忻城和山海关的要塞图形；敌军力量和装备、气温、疾病、水和燃料；对衣着的建议；货币制度和度量衡；以及关于1860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简短记载。整个文件有19页长，包括北京和天津的城市规划，附有地图。相比之下，美军战事部准备的一个类似的报告，名叫《中国笔记》，则显得苍白无力。
四、结论
我认为，英国驻印度情报处建构了独特的殖民地知识类型，嵌刻在后勤军事科学之中。情报处官员使用的知识技术创造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对象，本文通过考察地理志、路线书、军事报告和应急计划，对其本质和特征有所触及。如果我们稍稍考虑这些资料中生产的“中国”，很显然它的立场处在其他有问题的地区之外。而这些地区从北非延伸到印度帝国的西边界，包括整个波斯、阿富汗斯坦、中东，以及滇缅边界。
通过侦查所建构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行动领域，一个地缘战略区域；这个区域使得各种介入特别是军事介入变得可行，甚至被激励起来。在这种构成中，“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衰落中的文明古国，也不是作为英国商品的巨大市场，甚至也不是一个充满等待皈依人员的空间。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后勤学家及其视觉和情报组织技术的“中国”，这些技术使得像迈克圭格、贝尔、荣赫鹏和巴洛（Barrow）所撰写的那些报告，能通过对固定地点的集中观察、秘密远征、机械再生产和大图书馆机构而汇编起来。情报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转译成一种可计算和监视的领土，转译成可以由工程师和制图师的技术加以解码、组织和再领土化的地理。
这种特殊的殖民知识形式的含义是什么？我的讨论清楚地显示，情报实践重塑了亚洲的空间，并生产出新的调查对象，它们和英帝国主义其他机构的调查对象不同。所以，它们为我们解读帝国档案提供了新的方法，提供了新的视点以和其他档案比较。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影响，它们似乎已扩展到不同的领域。比如，一种安排信息的军事情报模式，和战后西方的区域研究的构成就有很多相似点：二者都定义了它们的地区分划和学科归属。其次，我认为当代反恐战争和早期为控制帝国边缘冥顽不化人群而提出地缘战略问题的实践之间有联系。更进一步说，以前被看成是对英印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样人群和领土，都是目前战争的焦点，这可能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最后，印度军队为保卫印度安全而发展出来的战略和战术值得我们注意。最早提出反击“小型战争”和开发反对叛乱的战略方法并研究和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的人，就包括英国军事情报部的官员。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列颠要支配亚洲，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它还需要能用于反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知识。
收稿日期：2006-10-20
注释：
① 本文系何伟亚先生未刊英文新著的一部分。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挺之教授的热情邀请，何伟亚先生于2006年10月13日在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持的“四川大学人类学讲座”上演讲。
② 参见赋格生（Fergusson），1984年：56—57。这是少数关于伦敦战事办公室情报处的学术研究之一。
③ 参见公共记录办公室（略作PRO），WO 33/32．该报告搀杂在其他文件中，是现所知仅存的两份文件之一。
④ 这套特殊的地理志非常稀少，在大不列颠之外难以找到。不过，后来有一部情报处关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地理志的重印本，和这些早期的著作是同一类型，在附录里收入路线图。见情报处1890 [1974]。
⑤ 大量的这种回应散乱地收在公使馆各种回应档中。见档案FO233。
⑥ 回应中的其他证据强调了这个结论。至少在两种场合，驻北京公使馆从西姆拉需求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其中之一是《1879—82大西藏和蒙古探险报告》，提交给印度调查局三角法处办公室（PRO228/813，第27页）。我们脑海里还提出关于荣赫鹏和贝尔在中国活动的同类问题。“印度调查局”在中国做的是什么？调查员们真的穿越蒙古进入西藏？为什么在公使馆的记录当中没有请求护照的任何迹象？第二个是前述的贝尔1882年中国侦查报告已到达的通知。这是中文秘书席勒（Walter Hillier）提出的要求，他承诺定期更新该报告（PRO228/840，第125页）。
⑦ 比如可参见PRO/FO 228,840.
⑧ 参见PRO/FO228,1246:223。语言培训项目是魏德建立的，他是公使馆1861年开办以后的第一任中文秘书。项目包括日常和操本土语者一对一的谈话实践程序、语法培训和翻译清政府档案。
⑨ 这是该出版物IDC单片缩影胶片系列编者们的观点。我尚没有机会追踪任何一位官员的经历以确认这个结论。
⑩ 例如，马克·贝尔关于中国的报告（1884年），《关于波斯西南的军事报告》（1885年），《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和波斯》（1889年）以及他关于穿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远征报告（1888年）。
(11) 有许多关于侦查题目的珍稀资料。我曾经参考大卫·韩德胜（Henderson,1916年版），它是1907年一卷初版的第三版；以及胡其逊（Hutchinson,1916年），最先发表于1886年。韩德胜在真正的侦查和地图绘制之间作了刻板的区分；在他看来，真正的侦查包括搜集有关敌人的详细情报。而胡其逊则把二者合并起来考察。胡其逊同样也有担任印军参谋军官的优点。
(12) 见韩德胜的《侦查的艺术》，该书在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过好几次。韩德胜的焦点完全是关于战时侦查。
(13) 这个索引名叫《印度总军需官部情报处图书馆目录·分类排列》。1901年由政府印刷物主管办公室在加尔各答出版，编号10，可能是超越了其他九个版本。参见IOR/L/MIL/17/11/49.
(14) 有关英国对西北边界伊斯兰骚乱潜力的关注，见爱德华兹（Edwards），1989年。
(15) 参见迈克圭格编，1888年，2∶315以及迈克圭格和随后其他人之间的通信。概览可见阿德尔（Alder），1963年，普林斯顿（Preston），1969年，59及强生（Johnson），2003。
(16) 在印军内部，罗伯兹将军（Frederick Roberts）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迈克圭格负责情报处时的总军需官和印军司令。其他人包括科里爵士（George Colley）和怀特爵士（George White）等军队军官，两人都曾参加过亚洲战争，并分别担任印度总督立顿（Lord Lytton）和兰斯东（Lord Lansdowne）的顾问。或许所有总督当中最具公共性的声音来自寇松（Lord Curzon），他不仅前往中亚和中国旅行，而且写了大量有关俄罗斯威胁的文章。
(17) 参见IOR，《秘密著作目录》（Catalogue of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Works）[L/Mil/17/11/48]，在“阿富汗斯坦”、“中亚”和“俄罗斯”下可见贝尔的情报分析。从1880年代到1890年代，有其他军官撰写的几篇文章也值得注意。关于迈克圭格，参见“迈克圭格女士”第二卷出版物目录，1888年编，第409—417页。
(18) 参见迈克圭格1888年，2：315—364有关迈克圭格关于决心撰写该研究及随后事件的看法。
(19) 参见阿尔德（Alder），1963年，6；同样参见克（Keay）书中的讨论，1979年，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