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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0）05—0118—03
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首脑多次聚会，研讨以“第三条道路”治国兴邦问题，特别是通过实践，“第三条道路”已成为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从发展趋势分析，这一现象在21世纪初仍将对西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原因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提法，如二战前的西欧法西斯主义者就标榜要走“第三道路”，运行半个多世纪的“瑞典模式”也曾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等。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良，提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间考虑第三种选择；二战后，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国家，探讨国家发展的中间发展道路，如40年代阿根廷总统庇隆的“第三立场”学说、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提法等；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探索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等。但是，这些与今天欧美所言的“第三条道路”已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欧美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实质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的政党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反映了近年来西方社会对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反思，顺应了选民对改造现存西方社会的愿望，也标志着西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经过改造后的重新崛起。战后的40～70年代，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等性质的政党，以其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和国有化、福利制、国家干预等经济、社会政策，处于与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态势。但随着经济滞胀、政治冷漠主义漫延欧洲等原因，社会民主党普遍陷入危机，使得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逐渐占了上风，纷纷登台执政，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政绩。但到了90年代，从80年代起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极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巨大冲击和面对许多新问题，同时其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三高”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并使各种社会问题加剧，制约了其国际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对此，不仅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过分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劳工权益政策难以为继，就连曾经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因片面强调市场竞争、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等也引起公众强烈不满，威信扫地。情况表明，传统的西方“左”或“右”翼思想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打破传统理论界限、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已是时势所趋，关键是谁能尽快地适应这种变化。面对这一社会新变化，社民党等性质的西欧政党纷纷进行了反省，如布莱尔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提出放弃“准马克思主义传统”，重构基本价值观；改变传统的“强政府、弱市场”的政策、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运用政策的作用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监督、补充等，在反省的基础上，进行纲领更新、实践变革、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探索，即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以求以改革、现代化、合作精神来应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和挑战，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振兴。由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较快进行了改革，适应新变化，于是，到90年代，西欧发达国家一度沉寂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赢得大选，出面组阁，特别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四大国相继组成民主社会主义中左政府，踏入“第三条道路”，引起了政坛的变化。
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预言：一旦产生调节市场发展的新需求，民主社会主义将再度繁荣。“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作家、英国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产生“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原因，“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全球社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有如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一样的宏大变迁而提出的新的政治学观点。
二、“第三条道路”的一些特点
从目前情况分析，“第三条道路”由于实践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目前较难为其内涵和特点作出较准确概括，而且即使在名称的表述上，各国也不同，如美国称为“新进步主义”，英国称为“布莱尔主义”，德国称为“新中间力量”，荷兰称为“紫色联盟”等。尽管如此，从其目前已有的实践来看，也还是表现出一些共性的迹象或曰初步特点。
概括而言，如与西方传统的“左”或“右”的政治概念比较，“第三条道路”宣扬淡化意识形态的对抗，标榜要超越传统的“左”和“右”的政治概念，走一条非左非右但又不是中间的道路；在经济方面，竭力想协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的矛盾；在对外政策方面，声称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已没有敌人，国家所面对的只是诸如核扩散、恐怖活动、环境破坏之类的“非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危险；在社会发展等方面，鼓吹重视诸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关系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等。
“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用大政府、福利国家来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指责大政府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自由的障碍，但这二者均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态势。因此，“第三条道路”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与全球化结盟。在环球政体中，阶级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国家不再互为敌人，应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危险。全球政治实体应是超越国家的，应扩展民主达到全球的“民主大同”，实现方式可以是通过改造联合国或由低于或高于民族国家层面的选举产生。而民族国家政府的重建，则可以通过跨国的超民族国家政府实体，或地方的、民族国家政府实体如欧盟来实现。
作为社会和人的价值观，“第三条道路”认为其核心是社会公正，应以此来引导社会转型。认为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用政府管理和专家系统来替代市民社会，过于强调形式上的平等，福利国家的平均主义色彩浓厚；而新自由主义理念是让市民社会完全自由生长，实质是不可能的。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目标，不是市场行业的自然结果，社会要有很强的包容性，承认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也要对社会有归属感和责任，同时应允许收入、待遇等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以利竞争发展。因此，鼓励市民社会的成长以创造人道主义和平等社会的同时，政府的作用也不应消失，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以促进长期发展、稳定和社会公正。克林顿就言：“我们不相信放任的经济政策，也不相信单凭政府就能解决或无视所有问题。”（注：美联社2000年6月3日柏林电讯。）提倡所谓“进步管理”，试图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经济运行中，“第三条道路”既不赞成传统“左”的改良资本主义方式，也反对传统“右”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提倡和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一级的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必须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支持充实的公众资金，坚决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透明及公平竞争等，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中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纳入，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特别是不强调所有制，而着重于竞争和规划。
在福利国家问题上，“第三条道路”不愿归同于“左”或“右”翼的传统之道，而是认为福利不仅要与风险管理及生活保障问题相联系，而且要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相关；风险也有积极意义，意味着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强调平等的出发点是获得工作特别是获得教育的机会；目标是将福利国家改造成为“社会投资国家”。而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认为经济现代化有害于生态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是可以相容的，环境保护是一种全球化的生态风险管理。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反对“左”翼的简单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不像“右”翼那样鼓吹战争对抗，而是宣扬冷战结束后，人类已不再生活在两级世界中，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彼此不再为敌，面临的只是人类发展遇到的“非意识形态”因素所形成的危险等。在对待发展中国家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则是把影响这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法制、市场体制、自由贸易和安全等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如何看待“第三条道路”
对“第三条道路”如何评价，由于其尚在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还摇摆不定，因此目前还较难得出公认的评价，就连西方政界、学术界、舆论界自己对其也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起码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第三条道路”比之传统的西方“左”或“右”翼政府，确实有些新意。随着冷战结束、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西方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许多已不是传统思维和方式所能解决的了。“第三条道路”试图抛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西方“左”、“右”政党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障碍，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以超越传统政治、经济政策的“创新”思维来主政，如在福利国家的改造问题上，兼容各方观点，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确实有些新思路；如敢于把市场机制的优点同社会公正的信条进行“外科嫁接”，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一种超越传统的大胆举动，并且在现实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美、英经济连续多年的良性发展，“荷兰模式”的新亮点等，很大程度就得益于这一政策，同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南欧、拉美一些国家的中左政党政府，理论上虽不赞成，但实践中却也或多或少在效仿，就连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也提出在经济发展方面要走一条“第三条道路”。
第二，不公开以主义、党派之争为重点，而以关心每个人的利益之名赢得选民青睐。在顺应选民要求、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第三条道路”更多地适应了当今西方社会发展的要求，将自己的公众形象努力塑造为摆脱党派、阶级之争，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关心和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大众政府，如协调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关系、环保政策等，对各派主张兼听兼容，谁能最好解决问题就采纳之。
第三，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与哲学思想的实用主义的结合。“第三条道路”尽管宣称要淡化意识形态，作了许多政策、管理手段、统治方式的调整，但其实质是要“淡化掉”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思想，前提是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和试图将这一制度作为唯一社会制度永远运行下去。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所作所为，实质还只是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在此基础上，“第三条道路”奉行了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只要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基础、实现执政目的、赢得选民，各种党派的思想观点和主张，都可调和、兼容，特别是可以随时变更，只要实用、解决自己的问题即行。这也就不难理解科索沃战争为什么会被一些人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战争”了。
收稿日期：200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