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矛盾论文,人口论文,生态论文,贫困山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膨胀带来生态恶化，这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区把解决人口与生态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之上的依据。毫无疑问，就一般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人口与生态关系存在着诸多特殊性的贫困山区来说，计划生育作为缓解人口与生态矛盾的唯一对策，其实施成效与人们的希望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带给人们一系列的困惑：1、人口膨胀乃生态恶化的直接动因，而为什么在贫困山区实施计划生育对于抑制这一直接动因的扩张所起的作用却远不如发达地区显著，贫困山区的人口仍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猛增？2、如果就人口密度而言，贫困山区相对于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并不算高，而为什么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生态恶化却不亚于这些地区，甚至更甚？3、贫困山区在目前既成事实的人口压力下，尤其是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采取控制措施短期内也难以完全遏制其膨胀的情况下，如何尽快缓解已经严重存在着的人口与生态的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对“人口膨胀”这一几乎是导致所有地区人口与生态矛盾激化的直接动因的分析，那就很难寻找到打破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恶性循环怪圈的良方。为此，笔者从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特殊性出发，认为造成其人口与生态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人口膨胀是造成生态恶化的直接动因，而贫困山区落后生育机制的存在更使这一动因在此得到强化，刺激人口增长的落后机制使贫困山区的人口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猛增，以致人口数量迅速超出其生态系统稳定的支付能力。
当贫困山区的人口发展跨越了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后，未能根除的贫困所意味的不再是饥饿和死亡，相反却在一种新的客观条件下，在全国人口一度失控的大气候的强化下，促使了刺激人口增长的落后生育机制的形成：
1.以人口数量和体力为主要投入的低层次平面垦殖的农耕方式，强化着贫困山区的人口增殖机制。所谓低层次平面垦殖，是指生产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手段，不断垦殖新的土地，来谋求谷薯类粮食生产量的扩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长期沿袭这种落后生产方式的贫困山区，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都是低水平的。农业产出的多少，取决于对农业投入量的大小。而贫困山区物质资料的匮乏，经济环境的恶劣，决定了其农业投入量大小的主导因素在于劳动力的集约程度。这就从客观上强化了贫困山区的人口增殖机制，形成了低层次平面垦殖的独特人口规律：以人口数量和体力为主要投入的垦殖农业活动方式，刺激着人口的大量生产。
2.贫困山区城乡二元隔离制度的严重反差，构成了刺激农村人口增长的心理诱导机制。物质资料的匮乏，经济环境的恶劣，使得贫困山区的农村很难有更多的产品剩余，整个农村经济处于只是自给而不能自足的状态。有劳动能力，就能获得农产品产出，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就不会获得粮食的供给，更没有支付粮食需求的货币能力，这与城市居民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仍然可以获得退休金维持生存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与部分发达地区农村农民丧失劳力后仍可获得养老金的情形也是大相径庭的。贫困山区远远大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隔离制度的严重反差，便构成了刺激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增长的心理诱导机制，即贫困山区的农民，为了求得晚年生存上的安全与心理上的平衡，必然选择通过多生育子女来防老养老，这也是“多子多福”观念在贫困山区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3.贫困山区孩子经济价值的高水平，构成了刺激人口增长的经济利益驱动力。孩子的经济价值等于替家庭创造的财富与孩子的抚育费用之差。贫困山区家庭经济收入低，其经济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所以养育子女的费用很低，而且随着生育胎次的后移，养育成本依次递减。另外，对于闭暇时间特别充足的贫困山区广大农村而言，因生育抚养孩子所损失的时间机会成本几乎以零计算。显然，贫困山区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较低。相反，贫困山区典型的“自然就业”模式，使得孩子长到10多岁就可以操持家务，帮助父母干农活，照料弟妹，甚至外出做工，学做手艺，为家庭带来实际利益。前后两者的反差决定了，贫困山区孩子为家庭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抚育费用，“财富流”自子女流向父母。显然，贫困山区孩子经济价值的高水平，决定了家庭早生超生的微观利益大，从而构成了刺激贫困山区人口增长的经济利益驱动力。
4.原始文化传递方式下不断强化的传统生育观念和传统生育行为，铸就了贫困山区人口的多育行为。贫困山区自然环境的险恶，经济环境的闭塞，使多数贫困人口很难接受到现代文化的熏陶而世代生活在晚辈完全沿袭着长辈生活道路的前喻文化的氛围之中。年轻一代不仅是长辈的肉体的延续，而且是其精神的绵延，他们从老一辈身上继承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而且包括老一辈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单的是非观念；他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与长辈的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贫困山区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现代化较困难，反映在生育问题上，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便不容易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就是渴求多子女的观念；传统的生育行为，就是自然生育的行为。传统生育观念又促进传统生育行为的实现，从而铸就了贫困山区人口的多育行为。
5.贫困山区法制建设落后，以致宗族宗法观念更进一步强化着人们的多育行为。贫困山区地处偏僻，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交通不便，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及上级的有关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群众之间发生纠纷有的也得不到及时处理或根本得不到解决，于是自古以来的宗族宗法观念便有其长期繁生的土壤。单门独户或人口少的家庭，在那特定小社会里的地位就低下，常常因势单力薄而受到欺凌。这就使得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提高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家庭的势力，必然作出多生育儿女的选择。
正是在上述刺激人口增长的落后生育机制的作用下，贫困山区的人口数量较之全国、尤其是发达地区，更快更多地超过了生态系统稳定的支付能力，其人口与生态也就更快更深地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落后生育机制的存在，贫困山区长期的人口控制工作便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对于削弱人口膨胀这一生态恶化的直接动因，也就难以起到预期效果。
（二）环境人口容量低下，是造成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矛盾激化又一不容忽视的深层原因。
人口压力是否带来生态恶化，不仅仅取决于人口压力本身，还取决于人口压力是否超出了生态系统稳定的支付能力。贫困山区以下述多种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环境人口容量的低下，使其生态系统稳定的支付能力极其弱小，很快被不断增大的人口压力所突破，从而演变成生态恶化的严重现实。
1.贫困山区小农经济的人口分布妨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和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其环境人口容量较低。
贫困山区小农经济的人口分布特点是，市镇人口少，大部分人还分散在环境封闭的乡村。据周志刚在《中国80年代各地区域镇化水平调整方法探讨》一文中的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倒数第一至五名全部集中在西南山区，它们分别是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城，西藏为12.45%，云南为14.78%，贵州为15.45%，广西为15.62%，四川为17.54%，分别比全国平均25.63%的水平低13.18个百分点、10.85个百分点、10.18个百分点、10.01个百分点和8.09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化水平低，市镇人口少，目前贫困山区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分散的乡村，有的是几十口人居住在一个村子里，有的甚至单家独户，从事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这种小农经济的人口分布状况，严重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闭封的环境里，很难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样便不可能主动去吸收各种先进文化（包括硬文化与软文化）。同时，因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缺乏参照物，因而传统的东西往往被当成金科玉律，下一辈往往只能是上一辈肉体和思想的延续，而不会有多少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分散化的小农经济人口分布，使其难以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因没有专业化生产，不需分工与协作，这样，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在此便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因为各种先进文化很难转入到贫困山区，以致贫困山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十分有限，目前广大农村中，犁、耙、锄头、镰刀、耕牛还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先进技术得不到推广运用，人们普遍缺乏商品经济、时间、效益、竞争、生态等现代意识。而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结果，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如1990年贵州省平均每一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仅1383.44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3956.06元的34.97%；生产粮食514.16公斤，只有全国平均水平1062.24公斤的48.40%。另一方面是资源产出率低。尽管贫困山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因生产力发展落后，大部分自然资源只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如西南的矿产资源仅利用了5-10%，水力资源利用不到10%。即使有的资源已被开发，但利用层次很低。如1990年，全国平均粮食单产为262公斤，贵州省只有189公斤，云南省为195公斤，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3公斤和67公斤；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2.14%和74.43%。显然，由于贫困山区小农经济的人口分布妨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和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其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产出率都比发达地区要低得多，以致其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也要比发达地区低得多。
2.贫困山区第一次产业和重工业比重偏大的产业格局，决定了其单位面积劳动人口的低容量和创造产值的低水平，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其环境人口容量的低下。
(1)贫困山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得多。1990年三次产业劳动人数构成情况是：全国平均第一次产业占60.01%，第二次产业占21.43%，第三次产业占18.56%；贵州省第一次产业占78.20%，第二次产业占10.20%，第三次产业占11.60%，第一次产业劳动人数的比重比全国平均高出18.19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情况是：全国平均第一次产业占28.41%，第二次产业占44.27%，第三次产业占27.24%；贵州省第一次产业占39.3%，第二次产业占36.6%，第三次产业占24.1%，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次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高出10.89个百分点。
第一次产业主要是农业，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相互交织，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在农业生产中，作为人类劳动过程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同时又是动植物有机体生长、发育、繁衍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在农业中，经济再生产是以自然再生产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农业生产过程对自然过程、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它只能在广阔的空间中进行。而工业、商业等第二、三次产业受自然界的限制就要小得多，且能在同样的单位面积里容纳比农业多得多的劳动人口。贫困山区第一次产业比重大的产业格局，注定其环境人口容量比发达地区要低得多。
(2)贫困山区重工业比重偏大的状况，同样注定了其环境对人口容纳能力的低下。1990年工业总产值中，全国重工业的比重是50.06%，贵州省为57.59%，比全国平均高出7.53个百分点。之所以说重工业比重大，环境人口容量就低，原因是：第一，相对重工业而言，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在同样的单位面积里，重工业所能容纳的劳动人口比轻工业要少，第二，贫困山区重工业中主要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制造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为基本内容。于是因价格扭曲等原因，目前贫困山区重工业所创造的产值便较低。贵州省199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轻工业是33931元，重工业仅为19559元，只有轻工业的57.64%而重工业中比重较大的煤炭采选业仅为7796元，只有轻工业的22.98%。有的重工业产品甚至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贫困山区重工业所创造产值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其供养人口能力的弱小。以承载人口能力低下的重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显然极大地限制了贫困山区的环境人口容量。
3.贫困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把其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人口容量限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
(1)贫困山区高、中山区面积比例较大，如贵州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7%，山区人口分布便因不同高度生存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的垂直性差异。据1988年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为主组成的《四川社会经济情势综合考察研究》课题对四川省人口密度垂直变化特征的典型调查，从海拔较低的遂宁涪江边到海拔较高的马尔康，每平方公里人口分布的垂直变化为：海拔240米处1237人，海拔400米处776人，海拔600米处515人，海拔1000米处117人，海拔2000米处23人，海拔3500米处仅2人。因受山高坡陡、气候寒冷等基本生存条件的限制，贫困山区多数人口只能居住在条件较好的低山河谷地带，使其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
(2)贫困山区耕地少，土壤贫瘠。例如贵州，全省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10%左右。广西壮族自治区裸露、半裸露的石山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33.3%。同时，特殊的地形地貌，又使这些耕地土壤十分贫瘠。或悬挂于半坡上，或分散于石夹中，地层浅，自然肥力差，水土流失严重。保墒能力低，既怕干旱，也怕雨涝，土地产出率极低。贫困山区本来耕地就少，加之耕地产出率水平低，其所能维持生存的人口数量当然就少。
(3)贫困山区大都地处偏僻，很多生产、生活的环境十分狭小，尤其是因远离市场，交通运输又跟不上，使产品价值难以实现。这样，自然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便会削减自然资源供养人口的能力，从而降低环境人口容量。
综上所述，贫困山区一方面落后生育机制的存在使其人口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猛增，形成强大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格局欠佳及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造成其环境人口容量极为低下。这一高一低的强烈反差，便是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所在，也即是缓解贫困山区人口与生态矛盾必须彻底消除的根本症结。
注释：
①《人口学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