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全局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全局论文,战略地位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问题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之一，中西文化的论争，古今文化的冲突，不断掀起阵阵波澜，同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革命、建设的历史潮流相互激荡，推动着社会前进。
随着历史运动的演进，新问题不断被提出来，人们的认识也总是在发展。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论述，是当代中国政治家对中国现状及未来认识的重大积极成果之一；这一成果作为政治决策表现出来并付诸实施，必将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试图对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全局观念作粗浅分析，目的在于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文化建设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促进文化建设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 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同一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名著中作了这样精辟的论述，他写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664页。下引本书，只注书名及页码）
可以认为，上述论断，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之第一次科学的说明。上述论点的精髓，是指出了文化同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即“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根据这一论点，对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对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作了估量与观察，论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性质及其光辉的前途，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仍具有指导意义，仍是认识和处理它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重大决策必须遵循的基本观点。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社会实践发展情况，对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提法。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毛泽东是在着重讲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的问题之后，讲这一番话的。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毛泽东在提出“经济建设”这个概念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概念，认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是当时应当努力做好的“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第二，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条件下，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第三，即使如此，毛泽东丝毫也没有低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的文化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的结束，中华民族“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的战略估量。
历史表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50年代前期共和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些结论的正确性；50年代后期以后的一些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泛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都受到了挫折，这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些正确的结论也只有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之下才能成为现实。这也进一步说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杰出的政治家最能洞察历史、理解历史。1983年，当中国的改革事业发动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这里说的“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精神文明”，是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所作的新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强调“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的时候，“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从认识上看，这跟“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早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从决策上看，其实践意义就更为重要了，它提醒人们不应轻视、更不应忽视建设精神文明的工作，以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了新的、全面的概括，即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历史联系与时代特征、整体格局等问题作了精辟阐述。江泽民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这一论断，我认为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作用决定的，即如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那样。
第二，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历史方向。
第三，这是中华民族振兴中华的宏愿和当今世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如同江泽民所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对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最本质的说明，是现阶段通观国内国际历史发展大势所作出的科学结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对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论述，其中既包含着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又反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指导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确认，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是21世纪中国历史前途的客观要求。
二 文化建设的全局观念
江泽民在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时，对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文化领域各部分的作用与地位、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等问题，都有十分明确的论断，从而阐明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和全局观念，在认识和实践上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这里，他讲到了文化和经济、政治间的辩证关系，而尤其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联系。深刻认识这一历史联系，不仅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而且有助于正确对待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问题。本世纪以来，这两个问题同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一样，曾经不断地引起争论和辩难。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应当而且可能达到更符合理性精神、更符合唯物史观的境界。
关于文化领域各部分的作用和地位，是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和全局观念主要即指此而言。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这里说的“根本”、“基础工程”、“重要内容”、“重要条件”等方面，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但它们是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削弱，都会影响到文化建设的全局。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化建设中的全局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全局观念，一方面是文化领域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只有坚持这样的全局观念并在实践中贯彻，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真正确保文化建设的全局观念，必须防止全局失衡的可能性，既要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文化领域各部分间的关系。具体说来，经济工作者、政治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自觉的文化建设意识，即一方面主动地以经济、政治为动力去促进文化建设的发展，一方面也善于以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来为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服务。反之亦然，文化工作者必须立足于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去规划文化建设的蓝图，并自觉地以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去裨益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此其一。其二，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不仅要明确自身这一方面的任务，还要明确自身以外其他方面的任务，尤其是明确各个方面相互间的关系，要做到立足本位，胸有全局，使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真正成为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销的关系。具体说来，何谓“根本”，怎样确保这个根本；何谓“基础工程”，怎样实施这个基础工程；何谓“重要内容”，怎样贯彻这个重要内容；何谓“重要条件”，怎样创造这个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怎样创造出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整体意义上的深思熟虑，才能使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建设起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收事半功倍之效。
以上这些道理，都不难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符合这些道理的事例、现象以至倾向，却总是不断地滋生出来，有的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顽症。比如有的地方不惜花费巨金制造虚假的古遗迹、古遗址，欺骗世人，为的是“开发旅游业”，“创造经济效益”，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行为，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背道而驰的，应当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评。至于放着亟待保护的真正的古遗迹、古遗址不闻不问，而大兴土木，营建现代“古董”，这种文化上决策的失误，更是屡见不鲜。又比如，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不宜以儿童做商业性的食品广告，但我们从传媒上看到，这样的广告是越来越多了。教育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同属于文化领域的不同方面，类似这样的现象，自然有悖于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再比如，据报载，有的算命、测字先生是持有“营业执照”的；试问，签发这种“营业执照”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在营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呢？这样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否应当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过问？据报载，在迎接1998年新年到来之时，千年古刹河南洛阳白马寺的钟声竟然敲的是“日本点”（日本时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受到宗教界人士的批评，也为广大社会公众所非议。诚如一位公司经理所说：制造产品，出售商品，创造经济效益，应该考虑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离开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去谈“产品”、“商品”、“效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行不通的（转引自1998年2月1日第1514期《文摘报》第1版）。“白马寺钟声”这一文化现象被当作“商品”出卖所引发的社会议论，不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吗！这样的事例、现象、倾向，还可以举出不少，而且这都是公开的和“合法”的；至于那些阴暗的非法的活动，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综上所述，树立文化建设中的全局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贯彻这个全局观念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因此，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还是文化领域内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首先都必须在认识上、理论上树立全局观念，避免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其次是要努力做到各项文化建设在决策上的科学性，以避免决策上的误区和种种不协调的现象。这是各级决策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
文化建设是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同仁在它推进中可以大有作为：一方面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所长，在其某一方面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研究成果，为文化建设的大厦增添一砖一瓦；另一方面是自觉地关注文化建设的全局形势，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以有助于文化建设在整体上的顺利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学风，抵制浮夸、浮躁、轻率、偏激等不良学风，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真正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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