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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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核心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料显示,我国国民经济周转中,社会需求的最终商品仅占原材料用量的20%-30%,结果有70%-80%的资源最终被浪费,[1]进入环境成为废物,造成水、大气、土壤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显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节约,即从我国长期存在的浪费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要害是浪费

(一)从生产领域来看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高排放、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难循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在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现在每增加1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元,而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2元就可以增加1元GDP。[2]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巡视员陈世海在参加“2009能效机制建设国际论坛”时介绍说,目前我国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3]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目前火电平均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

在宏观投资决策方面,浪费更加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4]2005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损失145亿元。[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除了4万亿元扩大内需计划外,还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目前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应已初步显现,但经济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仍很突出。如目前全国“打造新能源基地”的省份已多达17个;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六大行业均出现了产能过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出席2009年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时表示,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达到2亿吨,按照每吨钢材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中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达1万亿元之多。[6]

(二)从物流成本来看

中国物流业总体水平落后,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我国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实际运输活动中,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物流业成本仅占整个运营成本的9%左右,而中国物流业成本则占20%。据测算,这一比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物流费用2000亿元。[7]

中国物流浪费严重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输方式单一:由于中国运输管理体制的限制,公路、铁路和水路三种运输方式存在不能联运的问题,导致运输成本偏高。如在汽车物流领域,根据中国四大航运集团之一的长江航运集团提供的数据,从长春到广州,每辆车的陆路运输成本约为3800-4000元,而海运只需要2500-2800元,比陆路运输节省约30%的成本,然而在目前中国汽车工业每年轿车产量超过500万辆的背景下,只有不到10%的汽车运输通过水路完成。[8]二是运力资源浪费:很多生产企业自己建仓库,自己养运输车队,使得运力资源过剩、利用率低,占用企业大量资金,从而导致运营成本增加。中国企业更愿意用自己的车队,但货物空载率达37%以上。[9]三是企业无序竞争:中国物流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具有现代物流管理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综合物流服务能力的大型核心企业数量很少,而传统的中小单一物流企业众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副总裁荣格说,中国物流首要问题是过于分散。我国有200多万家运输公司,管理着500万至600万辆货车。算上延误、审批以及和无数小公司打交道所需的行政开支,跨国公司大约要把在中国的20%运营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关的事项中,而在发达国家,平均大约只需10%。四是产品周转期长:从库存情况来看,中国企业产品的周转期为35-45天,而国外一些企业的产品库存时间不超过10天。由于产品周转期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丁俊发指出,国外农产品运输的损耗率为3%,而我国企业的农产品损耗率为15%-20%,甚至达到30%,我们一年仅蔬菜、水果大概要损耗8000万吨。[10]

(三)从消费领域来看

生活领域可分为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在我国公共消费领域中,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浪费现象极为普遍。首先,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得惊人。在2008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中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20多人就有一个属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对我国行政成本进行推算时,得出2003年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37%。对于2007年行政成本,他认为“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一比例保守估计在30%左右”。[11]其次,公共部门人员在职务消费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浪费和侵占现象。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12]2008年11月8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费就接近9000亿元,占总行政开支的30%。[13]另有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约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耗资3000-4000亿元,真正用于公务的仅占1/3,如按照社会轿车的效益来计算,我国每年3000多亿元公车开支中,至少有2600亿元被浪费。[14]再次,水、电消耗的浪费程度触目惊心,在办公场所、办公用品等使用上,公共部门的浪费甚至更加严重。资料显示,北京市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年用电量、用水量、耗能量是北京居民的7倍、3倍、4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度,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度的19倍。也就是说,一名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最大耗电量,是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15]

(四)从产品质量来看

我国产品质量差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据有关部门对690户国家重点大型企业(集团)的调查,1998年这些企业因生产程序中的次品、废品、返修品等不良产品造成的直接质量损失占工业增加值的2.21%,仅据此推算,199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为20046亿元,直接质量损失达443亿元。另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产品合格率仅为70%左右,由此造成的质量损失每年高达2000亿元。[16]

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目前我国产品标准水平仍然不高,采用国际标准的不足60%,许多重要工业产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低于50%。多年来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徘徊在80%左右,一些产品可靠性不强,故障频发,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据估算,目前我国每年因产品质量差直接造成的损失超过7600亿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而且浪费了资源,消耗了能源,污染了环境。[17]从我国的整体情况看,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偏低。如2005年一度泛滥于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由无良商人制造的“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粉,已经残害婴儿67名,至少已有8名婴儿死亡。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则因为提高蛋白质含量而往奶粉里掺三聚氰胺。产品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五)从环境状况来看

环境是重要的生产力。环境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人类生存的基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易生教授等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1995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875亿元,占当年GNP值的3.27%;其中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仅计算人类生产活动中产生和排放的废弃物进入自然界水体所造成的水体污染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428.9亿元,占环境污染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值76.2%。[18]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19]

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近十几年来,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若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计算,我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万亿元,而且全球气候的恶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严重后果。最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干旱、洪水、台风等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3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国GDP的1%。[20]

二、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导致严重浪费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浪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综合起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体制。

(一)所有制体制原因

我国的所有制体制,无论过去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或今天的国有制经济形式,产权始终没有明晰,即没有人能够向它负起责任,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地使用公共生产资料,其结果必然造成浪费。无论我国过去的公有制或现在的国有制经济,人们使用其财产时,既不爱惜公共生产资料,又不能产生好的效益和质量。同时,在很多地方还有腐败掺杂其中,这就是不少执掌公家财产者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大肆进行“寻租”活动。当使用公家财产有“回扣”、有“租金”时,公家的财产浪费损失多少都无所谓。这是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热衷于反复挖马路、不断搞维修,不少掌握工程的官员、尤其是公交建设部门的官员不断落马的原因;也是造成我国浪费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严重性的根本原因。[21](P200)

(二)价格体制原因

我国现行价格体制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不完善。从理论上讲,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使产品的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及其变化。然而,我国诸多产品、特别是资源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供求情况及其变化。资源价格的扭曲,一方面使得资源价格无法有效、真实地反映社会需求,价格机制无法按照市场规律来调节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企业和社会缺乏珍惜资源的压力,破坏式或“挑肥弃瘦”式开采普遍存在;另一方面,资源的廉价或无偿使用,还鼓励了损害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了鼓励缺乏效率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投入大量资源和资本,尽管生产效率很低,但仍然能够盈利,这种盈利显然是一种假象。[22]

2.许多商品的价格长期扭曲。我国的价格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定价转型而来,至今还有一些计划经济的特点。我国农产品价格偏低,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剪刀差”,在较长的时期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石油、煤炭、水、铁矿等资源的价格低得可怜,根本没有反映其稀缺程度,助长了浪费;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旧不理想。相反,由于地产商违规操作、捂盘惜售、夸大需求、媒体大事炒作、政府监管不严等原因,房地产价格严重偏高。这种价格偏高的现象在证券市场同样存在。

3.利率的市场化尚未破冰。在生产要素价格中,资金(本)的价格——利率特别重要,因为资金是每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最稀缺的经济资源。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首要是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但时至今日,我国依然实行统一利率,使得资金价格严重扭曲,银行利率和市场利率差别很大(有时达1倍以上),不但不利于资金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还使得资金供应紧张,助长寻租和腐败。[23]

(三)外贸体制原因

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存在诸多浪费,在产品出口方面存在产品加工过程的效率不高、质量不高、包装不符合要求,流通过程的海关行政效率低、外汇闲置、国际规则不熟、遭遇退货等方面浪费。在进口方面存在产品、技术盲目进口、重复进口、进而不用等方面浪费。其原因主要有:

1.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一是货物通关手续仍比较繁琐。要求单据多、通关时间长,还经常出错。二是出口商品法定检验要求过严且不够规范,检验检疫费用偏高。许多基层商检局设立自收自支的事业机构以各种名目乱收费。三是外汇管理也存在许多不便利的问题。如企业反映现行管理规定有些已经执行了十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仍未作调整,致使效率难以提高。

2.诸侯经济引起的外贸竞争。各地都有自己的商品需要进出口,在以省际为边界的诸侯经济情况下,各种不正当竞争十分常见,为了达到出口或者进口的目的,各地竞相在价格、质量等方面做文章。有的地方压低价格,促进本地产品出口,不仅造成当地的损失,也给其他地区的企业造成损失。青嵩、稀土等特有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很高,中国本来可以借助自己对这些资源的控制而获取足够的回报,但在出口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长期低价竞销导致过多地低价出口原料,浪费了宝贵的资源。2005年我国稀土年出口量比1990年翻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以上。[24]

(四)投融资体制原因

我国是从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做法,有的至今未能根本改变。从制度变迁角度说,我国投融资体制的制度创新缓慢,实施绩效不够理想。造成浪费的原因,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1.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中国金融发展政策的重点一直是放在建立一个广泛、深入、发达的金融体系上。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金融压抑政策工具维持国有银行在金融部门中的垄断地位,中央政府不仅严格控制新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银行)的进入,而且一直严格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进入。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阻碍了银行体系本身效率的提高,致使银行部门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银行所有的损失最终将由国家通过财政来承担,而真正的破产或关闭则基本不会发生。同时,政府目标的多元化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外还担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而在银行和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就引发了对经营者进行绩效评估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们完全可以利用政策性负担来解释经营上的失败和追求个人的其他利益。

2.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动员和配置资金。目前我国的金融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银行系统中又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核心,其他12家股份制银行、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和遍布各地的农村信用社的规模相对都较小。据估算我国现在能够从银行获得融资服务的企业不会超过50万家,也就是在4250万家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中,98%以上得不到正规银行机构金融服务。[25]我国当前这种金融结构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首先,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因为得不到金融支持,其发展受到抑制,进而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其次,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受限,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二元经济结构难于消除,并且增加了城市本身就业的困难。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金融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浪费。

3.金融业的粗放式经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经营的粗放型特征。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具体表现在:一是经营规模大,人均业务量水平低。如国有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营业网点在市场上占位率高,但人均业务量却相对较低。二是机构重置,人浮于事。同一性质的业务由若干部门分别经办,不但增加了成本支出,还降低了服务水平,导致效率低下。三是机构分散,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和覆盖面。银行业机构庞大,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并且信息沟通不畅,决策速度慢,效率低下。四是管理方式粗放。在管理上缺少采取因地制宜措施的独创性、管理措施有效程度低等。

(五)行政体制原因

1.人员编制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多次,但是始终跳不出行政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也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突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过去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从横向调整政府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致使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虽经多次改革而得不到根本解决。[26]

2.行政区域封锁。地方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扭曲,不仅妨碍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体系的建设,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的活力及其产业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据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研究报告(2006),在保持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改革长期以来向城镇倾斜的政策,让投资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分析指出,如果我们把城镇投资的1%、5%和10%转移到农村地区,那么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分别提高0.7%、3.2%和5.9%。分别将城市资本性投资的1%、5%与10%转移到农村地区的政策模拟中,东北和西部地区的收益要高得多。尽管整体经济的收益分别为0.7%、2.9%与5.0%,但东北部地区的收益却分别高达0.9%、4.1%与7.0%。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收益也高于东部地区。[27]

3.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尽管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各部门都没有完全摆脱“经济人”的特征,上下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也容易引发博弈。这集中表现在,各级政府在获取资金和利益时往往表现积极,在付出成本和承担责任时都想靠边站。而中央和地方权力地位的差距和利益目标的不同使得两者之间会产生为获得利益和减少责任的博弈。这使得一些地方的义务教育、煤矿安全等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地方为了本地利益违反中央政策。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节约的主要途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千头万绪,而其核心就是节约。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实现节约,也就是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采取措施。(1)深化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体制改革,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化体制改革需要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个方面着手。(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3)充分发挥人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人,尤其是党政干部。他们是管理人才的人才。他们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的提出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各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者。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4)完善法律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节约。为此,有必要制定《反浪费法》。对浪费的惩治,迄今为止无法可依。这是我国浪费问题严重存在的重要原因。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浪费问题的惩治都有十分严厉的法治措施。我国制定《反浪费法》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浪费法》的制定有利于从制度上遏制公款吃喝等浪费行为,使对浪费行为进行惩治有法可依,从而使节约型社会建设具有可操作性,以利于将建设节约型社会落到实处。此外,光靠完善立法不够,还必须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必须严格执法,确保法律充分、及时、正确地实施,利用法律制度的教育、警示功能,促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措施的落实并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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