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法国部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中国革命论文,史研究论文,国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D609
1 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考察
1.1 早期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
法国是最早研究中国的国家之一。自19世纪有汉学研究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的研究多是一些热衷于中国文字学、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方面的汉学家所为。按法国史学家巴斯蒂的话说，一些曾被派往中国的法国官员和记者的感想、旅行家的猎奇以及极少数研究传统中国的专家的“应时的通常是令人失望的论述，”〔1 〕构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研究的基本内涵，说明正式的研究尚未展开。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机构已经出现。如高等汉学研究所是1919年筹建的，当时一部分资金出自庚子赔款。这里藏书丰富，不仅是法国学者，也是欧洲的中国学专家们进行历史研究时取得资料来源的主要场所。该所的图书馆建于1926年，现有近30万册中文书，以古籍为主，还有方志近千册，满蒙藏文的书籍共约200册，各类期刊1400种， 其中部分书刊来自1941年法国外交部在北京成立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
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机构，成立于1939年，直属法国国民教育部，它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现设有30多个研究组，主要研究项目有20世纪中国的历史、政治及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演变；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等。
1.2 基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53年，纪业马将军在缺乏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困难条件下创办了远东文献中心，就是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由此，法国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创立起来了。汇集在这里的是原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和原高级实验学校第六部的研究人员。1970年起，又成立了几个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经济、对外政策和文化的专题研究小组，先后出版了被法国学术界视为基本著作的两部书：纪业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1968年出版），谢诺的《中国历史（1840～1949）》（1969～1975年出版）。该院出版的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关的刊物有《中国中心丛书》和《经济、社会、文化年鉴》。
1.3 加强阶段（7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
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绩，刺激了法国史学家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有厚古薄今、厚内薄外研究传统的法国史学界，加强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并逐渐向当代问题倾斜。这阶段研究的进展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高等学校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 中共党史的课程，而且还建立了不少各种规模的研究中心、研究室和研究小组。目前，涉足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法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近20所，研究人员中专门从事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有约30名。多数研究者曾在中国大陆访问数年，或到香港、台湾从事过调研。〔2〕而且， 每年都有相关的新著问世。科研机构中，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设有中国革命史等课程。1976年，该院的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成立了研究组，将各大学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组织起来，着重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口、农业资源、都市社会、农民运动等历史和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有中国近代史（1840～1949）概论、 中国现代史（1949 ～1981）、明清中国社会史、19和20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国文化运动（1915～1949）、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和中国共产党史文选课等。
近年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里昂设立了与巴黎的研究中心相媲美的东亚研究所。克里斯蒂安·昂里奥任所长。
成立于1980年的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发行的《中国研究》（半年刊）迄今已出版了13卷，内容涉及多个中国历史时期及诸多领域。此外，该协会在香港发行了《中国瞭望》双月刊。这是唯一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包括港台）的法文刊物。
2）进行了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工作。 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资料保存得较为丰富。多年来，法国的史学工作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目前法国专家编辑整理出的资料及工具书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成的《法国各档案馆中的亚洲史指南》。70年代末出版的《法文图书中关于中国地图的书目》。各图书馆中所藏原始资料指南也在编辑中。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校图书馆将所藏500种中文期刊已编辑成册出版。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是收藏中国现代史资料较集中的单位，有关中国的书有17000种，中文期刊11种， 及全套的《申报》和部分《民国日报》的缩微胶片。〔3〕清理编辑1920～1939 年间华法教育会赞助中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档案是重要工作。这些档案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留学生在法活动的档案材料及他们当时发往国内的报告，20～30年代在法出版的党的早期刊物，周恩来留法时在当地期刊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当时中法大学收集的有关中国的图书等。其中1920～1925年间留学生的档案资料和传记已于1981年编辑出版。
（2）发表了文献译著成果。近年来， 法国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文献的译文或译著。发表的译文主要有：黄家诚译的《严复的几篇宣言》；义和团期间伯希和作的《北京札记（1899～1901）》；伊浦隆译的《秋瑾：精卫石。汉侠儿女》，这是1904～1906年间秋瑾写的一本著作的带注释的译本。出版了中法两种文字一套的《中国读物》，包括白吉尔、张馥蕊的《“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五四运动》；德莱热、华昌明的《近代中国的图书革命：出版家王云五》；柯乐德、程莹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华北的农业互助》；陈禾嘉、杜铭纳的《一次神秘事件：出自庐山的假报告》；佩罗的《大寨恢复了元气：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政策》。〔4〕
（3）曾经来华的法国官员、记者所写的回忆录或游记等， 也是宝贵的研究资料。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葛兰言目睹了1912年2月29 日的北京兵变，并将他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他的朋友。70年后，葛兰言夫人将这封有珍贵价值的信发表在巴黎《汉学》杂志上。 纪业马将军于1937年以法国驻华使馆陆军副武官身份来华，先后在北京、重庆、南京工作过16年，经历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时期。他的《一生为中国——回忆录（1937～1989）》记述了他自26岁来中国，由军人、外交官到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专家的50年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书中收录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一度在重庆“不情愿”地为法国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工作。他在书中记述了当时法国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对华政策。书中还介绍了为向蒋介石通报戴高乐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秘密决定，他1964年台湾之行的情况。他对周恩来、吴佩孚等诸多历史人物做了生动的描述，并记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他的所见所闻。
目前，资料编辑整理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虽然史料丰富，但清理编辑工作迟缓，尤以法国编辑的工具书为少；此外，进行中国史研究引用的资料和学术观点颇受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影响，而认真从中文史料、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如“在关于1911年以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满足于西方的资料，偏重英文资料，似乎只要是英文就能证明资料可靠。援引几条资料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这种倾向相当严重。”〔5 〕至今没有专门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刊物也是憾事。
3）研究队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法国学者认为在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中，首先是法国政府长期没有对中国问题研究引起重视，在财政和组织方面的支持不力。其次是政策上倾斜不够，影响了队伍的成长。如各大学里中国史研究的教授席位很少，特别是青年学者受聘的希望不大，造成青年学者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以目前毕仰高的学生为例，毕业生中四分之三是中国学生，他们能被吸收到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机会很少。因此，他们中能继续从事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人就寥寥无几了〔6〕。由此， 再加上法国史学界厚内薄外的研究传统，从事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法国学者是相当有限的。
尽管如此，法国并不乏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问世。主要应提到对研究19～20世纪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位开拓者：纪业马和谢诺。
纪业马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被视为法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科的基本著作之一，被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他还编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词典》的中国部分，并正撰写《中国军事史纲》。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谢诺是被法国公认的专门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专家，尤以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而见长。所著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和主编的《中国历史1840～1949》均被视为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著作。此外，谢诺还著有《中国的工会（1919～1927）》、《中国联省自治运动（1920～1923）》、《中国的农民运动（1840～1949）》、《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及《中国，人民共和国（1949～1976）》、《孙中山传》等。〔7〕
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巴斯蒂主要研究晚清中国社会的演变，有《清末社会变革（1873～1911）》等著作。此外，他还研究中法战争及其前后的中国社会、近现代中国教育、清末皇权思想和辛亥革命与法国外交等。
白吉尔的研究侧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及20世纪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等，研究成果亦丰。著作有《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清末上海的一次金融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毕仰高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农民革命和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著有《中国革命的起源》，并与杜铭纳等合著《冷眼看中国》。此外，鲁林和谢瑞尔研究工人运动；安克强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齐则安研究两次大战之间赴法的中国知识分子。
2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从专题研究的角度看，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还未系统地展开。除纪业马和谢诺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外，各时期的研究尚未全面进行。多数情况是依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而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偏爱，还有不少领域无人问津。已有的研究较集中于对1911～1937年间中国历史的研究，以研究政治方面和旧中国经济社会史为主，文化、思想史的研究略有涉及。
目前，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涉及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农民起义、戍戊维新、辛亥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等。突出的是巴斯蒂对清末社会变革及晚清的财政、留学生与洋务运动的研究。〔8 〕巴斯蒂认为：“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坐汽车的商人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而中国社会内部的转变主要发生在上层统治阶级中间。因此，巴斯蒂首先分析了上层社会的变化。他认为，清朝政权原是由特权阶级单一成分组成。但在最后25年中增加了新成份，即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升迁者；捐纳为官者；因战争和防务而重用的武官，特别是新军的地位上升；洋务派；知识界中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部分职业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以及清末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些人的出现，打乱了绅士阶层的绝对纯洁，改变和动摇着中国传统的特权阶级。同时，上层集团的变化也带来了某些制度的变化：新式学校、各种商业联合会、各省咨议局、现代银行的出现等等，这些都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特权阶级的分裂，动摇了绅士阶层的传统观念。
其次，巴斯蒂强调：（1 ）“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到底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95%的农村世界”。（2）新兴起的半无产阶级使社会产生了一支大的流移力量。（3）这些人及产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下层社会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日益不安和骚动。（4）“引起晚清社会变化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作者认为其“客观效果”是打破了许多固有的观念和体制，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出现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界；同时也震撼了封建经济的根基——地主阶级与佃农的关系，带来了空前规模的起义、民变、农民暴动、以致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再次，巴斯蒂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是一个脱节的封建外壳和与外界进一步接轨的正在萌芽着新生命的新社会，故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总之，巴斯蒂对中国革命是寄以同情的，有些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他认为清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全国农村中深刻运动的结果。
研究这时期问题的还有：魏丕信认为洋务运动破产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于经济和知识，而是缺乏统一领导；慈禧执政期间关注的不是使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在平衡各派势力之中巩固个人权力。〔9 〕巴斯蒂对从辛亥革命爆发到清帝退位期间法国对华外交的分析，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在关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黄家诚、巴尔芒从对严复、黄遵宪的分析入手，明确提出西方思想界对中国思想界及政治变革的影响问题。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 日的《清议报》上连篇刊登了梁启超编译的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著作《国家论》的部分章节。巴斯蒂通过考证认为“《国家论》不仅在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宣传演变中起过作用”，而且通过他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近代的“国家”和“民族”等新概念，也是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有利因素。〔10〕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专题研究
3.1 民国时期
这是法国史学家研究最集中的部分。主要涉及民族资产阶级（尤以研究上海工商业为多）、中国经济史、秘密会社、农民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史、工人运动和人物研究等。其中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尤为侧重。
白吉尔对20年代初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被视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反映其观点的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章《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11〕在此书中，他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划分为革命至衰退若干时期。其中1917～1923 年为黄金发展时期； 1923～1927年为经济危机到政治上隐退时期；1927～1937年为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时期。白吉尔依据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判定辛亥革命，认为无论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地位，这场革命都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斗争，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精英之一。但是，在各地起义中，商人多数情况下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而不是直接的“带头人”。加上他们的政治实力较弱，使他们夺取政权、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尝试只是一种空想的举动；战乱和捐助也使他们很快耗尽了财力。于是，袁世凯上台后资产阶级便陷入了单纯发展经济的狭隘的社会地方主义的衰退之中。白吉尔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形势的转变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进入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族工业在大战之后，尽管遇到许多困难， 尤其是在通商口岸， 但仍持续发展到1923年。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新一代革命分子的指导下重返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但是，1923年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经济一度发展的奇迹结束。虽然资产阶级有救国的渴望，但又具有为获取利润而依赖外国的合作与支持的特征；加之国共合作后，工人阶级的大量介入，“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圈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因此，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衰落了。表现在他们希望促成一个既能确保民族解放，又能保持传统形式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官僚和军阀相结合）的重建。于是，1927年4月以后，官僚政治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向蒋介石屈从，并迅速异化，自治权被剥夺，金融受控制，政治权力和社会活动力缩小，“官僚和资产阶级共存”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最终，官僚体制和军阀的复辟带来了一个反动的时代——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取代了民族资产阶级最有生气和创造性的基石。这里作者所谓1927年后资产阶级即被消灭一点显然有悖于史实。关于外国向中国“输入概念”（指西方的民主政治）问题，白吉尔认为欧洲人的观点往往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2〕
谢诺搜集大量材料对中国秘密会社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鸦片战争稍前至1949年间形成的秘密会社是“反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把明末的三合会、清末的义和团、小刀会以及以后的青帮、红帮都归为秘密会社的范围，认为秘密会社在近代革命中曾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发挥了政治和经济的、军事的、精神的多种职能。而其表现出的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和造反传统，是曾经受到孙中山、毛泽东和朱德等革命领袖尊崇和欢迎的秘密会社的遗产之一。〔13〕谢诺分析了秘密会社在不同历史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职能，认为秘密会社的社会基础即其成员来自两种人：贫穷的农民和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搬运工、苦力、流浪汉、小贩、船夫、走私者、云游和尚等各种游民。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濒临困境和失去地位的人数剧增，秘密会社的影响也随之加强，最明显的是辛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哥老会。随着外国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他们由“将满人作为敌人的传统的原始民族主义转移到反对西方去了。”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们“再次进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不仅同共和派在政治、军事上合作，而且在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也有可观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吸收进来作为其成员（革命党）的秘密会社和阶级在革命高潮显示了非凡的推动作用。”“随着清朝的覆灭，秘密会社的主要政治使命便完成了。”
谢诺分析民国时期的秘密会社有三种功能：（1 ）社会的和经济的职能。在现代政党和工会影响未及的地方继续代表下层社会成员的利益。（2）军事的职能。 所不同的是乡村中的会社多为反抗地主压迫的自卫组织；而青帮等则是完全从事犯罪活动的流氓行为。（3 ）精神上的职能，即给中下层阶级解决精神和宗教的需要。虽然民国时期他们不再有政治地位，却仍然是一股潜在政治势力。因此，共产党由于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也可能在不同时期的一定情况下与他们合作。 最突出的是1936年7 月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哥老会提出与之成立抗日联合战线的要求。〔14〕而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也寻求秘密会社的支持。于是，青帮首领杜月笙成了上海法租界的市政议员，青帮走私鸦片、枪支，经营卖淫和赌博等“生意”也得到了国民党的默许。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秘密会社多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有联系而成为反革命据点， 于1954～1955年间被置于反社会主义势力帮凶的地位而被清除。
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涉及：通过对上海杰出人物的研究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民国时期女权运动的缘起和妇女状况；华盛顿会议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等。
3.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谢诺是法国及西方国家学者中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专家。《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一书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是这本书的精彩部分。他将“五卅”看成中国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的观点有：（1 ）五卅运动的发生是各阶级“对外国列强的敌对情绪的增长”的结果；（2）共产党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3）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总工会不但接待了苏联工会代表团，而且与政府公开讨论劳工立法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工人的代言人”，“革命的领导力量”。（4）五卅运动使中共的组织有所发展；（5）五卅运动的失败原因，除了军阀的镇压，大资产阶级的出卖、北京政府的无能和洋人的软硬兼施外，还有工人运动本身“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具体表现在：没有发动广大的农民参加到运动中来，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先未解决好，后又让步。谢诺还特别强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生搬硬套西方经验的结果”，那种认为工业城市是斗争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战场的观点，显然“不符合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国情。”〔15〕
此外，纪业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毕仰高在《中国革命的起源》中都肯定了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作用。毕仰高认为，“可以公正地认为五卅运动标志着真正革命时期的开端”，因为此后“中共走上了舞台。”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毕仰高有较多的研究。他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利用了一些中文档案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他赞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时是成功的，因为控制农民的行动非常困难，而共产党却成功地把农民的“骚动”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有力。”此外，他还对在农民中选拔产生共产党的干部问题进行了分析。〔16〕
3.3 中外关系
在法国众多的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中，著名史学家让－巴斯蒂·迪罗塞尔的《外交史》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作者将学习和研究每一个历史阶段所需的档案资料、官方文件集和概论性的著作、政治家的回忆录、参考书目都列出并做必要的说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书以欧洲外交为重点，论及1911年到1984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外交事件。其中有一定的篇幅论及远东和中国问题，对于从世界历史背景中研究中国问题有较好的作用，对有些问题做了较客观的分析。如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预定的计划”，批评当中国人将此事诉诸国际联盟寻求国际支援时，国联既“没有正式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也没有对它进行任何制裁，“而美国也只从道义上‘谴责日本的行动（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主义’或称‘胡佛主义’）。”针对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
靖政策，他指出：“满洲事件是和世界经济危机分不开的，……日本的成功说明书面协定、国际条约和和平诺言，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力量。英美本来可以承担起使各国遵守国际义务的责任，但它们绝对反对战争，只采用道义谴责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对日本军人是不起作用的”〔17〕再如，作者认为美国对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当马歇尔扮演公正无私的调停人角色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在军事方面继续援助蒋介石，向他提供大量战略物资。蒋介石感觉到美国舆论大多在支持他，宁愿和共产党决裂。”〔18〕1949年后美国又为了自己在太平洋的重要利益“反对台湾归还共产党中国，”并积极充当导演“两个中国”不光彩的角色。作者还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坚持不对外扩张，为维持世界“持久的和平环境”所作的努力给予了肯定。但是，书中有些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如关于七七事变的起因，作者趋同日本歪曲事实的说法，说当夜“一队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附近演习，遭到城内（中国）士兵的枪击，于是日军占领宛平。”又如，把皖南事变的发生说成“政府曾命令这支共产党军队撤出江南地区，但是，这支军队的领导拒不执行命令，因而政府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
K·S·卡罗尔是一位法国记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60年代中期他访问中国，到过18个省、市、自治区。之后，出版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书，曾在国外产生了颇大影响。这本书较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困惑不解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记录了诸多的历史史实。如在“延安精神——一个女战士的自述”等章节中，记录了对当年在延安的革命老人的真实访问，对抗战期间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在延安的熔炉里，中国社会各阶层传统的隔阂迅速消灭。”他认为在不否定毛泽东的军队在抗战中的功绩的前提下，应该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抗战中进行的主要是政治斗争，“正是政治斗争的胜利才保障了纯军事斗争的成功。毛泽东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不侵犯群众的模范行为上，而且在于它能在物质、政治和道义上帮助群众。”〔19〕他称延安为法伦斯泰尔，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这种观点与美国的某些学者的看法相接近。
总之，目前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法国开展得不如美、日、俄等国。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也稍滞后。但是从资料的丰富性、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研究成果和水平方面看还是有其特点的。
注释：
〔1〕 巴斯蒂：《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最近动向的考察》。 参见：文献[1]（第4辑），第356页。
〔2〕 Bianco L:French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China Quarterly,1995,(6):509～520
〔3〕 吴秉真：《法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第4页。
〔4〕 参见：文献[1]（第4辑），第360页。
〔5〕 巴斯蒂：《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最近动向的考察》。参见：文献[1]（第4辑），第366页。
〔6〕 Bianco L:French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China Quarterly,1995,(6):509～520
〔7〕 黄庆华：《法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参见：文献[1]（第20辑），第329～332页。
〔8〕 参见：文献[2]，第615页。
〔9〕 魏丕信：《洋务运动与防务破产》。参见：文献[1]（第22辑），第1～15页。
〔10〕 1996年11月巴斯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的学术演讲。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1～232页。
〔11〕 参见：文献[3]，第812～921页。
〔12〕 白吉尔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除《剑桥中华民国史》外，可参看《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中国的工业化与道路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萧条对中国通商口岸经济的影响（1921～1923）》等著述。
〔13〕 谢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秘密会社》。参见：文献[1] （第19辑），第196～221页。
〔14〕 指《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一文。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
〔15〕 参阅：董进泉等：《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参见：文献[1]（第16辑），第237～275页。
〔16〕 毕仰高：《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 章《农民运动》。参见：文献[4]，第313～375页。
〔17〕〔18〕 参见：文献[5]，（上册）第158～159页， （下册）第58页。
〔19〕 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2～113页。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七五”历史科研课题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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