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从《高老庄》看中国小说新浪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小论文,自述论文,新浪潮论文,民族论文,高老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一、“后新时期”的“后新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坛可谓争奇斗艳，除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后崛起，形成一条洁晰可见的脉络而外，大量的当代作品循着社会历史的逻辑与文学自身的规律在借鉴西方与自我突破中行进；以准性小说、新军旅小说、民俗文化小说、前先锋派小说、新小说派、新写实以及以王朔为代表的都市灰色小说为基础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评论家给予文学现象的命名与划分却并非完整和精确。文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而创作者的心态却不尽相同。真正的作家不会照着既定的规则、定义创作作品。这就决定了崭新的未获定义的文学现象出现之可能。
1991年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以一部反映三代女人命运与中国重大历史的《鸿》风靡世界，1998年藏族作家阿来以一部反映西藏土司历史的《尘埃落定》红透京城，我们显然无法将其简单归入以上所列的某种文学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全新的。它们的出现符合了社会历史的要求，也迎合了当前环境下读者的期待。紧接着阿来的走红，贾平凹的第七部长篇《高老庄》也在1998年夏付诸出版。
同样是超出了以前有关文学流派或类型的任何一种命名与定义，同样怀着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胆展示与深刻反思，《高老庄》在此贴近了《鸿》与《尘埃落定》，宣告了“新时期”的结束和“后新时期”的到来以及可称为“后新文学”浪潮的出现。在此，我们姑且将其中的一种类型命名为“自述体民族志小说”。其中，《高老庄》尤以对原生态生活的追求和强烈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意识走在了这一浪潮的前端。本文拟就《高老庄》进行文本解读，以期对此崭新的文学现象有所洞见。
二、文化隐喻：小村庄大民族
以“小”村“小”镇寓意民族、国家，这是具有普范意义的卓越文学之特征。作品中高老庄以其“纯汉人”村庄的特色和亦真亦幻的风格、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担负起隐喻“大”汉民族的重任。在这一点上，《高老庄》得以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然而，贾平凹缘何在世纪末搞出这样一个文化隐喻呢？这就要溯及作家本人。
就贾氏小说而言，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间确实走过了一段曲折多变的历程。从早期追求乡野之美到中期写出《鸡窝洼的人家》那样极富时代精神的作品，再到80年代末悲剧感、忧患意识的加深，终于在1993年爆发出一部彻底幻灭与悲凉的《废都》，对于作为作者和现实常人的贾平凹，人们完全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寻得某些影子。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分析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继承并立志发扬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郁崇尚到了极至。他创作个性中的自悲、孤独、幻灭感在《废都》中充分展示出来。（注：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载《文学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幸，贾平凹并没有在废墟上一蹶不振，冲出废都之后，他以对烦忧的清醒自觉重新对民族文化进行大胆的审视、剖析、反思，这就有了《高老庄》的诞生。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强烈感情，贾平凹的创作十分执着地固定在了商州和西安这块汉民族生息繁衍土地上。《废都》表面是写现代都市，实质却不能简单地归为“都市题材”。如果照雷达的评论，《废都》是一个寓言，写古老文化在现实（都市）生活中之颓败的话，那么《高老庄》就再进一层写出了民族文化在乡村的颓败，尽管这个乡村并非写实上的农村，而是汉民族的喻体。
作品以村庄喻民族的层面是这样展开的：首先，这是一个保存了“纯汉人”血脉的村庄，盛产腿短身长的矮子，恰好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对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讽喻有加；其次，这里的纯汉人有独特的形象与体质特征；其三，村内保留了宋、元、明、清的石碑，元砖画像，经历过金、元、辽等异族入侵，恰如《废都》里的汉砖、唐代香炉，铺陈出一部完整民族史营造的强大精神氛围；其四，为了表现村庄即民族这个宏大的寓言，《高老庄》的人物大多被符号化了。比如子路娘是中国典型的善良忠厚的妇女形象，疯子迷胡叔一如《废都》中唱民间谣曲的老头，起着喻世警世之功；石头与王厂长的亡妻则是传统神秘文化中不可知的谜语；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村民们在顽强地抗拒异族通婚以保证血液纯洁的同时，即在保存一以贯之的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同时也顽固地保留了自私、保守、落后等文化的劣根性。除了争夺蝇头小利，他们对文化的断裂与衰败毫无知觉。记载着高氏历史的石碑用来压堂屋台阶，有着浮雕图案的古砖用来砌厕所，修水渠，向外族人西夏换取友谊和金钱，高氏家谱夹在破烂不堪被老鼠啃掉了书脊的《康熙字典》里，来正媳妇轻易地拿来同西夏的梳子交换。更为极端的是乡民为了发财，争相砍伐树林，连丈夫病在床上命在旦夕的三婶也丢下病人去山上杠回小树准备做碾杆。生存环境，子孙的将来统统地抛在脑后，祖先拼死护卫过的文化传统、家族血脉在无声无息中消亡，却只有一个外族人西夏在为此哭泣，这是高老庄的悲哀，也是它所隐喻着的汉民族的悲哀。作者的大胆审丑和勇敢暴露已经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
作品主人公之一，作为教授返乡的高子路，一方面以孔门子弟自居，俨然汉族正统文化的代表，对高老庄所代表的传统有着深切的向往；另一方面长期浸淫在这种文化之中，他能够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带来的真实苦痛，意识到了文化日渐衰微的趋势。于是，他与菊娃离异后同一个不是平面脸庞却有着长腿细腰、淡黄头发的女子结婚，以匈奴国名字为她改名“西夏”，希望为矮小丑陋的高氏人种带来转机。然而，一旦返回高老庄，他又立即扑入了传统文化的怀抱，变得虚荣、自私、保守、狭隘，跟家乡人一样走路腿抬得老高，屎尿拉在桶里，喜吃内脏，爱放屁，甚至身上有了不好闻的体味，连夫妻生活质量也不高。当然，子路对此也并非完全不知，他在整理古汉语并融入高老庄生活的同时，也在潜意识里抗拒传统文化弊端的侵蚀。他在高老庄不断拉肚子与消瘦何尝不是一种对本文化的水土不服与抗拒？然而，子路的行动毕竟是软弱的，除了眼看文化湮灭，他无所作为。最后他撕掉了记录方言古语的笔记本，此举表面似是偶然的赌气，实质却是对衰败的传统文化彻底丧失信心后的必然。
与高氏的衰败相对比的是外姓（即外族）的兴旺。生活在高老庄的能人无一例外都不姓高。蔡老黑承包了葡萄园，号称庄上第一个改革家，王文龙与苏红经营的地板厂大有独霸一方之势。他们利用高老庄的资源富起来，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双方对高老庄地盘、权力、人心的争夺和蔡王对菊娃的追求使高老庄陷入一片混乱。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蔡老黑之修白塔与王文龙之建学校都给颓败、老朽的高老庄带来了新的希望。蔡王之争表面上以蔡被捕告终，然而菊娃的情感天平却终为蔡打动而明显向蔡倾斜。如果把蔡王之争（外姓力量之争）看成异文化之争，那么菊娃的选择就是垂危的传统文化被逼无奈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王厂长亡妻交给西夏的发卡暗示了菊娃的命运，结果菊娃却很可能要以自主的选择对传统神秘文化进行颠覆。高家的女人继子路之后终会再次与外族通婚，而作为外姓的强者有力的蔡老黑难题必将为高氏血脉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高老庄》终究突破了《废都》令人窒息的无望。
明天会怎样呢？作者留下了一个可以期待的问号。
三、文本体悟：自述体民族志
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坛及学术界，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人类学研究也在逐渐升温。越来越深入的论题导向了文化差异的最深层面；植根于感情之中，植根于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本质思考之中的文化差异最显著地表现在何处呢？回答是文化本土话语与人论，尤其是“本土文化对人类发展和生命周期、思维本质、性别差异以及适当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反映”（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久、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109—112页。）。而它对于人类学研究并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所能提供的土著经验表达而言，则层出不穷无可替代地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涌现出来。正如文化人类学者指出的那样，“除了在田野工作中被研究者的口头叙述之外，来自于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量当代小说和文学作品，
也正在成为民族志与文学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 （例如Fischer，1984）。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土著经验表达，而且也像我们自己社会中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样，构成了本土评论的自传体民族志（autoethnography）， 对于本土的经验表述十分重要。”（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久、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 109—112页。）
当然，这与在民族志本身范围内运用小说或小说手段是两回事。后者是为了更好地表述经验和描述发生于田野工作者与文化中的被研究者之间的遭遇，是小说式的民族志；而《高老庄》式的小说则是纯然的文化经验表达与反思，可以称为民族志式的小说。这正是我们把《鸿》、《尘埃落定》与《高老庄》归为自述体民族志小说的原因。当然，涉及到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我们难免会想到新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寻根小说。无可否认，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联系，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寻根’，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认知潜藏在民族心态中的怀旧情绪”。（注：黎风：《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118页。）典型的，如阿城的《棋王》所追寻的高蹈超然的老庄文化，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楚文化的审美所“重铸和镀亮”的“民族的自我”（注：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然而，《高老庄》、《尘埃落定》等显然不同，它们摆脱了寻根中对神秘的审美表现和对混沌的传统文化的无原则认同，开始批判和清理中国文化，在反思中寻找文化与民族本身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后者显然超越了“寻根”的范畴。贾平凹的《高老庄》在以一个小村庄隐喻一个大民族的基础上，详细地列举了这个纯汉人的村落的体质特征、历史渊源、碑刻传记、文物古砖以及方言土语，并对婚丧风俗、饮食起居如数家珍。这不仅为人类学的几个分支，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也是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独特素材。可以说，作者是有心为民族文化作传。小说中写西夏在来正院中抄录了一篇碑文：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者人之始，祖者人之本也。莫不念祖而必溯流而穷源，莫不报本而必由来以追本。敬谱系不明而考核奚自？每叹世人之无谱，因多失本源。既无合族联亲之情，焉有尊祖敬宗之义！我高有源有委，谱系昭然，确有明证：□□□□□□□，近者□□□□等之力。所谓莫为之前则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弗继，则我高有谱□□也？自乾隆庚午由□□□，凡我同本接踵而来。有族贤□□□谓：远迁异域，恐其后代日久遗忘。与商请谱，且聚费作祠，以为远迁垂远之举，以立联宗报本之义，效乎祖地之模。予甚是之。壬午之秋，□□□□□，重捐谱金，求□全谱，始获克如其愿。可谓贻子孙燕翼之谋，笃宗族一本之义矣。……时乾隆三十三年□□□□月谷旦。承首族□□□□□生□□□拜。□□□□□□□□□□□□顿首拜撰。（注：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一部《高老庄》，这样的碑文竟有十六处之多。通过旁观者西夏的眼睛，高家（汉族）的历史以各种各样的《烈女墓碣》、《高学朝镇压祖坟悔罪碑》、《战功碑》、《瘗祭碑》、《土地祠创建灵亭碑》、《息讼端杜争竞告示碑》等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对碑文与碑名不厌其烦的罗列可谓用心良苦。
按照弗莱（Northrop Frye）的看法， 文学的人类学价值在于它为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另造了一个想象世界（注：陈淳、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36页。）。 在《高老庄》中，纯汉人保留着独特的形象特征与饮食习惯。“男为黄面稀胡，头扁而长，大板牙，双眼皮，脚的小拇趾有双趾甲，女缠足，梳髻，长腰布袋奶。他们为人聪明机灵，重礼节，会拳脚，喜食面食和动物内脏”。他们不许娶外族女为妻，世世代代保持了汉族的纯粹血统。他们也有着独特的风俗，以此相亲要分“毛看”、“光看”，死后三周年要大操大办，哭丧有专门的哭法，祭奠要油炸的鲜花和水果，鬼上身要恶人才赶得走。他们保留着上古的语言，“口中淡不说淡，说寡，抱孩子不说抱，说携，吃饭不说吃，说至，滚开不说滚，说避”（注：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宋元明清的石碑，有元砖画像，有神秘莫测的白云湫。我们不能说这些全部都存在于想象世界，但至少它让我们这些或多或少已不是纯汉人的人们真实地体验了一次文化震撼。博克（Philip K.Book ）指出：“直接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是学习相异的生活方式和反观自己文化的最佳途径。”（注：博克：《文化震撼》，诺福公司，1970年版第Ⅺ次，转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高老庄》从文化的最基础层次——风俗和生活方式上提供了这一可能。而与此同时，贾平凹90年代的几部长篇在《废都》、《土门》和《白夜》中都表现出的日常性、琐碎性同样地呈现在了《高老庄》中，以生活的原生态的流动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民族历史图景。这种叙述方式使他与时代思潮得到某种暗合，同时也为最终走向自传体民族志小说奠定了基础。
《高老庄》取材于商州和西安，但正如作者指出的，并非写“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象征。作为古代王朝的都城，这里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更显现出汉民族的精神特质。汉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然而世纪末的今天，它散发出的却是衰败和腐朽的气味。这种在《废都》和《高老庄》中都散发出的陈腐，无不深刻地展示了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人之世纪末心态或情绪；一方面受着象征先进、文明的非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到自身文化的缺憾和落后并为此扼腕痛惜；另一方面又有着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执着于其中并力图捍卫其尊严。这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作家与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共同的尴尬和悲剧性的来源。《高老庄》以子路的返乡和离去成功地展示了这一矛盾痛苦的心态。
众所周知，“高老庄”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它就已是家喻户晓的所在。对于神话主人公猪八戒而言，高老庄是一个阻挡取经志向的回家情结。作为具有原始特征的神话中的意象，高老庄这一原型“借助于对种种情境的领悟和掌握而允许它不断地重演”。（注：荣格：《心理类型》，转引自苏宁、冯川《文学与心理学》，新疆大学出版社，1982。）这跟小说中西夏猜测子路前世是猪与产生看见猪的幻觉紧密相连。文化牵绊造成的回乡情结正是小说开篇高子路离开家乡多年又再次回来的必然原因。这样，子路返乡便越过给父亲过三周年祭这一表象，落脚到了传统文化对人的难以抗拒的吸引上。然而，当子路亲眼看到异文化（外姓）力量对高老庄的争夺并获胜（蔡老黑征服菊娃）后，终于绝望而痛苦地承认了本民族文化无可挽回的衰败。于是他告别高老庄，投向其另一种身份——“文化人”的生活之中。小说以子路跪在爹的坟前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宣告了主人公对“返乡文化”情结的斩断。至此，《高老庄》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以独有的方式书写了一部反映世纪末中国文人矛盾挣扎的心路历程。
民族文化的去向在何方呢？作者没有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显然也难以仅靠作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获得完满的认识，大量的工作还得由包括人类学工作者在内的人们去共同完成。
四、结语
高氏家族的过去已经湮灭，只是通过疯子之口流传；现状也是悲哀的，一群无知的愚民混乱而麻木地生活；未来更令人耽忧：不仅患癌（绝症）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连生育繁衍也不能保证。唯一的文化人子路生了个瘫子，而西夏要在高老庄留下个后代种子的愿望直到最后也没实现。“汉民族”的历史快要断裂，文化的承传即将后继无人。这种痛楚是发人深省的。这种贾平凹式的民族忧患在《废都》之后的《高老庄》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发扬。结合“自述体民族志”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贾平凹就是庄之蝶，贾平凹也就是高子路。在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矛盾中蕴藏的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
《高老庄》的解读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然而正如福科所说，“评注的任务本质上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注：Foucault,The Order ofThings,P41—42，转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世纪末的今天，一如沈从文当年的预言，“世界在变动中，在坚硬的钢铁的相互摧毁，和民族间的自大心与自私心所产生的顽固对立变动中，国家民族忧患的加深，个人责任即因之而加重尤其是中层阶级分子责任的加重。”（注：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年10月25日《文艺先锋》第1卷第2期，载《文学运动史料选》（四）。）这种责任的加重使有心人追寻民族的历史文化之根和它们的传承，那些已经被湮灭和危在旦夕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尤其是关注当下民族的生存境遇与前景。正象贾平凹自己所说：“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注：贾平凹：《〈高老庄〉后记》，载《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高老庄》是身处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作家贾平凹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总结清理，是一部对文学人类学有着特殊意义的自述体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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