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深层次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深层次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09)04-0020-05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深，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被人们称为“金融9·11”的危机不但使得全球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范围的经济震荡局面，而且也开始重新调整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又适逢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进入深刻的历史性演变时刻，金融危机与当前世界政治和安全局势密切互动，对后者产生重大的深层次影响。
一、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机本质的系统性
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这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和性质有了更加清晰和一致的看法，普遍认为它不是一次由单一因素造成的危机，而是经济性根源和政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结果，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泛而且深远。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②其中，美国金融市场衍生品泛滥、美国金融领域严重缺乏监管是其直接诱因，进而使人们对整个金融信用体系丧失信心，信用和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衡，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收缩和衰退。[1]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推进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生产链条，导致全球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庞大的潜在性全球产能过剩。新世纪以来全球产能过剩虽然暂时借助欧美（主要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而被消化吸收，形成脆弱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恐怖平衡”，然而一旦美国虚拟经济发展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平衡就被打破，全球生产过剩的矛盾就凸现。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借贷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储蓄、高顺差、高投资之间的循环平衡发生了障碍，结果虚拟经济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2]
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曾经流行的所谓“市场自动修复”以及“无须外部合作应对干预”的主张已被证明完全忽视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传导速度和破坏力；同时，各国在采取经济刺激计划时都以各自国家经济预算和收益平衡为政策出发点，难以形成全球协调的刺激方案，也再次凸现了经济全球化（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背景下国别化决策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巨大鸿沟。[3]
当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格局的影响仍然处于逐步展开过程之中。一般估计此轮金融危机会持续2-3年，其主要影响首先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鉴于此轮危机是经济性根源和政治性根源的合成并发结果，消除这些结构性矛盾更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观察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层次影响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它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及格局的短中期冲击，二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改革进程的中长期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密切互动，金融危机已迅速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减速、失业率提高、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改变，短期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中期内整体经济处于“宽U型”收缩期和衰退期，并呈现相互影响的态势。这意味着，尽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暂时缓解了市场流动性，并暂时稳定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但这些措施尚未解决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房价持续下跌、金融机构不断“去杠杆化”活动和大规模救市资金的来源等不确定性预示金融危机远未结束，金融市场还会大幅波动。据估计，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至少要维持3-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以及随后4-8个季度的低速经济增长。③其中，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高借贷模式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时期，加上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实体经济（如汽车制造业等）受金融危机重创以及尚缺乏明显的新一轮创新产业的推动等因素，美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段的低迷期。④欧洲的“消费疲软+高端产品出口+过渡银行膨胀”经济模式由于受金融危机和美国衰退的双重拖累，面临较长时期的衰退风险。日本尽管受到次贷等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程度不大，但是大规模的日元套利导致日元汇率升高，加上美欧经济衰退，使日本依赖高端制造业出口的经济格局再次受到重创，最终导致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衰退。[4]此外，欧、日内部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制约其经济的发展。
新兴大国（主要指金砖四国）由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显著提升了抗危机能力，获得较多的回旋余地，但仍不同程度受到危机冲击，其危机后发展的差异性也会扩大。中国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短中期内整体经济而言，鉴于外部市场（特别是欧美）急剧恶化，中国外向型经济难以在短期内由内需弥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会陷入较大幅度的下滑，但中国及时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使得中国有望在2009年后走出一条有别于美欧的“V”型调整轨迹，⑤未来中国整体经济在新型大国中的领头羊地位仍将取决于能否较快速度地完成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优化。俄罗斯受到金融危机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经济崛起势头明显趋缓。印度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存在投资不足和外部市场恶化的压力，其信息科技和金融服务业受损严重，印度推崇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也遭遇瓶颈。巴西虽然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将面临大宗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行的压力。和中国一样，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如何扩大内需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目前，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少数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在2009年保持稳健正增长势头将是减缓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重要力量。
总之，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短中期走势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影响：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对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出台的近78项新的贸易／经济措施的比较研究，其中66项属于贸易限制范畴，47项已经产生影响。G20中的17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其中尤以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最为引人注目。[5]贸易／经济保护主义是否会全面爆发将取决经济衰退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以及国际社会携手抵制的力度。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明显的全球力量中心由跨大西洋国家向远东（中、印）以及非西方强国转移的历史性趋势仍将继续，但世界经济力量版图不会在短期内以线性方式完成根本性变化。⑥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
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独霸的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它首先表现为全球金融体系朝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改革的步伐加快，为提高新兴大国在未来国际金融机制中的话语权提供新契机。它还表现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受到新一轮动摇，美元长期趋弱将难以更改，国际货币储备多元化进程将提速。为弥补全球性的流动性匮乏，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明显强化，包括东亚各国加快了地区外汇储备库以及清迈协议的多边合作的建设步伐都将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首先，由于缺乏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几个关键要素（全面的经济危机、大国间战争和新的超级大国），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对现有经济体系进行巨幅变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在短期内也难以撼动。其次，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以G20集团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伦敦峰会为代表）在提振世界经济、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代表性、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问题上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虽有相当共识，但各主要经济体在如何协调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增加流动性以及重新调整银行产业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6]第三，新兴大国在引领世界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依然有限，它们虽被推到金融体系变革的前台，但整体上对体系变革的准备不足，被动应对多于主动谋划。许多新兴大国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尚不确定，对改革的原则、方向和重点也还胸中无数。第四，金融危机之后，围绕“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争趋于激烈，但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仍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主流。
总之，未来围绕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将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既有美欧之间围绕制定更严格监管与加强刺激经济计划的优先程序之争，也有新兴大国要求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性改革中扩大发言权与当前主导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权的矛盾；又有欧洲国家牵制美、中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制度而引出的矛盾。总体上是一种相互借重、相互牵制的复杂局面。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尽管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展开，但已对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战略取向、互动关系、议程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一方面，美国新政府需全力应对内外经济挑战，日本麻生政府困于内政而无力外顾；金融危机增加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欧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遭遇更大困难；俄罗斯在低油价时期可能对其张扬外交有所收敛；印度则面临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和内部政治斗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但另一方面，各核心国家普遍意识到，谁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能够抓准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谁就是当前国际关系话语权的掌握者。因此，美国新政府全球战略将从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方面，以冀尽快恢复美国经济、维持美元的优势地位，巩固美国经济模式，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还担心其他大国（大国集团）利用美国专注国内经济且新政权处于过渡时期，先行思考而掌握更大的战略主动权。欧盟的重点是以欧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地位提升的相对优势，加速欧盟共同的经济诉求、对外政策步伐和集体协调能力，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日本在积极推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合作的同时，要求在联合国改革中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罗斯把恢复大国地位和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列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印度和巴西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联合国改革上的呼声趋高。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全球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并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全球性问题的话语和议题设定权，但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远逊于倡导议题的能力，也再次凸现了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核心国家合作应对跨国问题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新政府正在考虑改变美国独霸定位，奥巴马总统访问欧洲并参加G20峰会及北约峰会、拜登副总统参加4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及希拉里国务卿上任后首次东亚之行，都强调重视盟国及非结盟大国的作用，通过有取有舍的方式进行所谓“战略领导”。其他大国的基调也是合作。美欧关系因奥巴马当选而前景看好，美日在华盛顿和伦敦经济峰会上保持密切合作，中美金融合作降低了在其他方面分歧的负面作用，中日韩的合作上了台阶，中日也有可能在亚洲开展金融合作和在非洲开展援助合作。金融危机为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契机。新兴大国普遍认为自己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地位提升是环境和时代的需求，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现有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及运行理念并不成功，体系内部蕴含着要求变革的力量。危机面前，新兴大国除了合作、协调和变革之外，别无出路。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石油收入锐减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武器的有效性正在流失，恐难以再用军事威慑手段挑战美国和西方。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奥巴马新政府会在东扩问题上比布什政府更多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和自尊心，在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时会更加权衡利弊。金融危机波的扩散使亚洲和非洲的一些穷国、乱国等“全球化边缘国家”正加速变成新的“失败国家”，并可能导致地区安全和政治形势的动荡和复杂化。
第四，金融危机短期内将改变国际政治和各国政策议程的优先程序，但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继续上升。美国、欧洲和日本等都从“人的安全”概念出发，将这一概念和其他价值观共同列为维系盟国关系基础，并以此作为向非西方国家施压的重要手段。
当今金融危机阴影笼罩大多数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议程重新洗牌，气候变化在各国政治议题中位置有下降趋势。然而金融危机无法改变气候变化对全球治理的长期、复杂和不可逆转的影响。从全球治理进程角度来看，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球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日益临近，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都很大。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经济大变革的突出标志，主要国家工业结构向符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方向发展。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是未来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美国新政府已经将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作为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以此达到减轻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拉近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距离，并通过抑制石油价格来延缓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具有“反美”倾向的石油输出国的崛起势头，以此保持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及经济提升等战略目标。总之，全球政治中涉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经上升到各国议程的前列，合作、协调、共进等理念从观念层面进一步提升到政策层面和战略层面。新的国际关系议程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更关注“代际因素”，具备“更关注未来影响”，而不仅仅是“眼前发展”的战略意识。[7]
最后，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积极负责、迅速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时艰的表现得到世界的好评，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强调金融危机拉开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序幕，要求增加在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这固然引起西方大国对中国采取“补缺”的担心，但中国经济一旦减速，它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更是国际社会所不愿见到的。
［收稿日期］2009-04-19
注释：
①英国外交大臣米里班德撰文把当前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比作“金融9·11”，David Miliband,"A Financial 9/11",Newsweek,March 28,2009.
②诺贝尔经济学家、联合国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主席斯蒂格利兹认为强行推动的金融“去规制化”(imposed financial deregulation)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之一，Joseph E.Stiglitz,"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Crisis",in Project Syndicate,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1（2009年4月16日搜索）；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Systemic Failures and Multilateral Remedies,Report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Task Force on Systemic Issu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2009(New York and Geneva),p.iii.
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以及OECD等机构发布的预测估计，世界主要工业大国2009年经济将负增长三个百分点，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2996
④关于美国经济何时回暖存在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在所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美国最早陷入衰退，也将率先走出低谷。奥巴马总统最近表示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曙光”，但许多经济观察家认为美国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Uri Dadush,"Hold the Champagne",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April,2009,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2996.
⑤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中国经济保持了6.1%的增幅，经济运行出现了回暖迹象，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9098040.html.
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布的《202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对未来全球力量中心由跨大西洋国家向远东及新兴大国转移的趋势作了更为乐观的估计，"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roject,November,2008,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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