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新三民主义的拓展_三民主义论文

宋庆龄对新三民主义的拓展_三民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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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宋庆龄的思想发展,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在忠实继承新三民主义的同时,又极大地拓展了新三民主义;赋予了新三民义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点。宋庆龄思想的这种积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能动性和自主拓展的创造精神,不但曾经对社会和革命的发展与进步起过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急剧发展,使宋庆龄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她急切地希望能在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1〕正是这种纯洁的革命动因, 使她在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不管环境有多么复杂和险恶,她总是能够无私无畏,不顾一切艰难和挫折,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生命危险,坚持做好各种革命工作,经受住了革命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严峻考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积极拥护支持协助因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而处在极度困境中的孙中山。之后,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作出适应革命发展要求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新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掀起了革命的新高潮,把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新纲领和政策,同中共的最低纲领基本趋于一致,从而标志着他初步完成和实现了由旧三民主主义到新三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孙中山思想的这种飞跃发展,除了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促进以及他作为一个伟大民主革命先驱所具有的崇高思想、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关外,宋庆龄的努力和支持协助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为孙中山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和新三民主主义思想与三大政策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

孙中山新三民主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宋庆龄继续坚持革命的旗帜,同时也是她进行革命实践、参加实际战斗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她明确指出:“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因此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必须要坚持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宋庆龄不仅深刻认识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深刻认识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深刻认识了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对于坚持新三民主义的特殊的重要意义。她说孙中山在制定新三民主义的路线时,也特别重视三大政策,以“制定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2〕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统一的、完全一致的, 新三民主义是三大政策的理论基础,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政策保障。要坚持新三民主义就不能没有三大政策,而要实行三大政策,也不能不坚持新三民主义。二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通过贯彻和运用三大政策来坚持三民主义,是宋庆龄的一个重要思想。宋庆龄在长期艰苦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她对如何继承和坚持实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这就是适应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精神和要求的,她就拥护支持;相反不适应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精神和要求的,就加以反对。当然,宋庆龄同样不是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而是把它灵活地运用于革命的实际。为此她结论性地明确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3 〕”很明显,宋庆龄是把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作为坚持三民主义、坚持革命的重要武器来认识和运用的,这比之于她在外国求学期间,把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民主、自由、博爱,作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武器来说,显然是大大地深化了和拓展了。

通过贯彻和运用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来拓展新三民主义是宋庆龄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和策略。在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遭到蹂躏践踏的危难之际,宋庆龄以她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原则性,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以三大政策为武器,同国民党新军阀和一切违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和政治力量进行了坚决斗争。宋庆龄不仅坚持而且加深了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并以她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独特的思想和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而且有些突出的方面,在其广度和深度上还超越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范围,达到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更高的发展阶段。

(一)充分认识和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牢固确立了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没有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帝国主义抱有“希望”,幻想依靠少数军阀来进行革命。宋庆龄在实践中,吸取了这一教训,弥补了孙中山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不足,逐渐认识了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她认为“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两大基本群众”,他们不仅是进行革命的“基础力量”,同时他们还是建设新中国的坚强的“新柱石”〔4〕。 为此,“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就必须要把他们吸收进来”。宋庆龄更侧重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取得群众对革命的实际支持,显然,这就比仅仅是“扶助农工”,具有了更深远更积极的意义。宋庆龄不仅弥补了孙中山对群众认识的不足,而且她还把对群众的这种新认识新思想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将新三民主义归结为是“领导群众与加强群众的政策”〔5〕, 从而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置于更广泛和更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样,重视群众、保护群众、支持依靠群众就成为了宋庆龄拓展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她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正是由于宋庆龄对工农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她就非常重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特别关心工农的疾苦和生活,激励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革命斗争。她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则是土地问题。宋庆龄极大地发展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口号,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6 〕显然这时宋庆龄已经正确认识到了土地革命不但是推翻封建制度实现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解决广大农民民生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极其有效的方法。

宋庆龄从革命和关心群众的利益与疾苦出发,也十分重视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问题。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后,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剥削,肆意逮捕囚禁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与进步人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民生存和作为人的起码的民主权利被摧残殆尽,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为捍卫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她义正词地严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可言,如果有什么“民主”的活,也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民主”,是一种“更糟糕的民主”。他们“有关‘人民’纸上的法律,只是一种宣传,内容完全是空洞无物的”。因而他们的所谓“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防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7 〕这就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 “法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揭露了他们吹嘘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过是少数统治者所私有的“民主权利”,而广大的人民却处于毫无民主权利的状态。宋庆龄对国民党新军阀和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揭露与批判,说明宋庆龄这时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彻底抛弃了对西方民主的幻想,完全站在了人民民主的立场上。宋庆龄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而且她还为了改变广大人民的这种受压迫的无权状况,使属于少数统治者所私有的“民权”,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共有的民权,争取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积极领导和参加了国统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实际斗争,对推动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高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确立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式民主革命思想。宋庆龄深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使她经受住了在民主主义道路上艰难曲折的考验,也经受住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严峻考验,成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支持者与忠实的继承者和新的开拓者。孙中山思想的伟大转变和进步赋予了三民主义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点与新的内容,同样,宋庆龄思想的发展和进步也赋予了新三民主义以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点与新的内容。这时宋庆龄的思想同她参加革命时相比是大大扩展了深化了和前进了,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反帝意识。 孙中山逝世不久,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她就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发表了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讲话和声明。这是孙中山逝世后,也是她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份,独立发表政治声明。在声明中,宋庆龄对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对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积极支持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她指出:“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各界之合力应付”,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把反帝斗争“坚持到底”,以达到“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这里所说的“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就是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表明了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宋庆龄的言论和行动表明,她在孙中山逝世后,重新树起了一面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推进民族革命的新的旗帜,这是她在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发展。诸多事实说明,这时宋庆龄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远远超出了一般民主主义者的界限和范围,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反帝反封建的新式民主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她不仅克服了一般民主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认识易犯的表面性、片面性和不彻底性与妥协性的弱点,而且还能够深入认识其内在的阶级本质,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当时的形势。当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日军闯进中国大地的时候,她就敏锐地洞察到了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目前“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面对日军的大规模入侵,宋庆龄认为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外敌的侵略。她还指出:“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8 〕她强调对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主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武装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时,宋庆龄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所以得逞,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密切相关,他们共同镇压与掠夺中国人民。因此,只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是不够的,“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9〕。可见, 这种反帝民族斗争同“中国劳苦大众反对剥削要求解放的民主斗争紧密相连”。这样宋庆龄就把民族解放斗争与民主斗争,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结合统一起来了。只有坚持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民族革命斗争才能胜利完成”〔10〕。宋庆龄的观点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宋庆龄的这一新认识,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发展成为了完全符合时代和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的新式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从而标志着她的思想实现和完成了从新三民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既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一个重大拓展,同时又是她自身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和进步。正是由于宋庆龄有了这种鲜明正确深刻的新认识,所以她就能够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始终同共产党人、同广大的革命人民站在一起,既坚持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又同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国内外各界人士,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对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1〕。但他又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用“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改良手段来解决社会贫富的悬殊问题,真诚希望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诚然,孙中山的这些思想与社会主义有某些联系,可对孙中山的这些思想若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毕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以致在他晚年这些思想亦未能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宋庆龄在继承和坚持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她对于孙中山的深厚感情与受其思想学说的长期影响,对孙中山思想中某些深层次的问题,一时还难以作出恰如其份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革命形势的发展又要求她对孙中山某些深层次的思想作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扬弃和选择,否则她就不能正确的坚持和拓展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因此,宋庆龄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与拓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和扬弃的过程。如果就宋庆龄在同孙中山共同工作生活及其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加以鉴别,认为孙中山愿意“与俄为师”、志愿与俄“走一条道路”,“他始终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几乎与列宁同时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他的头脑里有明确的目标——耕者有其田,生产的社会所有制,工业现代化,教育平等,人人都有就业机会,当然还要打倒帝国主义”〔12〕。到了卅年代,随着宋庆龄思想的转变和进步,特别是当她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拓展为新式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后,她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科学认识,她曾提及“现在已经被军阀们丢弃的孙逸仙博士的萌芽性的社会主义”〔13〕。这清楚表明宋庆龄把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和区分,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有了一定科学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更接近更符合孙中山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给予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更确切更科学的含义。

宋庆龄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既是她思想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变和进步,又是她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始。她这时之所以能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有正确的认识,在自己的思想中树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是由于她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科学地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拓展和提高了自己思想的境界,正确地认识把握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发展的方向,认清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式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的方向,认清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式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的前途,认清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然兴起,“社会主义终将胜利”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它来观察分析革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她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14〕。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的革命可以而且应该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殖民地的人同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的枷锁。所以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15〕。显而易见,宋庆龄这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民族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有了正确的认识,因此,她就能把社会主义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并待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些论述和分析充分表明,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有了更深更科学的理解,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样她就把“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推向了一个更高更科学更完善的发展阶段。

宋庆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逢勃兴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顽强拼博的精神。她适应时代的要求,忠实继承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适合这个时代发展要求的成分,创造性地拓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这样就使宋庆龄的思想和革命实践能够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时代和革命前进的步伐,并从中吸取了有利于她自己思想健康发展的丰富营养,从而她就能够在拓展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同时,又极大地改变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是沿着她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所组成的不同台阶,一步步前进,最终使自己完成和实现了由一个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这种不同于一般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是宋庆龄思想转变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她这种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同时又充分显示了她勇于变革的开拓创新精神所富有的独特魅力。宋庆龄思想发展变化的这种独特经历,无论是对她本人的成长和革命实践,还是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乃至对整个中国革命来说,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注释:

〔1〕《宋家王朝》第123页。

〔2〕〔3〕《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4〕〔5〕〔6〕〔7〕〔8〕〔9〕〔10〕〔14〕〔15〕《宋庆龄选集》第18—19、22、31、60—61、76、89、85、88页。

〔11〕〔13〕吕明灼《宋庆龄传》第159、160页。

〔12〕《斯诺文集》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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