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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3)01-0055-06
西夏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载体看，可分为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及梵文文献等。西夏文文献在西夏文献中的史料价值最高，研究的价值也最大。汉文西夏文献在西夏文献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汉文西夏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西夏国人用汉文编写的各种西夏文献，从已公布的各种西夏国人用汉文编写的汉文西夏文献看，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以《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中公布的材料看，文献的种类包括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医书、历书、占卜书、字书、文书、文学作品、史书等。另一类是与西夏相关的汉文文献，编写者主要为汉人，亦有少数西夏后裔，他们以西夏国为记述对象，对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及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介绍，形成的文献或以专书方式传世，或以专题方式存在于其他文献中，有些则散见在其他文献中。本文所述之汉文西夏文献指的就是此类以汉文为文字载体的、不是成于西夏国人之手的、但与西夏国有关联的历史文献。汉文西夏文献是中国汉文古典文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汉文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同时更有利于西夏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和发展。
汉文西夏文献，自宋迄清，代有其书。本文按照宋、辽、金、元、明、清这样的时代顺序，对不同时代产生的汉文西夏文献自身的主要特点作一介绍，并试图归纳同一时期产生的汉文西夏文献的共同特点，以期寻求到规律性的东西，为研究同类文献提供借鉴。我们在对汉文西夏文献按时期归类时，有别于传统的归类方法。传统归类法以史书本身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来分期归类，如把由元人编写的《宋史》当作是研究宋朝历史的基本史料，因而把它放在宋朝史料部分来研究。为客观反映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编撰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以文献编著者生活的时代为分期归类的依据，编著者主要生活在哪一时期，他们所编著的汉文西夏文献也一并归入那个时期，所以我们把由元人编写的《宋史》放到元朝部分来研究。文中疏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宋朝汉文西夏文献
宋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初创积累时期。由于宋夏战事的客观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汉文西夏专书，时人编著的历史文献中有些也设有西夏专题。另外，一些史书、文集及笔记中也散见有丰富的西夏史料。宋人著西夏专书传世者很少，而西夏专题文献和其他散见史料大多传世至今，成为今天治西夏史最直接的汉文原始材料。
从文献存在形式看，宋朝汉文西夏文献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种属于专书文献，以专书的形式叙述西夏国的军事地理，如《西夏须知》、《夏国枢要》、《聚米图经》、《西夏堡寨》等。第二种属单篇文献，这类文献一般出现于宋人的文集中，多为宋夏用兵之际，宋朝臣上奏的各种奏议，或者是宋臣奉皇帝之命撰写的晓谕西夏的文章，如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就收录在《范文正公集》卷九中。第三种属专题文献，即在宋人编著的一些历史文献中，设有西夏专题，专记宋夏之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如《宋大诏令集·政事门·四裔》部分有《西夏》专题，专录宋给夏降的各种诏令，王稱《东都事略》中有《西夏传》部分，专讲西夏历史沿革。第四种属散佚文献，多见于宋人编写的史书和笔记小说中，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文以下简称作《长编》）中散见有非常丰富的西夏资料，在魏泰的《东轩笔录》、田况的《儒林公议》、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多种笔记小说中也杂有不少涉及西夏的资料。这四类汉文西夏文献由于其存在的方式不同，每类文献就各有其特点。
专书类汉文西夏文献完整传世者极少。这类文献的突出特点是：（一）编著者几乎都是曾参与对夏作战的武将，如刘温润、赵珣、游师雄等，编写内容以与西夏相关的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主。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战争的需要，因而这类专书的编写都带有很强的军事目的。（二）专书卷帙一般都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西夏国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因而一手资料获取很不易，再加上宋夏之间文字异形、音语异声，更增加了资料收集和利用的难度。另外，行军打仗需要简捷明了的兵书，所以此类专书多图文并茂，用图来辅助说明，节省了大量描述的笔墨篇幅。专书文献，由于是宋朝对夏作战的武将通过实地调查而撰写的，这些书又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所以史料的可信度极高。可惜的是，这些专书中没有一部完整传世，其佚文有些可以从《长编》等其他文献中辑得。（三）这批专书大多成书于北宋仁宗朝，1038年元昊称帝，时值仁宗宝元元年，宋夏关系骤然紧张了起来，1040年至1042年宋军先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惨败于夏军，介绍西夏军事地理情况的图籍接连涌现，正是适应了形势的需要。
以单篇文章或专题形式记宋夏之事的汉文西夏文献多存在于宋人文集以及宋人编著的一些历史文献中，这些文集和历史文献许多流传至今，所以被文集和历史文献所编入的汉文西夏文献也得以保存了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胡宿的《文恭集》、宋祁的《景文集》、包拯的《孝肃包公奏议》、尹洙的《河南先生集》、欧阳修的《欧阳修全集》、夏竦的《文庄集》、韩琦的《韩魏公文集》、苏轼的《苏轼文集》、苏辙的《栾城集》等文集中都存有多篇与西夏相关的文献，存在于宋人文集中的这些文献多为宋臣上奏的各种奏议。宋夏交兵之际，宋臣上各种奏议，或发表自己对宋夏关系的看法，或言明自己对朝廷的御夏措施的看法，或陈述自己对朝廷因西夏战事的胜负而对宋将做出的赏罚决定的看法。总之，这些奏议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涉及了宋夏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内容。存在于其他历史文献中的专题西夏文献主要有诏令、奏议和历史专题。诏令专题最为集中的是《宋大诏令集·政事门》中的《西夏》部分，共辑录了北宋降于夏的66条诏令，这些诏令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朝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对宋夏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奏议专题最为集中的是在《宋朝诸臣奏议·边防门》中的《辽夏》部分，收录了宋臣80篇左右的西夏专题奏议，宋臣主要围绕宋夏关系这一主题来申明各自的立场、观点，这些宋臣包括田锡、张齐贤、杨亿、庞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司马光、余靖、苏辙、范纯粹、范纯仁、张舜民等。历史专题主要有《东都事略》卷一二七、一二八《西夏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西夏扣关》，《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五《安边御寇·西夏》，《隆平集》卷二十《夏国赵保吉传》等。这些专题以叙西夏历史地理沿革为主，或详或略，内容多寡不一。综合研究这些单篇或专题文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宋朝统治集团和一般文人对宋夏关系的基本立场和看法。
散见于宋人其他文献中的汉文西夏文献对西夏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价值。如《长编》中有非常丰富的西夏文献，有些原书已佚的汉文西夏专书文献可以从中辑得其佚文，如《西夏须知》、《西行录》、《元祐分疆录》等可从中辑得佚文，这不仅为研究西夏，更为研究这些汉文西夏专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宋人笔记中散见的汉文西夏文献也非常丰富，这些文献有的可补正史之阙，有的可纠以往记述之谬，有的可以证以往记述之实，有的则可与别的记述相互补充。那些不见载于其他文献中的材料更是弥足珍贵。另外《宋会要辑稿》、《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散见的汉文西夏文献也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很多新鲜的材料。
宋朝四类汉文西夏文献中的专书文献传世者甚少，另外三类文献中有许多至今仍是我们研究西夏的必备参考资料。总之，四种类型的汉文西夏文献，不但为当时的宋人了解西夏提供了明白易懂的材料，更为后人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今天治西夏史最直接的汉文原始材料。但在利用这些文献时，不能过于迷信盲从，宋人在编写这些西夏文献时可能会出于种种目的而歪曲事实，如果我们不加辨明，极有可能以讹传讹。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批判继承。对某种文献要多方考校，注意和其它汉文文献的记载对比研究。在当代，如果有条件，尤其注意要和西夏文文献对比研究，客观地讲，西夏文文献才是研究西夏的最为可靠的一手文献，所以，用西夏文文献对比研究汉文西夏文献，如果方法科学，态度严谨，就会将西夏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研究的结论也会更可靠。
二 辽朝汉文西夏文献
辽金元三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辑录散佚时期。和紧张的夏宋关系相比，夏辽关系要友好得多，双方除了在德明、元昊、谅祚时期有过三次短暂的分裂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结盟友好关系。辽曾三次下嫁公主于夏，夏则对辽朝贡不断，所以和平友好、相互援助是夏辽关系的主流。辽人著作，见于记载的很少，所以无法从辽人著作中直接来获取西夏资料。由于夏辽关系比较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有一批西夏文献在辽朝有传，我们可以通过清人补作的史志目录来略知其流存情况。
杨复吉编修的《辽史拾遗补》卷四《补经籍志》中，在《经部小学类》著录：“李德明《番书》十二卷。”金门诏在其《补三史艺文志》辽代部分著录有同样的内容。对西夏文献在辽朝流存情况著录最详最确者属黄任恒，在其《补辽史艺文志》中共著录有西夏文献十种，《经部·周易类》著录有“斡道冲《周易卜筮断》”，《论语类》著录有“斡道冲《论语注译》、《论语小义》二十卷”，《孝经类》著录有“李元昊《孝经译》”，《尔雅类》著录有“李元昊《尔雅译》”，《小学类》著录有“李元昊《蕃书》十二卷、李元昊《四言杂字》”。《史部·载记类》著录有《夏国史》。《存疑类》著录有《广妙法莲花经译》、《西夏文佛经三种》。《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后人对西夏文是否元昊创制有争议，但据此记载，杨复吉、金门诏著录有误，黄任恒著录不误。据元人虞集《道元学古录》卷四《西夏斡公画像赞》载：“斡道冲，字宗圣，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官至其国之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尝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像列诸从祀。……尝以《礼记》中进士，……道冲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至今存焉。”由此可知，斡道冲是西夏著名的学者，他精通儒家经典《周易》、《尚书》、《礼记》和《论语》。同时又身居相位，权势显赫一时。所以黄任恒的著录还是有根据的。这些夏主、夏臣的著作及佛经流存于辽，《周易卜筮断》更是留存至元，这些典籍的留存很可能是西夏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对促进各方文化的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黄任恒所著录的《夏国史》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西夏专史，因其著录其他西夏文文献时前面都录有著者名，此书未录。再从分类看，“载记”是带有汉族封建正统史学思想的一个类目，专记割据政权的历史，所以此《夏国史》很可能是一部辽朝汉人编写的西夏专史，由于著录内容过于简单，有关此书的详情就无由考证了。
除清人补作的《辽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西夏文献外，还有一些辽人写的涉及西夏史事的文章被陈述收录在所辑校的《全辽文》中。《全辽文》共13卷，收辽朝人所作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疏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杂著等27类诗文，其中专言西夏事者有19篇。诏谕类有两篇，包括开泰二年降《谕西夏李德明诏》（笔者按：“明”原误作“昭”，据《辽史》卷一五《圣宗纪》改），重熙十二年降《遣使谕西夏与宋通和》。奏疏类有1篇，即萧惠于重熙十三年上《请不纳元昊降疏》。书状类有9篇，包括兴宗重熙十二年发《答宋仁宗书》，十三年发《致宋仁宗书》、《将伐夏遣使告宋书》，十四年发《致宋仁宗书》，十八年发《再报西征书》，十九年发《报西征回书》，道宗大安七年发《使涿州遗宋书》，寿昌五年发《遣萧德崇等使宋为夏议和国书》，重熙十一年发《告宋令招怀西夏》。牒类有4篇，包括大康八年发《涿州移宋雄州牒》、大安八年发《涿州移宋雄州牒》，寿昌三年《涿州移宋雄州谍》、四年发《为西夏事移牒雄州（一）》、《为西夏事移牒雄州（二）》。札子类1篇，即道宗寿昌五年发《遣萧德崇等使宋为夏议和札子》。杂著类1篇，即兴宗发《伪为夏元昊归款榜示幽州》。以上各类均专言西夏事。另外《全辽文》中墓志铭类中有两篇杂有西夏事，即《韩橁墓志铭》、《耶律仁先墓志铭》。《全辽文》中收录的这些材料多辑自《长编》、《宋大诏令集》、《辽史》等文献，为研究西夏史，更为研究辽夏类关系提供了方便易得的原始资料。但利用时最好与原始出处核对，以免误引。
三 金朝汉文西夏文献
金朝统治者重视文化，金代文化号称兴盛，其修史制度比辽朝健全，所修各类史书中，以实录的编修最完备。从太祖阿骨打以下至宣宗诸帝，均有实录，只有卫绍王和哀宗两朝的未修成，所以在主要根据实录修成的《金史·西夏传》中，缺卫绍王和哀宗两朝事。金朝文献中涉及西夏事的不多。
《大金吊伐录》4卷，不著撰人名氏，记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吊伐”命名。该书共收录金、宋之间往来国书、誓诏，与金灭辽破宋及建立楚齐傀儡政权的册表、文状、指挥、牒檄等文书共163篇，所有文书均按年月顺次编排，大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其中有些文书中杂有西夏事。如卷四《与楚计会陕西地书》和《楚回书》中都涉及历史上西夏疆域之事。
《大金集礼》40卷，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礼部尚书张暐等所进，包括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分类排纂。该书记述了夏使贺金正旦、万寿节时要遵守的礼仪，记述行礼的次序、动作、语言诸事非常细致，元人修《金史·礼志》即本此，但引文颇有脱漏、讹误，所以《大金集礼》应该是研究金朝礼制的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如《金史》卷三八《礼志》中所记夏国使臣到金贺正旦节和万寿节时，有所谓臣使入见仪和上寿仪，按礼的要求，金主就御座后，使臣的动作、语言都要合乎礼的要求，从起立、拜跪、鞠躬、赐酒食、谢宴，等等，规定得非常细致繁烦，这些材料均采自《大金集礼》卷三九《朝会上》和《人使辞见仪》。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赵秉文撰。赵秉文是金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闲闲老人是他的号，金末有不少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文集卷十《杂体》收有他于元光二年草拟的金朝回复夏国的国书《答夏国告和书》，同卷又载《回夏国贺万年节国书》。
传世的金人笔记数量不多，其中《归潜志》中记有金夏之事。《归潜志》十四卷，刘祁撰。是书对研究金代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偶尔也述及金夏之事。如卷五载韩玉华亭兵败西夏事，载曰：“韩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后为凤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陕西帅府檄温甫为都统，募军，得万人，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考《金史》卷一一零《韩玉传》，韩玉由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的官职檄授都统，与此志由凤翔府判官的官职被檄异。另不言其出屯之地。
四 元朝汉文西夏文献
公元1205年，蒙古杰出首领铁木真以西夏收纳蒙古仇人为借口，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元史》卷一《太祖纪》载：“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经过长达22年的征讨，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这次出征，给内忧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击，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按照封建社会的修史惯例，亡国之史，由一统天下后的王朝来编写，以利于当朝统治者从失败者那里汲取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讲，蒙元时期是编著西夏专史的最佳时期。在这一时期，大批西夏图籍没入元朝府库，原西夏国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从事编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史料完备的西夏专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却是，自元灭夏至明灭元（1227年～1368年），141年的时间，竟然没有一部由元人编著的西夏专史单行于世。元人对后世了解西夏专史作出的一点“贡献”仅仅是《宋史》卷四八五和卷四八六《夏国传》、《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家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远远不能代表西夏历史的全部。没于元朝的西夏图籍，在统治者的授意下，经过元朝史家的“精心删汰”，绝大部分成了不传的秘籍。这批珍贵图籍的亡佚，不独对编写西夏专史，就是对编写中华民族通史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元朝的一些史书和文集中记载了蒙古灭夏的过程，以及西夏遗民在元朝的活动情况，这类史籍和文集包括《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国朝名臣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虞集的《道园学古录》、程钜夫的《雪楼集》、姚燧的《牧庵集》、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余阙的《青阳集》等。特别是余阙，他本人就是西夏后人，所记西夏资料是研究西夏社会的可靠资料。（详见拙作《元朝史家编修汉文西夏史籍功过述略》，原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5期。）元朝还有一部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汉名杨崇喜）编辑的文集《述善集》，它对于了解西夏遗民在元朝的迁居、与其他民族的融合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元朝僧人念常编著的《佛祖历代通载》中也杂有一些西夏史料。这些材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五 明朝汉文西夏文献
明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重辑创新时期，在编辑汉文西夏文献时所做的有益尝试为清人编修此类文献提供了借鉴。在元朝统治者的授意下，元朝史家没有为西夏国编专史，因为客观历史事实，他们又不能不述及西夏，于是在总卷数为747卷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史家总共只用了4卷的篇幅就算是对西夏国史有了一个交待。这4卷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重复的内容也颇多。相比较立国达190年的西夏国的历史来说，这样的篇幅显然不能勾勒出西夏历史的全貌。由于元朝史家的曲笔回护，史料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史料的编选更缺乏系统性。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元朝史家留给后人的西夏史是颇多遗憾的。有明一代，史家开始关注并尝试编写新的西夏专史，他们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审视西夏，试图用全新的史体来为西夏国编史，以弥补元朝西夏史文献可信度不高、缺乏系统性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史家想通过对西夏历史的爬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由“蛮夷”之族建立的政权立国近两个世纪，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政权迅速消亡，明王朝从中是否有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从整个明朝来看，见于公私书目的西夏文献只有三部。就明人编写的西夏史书来讲，不但数量少，编修的质量也不很高。
明朝公私目录著录的西夏文献主要有《西夏析支录》、《西夏民隐志》和《西夏图略》，这三种文献现在都已亡佚。明朝史家编修的涉及西夏的史书主要有四种，包括朱
的《宁夏志》、胡汝砺的《嘉靖宁夏新志·拓跋夏考证》、李维桢的《韩范经略西夏纪》、祁承
的《宋西事案》。这四种著作中李维桢的已亡佚，其余三种均完整传世。开明人编写西夏史风气之先者为朱。在明代，他贵为一方之王，亲自编修《宁夏志》，由于宁夏是西夏故地，所以朱编宁夏志书时将许多西夏史料一并编入，并且尝试给西夏编专史，他的这种作法直接启发了其后的史家。如胡汝砺在编修《宁夏新志》时，就编写了《拓跋夏考证》，作为《宁夏新志》的有机组成部分，考证部分史论结合，体现了他以史为鉴的编史原则。祁承编写的《宋西事案》从《涑水记闻》、《长编》、《容斋三笔》、《宋史纪事本末》、《宋史》等著作中摘抄西夏之事汇为45个专题，集为上卷，从《乐全集》、《文庄集》等宋人文集和《宋朝诸臣奏议》中全录或节录14位宋臣的21篇奏议，集为下卷。由于祁承在书序中直斥清人努尔哈赤为“奴酋”，所以《宋西事案》在清朝成了要被全毁的禁书。已经亡佚的《韩范经略西夏纪》，仅从书名推测，所述内容可能是专记韩琦、范仲淹二人的抗夏事迹。宋濂等人编修的《元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人所掌握的汉文西夏文献的情况。元朝称西夏遗民为唐兀，《元史》为由夏入元的唐兀人立传，较重要的有武宗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察罕、李桢、高智耀、星吉、杨朵儿、观音奴、明安达尔等。另外，太祖本纪及木华黎、李恒、来阿八赤、吾也而、石天应、昔里钤部、按竺迩、耶律楚材、粘合重山等人物传记中，均载有蒙夏战事，卷六十《地理志》中的部分史料也为我们研究西夏地理沿革提供了材料。陈邦瞻所编的《宋史纪事本末》中有3卷西夏专题，即《西夏叛服》、《夏元昊拒命》和《西夏用兵》，还有一些专题中涉及西夏之事，宋夏交往中的许多重大史事都有述及。
尽管有明一代汉文西夏文献的编修质量不高，但这为清朝史家编修西夏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编修宁夏方志时多采西夏史料就被清朝编志者采纳。
六 清朝汉文西夏文献
清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辑佚勃兴时期，经过清朝史家的钩沉索隐、重修重著，形成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文西夏史籍，为今人研究西夏提供了诸多便利。完整传世的汉文西夏专史中绝大多数由清人编著。据记载，清朝治西夏史的学者主要有洪亮吉、王昙、秦恩复、徐松、陈崑、沈垚、周春、张鉴、吴广成、张澍、王仁俊等。这批学者从各种历史文献，尤其是宋元历史文献中辑佚出了大量的汉文西夏史料，在各自的编史思想指导下，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西夏专史。这其中有周春编著的纪传体的《西夏书》，有张鉴编著的纪事本末体的《西夏纪事本末》，有吴广成编著的纲目体的《西夏书事》。另外，西夏史的专题研究也日渐深入，如徐松编著《西夏地理考》，对西夏地理进行深入考证，张澍辑录《西夏姓氏录》对西夏姓氏、职官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王仁俊辑录的《西夏文缀》则对西夏公文研究提供了材料利用上的方便。总之，只有到了清朝，对西夏专史的编修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对西夏的专题研究也开始了新的成果。受清人及新出土的西夏文献的影响，近代学者也开始对西夏文献进行爬梳整理，相继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西夏专书，如戴锡章编著的《西夏纪》、罗福颐辑录的《西夏文存》、罗福苌和罗福颐合著的《宋史夏国传集注》、李鸿仪编撰的《西夏李氏世谱》等。
在清人著汉文西夏专史中，洪亮吉的《西夏国志》、王昙的《西夏书》、秦恩复的《西夏书》、李崑的《西夏事略》原书均已不传，徐松的《西夏地理考》据称国外有传本，沈垚的文章收入其《落帆楼文集》中，周春的《西夏书》有残本传世。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张澍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西夏艺文志》均完整传世。另外还有一部无名氏编纂的《西夏志略》也完整传世。
西夏史在清朝之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发达有密切关系。反映到史学研究上，史家注重考史的工作，如考史专家王鸣盛在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讲，“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读经“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治史则不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自择焉可矣”。因而，他主张要广泛地搜集材料，“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治西夏史的清朝学者正是利用这种归纳方法对大批与西夏事相涉的历史文献进行审订，辨其真伪，去粗存精，使得他们在西夏史书的编著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另外，开始有学者对宋夏之事进行深层次思考，比如沈垚就宋神宗用兵西夏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汪之昌对原本是宋人的张元、吴昊投奔西夏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就这批学者的地域分布看，周春、吴广成、张鉴可以说是南方江浙一带治西夏史的代表，而张澍、徐松则是北方治西夏史的代表。南方学者受吴派和浙东学派治史风气的影响较大，北方学者则由于地域上的缘故，更投身于西夏史研究之中，张澍本人就长期生活在西北，徐松则一直致力于西北史地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光彩。
清朝汉文西夏专史具有以下四个优点。第一，史体多样。传世的西夏专史中有用纪传体编写的《西夏书》，有用纪事本末体编写的《西夏纪事本末》，有用纲目体编写的《西夏书事》。由于各种史体各有优缺点，所以这几种西夏专史在史料的取舍上可以互补。第二，记述内容更加丰富。《西夏书事》有42卷，为传世西夏专史中内容最多、也是最丰富的，《西夏纪事本末》有36卷，这些书的卷帙都远远高于宋、元、明三朝史家编修的西夏史书的卷帙。第三，取材范围广泛。举凡史部、子部、集部之书，凡与西夏相涉者，均给予辑录，辨伪存真后汇为一编。第四，注意对史料加以考异，纠正以往汉文史料之失。有些将考异内容附在正文之后，便于学者核查。另外，清人西夏专史也有其缺点，具体表现为，第一，编史的指导思想是“正统”思想，尊宋贬夏的倾向明显，这在吴广成的史学思想中最明显。第二，专史均为辑录史料之作，各家所辑史料不出宋元人之作，大同小异，绝少创新。极少利用西夏文资料编写史书者，各家只在史书编著体裁上花样翻新。第三，尽管注意对史料进行甄别，但亦有失。传世的西夏专史中脱讹衍倒现象严重，需加以整理后方能利用。第四，专题类西夏专史凤毛麟角，除《西夏姓氏录》、《西夏地理考》等少数著作外，其他西夏专史中有关西夏各种典章制度的材料仍处于零散状态，不成系统。这主要是由于汉文资料记述过少所致，所以要注意利用西夏文资料以补其不足。清人编修的汉文西夏专史有些在国外还有收藏。宁夏大学陈育宁先生1993年8月到比利时访学，在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图书馆发现了西方传教士从中国收集的八种西夏文献，其中三种为清人著西夏专史，他对这些书作了简单的著录：《西夏书事》，道光乙酉镌，小岘山房藏板，一函八册。《西夏纪事本末》，光绪甲申江苏书局开雕，一函四册36卷。《西夏纪》，由合肥李繙提署，时间为“甲子岁朝立春日”，一函九册25卷。其中《西夏书事》和《西夏纪事本末》均为该书时代最早的刊刻本。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藏有一部清人编辑的《西夏志略》。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韩国奎章阁收藏的清人朱记荣校定的《西夏纪事本末》。这些海外传本为我们深入研究清人西夏专史提供了版本线索，学界还应进一步加强在海外搜求西夏文献的力度，为西夏学研究增添更多更新的材料。
清人对汉文西夏文献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私人学者编撰西夏专史上，另外，清政府也很重视汉文西夏文献，在由政府组织学者编撰的大型文献中曾设有西夏专题，专门汇集汉文西夏史料，最具代表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西夏部汇考》和《续通志·载记·西夏》，这两种文献皆取材于宋元人所编的史书、文集和笔记等文献，在由宋迄清的封建历史中，第一次由官方系统汇集西夏史料，将之录入类书和政书中。清人有好事者将这两种文献中的西夏专题部分抄录出来，合二为一，冠以《西夏志略》之名行世，这种特殊的材料汇辑对西夏学研究也有帮助。
与清人的西夏专史和西夏专题相比，散见于清人其他文献中的西夏史料就利用价值而言不是很高。继承明朝学者修志书的体例，清朝学者在修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方志时也注意到了西夏王朝对本地历史的影响，吸纳了不少西夏史料编入方志中。如《陕西通志》卷三、卷四、卷五和《甘肃通志》卷三中都记有西夏地理方面的内容。《甘肃通志稿》中还节录了宋人编写的地理书《西夏堡寨》。在《乾隆宁夏府志》中，杂有的西夏史料更多。如卷四《古迹》中记有高台寺城、元昊故宫、灵州故城、宋西夏李氏墓，卷十三《乡献》中记有周美、周永清、斡道冲、高智耀、李恒、星吉等宋元时期著名的西夏人物，卷十八《艺文·疏奏》中收有张齐贤上的《上经制西边疏》，《上灵州事宜疏》等奏议，卷二二《杂记·纪事·宋》收录的基本上都是宋夏战事，同卷《祥异·宋》部分收录的也全是西夏之事，《轶事》收集了10条，其中9条是西夏事，其内容均袭自《弘治宁夏新志》。总之，《乾隆宁夏府志》在编修时将许多西夏史料散入相关的门类中，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比起明朝胡汝砺修宁夏志来，清人对西夏史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且因袭多，鲜有更新的史料辑入志书中。
清人著的个别笔记中也杂有西夏事，如张和仲《千百年眼》卷九中就记有夏竦在元昊眼中不值一文事。王士祯的《香祖笔记》卷二记明人见夏国书事。这些资料均录目前朝笔记，如前者在宋朝孔平仲《谈苑》卷一有载，后者明朝姚士粦《见只编》卷中有载。所以材料毫无新意可言。故杂于清人笔记中的西夏文献对于西夏学的研究史料价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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