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夷”不是“朝鲜”——以解读《周易》“明夷”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朝鲜论文,中心论文,明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学界在研究箕子朝鲜时，常常有人将《周易》中的“明夷”同“朝鲜”混为一谈，认为“箕子之明夷”即“箕子适朝鲜”。近来又有人发表文章，重申：从“‘明夷’卦爻辞的内容看，明夷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多义词”，并强调“明夷不是合成词而是名词”（注：张军：《箕子朝鲜研究二题》，《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说“明夷不是合成词而是名词”，这在常识上是讲不通的。从汉语语法来讲，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或曰“词素”）构成的词曰“合成词”。“明夷”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双音合成词。“明”的意义是火，光明，太阳；“夷”的意义是伤，创伤。又按语法来讲，在合成词中，前一个语素表示被陈述的事物，后一个语素是陈述前一语素的，是为“主谓型”的合成词，或曰“陈述式”的合成词。“明夷”意即“光明被遮盖起来了”或是“太阳落山了”，显然是一个主谓型的双音合成词。又据语法讲，从词性来看，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皆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之分，而由此而知，“明夷”即是卦名，是一个名词性的主谓型的合成词，亦即名词。应该说，《周易》中的64卦之卦名，均为名词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有的是单纯词（如乾、坤、屯等等），有的是合成词（如同人、大有、噬嗑等等）罢了。常识性的词汇、概念搞不清楚，便无法进行缜密的思维。因此，“明夷不是合成词而是名词”的说法是欠妥当的，正确的说法，应如前述，从语法的角度讲，“明夷”应是一个名词性的合成词。
“明夷”是卦名，乃是毫无疑问的。对此卦名的解释，程颐《易传》曾云：“为卦坤上离下，明入地中也。反晋成明夷，故义与晋正相反。晋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明者见伤之时也。日入于地中，明伤而昏暗也，故为明夷。”明夷的卦象是
，而晋卦的卦象是
，其中的
（坤）表示大地，而
（离）表示火，或光明，或太阳，明夷与晋的卦象正好是坤、离上下之颠倒，而意义则相反。事实上，“明夷”之卦中所有的“明夷”皆为同一概念，皆为卦名而非其它，所谓“箕子之明夷”中的“明夷”亦为卦名而非国号、族称、地名，故“明夷”与“朝鲜”不能混为一谈（注：苗威、刘子敏：《箕氏朝鲜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8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以李镜池所著《周易通义》为参考，对相关卦文作了某些解说（注：张军：《箕子朝鲜研究二题》，《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笔者特将卦之原文与论者的“解说”分列如下，并加上笔者的“辨析”，分条讨论相关问题。
1.原文：初九，明夷于飞，乘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1）论者“解说”：“明夷于飞”四句是一首古老民歌，引歌为占，即谣占，为象占之一。明夷鸟（鹈鹕）垂其左翼，（按今本无“左”字，依汉帛书补）紧贴水面飞翔，寻找鱼吃；君子在旅途中，已经多日断粮没吃东西了。《诗经·邶风·燕燕》、《小雅·鸿雁》均以鸟起兴，以比兴手法抒发感情，《周易》中亦保有这种借物起兴的古老艺术手法。这个谣占是借明夷起兴写箕子行路之艰难。“有攸往，主人有言”为筮占，言，罪愆，说明君子（主人）为待罪（国亡家破，出外逃亡）之身呀。此爻记“箕子之明夷”出行时痛苦心境。
（2）笔者辨析：“初九”是指“明夷”卦第一爻而言。“明夷于飞”四句并非民歌，亦非“谣占”，同时这一爻辞开头是用一个比喻来阐明卦义。明夷中的离卦是火，火性炎上，就象鸟雀向上飞腾，但是离（火）的运动受到坤的压抑，就像鸟的翅膀受挫而垂了下来。君子如果出行，将会有三日得不到饭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前行，世俗之人就会说三道四。如前所述，明夷卦的寓义乃是暗君在上，明者（贤臣）见伤，这里以鸟喻之，表明贤臣的行动受到昏君的压制，如果贤臣不避危险而公开施展自己的才能，必然会丢掉自己的饭碗，同时还要遭到世俗的嘲讽。前引论者的“解说”，将一个比喻句子看成了实有其事，将“明夷”视为水鸟，并说此爻是记箕子出行时的痛苦心情，显然是背离了“明夷”之卦的本意而另生枝节。其实，在卦辞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箕子之事。
2.原文：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1）论者“解说”：明夷，太阳西下，夷，伤，此处指跌伤。用，因。拯，通乘，壮，任。这一爻意为太阳落了山，伤了左腿，因为骑马跌伤的。“明夷”——太阳下山没入地下。
（2）笔者辨析：六二，指本卦第二爻而言。这里的“明夷”，依然保持着该卦的本意，解作太阳落山是没错的，但“夷于左股”等乃是用其假设性的比喻意义，谓此时如果谁伤了左腿，那么就用强壮之马去拯救其受伤的身体，这就会避免灾难的到来（即“吉”）。需要指出的是，爻辞所表达的绝非箕子骑马跌伤了左腿，而其实际含义应指在黑暗的世道里，君子容易受到伤害，但如果能得到强有力的后援，便可拯救危难，从而转危为安。程颐《易传》云：“夷于左股，谓伤害其行而不甚切也。虽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壮健之马，则获免之速而吉也。”此言得之矣。
3.原文：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1）论者“解说”：明夷指鸣弓，即拉弓发箭。南首，在南边打猎。大首，大头野兽，如虎豹之类。可，利。疾，疾病……这一爻是说在天黑之前狩猎射箭，打到了一头大野兽，占疾不利，在旅途中可千万不要生病啊。
（2）笔者辨析：“九三”指本卦第三爻。这里的“明夷”依然指“明入地中”的黑暗环境，而不是指什么“鸣弓”（即拉弓发箭）。至于“南狩”并“得其大首”表面说的是到南方打猎而获得大头野兽，而实际还是喻人事，一般认为指武王伐纣，所谓“大首”应指罪魁祸首（纣王）。这段爻辞意谓在社会黑暗的情况下，像周武王这样的人讨伐商纣王并获得胜利。“不可疾贞”则应指在行动中不可操之过急，才能自守其正道。显然，这段爻辞的内容与箕子之事是毫不相干的。
4.原文：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1）论者：“解说”：……左腹即道左的房子。商周均有驿站制度……“左腹”当是庐或路室一类驿站。明夷，大弓。心，心木，又叫朱成柘，一种质地坚硬的木材，是制弓的上等材料。这一爻是说在门前找到制弓的心木，在道旁左室制弓，在晚上就住宿在道左的房屋之中。
（2）笔者辨析：六四，指本卦第四爻而言。此爻一般认为是指微子去殷之事，言入暗不深，尚未与昏君同流而犹可离去。这也是用比喻的方法讲述事理，意谓微子就像进入了纣王的左腹，尚没有进入纣王的心脏，亦即未能与纣同流合污，但微子却获知纣王伤害明德之心意，于是就离开宫廷远逃而避祸矣。这里的“左腹”与“心”皆为原意，将其理解为“道左的房子”、“心木”是毫无道理的，而将“明夷”解释为“大弓”，则更是不通。“夷”字有大弓的意思，但“明”字却与“大弓”风马牛不相及。退一步讲，“夷”字在这里果真作“大弓”解，但“明”字却没有了着落，如此，怎能自圆其说呢？若将此爻辞的卦意同箕子联系起来，说箕子“晚上就住宿在道左的房屋中，又作了一件大弓（以备路上之用）”，这就显得过于离奇了。
5.原文：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1）论者“解说”：之，往，去。明夷，东方日出之地（国），即箕子“走之朝鲜”的朝鲜（半岛）。利贞，利于出门。这一爻点题：箕子到明夷国去，出门大吉大利。
（2）笔者辨析：苏轼《东坡易传》云：“力能救则救之，六二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之不敢辞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于斯世，故近者则入腹获心于出门庭，而远者则行不及食也。”苏轼的这段话应是对“明夷”全卦卦意的一种概括，基本上得其全旨，也为我们辨析此卦不是专门述说箕子的故事提供了根据。笔者认为，“明夷”卦的主人公应是“君子”，而其中主要是商周的明君与贤臣。前者文王、武王是也；后者微子、箕子是也。然而，若将“箕子之明夷”理解为“箕子走之朝鲜”，则是偏离了本卦的本意。若单独将“箕子之明夷”抽出来而割断它同此卦整体内容的联系，自然可以理解为“箕子适朝鲜”，但若将其同该卦的整体内容联系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离谱了。该卦的卦名是“明夷”，而所出现的“明夷”也仅有“光明入地”这一种含义，它所反映的本质内容，乃是君主昏庸，社会黑暗，贤臣受害，正义不能伸张，正道不能施行。就此卦而言，可以看出周人著《易》对商朝社会的黑暗所持之批判态度，这是此卦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社会意义。另外，该卦强调了“君子”在处境险恶时应坚守正道的重要性，并对未来充满着自信，因而，其思想也是颇为积极的。笔者还要说明的是，“箕子之明夷”中的“之”不是动词而应是一个结构助词，其语法作用是置于主谓之间，表示这一结构不能独立成句，只是单句中的一个成分或复句中的一个分句。落实到“箕子之明夷，利贞”则应属后者，若直译全句，应为：如果能像箕子那样晦藏其明，那么就有利于坚守正道。这里的“利贞”，不是指“出门大吉大利”。按，乾卦中有“利贞”之语。“利”可理解为“祥和而无害”，“贞”可解释为“洁净而清正”（注：南怀谨等：《周易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但无论如何，“贞”不能同“吉”混一理解。有人将“贞”解作“占”，亦非“吉”。
6.原文：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1）论者“解说”：不明，指太阳下山，没有了光亮。晦，黑暗。初登于天，指朝阳初升，后入于地，指夕阳没入地中。李镜池先生指出：“《周易》多在卦辞中解释或举例说明标题之一义。而本卦却在最后一爻解释：太阳下山，不亮了，天黑了。这就是明夷（灭）。太阳初登于天为明，后入于地为夷。
（2）笔者辨析：“上六”指明夷卦的最上一爻。这段爻辞的主旨是对商纣王的评价。“不明晦”是说纣王政治昏暗，下面两句是指纣王初登天子之位时尚政治清明，而后来暴虐无道，政治便昏暗起来。论者亦将此爻与箕子联系起来，说什么“象征地表达箕子对国家的悲痛”（见下文），这就过分牵强附会了。
另外，论者在进行了前引“解说”诸语之外，还对全卦大意进行了综述，其曰：
箕子出行，一路见到鸟在天空飞鸣，心中痛苦之极，已经三天不吃东西了，这是由于他是待罪（国亡家破）之身啊。太阳下山了，骑马跌伤了左腿。狩猎射箭，打到了大猛兽，在旅途中可不要生病啊。晚上就住宿在道左的房屋中，又作了一件大弓（以备路上用）。箕子去明夷国，出门吉利。太阳下山了，不亮了，天黑了。（“太阳初登于天为明，后入于地为夷”）——最后一爻解释此卦的标题意义，也是象征地表达箕子对国家灭亡的悲痛。
将“明夷”看成是“多义词”，以此为基础或前提，将全卦串连而成为一篇记述“箕子走之朝鲜”的整个过程，这是李镜池及论者对“明夷”卦文的特殊理解，但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原文实际的。众所周知，《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哲学著作，也是古代儒家六经之一。由于这种古代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演化而来的，故而包含着许多神秘色彩，但内容博大精深，奥妙非常。64卦都各有自己的“德性”，自己的象征意义，自己的哲学理念，自己的主题，每一个卦名皆体现着该卦全文的主旨，而卦名作为一个名词或概念来说，其意义或说内涵应是统一的，一致的。《周易通义》将“明夷”视为多义词，并解释为“东方之国，日出处”，是毫无道理的。还是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说得对：“我们认为利用训诂解释一个词是可以有多义，本无可厚非，但在一个卦内用多个意义随机应变地去运用，似乎是不够科学的”（注：王玉哲：《古史集林——“箕子之明夷与朝鲜”》，中华书局2002年版326-327页，转引自张军《箕子朝鲜二题》。）。以此见解回过头来再看前引箕子的“故事”，觉得“明夷”即“朝鲜”的说法，更是靠不住的了。
《易》之博大精深是世人皆知的，其中既有“玄学”，又有“实学”，可以说玄中有实，实中有玄，古往今来，谈《易》者何其多也！谈《易》者既有专家，又有一般学者，更有广大的知识界，见仁见智，五花八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讨，去思考，有得其要旨者，有得其皮毛者，而其要旨亦非一个方面，众人拾柴火焰高，仅就“明夷”一卦，见解纷纷，不一而足，而在箕子朝鲜研究领域中，李镜池的相关见解影响颇大，尽管李先生不是历史学家。谈到这里，有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油然泛上心头，那就是疑古大师顾颉刚先生的见解。顾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之故事》一文中，曾列举了《周易》所记五件大事，其中第四件即是“箕子之明夷”，认为“箕子之明夷，利贞”之记载“所言乃箕子之故事也”（注：转引自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页。）。但是顾颉刚先生并没有将“明夷”同“朝鲜”相提并论，相反，他对箕子到朝鲜半岛建国乃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乃是“西汉时代突如其来的传说”。他为了否定箕子适朝鲜的相关记载，曾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认为要了解箕子的封国究竟在哪里，“不可能靠西汉以下的书，因为西汉以下的书统统受了当时传说的影响，搞迷糊了”，于是他认为“最可靠依据的资料是《左传》”，在引述、分析了《左传》相关记载之后，便结论为“箕子是封于内地而又葬于内地的，同朝鲜丝毫不生关系”（注：顾颉刚遗著：《三监的结局》，《文史》1988年，总第30期，1-23页。又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编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月刊，1988年第12期27-49页。）。为此，笔者曾发表过一篇短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箕子适朝鲜应是历史的真实而不应予以否定（注：刘子敏：《箕子适朝鲜之我见》，《延边教育学院学刊》，1995年第1、2期合刊。）。现在重新翻阅顾先生的遗著，虽然对其某些观点依旧不敢苟同，但从他关于否定箕子适朝鲜的诸多论证来看，他并没有将“明夷”同朝鲜混为一谈。
在讨论“明夷”之卦的文化内涵以及它所反映的真实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关注高亨先生的相关见解。高先生在其《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中，表明了他与李镜池某些相同又相异的看法。他在“明夷，利艰贞”卦文的后面解释说：“《明夷》，卦名也。筮艰难之事者遇此卦则利，故曰艰贞。”关于这种认识，应是学界的共识，也是研究《周易》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常识问题。但是，对六段爻辞的分析，却有他独特的看法。在分析该卦的第一段爻辞时，就肯定地说：“明夷为鸟类，可以断言也。明疑借为鸣，古字通用”，而“夷”与“雉”又音近通用，故而“明夷”即“鸣雉”；第二段爻辞意谓“鸣雉伤于左股，无害于翼，仍可飞，犹之马割其势（认为‘拯马’即騬马，去马之势也），无害于足，仍可行”；第三段爻辞“明夷借为鸣雉，但此文义不可晓”，只是在“于”字后面补以“飞”字，才文通字顺，本爻意谓“鸣雉于飞，南狩之人追之，人于深山大林而迷路，终能得其大道（‘首’即‘道’）……又占问疾病之事，筮遇此爻，则不可有所施行，故曰不可疾贞”；关于第四段爻辞，高先生认为“文义亦不可晓”，但他又认为“腹借为
”，为“窒”，为“穴”，爻辞意谓“入于左而得鸣雉也。……筮遇此爻，在出门庭之时，当小心谨慎也”。第五段爻辞，高先生认为“箕子之明夷，即箕子之鸣雉矣”，而如此则“辞意不实，未之详也”，因此就认为“之”字下面当有“获”字，“箕子得鸣雉，盖有利之事也。筮遇此爻，自是利占”。对《明夷》的整体卦意，高先生则云：
又疑本卦自初九至六五皆记箕子得鸣雉之事。初九云：“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似指箕子，盖箕子南狩，鸣雉垂翼而飞，箕子逐之，入深山大林，迷道不能归，以致三日不得食也。六二云：“明夷夷于左股。”谓箕子射鸣雉而伤雉之左股也。九三云：“明夷于飞，南狩得其大首。”谓鸣雉依然于飞，而南狩之箕子，亦得其大道而返也。六四云：“入于左腹获明夷。”谓鸣雉入于道左穴内，箕子入穴而获之也。六五云：“箕子之获明夷。”谓箕子终得此鸣雉也。因各爻所记事情节不同，故断占之辞亦异。
高先生对最后一段爻辞的解释亦从“鸣雉”入手，认为“不明晦”即“不鸣悔”，“雉不鸣而悔者，谓雉入水化为蜄也”，“是古说相传孟冬之月雉入水化为蜃。本爻所言，正指此事。”至于后两句，高先生认为“地当作渊，盖后人所改”。因此，所总结说，“本爻亦以雉设象”，“雉不鸣之时，即处悔之日，昔为雉而升于天，今化为蜃而入于渊，非悔而何哉。”
综观高亨先生对卦意的解释，大有离题太远之感，与该卦的“光明入于地”的主题貌神皆离。但是，高先生对“箕子之明夷”的解释，应是对“明夷”即“朝鲜”说的否定。无论是箕子走之朝鲜的故事，还是箕子狩猎得鸣雉的故事，均非“明夷”之卦的本意，这应当是颇为清楚的。
关于“朝鲜”一词的来龙去脉，学界亦有过讨论，然而，认识却并不一致。持“明夷”为“朝鲜”说者认为“明夷为日出、日落之地”，并主张当于“旸谷”——“汤谷扶桑”十日神话相关，并强调“这涉及半岛之文化渊源问题”（注：张军：《箕子朝鲜研究二题》，《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前文已述，“明夷”为卦名，是由坤卦与离卦组合而成的，坤代表地，而这“地”可以说是“日出、日落”之地，但离代表火，代表光明，代表日，它就不是什么日出日落之地了。明夷卦仅象征着黑暗，谈不上“日出”。但“朝鲜”与“旸谷”及“十日神话”究竟有何干系，笔者拟略作考证。
“嵎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同书《禹贡》亦载：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贡盐絺，海物惟错。
从《尚书》的记载看，“嵎夷”自尧至禹即存在于中国的东方。《孔氏传》云：“宅，居也。东表之地为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关于嵎夷应在东方之何地，《禹贡》指明即青州之地，而青州又在海岱之间。这“海”，应指渤海或黄海，而“岱”显然就是指泰山了。所谓“嵎夷既略，潍、淄其道”，意谓：嵎夷治理好之后，潍水（今山东潍河）、淄水（亦在今山东）亦已疏通了。显而易见，嵎夷应在山东半岛而非朝鲜半岛，嵎夷与朝鲜并非一回事。另外，从各种迹象表明，嵎夷乃是少昊族团的一支。《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有的学者认为，就少昊族团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是山东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强盛时曾直接控制海岱地区的大部分（注：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由此看来，从《禹贡》的记载看，嵎夷的分布区恰在少昊族团的活动范围之内。
关于“十日神话”，《淮南子·本经训》有载：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
、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使羿诛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楔，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关于后羿的传说，在《尚书·五子之歌》、《左传》襄公四年、《离骚》、《史记·吴世家》中皆有记载。相传夏太康沉湎于游乐，羿推翻其统治，自立为君，后来为其臣寒浞所杀。后羿为夏代东夷族的部落首领，这应是比较可信的。至于其射日之事，也只是个神话，但从神话所折射的历史情况看，所谓“十日并出”应是以太阳为图腾的十个东夷部落而已。关于“十日并出”的地方，即汤谷之所在。《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下有汤谷（即‘旸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吕氏春秋·长人》载：“禹东至榑木（即扶桑）之地……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由此可知，无论是扶桑、旸谷（嵎夷）还是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皆应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嵎夷等地亦即尧命羲仲所居之地，从而亦可知，十日神话同“朝鲜”亦并不相干。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情况竟有所变化。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东海之外，少昊之国。”同书《大荒南经》又载：“东海之外甘水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方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袁珂按：“甘渊即汤谷也”。由此可见，原在山东半岛一带的“少昊之国”、“羲和之国”以及“汤谷”所在、“十日”所出皆已变成了海外之地，嵎夷自然也变成了海外之族。显而易见，史书记载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东夷族向海外迁徙的历史事实，而这种事实业已为考古文化所验证。学界公认，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200年）、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066年）皆为东夷文化，而辽东半岛的考古文化明显地受到山东半岛东夷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朝鲜半岛出土的有段石斧、半月形石刀以及黑陶等亦皆从我国东部沿海东夷文化分布区传播而来。商末周初，由于中原地区屡有战乱，沿海地区向东北地区的移民后浪推前浪，有一部分殷人亦一同迁入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箕子东来即是典型一例。但是，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朝鲜”之名并未出现，《逸周书·王会篇》所载东北亚前往中原参加“成周之会”的古族古国之中，不见“朝鲜”之名，而其中的“良夷”的分布区恰是后来箕氏朝鲜之地，这说明“朝鲜”之名的出现比良夷要晚一些时间。而“古之辰国”即是最初的“箕子之国”，它位于朝鲜半岛的南部，只是大约在春秋之初，箕子之后裔北迁，同大同江中下游地区的良夷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朝鲜蛮夷”，并改国号为“朝鲜”（注：刘子敏：《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03提第3期。）。至于为什么改名为“朝鲜”，则未加详述，这里加以适当补充。
众所周知，商人同东夷族在商汤建国前就同分布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族关系密切，及商汤建国，这种关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甲骨文中有关于“肃”或“东肃”的记载，我国学者董作宾认为“肃，疑为肃慎氏，为殷时东方属国，其地当今安阳之东，约当今山东济南一带”（注：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36页。）。“肃”或“东肃”之肃慎说是靠不住的，但殷时山东地区有殷的属国还是不必置疑的。及商代晚期，山东半岛的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益都）都是殷之诸侯国，但他们皆为东夷部族，或说是华夏化了的东夷族。周武王灭殷，对东夷人无疑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们之中会有相当多的人怀有同箕子一样的心态，对殷商的灭亡颇不甘心，同箕子们一同逃往海外，并落脚于朝鲜半岛。山东半岛的东夷族越海迁往朝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发生，相互信息相通，这就成为了箕子们选择流亡朝鲜半岛的一个主要原因。既然殷族的先人曾是东夷并后来同东夷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双方的文化以及心理素质必然有许多相通之处，对太阳的崇拜应是源远流长的，当箕子之后裔在春秋初期由朝鲜半岛南部北迁于大同江流域时，由于良夷血统中的东夷血统的人比较多，所谓“嵎夷”人的信仰会在此一地区保存下来。这对箕子之国改国号为“朝鲜”来说，太阳崇拜的文化积淀是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的。学界在谈及“朝鲜”和“嵎夷”时，常将二者相提并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朝鲜”与“明夷”的文化内涵虽然有其相通之特点，但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所产生的时间相差颇大，而产生的空间亦大有不同，因此将二者等同看待的作法，是颇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