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格局变化与国民经济的借贷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化与论文,格局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后一个阶段实行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与国家资本的高收益和人力的低收益相适应。低工资制度使城乡居民所得较少，除了消费以外，私人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国家资本利润率较高，国家集中了国民收入中较大部分，从而可以使国家有能力集中投资办企业。于是有这样的国民经济积累流程：国家集中较大比重的国民收入—→国家高积累—→国家财政投入办企业—→职工低工资和国家集中较大比重国民收入—→……。在这种国家财政直接融资的制度下，银行只是国家和社会的结算中心，就总体上看，没有“城乡居民在银行中储蓄—→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还本付息给银行—→银行给城乡居民还本付息—→……”这样一条信用链。
一、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及其格局的变化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发生了高负债，甚至资不抵债，为什么通货膨胀压力很大，为什么银行风险很高，诸如此类的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的发端是不可抗拒的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规律。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实际也是一种国民收入分配的市场化过程。首先，要素的分配由资本的利润率和工资的变动来调整，实际是一种通过要素价格分配生产要素的市场调节，而劳动者收益由于人力价值的提高而提高，也是要素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变化，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收益的变化才能反映人力的价值，才能调节资金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投入的比重，才能合理地分配投资和学生于适应需求的专业，也才能合理地分配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力用以所学；也只有人力的收益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只有人力收益不断提高，才能鼓励劳动者在自己和子女身上进行人力投资，使整个社会劳动者在知能和技能方面提高素质。其次，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度实际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分配方式，市场经济下，要改变这种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分配方式，使劳动者的报酬反映劳动者的贡献。因此，劳动者收益的上升，实际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压抑工资水平的一种释放；而且农业产品价格的理顺和改革也要求人力收益相应提高。再次，住房、医疗、价格、养老等体制进行了改革，使暗补变为明补，使实物分配变成了货币分配，使福利分配变成了商品分配，而这些福利则逐年进入市场，由价格和市场进行分配。这使职工要求持续地提高工资，以适应这些改革对工资水平的要求；而提高工资则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储蓄倾向，一是居民除了工资收入以外，还可以获得投资于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二是居民要存钱，社会上有一个储蓄的资金规模，可以用来借贷或者投资。总之，收入分配在急剧地市场化，经济发展的积累从过去的国家积累变成了居民积累，经济发展的融资也从过去的财政型变为银行信用型或者可能变为社会投资型。
学术界对信贷、投资、利率、农业收成等因素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探讨较多，但是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融资渠道关系的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格局看，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资本是由国家投入的，而人力资本又是个人所有，因此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实际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的分配率下降，而居民的分配率上升。我们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表1 国民收入或者GDP分配格局单位：亿元
年份国民收入 财政收入 分配比重 企业收入 分配比重 居民收入 分配比重
1952 589 183 0.31 4400.74
1960 1220 572 0.47 6750.55
1970 1926 662 0.34 99
0.05
11650.60
1975 2503 815 0.33215
0.08
14730.59
1980 3688 1085 0.29205
0.06
23980.65
1985 7020 1866 0.27534
0.07
46200.66
199014429 3312 0.23
1067
0.08 100500.69
1994*
43799 5181 0.12 11045
0.25 275730.63
1995*
57733 6188 0.11 16127
0.28 354180.61
1996*
68125 6812 0.10 19756
0.29 415560.61
1997*
81750 7357 0.09 24525
0.30 498670.61
*1994年以后为GDP的分配。
从分配格局的变化来看，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越来越小，从1994年的12%下降为1997年的9%；而企业分配的收入将从GDP的25%上升为30%；居民分配的收入则在61%～63%之间，规模越来越大。而财政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高度集中的投资和生产型财政，变成了分配比重较低的吃饭型财政。
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部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方面，这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向让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必然。这是因为：1.退休、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四项分配和消费制度逐步地在进行改革，从企事业和财政福利性支出变为加在职工的工资收入之中，由居民自己消费支出；而社会保障、住房供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事业也逐步市场化。财政的居民消费价格补贴也由暗贴改变为明贴。一些企事业和单位的其他非货币性福利也逐步地加在了职工的工资收入之中。2.职工实物福利等货币工资化，职工可以兼职和在八小时以外创收，居民收入提高后储蓄能力强，股票、股资基金和各类债券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逐步得到发育，利息率和红利率提高。这是居民收入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3.国家鼓励乡镇、外资、私营、个体等经济发展，一部分在外企工作的职工收入较高，在乡镇企业中供职的一些厂长经理收入也较高。而一些私营企业家、城镇个体户、农村专业户等等也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积累了自己的资产，从而获得越来越高的资产利润或者利息收入。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收入分配政策和有关法制建设等环节还不适应于传统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也使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个人收入的比重增长过快。一是工资奖金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工资奖金侵蚀利润，这就使得职工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二是在税收政策方面，没有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使得大量的私人财产越滚数额越大，并有继承和继续吃利的权利；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还仅仅是起步，偷税漏税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三是许多人通过倒卖批文、走私、贩假、贩毒、贪污、受贿、吃回扣等等致富，个人资产急剧膨胀，又用不合法积累的个人资产吃利和投资，持续获得越来越高的个人收入。
当然，必须控制职工工资奖金的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用税收调节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并打击谋取不法收入的行为，努力提高国家各级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筹集一定的资金，给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注资，从而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和占支配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已经成为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很快改变的格局。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知识价值和收益的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上升和占相当比例是一个世界各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
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来看，经历了“国家财政集中比重高、企业留利少、居民收入低—→国家财政集中比重下降、企业留利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国家财政集中比重进一步下降、企业税后利润进一步减少、职工工资提高和城乡居民劳动和其他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样三个阶段。国家各级财政给国有经济发展壮大大规模注资发生困难：国有企业就目前的效益和欠账看，即使效率好转，成为自己给自己大规模注资的源泉，也得十年或者十五年消化完现有的过度债务和不良资产之后；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源泉来看，只有城乡居民收入这—块资金非常多。
二、单一的银行间接融资渠道
国民经济在“收入—储蓄—投资—资产”之间有一个循环流程。一年的国民收入或者国民生产总值要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间进行分配，各自分配的收入除了消费外，有一部分要进行储蓄和积累，给企业注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提取的折旧也要回流企业，更新企业的固定资产。注入资金的方式有两种：—种是间接融资，国家、企业和城乡居民往金融机构里储蓄，再通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先舍象企业间欠债）等信用渠道给企业增加正常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另—种是直接融资，分配的收入由资本市场环节的投资基金、股票、个人直接投资于企业等渠道给企业增加资金。间接融资形成的企业资产为负债资产，直接融资形成的企业资产为企业的资本金，或者称之为企业除了负债以外的净资产。企业用形成的总资产进行生产经营，经营利润和折旧又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一部分向债权银行、非金融机构等还本付息，金融机构再向它们的债权人城乡居民等支付利息，还回到期本金，另一部分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购买投资基金、股票和企业内部股的投资者。这些利润通过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再流入企业，形成企业的资本金（净资本）和负债资产，使企业生产经营顺利进行。循环往复……，成为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直接融资渠道没有注资源泉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我们完成了从产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国民经济有收入—→储蓄—→投资一→形成资产—→产出一→收入……这样的流程。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集中，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资金统收统支；国民经济积累和投资的任务主要由国家财政完成；国家按照计划进行投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形成企业的生产能力，企业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国家计划定价，并供应原材料和收购产出品；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由国家确定，国家集中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生产建设型的财政再进行积累和投资； ……；周而复始，进行产品经济的再生产循环。银行货币系统集资和注资功能较弱，企业资产主要由国家注资，企业资产结构中负债率较低，资产收益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主要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分配，这种国民经济的再生产流程，性质为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可称之为“国家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国民经济运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由国家注资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50%～60%，加上企业也是财政的一部分，国家能集中的财力在60%以上。而整个社会投资的90%左右是国家投入的。国家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国家投资于建设项目和给企业注资，形成国家的国有资产，企业生产经营形成利润、税收，再上交国家，国家再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结果，企业的负债率很低，在10%左右。银行只是企业和社会的一个结算中心，不会因企业欠本欠息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也不会导致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压力，更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如果建设项目报废，企业亏损严重，核销的是财政的拨款，不会发生信用方面的危机。
分配格局变化，收入—积累的过程和形式也要相应地变化。那么，是怎样变化的呢？我们再来看下表：
表2收入流向和国有企业注资来源的变化 单位：亿元
年份全社会 国家预 占投资 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
投 资 算投入 比重*
新增储蓄 存款余额
1953
92 75 0.81 3.78.6
1960 417301 0.72 -2.0
51.1
1970 368272 0.74 3.6
64.5
1975 544336 0.62 13.1 114.6
1978 669389 0.58 29.0 210.6
1980 910300 0.48118.5 282.5
1985 2543381 0.33408.0 1057.8
1990 4449363 0.09
1887.0 5192.6
1994159265560.035
5897.020013.1
199519445583 0.03
8126.028139.1
1996235006580.028 12000.040134.1
1997280007000.025 15600.055734.1
年份全民所有 全民企业 贷款资 利息负
企业资金 贷款余额 金比率 担估计
1953 338.8
1960
1665.0*
19702883.6
19753760.8
19786054.8 1684.60.28
101
19806924.5 2159.60.31
151
19859427.7 5162.50.55
413
1990
19012.012306.9
0.647 1107
1994
41370.025568.50.62 2500
1995
52000.032500.0
0.625 4064
1996
70000.045500.00.65 4680
1997
94500.062730.00.66 7527
* 预算内投资比重为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于统计资料的原因，1960年对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资金数为1962年数字。
过去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资金、定额流动资金都由财政拨款，加上职工的低工资、农业产品价格的倒挂、职工的许多医疗卫生住房等福利由企业实物分配，国民收入中除了居民的生活消费外，大部分被国家集中。从而由国家储蓄和投资，并形成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但是，这种状况从80年代起已经改变：1.从居民收入和收入转化为积累的方面看，1978年时，居民储蓄增加额为29亿元，1985年为408亿元，1990年为1887亿元，而1994—1997年实际发生和预测的城乡居民储蓄新增额为5897、8126、8800和12000亿元。城乡居民银行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并且住房、医疗、退休、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促使城乡居民为购房、生病、孩子就学、养老等等进行家庭储蓄，储蓄增加的势头将会越来越强。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近两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越来越高，而一些地方财政非常困难，连正常运转都成问题。因此，即使将对国有企业的“拨改贷”再改回拨款，也无款可拨。随着改革和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财政先是将流动资金拨款改变为贷款，后是将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改变为贷款，向新项目和原有国有企业注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70年代的70%下降为目前的3%左右。3.从企业方面看，由于折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折旧率的提高，企业一些社会保障性基金从利润中提取，非国有企业自留部分的增加，企业收入分配在GDP中的比重则从70年代的5%上升为近两年的25%～30%，但是国有企业增加的这部分GDP大多被“三角债”和库存所占压，其中“三角债”占45%左右，库存积压占20%左右，无法有效地转为积累，即自己给自己注资。
这样国民收入转化为企业资产的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注资，变为依靠居民收入—银行信贷—企业负债渠道注资。仔细分析，即使不“拨改贷”，也会形成今天企业的高负债局面，因为财政注资的能力越来越弱，而除了居民收入—银行储蓄—企业负债贷款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直接注资渠道。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注资渠道储蓄—银行信贷单—化的必然结果。
（二）间接融资渠道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的国民经济流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产品经济的再生产循环逐渐变成了借贷经济的再生产循环。国民经济再生产循环的注资渠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国家财政和企业再生产资金来源规模的萎缩，通过国家和企业直接注资给企业的渠道流量相对大大缩小；而城乡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银行货币系统将借来集中的城乡居民储蓄再贷款给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投产和企业生产经营再向银行货币系统还本付息，银行再还本付息给城乡居民。“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存款—→银行贷款给企业—→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间接融资渠道向企业注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占到企业注资来源的95%以上。这种国民经济的再生产流程可以说是“银行借贷间接融资主导型国民经济运行”。
如果在经济循环中，直接融资渠道狭窄，间接融资渠道过大，利息率太高，企业和投资效率太低，不能正常还本付息，在银行就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在企业形成过度负债。目前企业的过度负债大约占总资产的30%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规模越来越大，过去企业的财政直接融资为主变成了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直接融资渠道—年比一年萎缩，流向间接融资渠道的资金量一年比一年大；而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长期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使产业系统向金融系统堆积的不能还本付息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中的高过度负债和银行资产中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形成目前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一是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后，没有考虑如何将居民的收入储蓄部分引向直接融资渠道，而使其几乎全部的储蓄部分进入了银行系统，再注资给国有企业。居民是银行的债权人，不论贷款能不能收回，企业能不能按时付息，都要从国家银行中获得法定的利息收入，国家也不能因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而随意少支付储户的本金和利息。由于银行是国有银行，这样向企业注资的风险全部集中在国家身上。二是因为国有投资者和国有企业，认为银行是国家的银行，贷款是国有银行的钱，企业是国家的企业，将信贷资金视为财政资金，许多投资者和企业争贷款资金的积极性很高，而还本付息的意识很差。整个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从利息率和贷款负债率的关系来看很低（这就不能像韩国企业一样在高负债，甚至高利率情况下还能盈利，还能积累资金，从而最终降低企业的负债率），亏损严重，转嫁给银行形成越积越多的不良资产。三是国家财政没有财力保护一些政策性产业和进行有关的社会保障，将一些应当由财政支出的项目变相转嫁给银行，甚至有的企业欠税也通过银行贷款清欠。这样银行发放的难以收回的政策性贷款、扶贫帮困贷款（如饺子贷款等）较多，一些亏损企业用银行贷款来交国家的有关税收。这些贷款一般有去无回，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上述分析表明，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融资渠道流入资金过溢，而直接融资渠道几乎没有资金流入，形成企业的高过度负债；二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不能进行正常的还本付息循环。
财政注入国有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但是项目仍然要建设，企业仍然要注资，于是过去财政注资于国有经济的任务，急剧地、越来越多地改由银行承担。银行几乎成为国有经济资产的绝大部分注资来源。国民经济积累和投资的经济流程，从上述的财政注资型改变为“人力在国民收入中分配率越来越高一→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越来越多一→银行贷款于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企业日益按照市场的要求进行生产一→创造的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更多的城乡居民储蓄涌入银行”流程。
也许有的同志提出，可以通过银行渠道来补充企业的资本金。但是，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已经规定商业银行不能直接投资于企业，这就在法律制度上杜绝了将城乡居民储蓄通过银行投资入股变成国有企业资本金给国有资产注资的可能。我认为，这是非常对的。因为在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以“城乡居民收入一→银行储蓄一→企业贷款”方式投资于国有企业，则居民储蓄和银行经营的风险极大。然而，不让商业银行投资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新建企业、企业扩建和更新改造资金的来源就来往“华山”一条道了：即城乡居民收入—→银行储蓄—→国有企业贷款。这种格局下，国有经济无法扩张自己的净资产，国有经济规模（数量）扩张（但不—定是发展壮大）只能被“逼上梁山”，向银行借钱。目前国有企业高负债，其深刻的经济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后，国家财政从过去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变成了举债吃饭型财政，无力再给规模很大的国有经济注入资金，改由银行注资的一种必然结果。国家投资占整个社会总投资，从最高时期的9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5%以下。每年能拿出来投资的资金只有800亿元，超不过1000亿，分摊到近40万个国有企业中，每个国有企业只能增加20万元资本。我们不能不深思：在市场化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举债吃饭型财政能将几万亿规模国有经济的注资任务全部包下来吗？也就是说，财政的分配格局，有没有能力维持和兴办几万亿资产规模的国有经济？拿一句最通俗的语言讲，我们不是不想办好国有经济，而是国家手中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
（三）间接融资结果：企业高负债率
国有资产是国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国有资产概念怎样理解。例如独资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分为国有净资产和企业负债资产两部分。净资产包括资本金和其他提取的基金，这是真正属于国有的资产；而企业负债资产则是借债形成的资产，如城乡居民收入通过银行贷款给企业形成的资产，实际是老百姓放弃当期消费的财产转化为企业使用的财产而已，这部分资产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比如某家庭，其用自己的收入购置了1000元资产，而借债购置了50000元资产。我们不能宣称他有51000元资产，很富有，经济实力雄厚。更不能冠这个家庭以“发展壮大”之类的言词。因为这个家庭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极有可能破产。因此，准确地讲，应当分为国有净资产和国有企业负债资产两个概念，二者可统称为国有经济支配资产。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是国有净资产的稳定增长，而不在于国有负债资产的扩张。如果整个国有资产结构中，净资产比重日益下降，而负债资产的比重日益上升，则整个国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由于向国民经济再生产、特别是向企业注资的渠道几乎只有“城乡居民收入—→银行储蓄存款—→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一条，企业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国有企业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资产企业，甚至资不抵债企业。一些学者曾经认为，国有企业目前的高负债是由于过去的“拨款改贷款”造成的，应当将“拨款改贷款”再改为“贷款改拨款”，或者由国家以其他输血方式注入资本金，降低其负债率。如果深入思考一下，从过去的“拨款改贷款”规模看，全部加起来只有666亿元，仅占整个国有企业过度负债资产规模的4.5%，即使将其全部改为拨款，对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也是杯水车薪；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看，目前的国家财政因分配比重下降和举债运转，也无款可普遍地给国有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拨款；即使有款可拨，以输血方式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下来，在单一的融资渠道注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率必定会再度上升。因此，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拨款改贷款”方面，而是在于国有企业资产结构和货币经济融资的单一渠道等制度与国民收入分配市场化之间发生了难以协调的矛盾。
整个国有经济的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可能转变为全负债资产的经济，从资产结构的角度讲，是因为企业资本金部分单一的国家所有，导致让会资金直接融资渠道的流通出口几乎被关闭，使城乡居民越来越多的收入无法顺畅地直接流入企业，形成企业资产中的资本金部分。
注资渠道银行信贷单一化，负债率不断上升，负债规模越来越大，使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近两年急剧上升。预计国有企业的资产贷款负债率（不包括三角债）从1978年的28%上升到1997年的66%。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会达到45500亿元，需要支付利息为4680亿元；1997年将达到62730亿元，需要支付利息为7527亿元。支付利息的数额将会在1997年大规模上升，比1996年增加2847亿元。由于付息的巨额增加，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将会比1996年处于更加严峻的困难境地。
于是，国有投资从过去的计划点项、财政拨款，改变为目前的计划点项，银行贷款，结果形成大批全是负债资产而无国家资本金的国有企业。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疑问：一些投资和经营管理效果较好的企业，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由企业自己贷款，后来又将贷款还完，其存在的资产属于国有，还是属于企业所有？国家要办国有企业，但不出资本金，全部由贷款所办的企业，还本付息要企业自己承担，而贷款还完后的资产又是国有资产，国家还要分红，这是影响许多企业积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之，中国创造了经济史的奇迹，即所有者——国家可以几乎不投资本金而办起如此规模宏大的国有经济。
处于运营期间的国有企业因规模扩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改造、市场扩大等等，也需要所有者不断地注入资本金。否则，靠贷款解决上述资金需要，原有的资本金比例就会越来越小，而负债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中国整个国有经济的资产负债率从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上升为目前的80%，其重要原因就是国家不能、也没有能力不断地向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
（四）收入分配格局变迁与融资体制变动滞后
这就使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企业的债务这样沉重，为什么企业的负债率居高不下，越来越高？从深层次讲，这是一个注资源泉和融资体制性的问题，而不是经营方面和拨款改贷款方面的问题。
许多企业、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的同志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与80年代中期的拨款改贷款有关，或者说与企业负担太重、积累能力有限有关。我们把分析的层面拓宽和拓深，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金是由国家财政注入的，当时企业的负债率，无论是从长期资产负债率，还是短期流动资产负债率来看，都是较低的。后来，从80年代开始，先是流动资金拨款改为贷款，再是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这实际是对企业无偿占用和使用国家资金的一种改革，是无可非议的。值得深思的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下降，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集中度下降；随着建国几十年基础设施欠账还账，社会保障的需要，宏观控制要求稳定物价和价格补贴，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等等，不论人们愿意与否，财政的功能也从过去的投资和生产型财政转为非投资和非生产性的公益型财政。这就意味着，除非再改回到高度集中的旧的计划和财政体制中去，否则，国家对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的国有经济和战线很长、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实际已经无力和无资可投、可注。
国有企业本身的积累能力也减弱。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税负越来越重，历史包袱也越积越沉，加上经营机制没有理顺，分配和福利偏重于职工，企业积累十分有限，甚至许多企业明亏和暗亏，吃财政补贴，吃资产，最后吃贷款，成为负债率很高，甚至资不抵债的空壳企业。这也就是说，整个国有企业从总体上看，已经无力自己补充运营的资本金。
毫无疑问，国民收入分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随之，企业资本的融资来源渠道也逐年变迁，这是我国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一个必然结果。虽然，在企业资金来源国内的三条渠道（国家、企业和个人）中财政资金的流量和规模减弱，企业自身的积累也非常有限，居民所有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居民的储蓄一条道进入银行，而国家又从法律制度上规定不允许银行投资于企业。这就形成这样一种融资运行体制：居民的绝大部分储蓄进入银行，投资新企业、企业扩大再生产，甚至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其资金来源只有银行借款一条渠道。可以说，目前企业的高负债率，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源于这种扭曲的融资体制。这种融资体制运转的结果只能使企业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融资体制下，就是今天将企业的负债率通过债务重组降下来，以后企业的负债率还会不断地上升，最后都成为负债率很高的企业。所以，不改革融资体制，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没有任何意义。
三、畸形的借贷型“国有”经济
我们的国有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经济吗？不是。真正的国有经济，是国家的资本金至少要占企业资产50%的经济。我们的国有经济只不过是国家通过银行将城乡居民手中的钱集中起来，再由国家银行将这些钱借给国有企业，形成资产，所谓的国有资产中有60%以上属于城乡居民通过银行借给国有企业的资产，最终还是国家负老百姓的债，是老百姓的债权，借贷维持着整个所谓国有经济的运转。实事求是地讲，这不是国有资本经济，而是一种国家向城乡居民负债的借贷经济。
纵观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替史，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封建社会末期，大地主和商人，将资金集中起来放高利贷，钱庄盛行，结果使大批的小生产者破产，生产资料集中，资本主义开始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这样一种经济既不是封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存在时间很短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之初交替的借贷型经济。这种借贷经济的特征就是：不是用投资于资本来推动国民经济成长，而是靠借贷来推动国民经济成长；利息水平很高，目的就是要大量的小生产破产，进行资本积累，产生新的具有一定资本规模的资本家。这样一种经济，是带有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经济，是一种不稳定和不定型的经济形态。
从改革开放初到目前，我国没有完全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转到了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借贷型经济形态上。首先，从经济的借贷性质来看，不仅国有经济属于借贷型经济，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属于借贷型经济。农村大规模地、普遍地发展合作基金会，企业要搞财务公司，银行、地方和城市搞了许多信托投资公司，地方和部门都想办银行，各地都想搞借贷性的基金，甚至许多集资诈骗也是高息集资还本式的把戏。比重非常大的资源是借贷性质投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借贷型投入推动的，借贷维持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其次，所谓半计划半市场，是指投资项目还要国家计划投入，即计划点项，银行放贷；贷款规模要计划控制，利率要计划确定。只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产品的价格等等，基本上转变为市场调节。因此，目前的国民经济实质是一种半计划的国有借贷经济主导的全社会性的借贷型经济。
长期的计划体制和国有经济，养成了城乡居民风险理应由国家集中承担的意识：能不能就业依靠国家，工资高不高要依靠国家，手中有了钱要放在国家银行中吃利，还要获得高利，甚至炒股赔本也要国家承担责任。国家要负责城乡居民的就业，要负责提高工资水平，要支付高的存款利息。中国的城乡居民有着较为深厚的借贷性文化和习惯背景：不想自己去投资和经营，总是想通过将钱借给别人来获利，甚至通过赌博的办法来获利。即使投资于基金和股票，许多人也不是看中投资机构和企业的获利能力，不是将基金和股票当作自己的财产，不是通过企业的兴旺而获得自己日后的利益，而主要是想通过投机去获利。纵观各国的社会经济史，企业都由国家兴办和管理，投资和经营的风险都由国家来承担，居民能不能就业都由国家包下来，而居民却坐食其利，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做到这些，试图这样做的国家也维持不了长久的良性的经济发展。而那些效率较高的国家，其投资是全社会的事情、其风险要全社会承担，其就业要劳动者自己去想办法。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才能有真正低投入和高产出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银行是国有的，从银行贷款的企业绝大部分也是国家所办，国家通过银行向城乡居民负债，筹集社会资金，国有银行再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转贷给国有企业。因此，国民经济性质为社会资金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国家借贷型经济”。因为这种资金借贷经济中，资金所有者没有将资金的产权投入生产和经营，而只是在一定时间里让渡了资金的使用权，所以，实质是一种与产品经济对应的借贷经济。
那么，改革开放至今，从产品经济转向货币经济，即从国家财政注资主导型国民经济转变为银行货币间接融资主导型国民经济，是不是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变呢？回答是否定的。发展到今天的货币借贷型经济，只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虽然目前的货币借贷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比产品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明显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特征。
以上所述的借贷经济，利用城乡居民的储蓄给国有投资和国有企业注资，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经济高速度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这种模式在资源配置方面效率最大化，并对宏观经济运行有稳定作用，那么，从产品经济转向货币经济，也就实现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目标。然而，借贷经济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的国民经济过渡性模式，本身就存在着双重体制的诸多摩擦，由此而引发出一系列尖锐而又重大的国民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也只有从经济运行角度深入地分析和认清这些由货币经济带来诸问题的内在性和严重风险，才能从国民经济注资的实践上实行重大的战略性转折。
我们进一步分析借贷型经济循环，城乡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以储蓄的形式存入国有银行，在一定的时期内将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国有银行，在到期时收回本金和获取利息，资金流入再生产循环；银行将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款给国有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再次将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国有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也在到期时收回本金和获得高于存款利息水平的利息；国有投资者和国有企业利用贷款形成负债型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其投产后和经营中，总资产的盈利率至少要等于负债率和利息率的乘积，〔1〕投资者和企业才能向银行还得上本金和付得起利息；银行用投资者和企业还回的本息，再向储户还本付息，并用息差支付经营成本和获得经营利润，最后资金流出再生产循环。这样就顺利完成了资金流入和流出国民经济再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然而，由于投资和企业的效率远低于银行利率，借贷型经济循环最大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最后成为全负债资产的企业；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导致微观资源配置及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
首先，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净资产比重越来越小，长期下去整个国有企业可能都会变成没有国有净资产的“空壳”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有经济财政注资源泉的逐渐缩小，国有经济融资银行贷款一条渠道，加上企业效率持续下滑，不但自我积累能力减弱，而且亏损还侵蚀原有的国有净资产。结果使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度上升，达85%左右。估计国有企业总资产约为48000亿元，其中国有净资产约为7200亿元。
其次，在整个国民经济净资产结构中，国有净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小，国有经济处于缩小境地。目前，学术界一谈起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往往在产值比重方面进行比较。实际上，国有经济就是全部由负债资产构成，产值全部是由负债资产创造，也许也会在产值结构中占很大比重。但是，国有经济能不能起支配作用，主要在于它的净资产实力。目前，其它经济成分在银行中取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而银行贷款的83%贷给国有企业。这似乎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不利，而对国有企业有利。其实，银行的这种做法也有对其他经济成分有利的一面，对国有企业不利的一面。其他经济成分在银行中贷款难，使它们主要依靠自己注资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使它们的净资产增加，实力增强；而国有企业从银行中贷款容易，则使它们不珍惜自己净资产的积累，反而使负债率大幅度上升，甚至亏损侵蚀国有净资产。致使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总净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再次，国家为了给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收敛消费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存款保值，逐年提高了城乡居民存款的利率；同时，也为了抑制资金需求，缩小资金黑市价与官定利率的差距，减少银行利差和经营性亏损，提高了贷款的利率。但是，脱离和高于社会产业平均资金盈利率好几个百分点的存款利息率和贷款利息率，甚至十几个百分点的保值利息率，使城乡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时，只投资于高利息率和风险极小的国有银行储蓄，而不选择低红利率的国有企业直接投资。这只能鼓励城乡居民储蓄性收入一条道进入银行，无法调节分流一部分居民储蓄性收入直接投资或者准直接投资于企业，加上国家各级财政性注资源泉趋于缩小，法定的商业银行又不能直接投资于企业，结果只能和必定使整个国有经济的负债率越来越高。
注释：
〔1〕见笔者《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经济研究》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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