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邓小平是影响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两位巨人。他们在领导中国摆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原则，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对外开放的原则立场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由于所处时代环境、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程度的不同，他们所阐发的对外开放思想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毛泽东提出了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但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打开。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精华，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现实，以其敏锐的世界眼光，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的理论，并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上的局限，实现了历史的超越。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致性
(一)共同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源泉。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必然打破地域、国界等的限制，使社会分工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世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国家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对外开放同人类历史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 (P276)十月革命胜利后，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列宁充分认识到向资本主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重要性。他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2] (P252)所以社会主义必须“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上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2] (P357)。他明确提出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他进一步总结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 (P511)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
(二)从中国实际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强调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近代中国更是处于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要改变这一贫穷落后面貌，除了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4] (P190-191)。中国的抗日外交政策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5] (P600)。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作中，毛泽东专门探讨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好的东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6] (P78)，“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6] (P90)。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6] (P64)，“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 (P117)。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不开放就只能回到落后贫穷的状态。邓小平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底子薄，人口众多但耕地少，资源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这就需要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把对外开放提升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高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 (P373)
(三)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了相同的原则、立场与态度
首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一政治原则。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毛泽东认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对外开放必须是在国家主权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和控制，民族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主权独立的对外开放只能是殖民地式的被迫的对外开放。他把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为对外开放的政治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侵犯。
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和合法贸易的机会才会比过去更多，并一概不承认政治借款和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对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毛泽东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5] (P355-356)。在与外国的经济交往中，要防止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控制。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搞中苏共同管理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说，对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中国连半个指头都不会让。
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把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放在首位。
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6] (P332)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横加干预、企图控制中国的行径，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 (P3)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并采取疯狂的经济制裁手段，企图使中国屈服。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吃这一套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6] (P332)。
其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离不开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但最主要的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毛泽东把这一立场概括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外援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只能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一味依赖外援，就会处处受人摆布，成为他人的附庸。邓小平说，无论中国如何开放，引进外资多少，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份额，都还是很小的，而且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7] (P406)。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 (P3)
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是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拒绝国际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否则，我们还会重蹈清王朝丧权辱国的覆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该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4] (P190-191)。正如他在1958年给《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所指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 (P380)。1982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7] (P40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搞建设，又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最后是从实际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的长处，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与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指出，我们的自然科学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我们不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毛泽东还敢于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另辟蹊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6] (P2)他提出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又要摈弃外国腐朽丑恶的东西，这是对外开放中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6] (P3)在经济技术方面是如此，对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 (P44)。对外开放不能搞所谓“全盘西化”，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态度。
(四)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强国富民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对外开放在国家工业化中的战略地位，多次谈到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设想。建国后，毛泽东把开辟工业化道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和改建了150多个建设项目，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在《论十大关系》这一纲领性的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主题是为国家的工业化服务，目的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 (P44)。
邓小平强调：“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6] (P328)而“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6] (P219)，不开放，“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6] (P157)。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富民之梦，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不仅要在20世纪末把贫困的中国变为小康的中国，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6] (P57)。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6] (P90)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富民之本。
他还提出了检验对外开放实践成果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 (P372)，把生产力标准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统一起来，使我们有了全新的评判的视角。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差异
(一)对外开放的地位
毛泽东注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思想伴随着他的整个革命生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主要是从有利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角度去看对外开放，把对外开放仅仅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方针和政策提了出来，对其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形势的变化常常会影响到对这一方针政策的坚持和实施。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政治关系不打开，其他不合作。“文革”期间，他甚至明确表示不允许外国人来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断绝外援最好，还把外国的贷款看作是政治借款加以拒绝，表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上升到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国策的高度，把改革开放看作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两个基本点之一。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出发，从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阐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邓小平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联系性及其相互依存性出发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以敏锐的世界眼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的必然性。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国际化成为必然趋势。邓小平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视野提出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只能走到落后挨打的老路上去。
邓小平还从政治的高度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角度阐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快地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融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
所以，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把对外开放定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又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并列为我们应该坚持的两个基本点。
(二)对外开放的内容和范围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内容非常丰富，内涵覆盖面宽，不仅包括经济技术的开放，还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毛泽东主张应该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开放，学习外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真正的好的东西。毛泽东还强调对外开放形式的多样性，主要有与外国通商、做生意，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加强经济合作；通过经济文化军事交流等手段，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这些方法和途径，大都比较抽象、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当时的开放主要是一种“互通有无”式的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范围不够宽泛。由于新中国在很长时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禁运中，中苏关系的恶化又使中国处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导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并过于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我国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逼迫中国还债，中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还完外债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内债外债都不能借”，坚决反对“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的观念。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排除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情况下形成的，论述更加具体、全面，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他的全方位开放观，即“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是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而全方位中有重点，即西方发达国家。吸收外资，引进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具备而其他国家所缺乏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我们同它们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今天同样可以在技术合作、合资经营等方面有所作为；还要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互相支持，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与长处，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
其次，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不仅有物质文明，还包括精神文明，总之要积极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认为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退休制度方面，外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和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干部退休制度；接着，又建立了公务员制度。这样，国家工作人员从选拔、考核到退休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为废除干部和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奠定了基础。香港的廉政公署在保持政府官员的廉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认真予以借鉴，在广东成立了反贪局，与香港廉政公署密切配合，在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加坡在苏州建立工业园区，中国既引进了资金，又运用新加坡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园区，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模式。
此外，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主要是作为一个接受者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与经验，但同时中国也应该是一个“输出者”。对外开放，就是使中国逐步容纳于世界发展的大链条中，在引进来的同时要“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三)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成效
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政治战略，把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苏联东欧国家一边。通过利用外资、引进设备和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多种形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毛泽东还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采取灵活巧妙的策略，积极开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法建交、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进程折射出毛泽东为打开国门、开拓对外开放的渠道所做的努力。但由于毛泽东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客观环境没有给他提供施展这一思想的舞台。加之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对外开放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出一定的差距。邓小平对这段历史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现在……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 (P127)
邓小平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由东向西、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再到内陆地区逐步开放，形成“点—线—带—面”梯次推进的开放态势。首先是沿海开放地带，包括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和海南特区省，它们在对外开放上起到了技术、知识、管理和政策宣传等窗口作用；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和河北沿海、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开放地区。其次是沿江沿边沿路地区。沿江开放战略就是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以长江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带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人口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沿边主要是指内陆边境线，沿边战略是指利用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的有利条件，通过开放边境口岸、发展边境贸易来促进沿边地带经济发展；沿路开放战略是我国扩大内地开放的新举措，即利用欧亚大陆桥开通和通向中亚、俄罗斯、德国、荷兰等国的交通优势，沿江苏连云港至新疆阿拉山口铁路沿线开放、带动大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在推进沿海沿边沿路开放的同时，中央决定乌鲁木齐等18个内陆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对外开放的领域也非常宽泛，从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务等市场的开放扩大到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拓宽到金融、保险、房地产、科技教育、服务业、旅游业等领域。对外开放的形式和途径也更为具体、明确，如进行国际贸易、引进资金和技术、利用外国的人才智力资源、发展国际旅游、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和开拓国际劳务合作等。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相对封闭的建设模式，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开放式的建设道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生活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朝着比较富裕的目标迈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以年均13.4％的速度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第30位上升到第3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国家之一。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推进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艰难而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毛泽东为中国走向世界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打破了中国被孤立和封锁的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准确把握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站在更高的基点上，超越了前人的思路，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探讨对外开放问题，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体系，并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实践使中国逐步融入广阔的世界市场，以民富国强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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