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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郑和远航600周年。
倘若历史在时光的隧道中回流，跨越六个世纪的时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一支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从中国的海岸向南、向西，驶向遥远的天际。这是一支庞大的海上商队，其基本成员却是军人；这是一支雄强的海上武装，肩负的使命却是和平。
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听到郑和船队对历史的诉说；而太平洋、印度洋的风涛轰鸣，正是郑和远航的巨大回响。
那轰鸣与回响，凝聚成为今天对昨日的深刻领悟，领悟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怎样在自低向高的文明阶梯上，走过艰难，走向辉煌！
一
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它的朝霞时期，那些处在农耕地带的民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创造了不少上古文明的奇葩。然而，那些游牧圈的族群，则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它们正处在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此时，对于这些族群来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战争成了经常的职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0页。）因此，几乎所有古代游牧族群向农耕文明地带的迁播与扩展，都伴随着暴力、战争与文明的破坏。有的如汪达尔人，一路杀来，留下一路文明的碎片。
自中古以降，人类文明发展到古代形态的成熟期，逐渐形成了规模不等的文明圈。举其大者有三：伊斯兰文明圈、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和中华文明圈。次之，还有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美洲印第安文明圈，等等。在三大文明圈中，由于伊斯兰文明圈的居中地位，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彼此几近隔绝，难以交汇。
伊斯兰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在世界中古史上，它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汇史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与中华文明的交流，结出了丰硕成果；特别要指出的是，许多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精华，恰是由伊斯兰文明保存下来，反馈欧洲，催发了那里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然而，当伊斯兰文明崛起的时段，广大穆斯林在圣战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这一过程却绝非和平，而是充斥着战争、暴力、劫掠和杀戮。或许，这是人类在文明提升历史进程中所难免要付出的代价？
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给人类贡献了一个近代世界，使人类在文明的阶梯上，跃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这一文明崛起乃至兴盛的整个历史阶段，几乎每一页都书写着血和火，乃是不争的史实。
例如，罪恶的黑人奴隶贩卖；
例如，对美洲印第安人灭绝性的杀劫；
更骇人听闻的是，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代价，竟曾是破坏基督教文明。例如，十字军东征，竟令君士坦丁堡毁成一片废墟。一位目睹十字军暴行的拜占庭作家指出，甚至伊斯兰教徒都比这些骑士更仁慈、更温和些。
所有上述文明史上的反文明记录，给人类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基因，那就是：每当一个文明崛起及兴盛的时候，特别是大规模文明崛起及兴盛的时候，一种巨大的威胁也就悄然逼近了。
然而也有例外。
在一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在对外流播其影响时，其主流与基调却是和平的。郑和远航，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让我们先看史实：
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必须看到，它又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乃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乃是武将军职“总兵官”（注：《明史·郑和传》。）。这才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它如果以战为业，在海外从事什么“圣战”之类，所向披靡，那么，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还有一片净土么？！
但郑和七下西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一次，发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而且事实上，那也是郑和的一次被迫无奈下的防卫性奇兵制胜，他将兵祸压缩到最小限度（注：参阅《明史·郑和传》；《罪惟录·锡兰国》。）。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主要的作为，几乎永远是友好交往：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宗教礼仪，等等。对于亚非地区那些正处在文明前夜或文明初阶的居民而言，其“尚武”、“凶悍”、“好斗”、“狂暴”的负面状态，在郑和远航活动的全方位文明流播面前，无疑受到一次洗礼。
“天书到处多欢声”（注：马欢：《瀛涯胜览》。），郑和的对外交往，一路留下的是中华古代先进的文明，一路留下的是友好的欢声。
所谓“天书”，指的是大明皇帝的国书。大明天子用“敕谕”的形式，致信各国君主，确实是有些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待人的味道。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对此引以为训。但是，当我们细品这些信件的内容，就会为其中深深浸透着的诚挚的和平、友好愿望而感到欣慰。这些愿望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共享太平之福”。
明太祖朱元璋强调其对外方略说：“中国奠定，四方得所，非有意臣服之也。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注：《明太祖实录》，卷37。）
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注：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第99页。）。
明宣宗朱瞻基也要求“诸番王”，“其各敬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注：《明宣宗实录》卷67。）。
四代三帝，一以贯之，再三宣示其“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何等的坚定、清晰！这是大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是古代中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郑和及其统率的庞大远洋船队，正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忠实执行者。
“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是古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优点。这种理念，根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存环境之中。作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束缚在土地上的民族；是受制于播种与收获的民族；是期盼不违农时，四时安平的民族；是不冀攻掠而但求稳守家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层面就必然凝聚出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和为贵”。“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在大明天子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当大明帝国崛起于雄强之际，它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郑和远航船队，追求的乃是一种文明的理想，是止戈为武，是和平，是“共享太平之福”。
二
郑和远航，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拥有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文明使命感，即致力于提升远近诸国的文明化程度。
首先，在物质或器物文明层面，郑和船队往海外诸国大量的中国精美产品，刺激了各国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的社会需求。
以丝与瓷为代表的中华物品，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例如：
“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注：马欢，《瀛涯胜览》。）
“最喜青花瓷器”（注：《瀛涯胜览校注》，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中册（上），第607页。）；
“好市华人磁瓮”（注：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86页。）；
“中国人往贾者，冀其复来，临归，辄留数人为质（注：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中册（上），第620页。）”；
诸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深受中国影响，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
为此，郑和特带领铸币工匠，前往马六甲，以斗锡仿铸类中国铜钱之锡币。
在制度文明层面，郑和远航所致力于宣扬和推广的，主要是中华帝国长期构建的“华夷秩序”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大明帝国在内部构建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这一体制的外延即华夷秩序的维系与强化。作为帝国的代表，郑和在这方面的使命是十分明确的。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不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永乐七年三月□日。”（注：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中册（下），第85页。）
上述这条资料，十分典型。它清晰无误地昭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郑和船队，反复远航，要整合、维系、推广的，就是以中华帝国及其代表——中华帝王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际格局。
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郑和统率的远洋船队及数万官兵，规模庞大，气势雄威，组织严密，军容严整，更是中华制度文明的外在表现。正是这些外在表现，展示了中华帝国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与引力。其结果，是一众诸国纷纷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是各国对这一制度文明的认可和对华夷秩序的不同程度的接受。
在精神文明的层面，郑和远航的使命感就更加强烈。
这个使命感，直接来自大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精神追求。
中华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是它在精神文明的最高体现。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就是希望将这种最高境界的礼乐文明广为流播。即所谓：“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迩，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注：《明成祖实录》，卷三十。）
明成祖永乐大帝这种追求尤为强烈，“恒遣使宣敷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注：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第856页；《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这就是所谓“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显然，“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就是要用中华那一套礼乐文明、儒家伦理道德，去影响诸国，促进其文明化。
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注：《郑和家谱》。），且与佛教、伊斯兰教深有渊源，乃是执行这一海外文明化任务的最佳人选。果然，郑和对此一使命是须臾皆在念中，以致勒石纪事时，也念念不忘：“宣德化而柔远人”。（注：《天妃灵应之记》。）
郑和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即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就是其“宣教化”，推广中华精神文明的开宗明义第一章。
“宣教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注：《明史稿·郑和传》郑一钧，前引书。）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郑和出使诸国，要代表大明皇帝“颁正朔”，要求各国接受并遵行中国历法。乍看来，“颁正朔”不过是赠送一本中国历书给各朝贡国，似乎很简单。实际上，这“正朔”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从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华帝国正是力图透过“颁正朔”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应该说，在郑和那个时代，中华帝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很大的。这样巨大的文明差距，使郑和船队大规模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文明冲击。一时间，“愿比内郡依华风”（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396页。），“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注：《明成祖实录》卷四十。）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在这股“依华风”的热潮下，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有四国八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注：胡广：《勃泥国恭顺王墓碑》，《皇明文衡》卷八十一。），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
地处越南南部的占城，在郑和到访时尚“不解正朔，见月起舞”（注：费信《星槎胜览》。）；若干年后，“上元烟火，已知节候”，“久与中华往来，渐沾王化”。“前后难以概视耳。”（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远在南印度的柯枝，在“依华风”劲吹之下，亦有变化。郑和船队的到访，令当地民众“顺附如归，咸仰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注：《明史·柯枝传》。），这条史料，虽或有夸张，然从物质到精神，中华文明的积极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郑和远航所实行的文明流播，乃是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文明化业绩。在促进与提升远近各国文明化的时候，尊重和注意各国国情，采取相宜的措施，也是郑和远航活动的一大特点。
例如，锡兰（今斯里兰卡）已有久远的佛教传统。国王亚烈苦奈儿却“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注：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中册（下），第1956页。），在对郑和的作战中，轻易失败被俘。郑和在该国的活动，则是弘扬佛法，布施佛寺，推动佛教文明进一步发展、繁荣。
又如，“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在1411年，在安哥、安卓尔、里汶、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研究权威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发展，是与中国一位穆斯林有关，即郑和将军。”（注：范金民：《明初睦邻友好的杰出使者——郑和》，载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睦邻友好的使者——郑和》，海潮出版社，2003年，第38页。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郑和论丛》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三
几乎与郑和远航活动的同时，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开始了另一项伟大的航海事业。1415年，就是郑和首航十年以后，葡萄牙人占领了北非的休达，由此展开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航行。由“航海者”亨利王子倡导的这项事业，其结果是瓦斯科·达·伽马绕航好望角，于1498年开辟了新航路而抵达印度。
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堪称双星远航的，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
从历史长河上看，郑和远航与西方的大航海事业，可说是同步展开。
郑和与他所代表的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在当时的远航竞赛中占尽了风流，却在历史长河的文明竞赛中终成输家，竟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失去了命运之神的眷顾。
包括我本人在内，人们常常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当我们欢呼郑和首航即远达南印度的古里（即卡利库特）时，我们看到的是葡萄牙人迟后九十多年才到达这个港口。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即：郑和走的是千百年来亚洲各国船长和海员们所熟知的航线，是一次驾轻就熟、老马识途之旅；而迟到的葡萄牙人，在几十年里一直在和陌生的海域拼搏，在风涛怒吼中开辟自己的新航线，锤炼自己的创新精神。
从“航海者”亨利到达·伽马与哥伦布们的这种创新精神，根植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环境之中，而这一文明环境在中世纪晚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
大致在公元11至13世纪，欧洲进入了贸易和城市大发展时期，从意大利牵头，到西欧广大地区，新型的工商业都市迅速发展。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雏形——市民力量的勃兴，支撑了半独立的自由城市直到城市共和国的涌现。这一势头虽经14世纪百年战争与黑死病瘟疫的双重巨大破坏，但并未受到结构性的打击。同样的势头虽然在中国也曾有过萌动，却受到大一统的帝王集权的致命扼制未能展开。居民10万人以上的城市在唐代已过10座，宋代更达40余座，但在国土辽阔，人口数以千万计的大一统中央帝国之中，微不足道。城市涌现在哪里，皇权就控制到哪里；在中国，都市是皇权更为集中掌控的基地。
在社会经济发生带有质的变化的基础上，西欧政治、思想与一般文化领域也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从14到16世纪，由意大利半岛开始，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活动在欧洲展开。这是一次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一次近代西方文明的启迪。
人们首先向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发起了冲击。在这方面，财富观的巨大转变尤其值得注意。布鲁尼指出，财富本身无善恶属性，财富是外在幸福和力量，乃道德之基础（注：转引自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73页。）；索德里尼认为，“财富是使人愉悦的幸福之泉”；罗伦索·瓦拉更大声疾呼：“想用守贫、节欲、顺从三种德行使我们就范这是不能容忍的！”（注：黄邦和等，前引书，第73页。）在这一社会思潮大变异的背景下，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则公开声称：“黄金是一切商品当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注：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4页。）
与财富观转变的同时，人本主义也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但丁这位“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页。），就将神本思想转变为人本思想，认定上帝赋予人“意志自由”；彼得拉克也认为，宇宙以人为中心，人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文化巨人莎士比亚的观点则最具代表性，著名的《哈姆雷特》中，他这样宣告：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天使，…天神、宇宙精华，万物灵长！”
在政治方面，人们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如吉罗拉莫主张：“主权要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一思想的最初具体化，就是高扬起“捍卫城市共和国”的旗帜。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马基雅维里的开明君主制学说，主张君主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政治权利。
欧洲发生的所有上述这一切上层领域的变化，在中国均与此不同。远的不说，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明代的王阳明，儒家的义利观一直居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即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自是所不论”（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这种过分压抑功利的思想，在南宋以来的理学那里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明代黄绾，终日不食，罚跪自击，“以心中发一念人欲用黑笔点之；以心中发一念天理用红笔点之”（注：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53页。），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界。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就是在这般与哥伦布、达·伽马有天渊之别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生长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儒家理学的这一套，在郑和的头脑中更加上一层皇权的阴影，因而只会更加上一层皇权的阴影，因而只会更加封闭与偏执。
正是在上述文明走向的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西方推出了它的大航海活动。这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正在全面向近代转轨的文明所推出的航海活动。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转轨中的文明，直接地为西方大航海提供了两大具体优势。
一个是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下，新的科学观，尤其是地圆说理论大为推广与流行起来。这一理论，逐渐为当时欧洲的知识界所接受，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甚至一直影响到罗马天主教会的高层。红衣主教德·阿依就写了《世界的样子》，这部出版于1410年，相当于郑和第二次远航归来不久的著作，对航海家哥伦布有着直接的启示。据统计，在这部书和另一部书《自然史》上，哥伦布曾作过2000处眉批（注：转引自黄邦和、萨那、林被甸前引书，第53页。）。在众多的“地圆”说著述中，主教大人的这部著作非但不能归于上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错误，即它将欧亚间的海域宽度错估，使之变得比实际远为狭窄、“短小”。这个可怕的错误，对哥伦布造成了一个可喜的影响：它大大鼓励了哥氏的胆气与雄心。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错误，哥伦布有无胆量跨海西航，还是个问题。
另一个则是在政治方面。乍一看去，郑和与西方的大航海活动，背后都有一个强大政治权力在支持。郑和是由大明帝国的皇权直接指令出海，而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身后则有葡萄牙、西班牙两个王权的支持。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两种支持，就不难发现，在东方的皇权与西方的王权之间，存在着背道而驰的文明拉力。
马克思在讨论印、中两国旧生产方式解体缓慢的原因时指出：“因为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利没有给予帮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岂止是“没有给予帮助”！毋宁说给予的是巨大的阻碍。我们知道，郑和远航是得到“直接政治权利”的帮助的，而且远不止是帮助，而是直接的创意、指令、组织与一切保障。然而，这一航行，却与旧生产方式解体无关，相反，在皇权直接支持下的郑和远航，是一首东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壮的绝唱，它使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圆满化。而对于客观上会导致旧生产方式解体的那些民间海上商贸力量，皇权采取的则是“片板不许下海”（注：洪武四年（1371年）：“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二十，永乐时期，“禁民间海船”，《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七。）的封杀政策。那狰狞的封杀令，是断然的，旗帜鲜明的。
在西方，支持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王权，还支持了民间的航海活动。而正是哥伦布和达·伽马牵头的这场民间商贸力量参加的大航海活动，奏响了一个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例如，1377年葡萄牙颁布了费尔南多法令，内容主要是船籍登记自由，奖励造船，奖励出航，互相保险，统计船只和技术检查，等等。葡萄牙政府还规定，凡建造100吨以上的海船，造船主可以受赏（注：雅梅依·科特尔桑：《葡萄牙人的发现》，第一卷，中国国际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292页。）。这与同一年代的朱元璋的“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国策，对比是何等鲜明啊！在某种意义上，庞大的郑和远洋船队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巡弋，正是对民间造船业与海外贸易事业的一种打击和震慑。我们只要留意，便不难看到，著名的福建海商，正是在明初一度沉寂之后，“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注：张燮：《东西洋考》。）。这其中，不是恰恰透露了郑和远航与民间海外商贸关系的一些重要信息么？
在15世纪初，郑和率领的中华远洋船队，怀着强烈的文明使命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①，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那里文明化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交汇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郑和远航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树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在郑和远航船队的身侧，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开始了另外一项远航事业，这就是所谓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那项大航海事业，根植在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之中——即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这个西方文明的土壤与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大航海事业，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今天，我们在纪念郑和远航600周年的时候，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传承郑和的事业，有助于我们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树立一个文明的新高度。同时，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愿意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