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乐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6
1 问题提出
快乐感(happiness)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标，表示个体较少地感受到生活事件的压力，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多于负向情感(negative affect)。正向情感指合群、乐观、自尊、愉快等积极情感，负向情感与此相反。快乐感是个体的一种主观的情感体验，对生活的客观、理性的评价并不一定能真实地代表主体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快乐感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它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评价，而且这种感受会形成一种心境，对个体造成长期而稳定的影响。所以，快乐感不仅反映个体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在某一阶段的发展情况以及这种发展对个体的影响、个体对这种发展的态度。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探寻快乐的源泉同样是千百年来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人们渴望对自身有更深层的理解、对生活有更新的认识，对快乐感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自己、改善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外学者就进行了有关快乐感的全国性调查研究[1]。之后，一些研究者发现，整体的快乐感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和婚姻状况之间只存在微弱的联系，即使将这些统计变量加在一起也只能解释10%左右的整体快乐感的变异量[1]，但有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发现快乐感具有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2]。后来，研究者开始考虑社会背景变量与快乐感的关系，即快乐感与社会压力、社会支持、角色成就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关系。比如，Abbey等人提出的因果模型也证实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快乐感的预测作用[3]。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社会支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快乐感。
最近10年，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快乐感的理论介绍，并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有关快乐感的研究在概念使用上很混乱，类似的概念有满足感(satisfaction)、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情感均衡(affect balance)等等，但这些概念间还存在细微的差别，如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通常只把快乐感作为其情感指标。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将快乐感作为核心变量进行考察。而且，以往研究主要是以城市老年人为对象[4-6]，对其他年龄阶段则很少涉及。众所周知，成年期是个体发展的成熟期，也是心理负担、社会责任最集中、最沉重的时期，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身心健康、对生活的感受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重要意义。但对成年人快乐感的研究比较薄弱，只有少数台湾学者[7,8]从事成年初期、中期人群的快乐感研究。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成年人快乐感的影响因素。
国内的大部分研究通常是孤立地考察个体的经济状况、生理因素、人格特质等对快乐感的影响。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尤其是个体面对压力时更需要与社会成员交往，需要来自家庭、社会的支持。研究[9]表明，一定的社会支持将减少个体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感知，减少负向情感，降低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危害性；而且，社会支持可提供应对压力的策略，减轻压力的危害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社会支持的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10]，如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自杀率、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这些研究仅仅考察了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结果，忽视了社会支持是怎样通过调节人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变量，最终影响机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些研究即使涉及到情绪、情感指标，也大多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上，对积极情绪、情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以支持的来源、性质及其与心理变量的关系为标准，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类。这种研究所讨论的是社会、家庭等外界环境可能给予的支持，而不考虑个体在支持利用上的差异。事实上，在同样的支持面前，有人会主动寻求并充分利用；有人却会拒绝外界帮助；有人根本就没有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或不懂得怎样利用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支持利用度的研究就发现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的被试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不同[6]。而只有充分、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才能从中真正获益，消除负性生活事件对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就假定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但我们发现对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的命名不够准确，我们仍将使用该量表测量社会支持，并对其结构效度及各维度的命名问题进行认真考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等对正向情感、负向情感的影响。
本研究将以成年人为被试，探讨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快乐感、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二是社会支持对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及快乐感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市不同社区的304个成年人（女性169名，男性135名）作为被试，其年龄跨度为24-56岁，平均年龄为37.3岁。
2.2 方法和材料
本研究使用量表法，具体用到以下量表：
(1)采用Kammann和Flett(1983)编制的情感量表2中的20个完整陈述项目测查正向情感、负向情感，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
(2)采用Gallup公司的美国舆论研究所编制的用于测量快乐感的单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快乐吗？”测查受试者的生活快乐感，以此作为衡量情感量表效度的效标。
(3)采用我国学者肖水源设计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测量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量表共10个大项目。
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如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受教育水平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情感量表与社会支持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我们采用的包括20个项目的情感量表，在理论上包括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两个维度。其中，正向情感维度各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4，负向情感的是0.74。它们与单题测得的快乐感的相关分别是0.39和-0.41。而正向情感与负向情感之差是衡量一般快乐感的更好指标，它与单题快乐感的相关是0.47，说明情感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较好。对情感量表的20个项目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并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得到表1结果。量表的20个项目很规律地分布在两个因素上，它们分别为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两个因素的解释率为37.19%，各项目的因素载荷分别在0.53-0.71和0.36-0.64之间。这说明量表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表1 情感量表的因素分析
项目内容
正向情感
负向情感
15.我有用不完的精力0.71-0.13
13.我感到自己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0.67-0.06
05.我喜欢我自己
0.65-0.12
19.我思想清晰、有创造性
0.64-0.10
09.我感到人们爱我、信任我 0.61-0.22
11.我感到与周围的人很亲近 0.59-0.27
01.我的生活正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走
0.58-0.28
17.我经常笑容满面、笑声不绝0.56-0.07
07.我能应付所发生的任何事 0.56-0.14
03.我的未来是美好的0.53-0.29
06.我感觉自己一定有些不对劲
-0.09 0.64
18.仿佛再也找不到什么有趣的事可做了
-0.25 0.63
10.我孤独时却没有人与我在一起
-0.29 0.57
04.我感到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0.06 0.57
20.我的思路总是在无用地兜圈子
-0.20 0.55
16.我根本不想做任何事
-0.18 0.54
08.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 -0.28 0.53
12.我对其他人失去了兴趣，并且不关心他们 -0.22 0.52
14.我的生活像是千篇一律 -0.07 0.45
02.我希望改变自己生活中的某些部分 0.25 0.36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并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对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了因素分析，可以得到三个因素，每个项目的因素载荷在0.46-0.89之间，三个因素的解释率高达53.08%，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这表明因素分析的结果与量表编制者的理论构想一致，但是对其中两个因素的命名问题值得商榷。通过对每个因素中项目内容的分析，将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人际支持（原来称为“主观支持”）、支持源的广泛性（原来称为“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人际支持包括邻里支持、同事支持、朋友数量及家庭成员，如父母、儿女、配偶、兄弟姐妹等其他成员的支持和照顾。支持源的广泛性指精神、物质支持来源的数量，支持来源包括：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事、工作单位、党团、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或其他非官方组织。支持利用度指个体在遇到麻烦或烦恼时对支持的利用程度及团体参与程度。量表设计者将第2个项目归为人际支持，但由于项目表意不明确，在因素分析中被划归在支持利用度中。总之，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编制者区分的三个因素是存在的，这里只是对欠妥的命名进行了修正。
表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因素分析
项目内容人际支持支持源广泛性支持利用度
03邻里支持0.77
0.06
0.05
04同事支持0.77
0.14
0.05
01朋友支持0.70
0.11
-0.02
05家庭支持0.46
0.32
0.26
07精神支持源
0.18
0.89
0.06
06物质支持源
0.19
0.89
0.05
09遇到麻烦
-0.03
0.09
0.73
08遇到烦恼0.15
-0.24
0.56
10团体参与0.40
0.06
0.52
02居住情况
-0.05
0.17
0.40
3.2 情感变量与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情感变量、社会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正向情感和社会支持的某些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表3所示。在正向情感上，男性的平均分显著高于女性，这表明男性有更多的正向情感；在负向情感和快乐感（用正向情感与负向情感之差表示）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中，男性的支持源广泛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即在遇到困难时男性所获得支持的来源比女性广泛；在支持利用度维度上，女性得分显著地高于男性，说明在同样的社会支持面前女性能更好地把握机会、充分利用支持；在人际支持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表明男性和女性从他人身上获得的支持是相似的。
表3 情感变量和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
3.3 情感与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关系
分别以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快乐感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中可见，对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快乐感起预测作用的社会支持变量均为人际支持和支持利用度，自变量可解释情感各变量得分变异的19%-29%。
表4 社会支持各维度对情感的标准回归系数
社会支 正向情感 负向情感 快乐感
持维度(R[2]=0.25)(R[2]=0.19)
(R[2]=0.29)
支持源广泛性
0.01
-0.09
0.06
人际支持 0.43[***] -0.29[***]
0.42[***]
支持利用度0.16[***] -0.19[***]
0.21[***]
为了进一步探讨具体是哪些人际支持、何种情况下对支持的利用度更显著地影响了个体的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和快乐感，我们以人际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中的全部项目为自变量，对三个情感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朋友、邻里、同事、配偶、父母等的人际支持以及个体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很有力地对正向情感作出预测，其解释率为32%；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的支持、遇到烦恼时不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向情感，所有项目对负向情感的解释率为24%；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地体验到快乐感，所有项目对因变量的解释率为36%。儿女、兄弟姐妹及其他家人的支持与个体的情感没有明显的关系。
表5 人际支持、利用度各项目对情感的标准回归系数
项目 正向情感 负向情感 快乐感
(R[2]=0.32)(R[2]=0.24)
(R[2]=0.36)
朋友支持
0.13[*] -0.22[***]0.20[***]
邻里支持
0.21[***]-0.06
0.16[**]
同事支持
0.12[*] -0.02
0.09
配偶支持
0.13[*] -0.17[**] 0.18[***]
父母支持
0.11[*] -0.14[*] 0.14[**]
儿女支持
0.03
-0.06
0.04
兄弟姐妹
0.05
-0.04
0.06
其他家人
-0.06
0.06
-0.08
遇到烦恼
0.04
-0.12[*] 0.10
遇到麻烦
0.01
-0.05
0.03
团体参与
0.19[***]-0.10
0.18[***]
4 讨论
4.1 情感量表与社会支持量表的结构及说明
几乎所有研究者认为，快乐感应该由正向和负向两种情感来定义，即经常体验到正向情感而较少地体验到负向情感。本研究所使用的情感量表采用了Kammann和Flett在1983年编制的情感量表2中20个完整陈述项目，分别测查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原量表中的另外20个形容词项目在理解上容易造成歧义，在测试中容易造成误差，故没有采用。对采用的20个项目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检验证明了该测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支持可以有不同的维度，如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感知到的支持、实际得到的支持；情感支持、物质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等等。我们所采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原作者认为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我们经过因素分析验证确实如此，但是对前两个维度的命名我们有异议，因为无法作出“主观”、“客观”的区分。原作者所谓测客观支持的项目实际上是考查了社会支持来源的多少，是对社会支持范围的量化测量，准确地说，应将其定义为支持源的广泛性(the range ofsupport sources)；而主观支持涉及的项目是考查来自家庭成员、朋友、邻里、同事等各种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可定义为人际支持(interpersonal support)；支持利用度(the utilization of support)考察对各种支持的利用程度和团体参与程度，命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不再使用主、客观支持的概念，而用支持源的广泛性、人际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别给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命名。
4.2 情感变量和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情感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男性体验到的正向情感比女性多，负向情感比女性少。总体而言，男性的快乐感比女性更多。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如下原因造成的。在当前，男性更多地处于家庭和社会的主导地位上，他们体验了更多的成就感、自我效能感，而且他们精力旺盛，更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获得他人的尊重；另外，男性在性格上比较豁达开朗。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能更多地关注积极事件，体验到更多的正向情感。而女性情感细腻，对消极事件比男性更敏感，从中捕捉到更多的负向情感。有人[11]对18-20岁的青少年进行的情感研究发现，女性的正向情感显著地少于男性，负向情感多于男性；刘仁刚、龚耀先[4]对5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在负向情感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负向情感较多。这可能暗示情感的性别差异存在跨越年龄段的一致性。在情感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方面，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果能从生命全程的角度对各年龄阶段的被试进行研究，有可能证实这一规律的存在。
本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上表现出很有趣的现象。男性无论在人际支持还是支持源的广泛性上都比女性占优势。但在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却显著地低于女性。
对支持源的具体分析发现，女性获得的支持大多来自家庭、朋友，男性除了这些支持来源外，同事、工作单位、官方组织、社会团体等其他来源方面显著地多于女性。这种差异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有关，社会期望男性更多地涉入正式的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却较多地把女性局限在家庭、朋友等狭小范围的社会联系中。当个体进入老年期后，同事关系、工作中的各种交际关系消失，这种差异可能成为反向的。例如，对城市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研究发现，女性的社会支持多于男性[5]。
然而，国内有研究[6]发现女性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于男性。但其研究所考察的变量都为寻求社会支持的广度、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关心、了解程度，与本研究所定义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不同，但其结果恰恰证明了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男性的支持源比女性更广泛。可能正是因为女性的人际交往范围较小，再加上女性有较好的人际亲和力，这就使她们更容易和生活中的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的关系，在遇到困难和烦恼时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这种有限的支持源，这样也弥补她们交往范围上的局限性。
4.3 社会支持与情感的关系
对不同性质情感的考察发现，朋友、邻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个体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烦恼时不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向情感；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地体验到快乐感，儿女、兄弟姐妹及其他支持与个体的情感没有明显的关系。从不同社会支持所发挥的作用的角度分析，朋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有效利用社会支持宣泄烦恼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称之为“保健因素”，它起着“雪中送炭”的作用，缺乏这些因素个体很容易产生无处宣泄的负向情感，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在获得了“保健因素”的基础上，邻里、同事的支持、对团体的参与和归属感会促进情感向积极方向发展，产生更多的正向情感，使个体体验到快乐感。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发展因素”，它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提醒我们建立成年人身心保健系统时不可忽视最基本的夫妻、朋友关系及与父母的关系，为他们开通缓解心理压力的渠道，以排解烦恼等负向情感；同时，增强他们的团体参与意识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意识，促进正向情感的增长，使他们获得快乐。
当然，个体的快乐感并非只源自社会支持，其他主客体方面的因素也有重要影响，比如，个体的人格特点、归因方式、生活经历及其家庭功能、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可能有重要影响，因而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思路出发，对其他多种因素与快乐感的关系还应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