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与创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创造性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是其观念更新、当代性的渗透、矛盾冲突的拓展、人格神魅力的结果。
关键词 观念 当代性 人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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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的演变能推动历史小说与十分强烈的现代焦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了观念的嬗变与更新，就有了历史小说的现代性。这与其说是历史小说家的历史观念从文学侧重史学的一种表现，不如说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更偏重文学，特别是与新时期文学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密切相关。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突破了以往写作的禁区，极大地增加了创作的包容量，使过去难以表现的历史场景，如今纷纷跃上历史小说家的笔端：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雄才大略，清明上河图式的礼仪典章、僻野山乡，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悲欢离合，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气贯长虹等等。宏阔的叙事视角取代了两极化的思维模式，作家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不是根据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叙述，把中华民族丰厚悠久的历史以更加丰富多彩、鲜明生动的形象再现了出来。
在漫长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朕即国家”，家国一体。这一国之君的皇帝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独立的个人。作为群体的人，他是一个历史时代整体的一份子，作为个体的人，他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重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这样，一个朝代帝王的思想就是这个朝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个国家朝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如何？就决定于这个帝王。因此，从漫长历史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有政治抱负、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帝王作为历史的个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引入小说创作，是历史观念的演化对历史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它虽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需要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并把握史实。但只要作家有了这种观念的变革，并能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评价历史，作家在重构历史时就会更具历史的合理性。《少年天子》不仅写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把握住了历史运行的精神。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人数少而落后的满情，无疑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可它偏偏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和生产力较高的汉族地区，这意味着，它不只是弓马娴熟、仅具武力上的优势，而且本身就具有一种活力，能给末期的封建社会一剂强心针。腐朽的明王朝政权，并不与先进的生产力划等号，正在向封建制转变的后金——满清也未必就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生产力。明朝的败亡表面看来败亡于军事上的惨败，其实败亡于它对封建经济的摧残和破坏；由“后金”而“满清”，居然站稳了脚跟，迎来“康乾盛世”，就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才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马克思说，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 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②]顺治正是顺应了这条永恒规律，意识到关外的、祖宗的那一套，不能再套到他的时代，意识到满蒙的野蛮倘若能被汉人的文明开化，将会带来国力的强盛，由此，他对入关初期多尔衮侧重虐杀掳掠造成的社会经济大破坏，加以修复和政策上的匡正。从而使他成了充当历史规律不自觉的工具，成为“动力”的象征，历史本质精神的承担者。凌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顺治的。由此可见，顺治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励精图治的帝王，而是意味着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在《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中进一步得到生动的体现。清王朝创建前后一百年间，勇武睿智者联袂而出，康熙、雍正、乾隆共同际会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康乾盛世”。这一切，无疑都说明帝王也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家用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统帅历史小说创作，证明历史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突破了过去历史文学观念上那种狭隘的单一化模式，走向多角度、多层次思考历史生活，注意发掘历史事物内涵的多重意蕴，从而构成历史小说创作意义深远的转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是变革历史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这里所谓的历史发展，就是历史变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的革命。在这样的历史社会，农民既受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他们自身也不能不受到封建文化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农民起义既具有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意义，又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所以，对历史多输入一些理性意识，多一些对历史的冷静思考，正视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最终虽然失败了却有光彩夺目篇章这一历史事实。就是说，农民起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带来不小的副作用。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民起义的变革历史，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确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如众所周知的《李自成》。作者选取我国古代许多次农民起义中最著名、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这次起义，起自陕西，横扫中原，起义队伍自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进入河南后就飞速发展，三年内从几千人一下子发展到相传有一百万人的规模，并风驰电掣般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反复、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然而，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局限性和弱点，既想称帝改元，又有“流寇主义”的毛病；既无经济供给的保障，又不团结明臣对付外来威胁。尽管声势浩大进了北京，最直接地扼断了明王朝的命脉，但却没有建立牢固的农民阶级的政权，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迅速崩溃，彻底失败。李自成没能完成农民起义的最初愿望和终极目的，倒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可见，农民的革命与农民的起义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一个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犬牙交错、波诡云谲的时代面前，虽不能领导历史潮流，主宰时代命运，但它是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却毫无疑义。而且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天国恨》写洪秀全、冯云山为首的天国领袖，凭着过人的胆识，利用宗教的力量，审时度势，聚众起义，给国难频仍、民不聊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线“太平”的希望。“天国”的杏黄旗在金田村冉冉升起，预示了清帝国大厦崩坍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农民运动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们既反对封建皇帝，又羡慕皇权；既腐化退化，又脱离群众；既争权夺势，又相互残杀。原本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这样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尽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但它仍然没能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没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由此可见，由于农民起义先天性的不足，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虽然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也只能起到变革历史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多民族的统一和融合是其发展和创造的关键与基础。国家要兴旺，只有全体人民的团结，才能万众一心、共创未来；民族要振兴，只有各民族的团结，才能奋力拚搏、开拓进取。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这种观念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却需要最英武、最雄阔、代表性最强的帝王，才可能拿起这一武器，凝聚国人的力量。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产物便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⑤]所谓“合力”，就是各种意志和力量在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相互融合中产生的一种凝聚力。能否抓住“合力”所在，也就意味着能否抓住民族团结这一历史的本质和精神。《少年天子》中顺治提出的“满汉一家”，就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义，而且是落后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那里去。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规模和深度最可观的，还要数清代的融合了。这种融合，在政治上能激发调动汉民族的积极性，使多民族凝成一股绳，为立足未稳的清王朝奠定坚实国基。在文化上的融合，从顺治说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惊人之语，表明了他的胸襟眼光。而且他经史子集莫不历览，一笔丹青造诣甚深；读骚弄诗，抚琴长啸，都足见浸润汉文化之深。尤其与乌云珠的天合之作，更是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这一阴一阳，一个是满汉文化融洽而成的奇苑，但侧重汉文化，一个是满洲文化孕育的人杰，又倾慕汉文化，他们的勇武和文明，侠骨和柔肠，雄心和智慧水乳交融，就成了满汉文化融合的象征，按照他们这样一种美好的意愿来改造世道人心，不正是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征？！《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更是深入地表现了这种历史观念，他在小说中不是站在一个民族，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是带着传统的、比较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以现代中国人远为宽广的胸怀来看待和处理这段历史。作者这种高屋建瓴俯视往古的襟怀和气势，正是这部小说具有巨大思想力量的重要源泉。读者掩卷深思，也就自然会从中华民族的往昔到中华民族的今天乃至未来，想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必然趋势，想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全统一和精诚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的灿烂前景。由此可见，历史小说自觉地写出这种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观念，也就是在表现一股正气，一种力量，一派国泰民安、族合民富的兴旺景象；表现历史人物思想、观念、情感上的超前性，或许这种超前性还缺乏历史的自觉，但对国家、对民族却是英明有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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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对历史内容的描绘，如果失去其当代性的启示，那么便会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故纸。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过去，辉映现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逐渐深化并且把这思考和深化投身到历史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国古代人编撰历史的目的非常明确。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⑥]到魏征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⑦]到司马光把自己的史学巨著命名为《资治通鉴》，再到我们读《项羽本纪》并不注重楚汉相争的因果成败，而是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的非凡之举：破釜沉舟大败秦军，鸿门宴当断不断放虎归山，兵败之际雄风不减单枪匹马斩将夺旗，放弃求生机会自刎乌江以谢江东父老。古人写史都知道是为了后人的借鉴，何况今人写历史小说。作家强调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接轨，借历史表达人们对现实的感触。对历史的反思是为现实发现人类、人生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并用当代的思想去照亮它，从而使历史的叙述具有当代的意识，也就是说，写历史小说是为了今天的借鉴，要具有今天社会的现代性。
对政治的反思——漫长的历史年代，留给人们的思考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⑧]是在强调过去的时间与现实之间的价值联系。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⑨]注重的是探索人类思想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的思考。政治是权力的表征，权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流历史意识，它决定与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以权力持有者的需要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张扬权力，维护权力，而权力历史意识在权力的盾牌下，又会得到诸多庇护。因此，不论是帝王的革故鼎新，还是大臣的守成有功；不论是惊天动地的农民革命，还是刚勇义烈的变法图强。他们都只能在权力支配下运作，或由此取得成功，或由此走向败亡。正象海德格尔说的“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时时都‘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⑩]历史有时往往会重演，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反思政治权力历史意识，也就是在探寻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连接与沟通。《汴京风骚》写知识分子与帝王的关系，就是这种文人和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王安石关于变法的设想在若干年前便已形成，并向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但仁宗不感兴趣，万言不如一言，王安石不得不把一切的期望寄托在年轻的皇帝赵项身上。王安石可以不怕任何人，但他必须惧怕赵项，他必须说服赵顼，赢得支持，才可能付诸行动，把变法的设想变作万钧雷霆和疾风暴雨。为此，王安石先声夺人，待价而沽，呈《万言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于前，论识高远，雄辩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而赵顼新即帝位，励精图治，欲做英主，求贤若渴，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一拍即合，终于拉开了变法的序幕。然而，后来终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以及守旧派权势的膨胀，王安石的变革最终毁于一旦。赵顼为解决对王安石的去留问题，竟把决定的权力交张“上天”……；王安石则在“凄怆江潭”、心灰意冷之际辞世早逝。看来，不论文人的地位多高，他的所有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必须得到皇权的首肯，才能得以实行。即便是帝幼无识，大权旁落，掌权者也得“挟天子以令诸候”，一切须借天子得以推行。否则，一旦闻出“不恭”，不是贬谪边塞，就是琅铛冤狱。因此，革命也好，变革也好，没有权力作后盾，任何革命与变革的政治目的都是无法实现的。权力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必然途径和终极手段。任何一个有政治目的动机与愿望都不忽视权力的作用。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真识灼见，又为知识分子的变革创造了一个引以为戒的“榜样”；既是历史的现实，又是现代的镜鉴。
反思的历史要高于原始的历史，才能超出直接的见闻，而上升到知性反思的水平，用“抽象的观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和概括，从而达到“哲学的历史”的境界。即从精神现象上从理性上考察人类进程。“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直觉。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世界精神’的无限冲动——它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是要实现这些阶段”。[(11)]黑格尔希望历史学能够从原始的记录和实用的反思中解脱出来，讨论人类性民族性的精神特征，从有限趋向于无限，借暂时的人表现永久的人。《庄妃》的作者对满清贵族开创基业时的创造精神、开拓精神、气度和胸怀就持这样一种“哲学的历史”的态度。一个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林莽之间的弱小民族，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成为上亿人的辽阔疆土的统治者，这本身便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庄妃在这个事业的起点上，显然起着一种积极的凝聚作用。在皇太极突然驾崩，满清贵族内部面临一场夺皇位的内哄、互相残杀的危机的时候，是庄妃为了全民族的大局利益，斡旋于王公贵族、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以科尔沁草原上其父兄所统辖的精锐铁骑为筹码，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推出福临为帝，协调各实力派贝勒、亲王的关系，明确地高举起“入主中原”的旗帜，使满清从东北进攻中原形成了新的更强大的合力。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绝对需要克制乃至牺牲局部的、小集团的、个人的利益。庄妃为了稳住儿子福临的王位，“下嫁”掌握着清王朝实际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所运用的正是这个思想武器。每个民族都必须产生自己的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大功利，有时必须容忍他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小说中那个尸骨未寒便受到清算的多尔衮，对于满清王朝来说，他是真正的开国元勋，未称帝的皇帝。尽管他也专横、也残忍、也好色、也贪婪，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避免了自相残杀，他有一万条错误，但开国之功足以弥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永恒的开拓精神才是其活力的源泉。正是这种活力使前、中期的清王朝，给中华民族的疆土开拓带来了多大的荣耀，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完整和统一。这里，作者的创作动机是非常鲜明的，他不仅同情庄妃“下嫁”的选择，还热情讴歌她历经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的英雄壮举。但是，作者又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庄妃阶级属性上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因此，他才尖锐地指出，“入主中原”百分之百地是正确的，但是，在百分之百正确的“入主中原”之上，还有攻城掠地、征战杀伐、残忍狠毒是百分之百的非人道。这种深层意蕴并不是为历史留下一份文学记载，它是由政治拚搏、权力角斗、王朝更迭、战争胜负的历史风云，开掘出一个超越有限时空的普遍性哲学性的命题：“入主中原”与血流成河即革命和人道的悖论。
当然，强调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就是“实用的历史”。所谓“实用的历史”，是根据现在的兴趣和需要来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它的益处在于“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它的缺憾是具有主观主义的性质，往往把“自己的精神，算作那时代的精神”。其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历史主义的，所以它企图提供“道德教训”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对此，黑格尔曾说：“人们惯于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介绍给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12)]对这一观点，列宁非常重视，他在《哲学笔记》中，特意摘录了这段文字，并加上“非常聪明”的批语。黑格尔所讲的，从历史中引申出的道德训诫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它可能具有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的确是见解不凡、令人深思的。《李自成》尽管获得“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巨著”[(13)]的称誉，但仍为读者所诟病，就是因为第二卷之后作者把李自成和高夫人“现代化”了，使他们超越其时代局限，带上了某种现实的痕迹。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共同的症状。吴因易写《唐宫八部》，作者说他是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曾经有意写一部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触发了他的思考，并使其接触了大量的史料。他说：“随着反复研读这段历史，我逐渐明白了，鲁迅先生并非有兴趣为一个风流皇帝和一位绝代佳人立传。而是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而又亲手毁掉了这一盛世的李隆基，作为中华民族人世间的镜鉴，只怕不是其他历史人物所能替代的。鲁迅先生要用他那如椽之笔，为文学画廊新绘这一人物，其意当在此吧？”[(14)]与其说这是吴因易对鲁迅创作意图的误解，不如说他是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15)]错当鲁迅的思考。只知道借助历史服务于现实，用切近的功利的眼光演绎历史，把浅近的理解，误以为就是当代性，历史的精神。其实，从鲁迅对历史题材的一贯处理方式和价值评判来看，他对于人心和人生的关切，更加突出。比如他的《故事新编》中大禹、后羿、嫦娥、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墨子、孔子等历史人物，就不在于他们如何生活、兴衰功过，而表现的是现代人际的“冷暖自知”[(16)]、世态炎凉。显然，即使鲁迅写出了这部小说其思想意义与艺术表现，也不可能与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完全吻合。作家对现实的关切，一旦压倒了他们对于历史自身的兴趣，以古注今，借古喻今，就必然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小说中所写的“只是今日问题在历史中的反射”，只是现代所考虑的“那些问题的一种抽象的来历”。那么，这种为现实功利观念的需要而“抽象”地显示历史，其“现代化”就只能成为不尊重历史真实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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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的拓展，能使历史人物的性格力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这种加强人物性格力度的方式，就是一种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双向对流的建构方式。从哲学上说，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是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不是冤家不聚头”，正因为是“冤家”即对立面，才能够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所以，拓展矛盾双方的行动和内心世界，写出人物在严峻的情境和尖锐的态势下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他们的命运变化、灵魂的震撼程度和心灵的艰苦历程，才能把人物非凡的力量和勇气，表现得淋漓尽致。《雍正皇帝》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拓展中，写出人物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小说从“讨没趣须碰硬壁，恶作剧拍马踏筵席”开始，接着清查库银，催收欠帐，封疆大吏和阿哥四处发难，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康熙一废太子引发了夺嫡之争，使他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之得知太子昏昧，终又将胤祖礽复立。但胤礽复出后旧病复发，继续结党营私，并打击那些未拥戴他复位的朝臣，结果康熙再度废黜并圈禁了他。这时，矛盾冲突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胤祀、胤禵、胤禵三派都积极谋取皇储地位，紫禁城中，杀机四隐。工于心计，善于伪装的胤禵，既在父皇面前，装扮成“和光同尘，与世无争”，表现出有耐心，不露痕迹，又在处理兄弟、朝臣、藩属的关系上尽量笼络团结；一面巧设骗局激获档案，又待档案运到胤祀等人面前时，下令烧毁，作了“香客又折庙”。等康熙闻讯震怒，严令查办时，他却又侃侃陈词：“箕豆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氛不起，则朝局相安”。威慑了胤祀，抛开了太子胤礽，又给父皇留下了办事精明，深谋远虑的印象。然而，他又阴险狡诈、心狠手毒，江夏镇遭焚，几百口子人丧生，他闻讯无动于衷。康熙驾崩之前，雍正险胜，可他登基之后，害怕夺嫡计谋被人泄露，有损天子“光明正大”的龙颜，竟把协助他夺嫡的谋臣干将一网打尽。雍正的专断多疑、刻薄寡恩就在与兄弟的相互争夺，相互纠结中激发了出来，在这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的斗争中，显示了雍正的意志、勇气和智慧，奏出了一曲胜利的凯歌，既使人惊心动魄，斗志昂扬，又有一种功名之可惧，权势之可怕的残酷性。从而使“《雍正皇帝》里的许多人物形象，可以说极大丰富了或者说填补了小说人物画廊中人物形象，很多人物是我们在以前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有一种很强烈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能够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的”。[(17)]这一切，都是作者善于在拓展矛盾冲突中写人所获得最大成功。
由此我们想到：拓展矛盾一定要追求一种平衡的力度，即事物双方以互为依托而存在，红花有了绿叶，才更加绚丽多姿；明月有了浮云，才更加耀眼明亮。也就是说，没有伟大的敌人，英雄的伟大也就难以显示，除了众星拱月，区分出明暗亮度，还有双雄并峙，两强相争，与高水平的对手较量，才表现出自己的高水平。所以，只有把矛盾双方的平衡力，表现到相映成趣、势均力敌的境界，被表现事物的本质才会更加鲜明突出，收到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种道德冲突的悲剧——不是个人道德，而是历史道德冲突的悲剧是最高形式的悲剧。他指出：“过去历史上这一切伟大的时代、一切伟大的事件都是两种道德观念的斗争，每一方都各有自己的权利，然而在这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之间总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合理，因此也就更强。它开始得胜，消灭一切和它对立的东西，但是既然压倒了反对倾向的合乎规律的、公正的权利，它本身从而也就变得不公正了。现在公正已经转到敌对的那边，因此过去在本质上原是比较公正的倾向，在自己的不公的重压下，在敌对倾向的打击下，终于垮台了，然后又进入新的一轮斗争”。[(18)]这种曲线的斗争，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力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力。在《汴京风骚》中，居于冲突各方的主要人物，宋神宗赵项，开创新法、有进无退的王安石，老成持重的朝臣典范司马光，才高气盛、命运多蹇的文坛领袖苏轼，以及古道热肠、笃友重情的驸马王诜，为子孙担忧，又讲究 行动策略的太后，直至监管一座城门的小官郑侠，……他们希望看到大宋王朝的振兴和强盛，为国分忧的心情是相同的；他们的个人道德，都是属于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上品之列的；但是，在变法运动的进展中，他们却不只是分化为不同的政治集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形成尖锐而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更进一步地，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在残酷的成败进退的角逐中，他们不能不越过友谊，越过道德的界限，以政治的实用主义，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王安石听从吕惠卿的进言，用权术将司马光和苏轼驱逐出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一贬再贬；但是，变法的进程，在各种力量的互相撞击下，形成的合力，又毁灭了新法，连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陷入权术和阴谋之中，不仅导致了复出后的王安石的再次垮台，还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而一向以稳妥和守成为本色的司马光，在握有权柄以后，也变得激烈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地尽废新法，为了政局所需，还对已经日暮途穷的王安石继续围剿；更可怕的是，他也和当年的王安石一样，大权在握，就变得刚愎自用，拒绝不同意见，排斥逆耳之言，像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进“熙宁新法”一样，推行他的“革故鼎新”。书生意气，仪义直言的苏轼，便在这两位视作知己的执政者面前，一再碰壁，一再遭贬……即使是大文人大学者，在这多强相争、多雄并峙的角逐中，都无法以其学养幸免于沉没，其冲突的尖锐性、结局的悲剧性是多么强烈呀！这种始终追求矛盾冲突力的平衡，比那种作家不由自主地将人物置于非常辉煌的中心位置，以他人的相形见绌或卑下，烘托主要人物的高大巍峨，把斗争的双方设定在不对等的状态下，或凭借权势在握，或者依靠绝对优势，或者是高下优劣判然分明，或者是褒贬臧否一目了然，然后让双方去演绎作者的浅近的历史观无疑深刻得多，生动得多，形象得多。
此外，作为主要人物，还应具心灵冲突的拓展。心灵的冲突越激烈，选择的难度越大越艰难，内心世界的表现就越是有力，并能以此发掘人性的底蕴。西方心理学家容格说：“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一切依赖于一种内在对比的条件，因为一切是作为能量的一种现象存在的。能量必须依赖于一种预存对比，无它则不可能有能量。为了使平衡过程——这就是能——能够进行。总得经常有高度和深度，热和冷等等。凡生命都是能，因此它也依赖于留存在对立物中的力”。[(19)]应该说，容格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即生命是一种能，而且是由对立的两种心理力量互相碰击而产生的。这就是说，有生命的世界，特别是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放射着生命能量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里，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不断地进行对抗，然后又达到统一，就推动着生命向前发展。这样，心灵冲突行动自由度越大，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越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就越是感人至深。比如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就他功高盖世而言，足以构成一部具有英雄性和传奇性的佳作。但作家更看重的，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大时代中的选择，他痛斥太平天国灭圣诋孔，废儒弃祖，而以传统文化的保卫者自居，把一场阶级和民族间的战争改造成为一场保卫儒家教义的战争，团结了湖湘一带的知识分子，并且以此形成湘军的骨干力量，也形成战胜太平天国的思想舆论基础。曾国藩自己是恪守儒家礼教的，他以亲身的实践证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给传统的儒家精神注入了实践的活力，实现了儒家的道统和现实的政统的近乎于完美的结合；他最早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和坚船利炮的挑战，预言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积极做出回应，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他文治武功，极晚清之盛；但是，他又是处于重重的矛盾困扰之中。他不但在对被俘虏的太平军战士的杀戮中显露出残暴狰狞的面目，毫无仁义可言；为了不犯欺君之罪，显示对皇室的忠贞不二，为自己邀宠，他可以把自己的亲弟弟逼入空门，忍受寂寞凄凉，斩断骨肉之情。他又一直是在异族皇帝的猜疑和排拒中讨生活的，为了换取皇家的信任，他可谓呕心沥血；个人修身养性的结果，儒家规范的束缚，虽使他在看到政局的溃败、统治者的专擅和昏庸，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即，当众多政界要员、学界朋友、江湖奇士劝他乘势而起，见机而作，取满清王朝而代之的时候，却恪守名节，做茧自缚，痛失良机，以奇崛不世之才，殉昏愦末世之主，加入了愚忠而死的儒臣行列，个人的才华气度，敌不过文化伦理的僵硬桎梏。儒家文化对于曾国藩来说，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曾国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矛盾，它的优长和它的缺憾，它的行世和它的困境。这一切比那种把主要人物写得意志刚强、百折不挠、光明磊落、毫不动摇；各种各样的矛盾汇集于一身，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扰，他仍不会软弱 不会低头，认准一条路，九牛拉不回，死亡也不能改变他的意志。对他来说，只有环境的顺逆，没有心灵的彷徨，更不会在两种选择面前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相反地，为了烘托他们的坚定，次要人物却容易处于动摇反复不定之中的方式显然复杂得多，真实得多，现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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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中的人格神创造，是指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理想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人的存在状态。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包括一个人的心情胸怀和德行事业，都是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而人格神是指一个人的人格进入到了崇高的精神神格境界。人格神是一个人的个性品格的最高境界，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最高境界。
人格神中雄强坚毅的精神，是一种“历尽艰难争成就，费尽心机保成就，直至为成就所累的奋斗历程”。[(20)]就是说，“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21)]要奋斗必有阻力，要成功必有障碍，只有顽强拚搏、慎独自守，那怕是身心的摧折、个性的压抑、精神的痛苦、无名的委屈，也决不服输，决不服软，要有“打脱牙和血吞”的不屈气概，才有可能通过坚毅不拔的个人奋斗，达到人格神的崇高境界。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但悲苦兼尝的“圣者”形象。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民族精神的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仁而读，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仕途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既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
曾国藩“居闾里一呼万应”，得益于他人格力量的张力。做人，他是孝顺的儿子，重情的丈夫，仁义的兄长，慈爱的父亲；做官，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而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词切理辟。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十分激赏，对得到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十分欣喜。他不计往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他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他虽官居显位而饮食起居十分简朴，一日三餐素食为主，还把消暑的莲子羹换成苦茶。他的慎独，他的强韧，他的一丝不苟，都让人惊叹。他有如一个逆潮流而行的舟子，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然而，曾国藩的人格又是矛盾的，体现着封建文化的两面性：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他在初创湘军时杀人如麻，滥施酷刑，主张“乱世须用重典”。他标榜“平生以诚自信”，但对待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叔侄的问题上，却做了食言而肥的事情。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明知公理，却要秉承朝廷旨意逆天道而行。“内惭神明，外惭清议”，他痛心疾首地哀叹“萃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他叩问苍天，“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扪心自责，他的灵魂在战栗、在流血，圣贤和禽兽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战，直战得天倾地斜，黑雨滂沱。原来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又是最冷血的食人者。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有崇高的奋斗精神，但却没有找准道路；他在辉煌的功名之路上达到顶峰，却又被“背信弃义，残忍刻毒”轰塌了偶像；他的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因此，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曾国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
人格神中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为己任的强国富民思想，是一种为国为民、卓厉敢死的英雄品格。把国家与民族的完善化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认为个体只有在国家和民族振兴中才能达到理想人格的状态，无疑是一种尽善尽美的高尚人格的化身。正象圣西门说的：“有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最有益地贡献于社会和大多数同胞”。[(22)]《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社会和大多数同胞的善的化身，美的象征，是最崇高、最有权威的“人性既善，才明过人……仁心日厚，知识日莹”[(23)]的“仁人”。所以，谭嗣同的理想人格是达到了极致状态的超人境界。谭嗣同对振兴中华的炽热的爱和执著的追求，已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支撑起了他的整个人格。他说：“我周游十年，思索再三，深知要救我国家之颓运，挽我民族之危亡，还是只有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办法，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好”。他的君轻民贵，改良维新，富国强民的思想十分明确。因此，一方面他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另一方面他“倡论擘画”“内河小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将全身心都投注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上，尽力履行一个彻底的“仁”字，建立一个他心中所梦想的卢梭、华盛顿式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履行佛陀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的学说，走向康有为所阐述的自由小康而臻于大同的世界。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改革家可以望其项背。即使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能嗅到谭嗣同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其精神能量是多么的不同凡响。
谭嗣同人格神的强大魅力，更在于他临危不惧的献身精神。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曾劝他跟他一起逃走。他却认为当变法受挫，国家、民族处于极其危险之时，参与新政、肩负重任的他竟撒手而逃，临难苟免，是一种懦夫行径，会败坏维新党人在国内外的声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时又时时、处处为战友、为大局着想，“卓如走后，但愿你矢志不二，与海内外同志，前赴后继，共图国事，使我神州大地终能建成一自由幸福之新国家，则我谭嗣同虽肝脑涂地，亦将长笑于地下了！”谭嗣同人格中光明磊落、胸怀远大，以及把生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已被作者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几乎没有私德，完全进入到一种天地的境界。他的人格神既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化身”，又近乎一种抽象的精神化身。
超自然对象的境界，是人格的完美属性。不论全能、全善、全美、全知、全在和全备，还是至公、至义、至高和至上，都既超越于万物又内在于万物。如果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那么，摆脱痛苦的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就叫做“涅盘”或“解脱”。而这种境界，也就是进入了“圣人”的最高境界了。杨书案创造的孔子（《孔子》）人格就进入了这样一种“神格”的境界。孔子行数万里，奔走列国，为的是在政治上“使天子得治天下，诸侯得治本国”，经济上维护原有贫富均衡现状，其目的就是要“复周礼、兴周道”，返回到周文化的“礼治”秩序中去，弘扬大公无私、仁爱智慧、勤劳创新、合和万国等优秀传统品德，并从孔子的人格理想、言行举止来肯定人生世事、讲求内在人格完成和圆满，从而使孔子独创的思想体系有力地伸展到未来的历史中去，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样，他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入世尚刚，自强进取，便构成中国的传统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崇高。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超于常人的部分和高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就是其人格神的超自然对象、超凡人时空。
作为“圣人”孔子的人格神，还在于他能从常人生活中悟出深刻的“道”，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普普通通的事物，只要在他脑子里打一个转，便能以敏捷跳跃的思维，升华为理性化的“圣迹”，或者悟出深刻的“道理”。渔夫送给他及其弟子们一篓卖不出去的鱼，他可以从中“拎出”“务必把余财剩物施赠出去”的“圣人”的理性原则；弟子们关心他好心不得好报的几句议论，引出他“穷困也乐，通达也乐，乐的不是行时或背时，乐的是道”的高深人生哲理；著名相士姑布子卿说他“象一只丧家狗，一生祸福难说”，几句话也会由他引伸出“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求索闯荡，不但一生祸福难定，千百年后毁誉也难定”的圣哲的预言。其特有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选择方式，激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活力，进入自我意识的彻悟状态，就使他的思想行为能冲破已有的意识框架，显出某种怪诞和不入俗流的特征。正是这样，他才能从平凡的生活中体悟、提升出“圣迹”，修炼、追求至“道体”，终于达到了常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具有贯通古今的意义。从而进入人性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孔子的理性人格、智慧人格、完美人格，就是一种最高人格；孔子的飘逸、高蹈、神秘，孔子的克己、复礼、道体，都进入到了一种“神格”状态。作者完成了对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中华文化的阐释，也就完成了对孔子理想人格中一种更高精神境界的塑造。
注释：
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第2卷第7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⑦《新唐书·魏征传》。
⑧转引自《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46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⑨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⑩转引自《上海文学》1994年第2期。
(11) (12)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3—94页、第40页。
(13)《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第1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14)吴因易：《宫闱惊变·序》。
(15)《中华读书报》1996年8月7日。
(16)《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页。
(17)《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1996年第2期。
(18)《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263页。
(19)《个人无意识与超个体或集本无意识》，《西方心理学家文选》第41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20)《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1)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22)《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156页。
(23)转引自《人格之谜》第2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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